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陵六駿石刻

昭陵六駿石刻原本在陵園最北端的玄武門東、西廡廊對稱排列，總體呈階梯狀，由北向南漸次升高，馬頭都是朝向南方的祭壇。“昭陵六駿”選用精細石材，六塊石材外尺寸大小基本一致，每塊石刻寬約2米，高約1.7米，厚約0.4米。每塊石的四周均先預留凸起狀的石邊框，姿態神情各異的六匹駿馬均取側面像，採用雕鑿石表達15釐米之深的高浮雕形式，其中三匹做直立狀，三匹為奔馳狀。史傳唐太宗還令書法家歐陽詢將每一匹戰馬的名字和御製頌詞謄寫於紙上，令工匠鐫刻於石雕之上。雖然每一幅石雕上都留有一尺見方的鑿字處，但字跡已嚴重風化。據記載，李世民為六駿的親題讚語分別如下：

特勒驃：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天險摧敵，乘危濟難。

青騅：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什伐赤：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颯露紫：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

拳毛騧：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孤矢載戢，氛埃廓清。

白蹄烏：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4] 

“六駿”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所乘過的六匹駿馬。唐太宗在隋唐之際南征北戰，馳騁疆場，衝鋒陷陣，與戰馬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貞觀十年（636年）十一月，他在為自己營建昭陵時，想到了曾經與他屢立戰功的六匹戰馬，決定用青石雕刻六駿的形象，並親自為之作“贊”，以展現六駿的雄姿，同時炫耀他的武功。據傳，唐太宗令畫家閻立本先把“六駿”形象畫出，然後令石刻家閻立德刻在石屏上，這些駿馬雕成以後安置在昭陵北面獻殿前的東西兩廂，故人們在習慣上稱之為“昭陵六駿”。昭陵六駿即特勒（勤）驃、颯露紫、青騅、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這些馬的名字大概都是唐太宗起的。 ^[4] 

1907年法國漢學家沙畹攝昭陵六駿(2張)

1914年，法國人戈蘭茲將“颯露紫”“拳毛騧”剝離開來準備偷運。不料被當地農民發現，攔住。然而這“二駿”又落入當地軍閥之手，後來又運到北京被當時中國國內的古董商盧芹齋以12.5萬美元盜賣到國外，現藏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

1918年，美國人畢士博準備盜走另外四駿石刻，運輸之前他令人將這四件石馬碎成數塊，但運輸過程中被陝西當地民眾發現並攔截，後被運往陝西圖書館保存。1953年，陝西省博物館（今西安碑林博物館）成立的時候，接收了這四件石刻，後來對它們進行拼合修復。1961年4月，石刻工藝師謝大德又依照照片和拓片複製出了“颯露紫”和“拳毛騧”，連同現有的四駿陳列在碑林博物館“西安石刻藝術室”。 ^[6] 

2010年，中國國內專家受邀至美國參與修復“拳毛騧”“颯露紫”，使其已達到了可以全球巡展的基本要求。 ^[3]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於陝西省禮泉縣九嵕山的絕峯上。昭陵的建設從唐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首葬到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3年），昭陵陵園建設持續了107年之久，地上地下遺存了大量的文物。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實物見證，是瞭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難得的文物寶庫。昭陵同時也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墓旁祭殿兩側有廊廡，“昭陵六駿”石刻就列置其中。 ^[4] 

六駿浮雕在形象塑造上通過現實主義的寫實手法，客觀描繪對象，其嚴格程度相當驚人。

首先，就雕刻的形象而言，六匹駿馬形態各異，或站或作奔馳狀，健碩有力，生動形象地再現了唐代西域馬的形態。從每匹駿馬的描繪中使觀者獲取不同的情感體驗。 ^[7] 

疏密結合的表現集中體現在馬頭部的刻畫中，作者為突出馬的這一情感中心，着力刻畫馬的頭部，使其無關及裝飾進行具體而詳細的刻畫，而馬鬃的刻畫上則極為簡練，有幾個大面所組成體積就夠了，這不是“偷工減料”，而是為了避免喧賓奪主。這種強烈的對比較好地體現了馬頭這一主體。

線面巧妙的結合構成了六駿特有的藝術效果。六駿是由無數條線集合而成的面。從任何角度進行觀看，它的外輪廓線都清晰可見。“線”流暢而相互呼應，如昂起的頭部，脖頸之間相連側面弧線，富有彈性而內外呼應。堅挺的胸膛，線條刻畫充滿張力，像要崩開一樣，外輪廓線之內的線條微起微伏，感受到了一種線刻的內在力量，將每塊肌肉交待得清楚而不瑣碎。通過大體、大面和線條之間的起伏變化的描畫，讓人深刻感受到“骨法用筆”的味道，柔中見剛。

在六駿的畫像石中，引人注目的還有一處：馬匹頭部上方留有大小不等的方形塊面，在藝術的表現形式上似有不完整性，且位於頭部上方有種壓抑感，但這絕不是作者的失誤。據推斷作者很有可能是為題贊所留的位置，在漢魏烈女、功臣壁畫中，均有此種題贊形式的出現，工藝家便將這種傳統手法運用於此。 ^[7] 

六駿馬，其雕法是將石分刻如屏，每方石屏四周留下邊框，且大小間距相等、位置設置左右對稱，連續排列，營造出紀念碑式的效果。在有限的空間中塑造形體，與其他的陵墓雕刻拉開了距離，通過形態緊張的形象描繪表現出空間的張力，使觀者的感受不只侷限於四方之內，四周的邊框更是加強了石屏裝飾感，與外部區別，更為明確地彰顯主題。

在中國古代藝術中，無論是繪畫抑或是雕刻，所追求的藝術審美是“以形寫神”，外在的形態再相似也毫無意義，只有深藏於形體之內氣韻，才具有生命力且永恆。工匠師們在“六駿”的塑造中大膽突破，巧妙佈局，刻畫形象高度概括極富個性，雕刻手法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手法相結合，使“昭陵六駿”最終成為中國古代石刻藝術史中的珍品。 ^[7] 

李世民組織創作浮雕“昭陵六駿”，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紀念戰馬，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人類歷史上，馬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家畜。由於它與人類的密切關係，古今中外以馬為題材的藝術作品經常出現，並逐漸有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是時代精神氣質的反映。唐初的“昭陵六駿”不是直接對實際紀念者進行正面的描繪，而是以其所騎之馬作為代替、象徵來表現重大的歷史事件。它以寫實手法和象徵意義，充分顯示了大唐王朝的盛世雄風。

唐代注重美術的政教功能，尤其是在早期。與“昭陵六駿”性質最接近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像”（今已不存），李世民為了表彰開國功臣，將他們的形象繪製在凌煙閣中，一方面肯定了他們的功績，另一方面在社會上樹立起忠君的榜樣。“昭陵六駿”的出現與上述作品的出現道理是相同的。李世民本人善於向當時人以及後人誇耀自己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開國“明君”。最終他做到了這一點。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許多方面採取措施，比如歷史文獻記載以及用藝術作品表現。“昭陵六駿”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首先，他突出自己的功業，淡化父兄的影響。起兵建立唐王朝是李淵父子共同完成的，李世民在自己陵前設置“六駿”，其目的在於向世人突出自己在開國過程中的作用。 ^[8] 

“昭陵六駿”是一組集歷史、考古、藝術視賞、社會價值於一身的文物精品，是中國封建社會綜合國力最強盛時期的歷史產物和歷史見證，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徵，充滿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的物質載體。唐以後，“六駿”美術廣泛流行，原因則在於“昭陵六駿”高超的藝術性以及後人對盛唐雄風的仰望。唐代歷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頂峯時期，受到後人的推崇。 ^[9]  2013年8月19日，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青騅”“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四駿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 ^[2] 

2001年10月28日，為了展現中華民族石雕藝術風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一套《昭陵六駿》特種郵票。 ^[10] 

關於“拳毛騧”“颯露紫”二駿是如何從西安運送到北京的，歷來爭論不一。

有人認為1914年美國文化劫掠分子畢士博，受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派遣，披着“漢學家”“考古學家”的外衣，假借考察之名來華，勾結當時陝西督軍陸建章及地方官吏，以24萬銀元盜賣了六駿中最優秀的兩駿，即“颯露紫”和“拳毛騧”。盜運時向羣眾謊稱將此兩駿運往省城保存。就這樣，在反動軍閥的庇護下，兩駿被美帝國主義盜運而去，現存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1918年又來盜竊其他四駿，從渭水用筏載之東下，被西安政府騎兵追至潼關截獲。盜掠者為了便於裝運，掩人耳目，竟將完美石雕無一例外地擊成小塊。

也有人認為是畢士博勾結中國古玩奸商黃某，在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和袁世凱的特務頭子陸建章的包庇下，於1914年把“颯露紫”和“拳毛騧”兩塊石雕運到美國去了。

據學者陳重遠先生考證，畢士博重金收買了北京琉璃廠遵古齋老闆黃鶴舫（一作趙鶴舫），此人結識許多達官貴人，與袁世凱之次子袁克文關係密切，傳説與袁拜過把兄弟，借袁克文之手取得了袁府運送物品的專用封條。黃拿着袁克文寫的一封信來到西安，找到袁世凱的親信、外放陝西當督軍的陸建章。信中説大總統要修袁氏花園，用昭陵六駿放在園中點綴。陸建章覺得六駿都拿走恐怕不好辦，就從中挑了最好的兩駿“颯露紫”和“拳毛騧”，打斷成數塊裝箱，派兵護送，暢通無阻地運到北京，轉手交給畢士博。而在幾個月後，二駿神乎其神地到了文物商盧芹齋的手裏。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至今仍沒有統一説法。但不管是通過何種途徑，最終這二駿都落到盧芹齋手裏。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