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在西漢中期，董仲舒的學説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説《春秋》事得失，作《聞舉》《玉杯》《蕃露》等數十篇。《蕃露》是他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説“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作疏説：“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現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於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後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後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後才有此書名出現。

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江右計台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注本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等。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公元前179年一公元前104年）撰。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西漢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為武帝所採納，開此後兩幹餘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除此書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編為作者闡釋儒家經典《春秋》之書，書名為“繁露”，《四庫全書總目》雲：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

《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説也。此書篇名與《漢書·藝文志》及《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為所著書名，數十篇，十餘萬言；今存《玉杯》《竹林》則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後人疑其不盡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庫全書總目》卻認為，書雖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

董仲舒在書中極力推崇《公羊傳》的見解，闡發“春秋大一統”之旨，把封建統一説成是天經地義而不可改變。他認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並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學目的論學説，把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的統治都説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將天上神權與地上王權溝通起來，為“王權神授”製造了理論根據。同時，又以陰陽五行學説將自然界和社會人事神秘化、理論化，作出各種牽強比附，建立“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神學體系。如董仲舒創造的“人副天數”説，將人身的骨節、五臟、四肢等等，比附為一年的日數、月數，以至五行、四時之數，人身五臟與五行符、外有四肢與四時符，從而得出“為人者，天也”的理論，認為人類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給予。用天有陰陽來比附人性，謂“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備着陰陽兩種作用，人身也兼備着貪仁兩種本性等等。概括而言，董仲舒的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性三品”諸説。在《基義》篇裏，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綜合前論，即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並把“仁、義、禮、智、信”五種封建道德倫理規範，與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則為“五常”。“三統”與“三正”實際上是董仲舒的歷史觀。

秦漢以前古書記載有夏、商、週三代，董仲舒遂認為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改朝換代只不過是“三統”的依次循環，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曆法和禮儀上作形式上的改換。夏以寅月為正月，商以丑月為正月，周以子月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曆法上規定不同，故被其稱作“三正”。在董仲舒看來，一個新王朝出現，無非在曆法上有所改變，衣服旗號有所變化，此即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個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

從“三統”、“三正”論中不難看出，董仲舒否認歷史的發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卻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是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於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聖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內容反映了作者的整個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説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傳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庫全中》本，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附張駒賢《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備要》本及1975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點校本收入到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裏面

秦政成功的經驗為漢政所繼承，秦政失敗的教訓為漢政所吸取。漢初對外和親避戰，對內平定外姓藩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文景之時刑罰大省，用賢納諫，輕徭薄賦。在此基礎上，武帝強化中央集權，頒行推恩令，建立中央、地方，設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時期相對寬鬆，廣開獻書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隱藏起來的典籍得以再現，大批隱退於民間的學者得以重新回到學術領域，出現了繁榮局面。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齊人。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與齊國大一統思想有着密切關係。齊威王、宣王時期，國力強大，“諸侯東面朝齊。”（《史記·孟荀列傳》）當時遊學齊國的孟子，就認為齊國有希望統一中國。他説：“諸侯之三寶：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齊國已據有二，“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因為當時“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傳》）齊國統治者勵精圖治，懷有統一天下的強烈願望，廣招學士，優厚待遇，使之講習議論，著書立説，言治亂之事。稷下學士，盛極一時，各家雖異説，但對全國統一，形成共識。孟子主仁政而王，認為“以齊王，由反手也。”（《公孫丑上》）《黃帝四經》説：“唯餘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經·成法》），“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説：“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王者以道蒞天下，執一無為，“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道德》）《管子》對統一大勢，描繪了種種藍圖。如《霸言》中對霸業和王業的設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於天下……書同名，車同軌”的大一統思想。《荀子》“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構想（《儒效》），以及向齊閔王相田文獻策，“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強國》）。

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是通過實行統一曆法來標誌的。《漢書·王吉傳》載王陽上疏中説春秋大一統政治含義很明確，“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仲舒説，“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大一統在這裏，成了天經地義的古今常道。它不僅表現在“改正朔”的歷法一統天下，而且包括各個方面。顏師古對此作注説：“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師古之注，本於董仲舒。董仲舒説：“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本傳）“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也。”所以，“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數之始，物之極，“謂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為什麼貴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這裏的“一”，“元”和“天者萬物之祖”的“天” ^[1]  。

人們常認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是形而上學，是為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這種斷章取義的評論，對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話是在回答漢武帝策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董仲舒認為，“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三代聖王，因循繼統，從容中道，王道條貴，故不言其所損益，因此説“天不變，道也不變”。三代之後，情況不同，夏桀殷紂，逆天暴物，殷之繼夏，周之繼殷，是繼亂世而治，天命改變了，王道也要改變。他對上述兩種不同情況的結論：“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變道也不變，聖王繼亂世，則“掃除其跡而悉去之”，今漢繼秦後，“如朽木糞牆”，必解而更張之，必變而更化之。

董仲舒認為，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並徵引“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漢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見本傳）“更化”是董仲舒獨特的思想，不變之道只有通過更化“變”取得。《黃帝四經》説：“夫天地之道，寒熱燥濕，不能並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當，變故易常，德則無有，措刑不當。”（《姓爭》）人事是變化不定的，在處理其事務時，擅自改變一貫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無收穫，刑罰也會不當，因此要不變故易常。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