晁説之

元豐五年（1082），進士及第，蘇東坡稱其自得之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舉薦。範祖禹亦以“博極羣書”薦以朝廷，曾鞏亦力薦。元符三年（1100），知無極縣。應詔上言祗德、法租、辨國疑、歸利於民、復民之職、不用兵、士得自致於學、廣言路、貴多士、無慾速無好高名等十事。

晁説之後歷任監陝州集津倉、監明州船場，通判廊州、提舉南京鴻慶宮、知成州。靖康初，召至京，任秘書少監兼渝德、尋以中書舍人兼詹事。力言三鎮不可割，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

高宗即位，接猷閣待制兼侍讀。其説頗雜，不專一師。從司馬光學《太玄》之學；又以邵雍弟子楊賢寶傳其先天之學，以窮三《易》之旨；於泰山孫復之門，從姜至講《洪範》；在關中留心張載之學。創景迂學派，主要弟子有朱弁、王安中。他守司馬光疑孟之説，不喜《孟子》，奏請去《孟子》於講筵。認為“六藝之志在《春秋》”，而紛然雜於釋、老、申、韓不知其弊，是因不學《春秋》之過。其説經不苟同於先儒，以為博學而不闕疑，是誣先哲而欺騙後生。攻擊王安石“新學”，尤不遣餘力，指責害教，則三綱五常絕滅。言天不足畏，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騷擾之類，是害教。指鹿為馬、一時跋扈之言論，顛倒破壞先王的格言，以天下為鹿而指之；不亦甚乎！又言王安石不應配享神宗，也不該配享孔子。他承襲張載之説，強調“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崇尚《中庸》，其書曰“戒慎”、“恐懼”，是言誠。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無為其所不為，能正其行為。無慾其所不欲，則能夠正其心。主張人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志在功名，富貴則不足論，志在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道而馳。古人則顧是非，不顧利害。若顧利害，為古人所恥。而今人連利害亦不顧。古人責名必責實。但責名為古人所恥，今人名亦責。治學主張，論理，論自己之所當為，應以根本論。論事，論人之所當為，須從事勢上論。其説專主北學，凡詁訓多取許叔重《説文解字》、陸德明《音義》。亦採掇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王昭素、胡翼之等人所論。

晚年頗信佛學，日誦《法華經》，自稱“國安堂老法華”，又稱“天台教僧”。呂東萊評謂“其學固雜，然質厚而少穿鑿，可取者多”《宋元學案·景迂學案》）。在理學發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2] 

主要著作有《易商瞿大傳》《書論》《易商小傳》《商瞿易傳》《商□外傳》《親氏易式》《晁氏詩傳》《詩論》《晁氏書傳》《晁氏春秋傳》《春秋辯文》《春秋年表》《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孝經》《五經小傳歷譜》《周易太極傳》三卷、《太極外傳》一卷，均佚亡，《易玄星紀譜》《易規》《中庸傳》《景迂生集》《因説》一卷、《易歸》一卷、《堯典星日歲考》一卷、《洪範小傳》一篇、《詩序論》一卷、《易玄星紀圖》一卷。 ^[1] 

晁説之詩，以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舊鈔本《嵩山文集》（集中“禎”字皆缺，注“今上御名”，當沿宋本之舊）為底本。校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等。新輯集外詩，附於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