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穀梁傳註疏

《穀梁傳》雖成書於漢代，但地位於影響卻遠在左氏、公羊二傳之下，雖在宣帝時曾一度被立為學官，但注家廖寥，終未成顯學。自漢宣帝倡導迄於魏晉，注講者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段肅等十餘家，範氏有感於其注講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不可觀，又引《左傳》、《公羊傳》以解此經，文義違反，頗不利於後世，遂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採諸儒同異之説，又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並言其意，而成《集解》。

範注實際上是自漢抵晉《穀梁傳》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對歷代的注講作了一次系統的總結和整理，甚有功於穀梁學的研究與傳播。書成以後，深為當時所重，亦是今存最早的《穀梁傳》註解。範注以後，又有徐邈之注，故今本範注中，多雜有邈説。六朝以後抵唐初，再無學者為《穀梁傳》作義疏，穀梁學的研究又一次□於沈寂。唐太宗時，士勳輔助孔穎達等撰修《左傳正義》，乃以一人之力為範注作義疏，分肌擘理，刊削繁複，文清義約，對《穀梁傳》作了第二次系統整理與研究，無論從哪方面看，其價值都遠過於前人。但由於材料所限，可憑藉之書甚少，故較之出於眾人之手的《左傳正義》賅洽不及，並非士勳功力不及所致。

縱觀楊疏，廣徵博引、對保存唐以前舊説頗具功力，但因不專主一説，故歧義屢出，乃至有注《穀梁》而貶《穀梁》之感，給後世學者説傳疑傳學風開了先河。總之，範注與楊疏為穀梁學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穀梁學的學術發展史上佔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代表着中古以前《穀梁傳》一經的研究水平。

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穀梁》一書原有經文十一卷，傳文十一卷，各為單行。範寧作注，將經文與傳文合併，始成注本十二卷。楊疏亦為十二卷，初亦單行，宋人始合注與疏為一帙，刊為二十卷，是為《春秋穀梁傳註疏》。傳本較多，有宋紹熙餘仁仲刊本，陸有刊宋十行本，明刊九行本，清《四庫全書》本，通行本為各種版本的《十三經注疏》本。

舊題戰國撰；東晉範寧（339年-401年）注；唐楊士勳疏。赤或作喜、嘉，魯（今山東曲阜）人，相傳為子夏弟子。寧字武子，南陽順陽（今河南淅川）人，官至豫章太守，反對何晏、王弼等的玄學，推崇儒學，為東晉著名的經學家。士勳為唐初學者，裏第生平不詳，曾任四門博士等職。

《春秋穀梁傳》又稱《穀梁傳》或《穀梁春秋》，內容以解釋《春秋》大義為主，為儒家經典之，舊題作者為穀梁赤，初皆口授，成書時間晚於《公羊傳》，約在西漢時期始寫定成帙。《穀梁傳》與《公羊傳》的淵源雖同出於子夏，但由於長期口授傳習，後學多所增益，所以二家之説又有不同。

《穀梁傳》解經，既有駁公羊説者，又有與其相矛盾者；《公羊傳》解經，兼釋《春秋》的“微言”與“大義”，《穀梁傳》則只解“大義”，捨棄“微言”；《穀梁傳》行文清新婉約，説理透徹，多有新意，文章優於《公羊傳》，但卻遜於《左傳》。《穀梁傳》與《公羊傳》的相同之處，在於其體例完全一致。都是一問一答式逐層逐字闡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