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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哲甫

鎖定
晁哲甫(1894-1970),直隸(河北清豐,現屬河南)人。早年從事教育工作,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曾任中共清南邊東中心縣委書記、直南特委統戰部長、翼魯豫邊區行署主任、中共中央黨校五部副主任、晉莫魯豫邊區政府教育廳長、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長。建國後,任平原(今屬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山東省副省長兼山東大學校長、中共山東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1970年12月23日在濟南病逝。 [1] 
中文名
晁哲甫
別    名
晁登明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94年12月3日
逝世日期
1970年12月23日
畢業院校
直隸高等師範學校 [2] 
主要成就
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領導人之一
出生地
河南省清豐縣

晁哲甫早年經歷

晁哲甫,原名晁登明,又名晁董夫,河南省清豐縣六塔集人。1894年12月3日生於破落地主家庭,父兄兼營小商。他10歲入學,1910年考入縣立高等小學,接觸到《新民叢報》、《國風報》等進步報刊,目睹當時政府腐敗,帝國主義列強相繼入侵的殘酷現實,產生了“投筆從戎”的思想。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校長卻不許學生看有關武昌起義的報道,不許剪除頭髮辮子。晁哲甫等進步同學非常氣憤。在京津學生的鼓動下,他們組織了一個全體學生參加的“樂羣會”。晁哲甫被推舉為會長,率領同學們向縣教育會請願,要求撤換校長、教員,掀起了清豐縣歷史上第一次學生運動。由於反動當局袒護校長,運動失敗,他被記了兩次大過。在一位老肺的資助下考入大名中學。因借貸無門,中途被迫停學,又生了一場大病。後得到三哥的支援,勉強讀完。
1917年,他投考官費的直隸省立高等師範學校。這所學校為地方學閥(即所謂保定派)所把持,校長教師大都抱殘守缺。課程是經史子集,教的是舊道統。入學後,他對課堂講授的內容毫無興趣,悶網不樂。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讀《民權報》和章太炎、譚嗣同等人的文章上。1918年,他託人從外地代買了兩本《新青年》,讀後感到“象暑天吃了冰淇凌一樣痛快”,從中受到了啓發,看到了光明,越讀越帶勁。同學們譏笑他“着了魔”,他認為這個“魔”是必要的。同時,從這時起他和謝台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經常在一起談新文化問題。由於政治見解的一致,思想感情融治,他們已成為攜手並肩戰鬥的戰友。五四運動爆發後,高師和保定的其他學校一同罷課。學潮雖然被鎮壓下去,沒有形成大的運動,但這使他更加堅定地站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時建主義的旗幟下。
1920年,他高師畢業,抱着以“五四”精神教育學生,傳播新文化的雄心,在河南淮陽第二師範提倡白話文,教學生讀小説、雜文等,兩個月就遭到辭退。接着,經肖議三介紹,到北京香山慈幼院教書,又因病回家療養。1923年,謝台臣到大名創辦省立第七師範,擔任校長。晁哲甫應邀到大名協助籌辦,初任訓背生任,後任散務主任,王振華作訓育主任。他們三人組成了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廣招人才,聘請了一批進步教師。這所學校一開始就摒棄了舊教育制度的一套,提倡教育改革,重視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探索實行新教育的途徑。
1926年暑假後,中共豫陝區委委員馮品毅應邀到大名七師,發展黨員,建立組織。晁哲甫當時不是黨員,當他知道學生中有了共產黨,內心感到高興,並以實際行動支持劉大風等黨員到武漢參如革命工作,對黨組織的各項活動多方支持。1927年4月,北方區委派李素若到大名任特支書記,七師黨組織迅速發展。不久,晁哲甫、謝台臣、王振華等一起加入了黨組織,大名七師完全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裏,成為直南革命的一個策源地,培養了大批骨幹,為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3] 

晁哲甫參加革命

晁哲甫入黨後,對當時已前進到豫北的北伐軍曾寄予很大希望,積極鼓勵學生響應北伐,組織學生中的黨團員回到本地開展活動。為迎接北伐軍,他奔走聯絡,在老家清豐參加軍民聯歡大會發言祝賀。後來聽到蔣、汪相繼叛變,即提出隱藏地發展我們的工作。1929年春,因紅槍會攻佔大名城而被迫放假1年多的大名七師復課開學。這時,濮陽縣發生了地主劣紳操縱民團襲擊羣眾大會,將原七師學生、濮陽縣委領導人趙紀形、劉議生、王卓如、李大山等人速捕的“温邢錮事件”。晁哲莆立即以治病為名到北平、天津,利用各種關係,進行營救活動。七師復課後,多數學生經受過實際鬥爭的鍛鍊,進步要求更加迫切。晁哲甫首先放手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學生自治會便成了縣委在校內開展工作的公開合法機構,給黨在校內外進行工作創造了極為方便的條件。他還親自去北平、天津聘請了一批進步教師,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又大量購買《國家與革命》、《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供學生自由閲讀。這樣,七師實際上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地下幹部學校”。黨的活動經費困難,他就減少對家庭的供給,每月拿出二、三十元交給組織,必要時隨要隨拿,需要多少拿多少。不但大名縣委的經費主要依靠晁哲甫、謝台臣等同志供應,連邢台中心縣委、直南特委的經費有時也靠他們籌集。
1930年初,在七師300多名師生中,黨團員已發展。到100多人,連同反帝大同盟等黨的外圍組織,革命力量已佔全校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成為大名一帶“共產黨的活動基地。”當然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內辦成這樣的學校並非易事。那時直南黨組織因受“左”傾路線的影響,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和作法,七師的行動引起了國民黨軍警的注意。1929年秋的一天夜裏,駐軍突然闖進學校,藉口在郵檢中查到七師一封污辱孫中山總理的信,大肆搜查,並派一個營的兵力把學校包圍5晝夜,抓去師生10多人。晁哲甫也遭到傳訊,但他不畏艱險,沉着鎮定,與縣委隨時通報情況,研究對策,及時轉移文件,使敵人沒有抓到任何證據,黨組織和學校安然無恙。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中共直南黨組織“左”傾錯誤日益嚴重,要求以七師為中心組織武裝暴動。晁哲甫和謝台臣實事求是地向黨組織提出建議:黨的力量薄弱,暴動的條件不成熟,沒有成功的可能,如若暴動,勢必招致不應有的損失。主張利用七師陣地,隱蔽地發展組織,培養幹部,以待時機。晁哲甫還親自天津找省委報告工作,申明已見。然而伸們的正確意見反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是“組織武裝暴動的障礙”,竟宜布開除謝台臣、晁哲甫、王振華等人的黨籍。這個打市雖然使勉們的思想十分苦惱,但絲毫沒有動搖對共產主義的信做。雖然他在組織上被開除黨籍,但在思想行動上,仍然孜孜不倦趣為黨工作,被迫離開七師後,他到邢台師範任國文教員,經常在經濟上接濟從事地下話動的黨員。當時在直南特季工作的李尊榮同志,因無銀買車票,扒火車被軋死,他聞訊非常難過,後來在《自傳》中寫道:“去了我那裏兩次,為什麼不拿幾塊錢走呢?遭這樣慘死,自愧關心不夠。”
1938年春,受王振華校長邀請,晁哲甫又到七師重任教務主青年。這時,學校鬥爭更為複雜。訓育主任黎琴南以託派關係進入七師,企圖把七師變成他們的陣地。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發生後,託派就利用這個機會,積極活動,在課堂上、週會上大肆散佈其觀點。晁哲甫當時還不瞭解黨對這一事變的政策,便堅決地以“一致抗日”的理由駁斥託派謬論,予以消毒。託派對此大為不滿,背地裏仍在放毒。晁説服校長王振華把這個託派分子驅逐出校。北平託派因此罵他是“專制魔王”,企圖鼓動風潮,晁哲甫堅決頂住。不久,他與直南黨的負責人張璽取得聯繫,弄清了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更加堅定了與託派鬥爭的決心。經過艱苦複雜的鬥爭,鞏固了革命教育陣地。 [3] 

晁哲甫抗日救國

“七·七”事變爆發後,晁哲甫恢復了黨籍,投入了抗日洪流。全面抗戰開始,學校停課。為了培養抗日干部,他和王振華、孟夫堂(大名十一中學校長)共同研究,在七師開辦短期訓練班。他親自擬定教育計劃,對愛國的青年學生,進行抗戰理論、統一戰線和游擊戰術的教育。不久,國民黨保安隊佔據了學校,他就把學生以縣為單位組織起來,派回農村去作抗日宣傳工作。他自己也奔走在南樂、清豐、大名等縣,高舉抗日旗幟,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1938年2月,清豐、南樂縣城失守,兩縣委撤銷,另設清東、清西縣委,晁哲甫擔任清東縣委書記,縣變機關設在他的家裏。工作以發展武裝,組織發動羣眾為主。這時,他集中力量抓緊組建清豐縣民眾抗日自衞團等項工作:在清豐城東,他聯合開明士紳,收集民間和舊民團的槍支,建立清豐縣民眾聯合抗日自衞團,激自擬定組織辦法並貫徹實施。自衞團設立一整套政治工作機構,大隊設教導員,中隊設指導員,小隊設訓練員,除站崗放哨、軍事訓練外,每天都安排一定時間學習政治。幹部和戰士的思想認識不斷提高。最後自衞團發展到四個大隊,12箇中隊,一千四五百人。維持了社會秩序,震懾了漢奸活動。
為籌措經費舉辦抗日軍政幹部訓練班,他變賣了家產,他是訓練班的領導者,又負責講課,還承擔後勤供應。第一期招集學員57人,多數是抗日熱情很高的小學教師。經過短期訓練大都分配到自衞團裏作政治工作或軍事骨幹,接着又辦了第二期,學員100多人,訓練過程中配合自衞團夜間出動,到濮陽柳屯一帶破壞敵人交通,割斷敵人電話線,同時發展了黨員和民先隊員。訓練結束,一部分充實到自衞團擴大抗日武裝,一部分到農村組織發展抗日民眾團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這些學員後來都成了地方上的主要千部。
他下大力爭取、分化一部分上層紳土,多次粉醉反動分子降日陰謀。一次是1938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十六),晁哲甫由山西返回清豐,途中瞭解到,舊政府的一些人想進城給敵人作事,想拉更多的人下水,要開第三詐會議,並作好了打五色旗進城的準備。晁哲甫認為這是集體投敵必須制止。他就憑過去者同學老熟人等社會關係,講形勢,講前途,講利害關係:説服了兩位老同學(一個是舊政府的建設局長,一個是區長)。接着到城東與兒個有影響的大紳士,開誠相見,曉以愛國大義,終於制止了這次集體投敵的活動。第二次是3月初。清豐縣城維持會的一些反動分子,想把自己搞成“雙保險”,腳跟站在敵人方面。他們以“防匪”為名,向全縣的士紳發信,在城內開會。晁哲甫在開會的當天深入虎穴,面對各式各樣的章紳地主義正詞嚴的指出:“日本正在中國殺人放火,我們能設什麼變際股去和日本打變道嗎?畢竟我們還是中國人吧,”於是,推舉晁哲甫等去見丁樹本。丁樹本這時正在和中國共產搞聯合抗日,便給清豐的士紳們寫了一封長信,指出:如果妨害抗日大局,無論是誰都要依法制裁。晁哲甫帶回丁樹本的信,反動分子個個目瞪日呆,連那個維持會長也慌忙表示自己不是漢奸。事後縣西的一些有影響的上層人物,如和如九、馬松泉等主動向晁哲甫承認錯誤,檢討自己認識不清。通過這些鬥爭,打擊了漢奸和豪紳地主,爭取並團結了更多的人一道抗日。

晁哲甫創建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國民黨政府軍隊南逃,冀魯豫邊區各縣召開代表大會選舉縣長、區長,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接着成立冀南六縣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安法乾任專員,晁哲甫作參議室主任,並創建冀魯豫中學,擔任校長,很快辦成了一個有300多人的學校。這所學校歷經戰爭、饑荒的考驗,培養了大批抗日骨幹。
1940年6月10日(農曆五月五日)日軍集中較大兵力對冀魯豫地區進行殘酷的掃蕩,佔據了各縣縣城,石友三等部又捲土重來,加上土匪蜂起,敵偽操縱的會道門遍及各村,在該地區開展抗日工作極為艱難。為了爭取、瓦解會道門,晁哲甫冒着生命危險在清豐、濮陽一帶四處奔走,向羣眾宣傳抗日道理,指出日軍和漢奸是敵人,共產黨八路軍是人民自已的軍隊,不能聽信謠言,不能上當。他的宜傳起了很大作用。參加會道門的羣眾逐漸覺悟,積極為抗日工作。
1941年初,晁哲甫任冀魯豫邊區行政公署主任,親自主持召開全區縣長聯席會議,明確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基本政策。不久,日軍糾集數萬兵力,對沙區根據地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四·一二”大掃蕩。邊區軍民開展了積極地反掃蕩鬥爭,領導機關衝破層層包圍,安全地轉移到清豐、南樂邊境。同年7月1日,成立新的冀魯豫行署,晁哲甫為主任,段君毅、賈心齋為副主任,工作範圍擴大到7個專區40多個縣。這一期間,他為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和鞏固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3年7月,晁哲甫領導下的冀魯豫行署和軍區聯名發出指示,要求各地發展民兵武裝,開展羣眾性的游擊戰爭。號召對敵開展普遍的地雷戰、麻雀戰或黃蜂戰以打擊敵人,封鎖敵人,保存自己,積蓄力量,配合主力軍進行反攻。要求大量發展民兵,吸收積極分子到民兵中來。廣大農民從鬥爭中提高了政治覺悟,紛紛要求參軍參戰,組織民兵,自衞隊,積極配合主力部隊,牽制和消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據1944年統計,全邊區有民兵103300多人。在幾次戰役攻勢和反掃蕩作戰中,民兵和自衞隊正式配合作戰的達4萬5千人。全年民兵共作戰1898次,斃傷日軍小隊長以下54人,斃傷偽軍900多人,俘偽軍500多人,爭取偽軍官兵反正230多人,查獲敵偽奸細484人。 [3] 

晁哲甫獻身社會主義事業

解放戰爭勝利發展,新中國即將誕生之時,中央決定撒銷冀魯豫邊區建制,建立平原省。晁哲甫擔任省政府主席,同時兼任中共平原省委員會委員和統戰部長。1949年8月,晁哲甫肩負着新的使命,由華北人民政府到新鄉就職。他立即親自主持召開省府委員擴大會議,聽取了所轄各專區的情況彙報。他和省委領導同志一起,認真分析了平原省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團結各階層人民大力恢復與發展生產的總方針,重點在於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及各種有前途的副業生產,以增產糧食與經濟作物(棉花、花生等),使農民很快富裕起來,為發展城市工業生產準備前提條件。同時以相當力量,注重城市工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發展文化教育,開展衞生防疫工作,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加強社會治安工作,徹底肅清匪特,以保衞生產建設。在未完成土地改革的恢復區與沒有實行土地改革的新區,則要實行結束土改或進行土改,並結合進行建政工作。
經過全體幹部與廣大人民羣眾的努力,平原省勝利地開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治理黃河,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增產節約和生產救災等工作,以保證生產建設及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在短短的三年內,全省社會改革和各項建設事業獲得了很大成績。在282萬人口的地區中,土地改革工作全部完成,全省迅速轉入大生產運動。全省反革命骨幹分子受到應得的懲處。三年中民兵發展到763萬人。民兵組織在鎮壓反革命、保衞地方治安、保衞經濟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三反”“五反”運動取得偉大勝利,愛國增產節約運動深入開展。晁哲甫明確提出在全省範圍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工農業生產上來。經過全省人民的努力,1950年秋,工農業生產恢復並超過抗日戰爭前的水平。隨着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全省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教育、衞生等各項建設事業都有很大發展,為迎接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1952年11月,中央決定撤銷平原省建制,將所轄新鄉、安陽、濮陽、聊城、荷澤、湖西等專區和新鄉、安陽市分別歸屬山東、河南、河北三省領導。1953年起,晁哲甫調任山東省政府副省長、省府黨組副書記,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政協副主席。他在山東工作18年,仍和在平原省工作時一樣,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努力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給山東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晁哲甫晚年經歷

1958年以後,“左”的思潮日益氾濫,但晁哲甫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始終保持了頭腦的冷靜。“大躍進”時期,他見報紙上發表一些浮誇性的材料,看到大鍊鋼鐵運動,引起無限思慮,“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能行嗎?”告誠身邊的同志:“不要去推波助瀾。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晁哲甫因病在家休息,但他十分關心這場運動的發展,不斷詢問外邊的情況,跟別人交換對運動的看法。有時談到“為什麼要採取這種形式來解決黨內矛盾?”有時提出“為什麼要對歷史形成的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甚至採取毀滅行動?"他打算病癒後對自己走過的道路做些回顧,以便為黨的事業提供點借鑑;但由於病情惡化,1970年與世長辭。臨終,他把多年積蓄的8000元錢交給黨組織,做為自己的最後一次黨費。 [4] 
參考資料
  • 1.    李盛平.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559
  • 2.    《山東大學人物誌》編委會.山東大學英才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24-26
  • 3.    中共濮陽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濮陽黨史人物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12-32
  • 4.    清豐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清豐縣志.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47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