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傳

《春秋》是中國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據《漢書·藝文志》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孔子作《春秋》時，與左丘明參觀魯國的史記，據行事，論人道，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明聘以正禮樂，其中有所褒諱貶損，不可寫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們後來所言互異。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故討論本事而作傳，證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至於公谷二傳，則是口傳要義，傳了幾代以後，始寫成文字。

《公羊傳》是齊國的公羊高受傳於子夏，再傳其子，子孫口耳相傳，到漢景帝時，由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與齊人胡母生合寫成書，《穀梁傳》至何時何人始着為書，史記不詳，據《漢志》注，只知始承傳者是魯國的穀梁子。顏師古注，穀梁子名喜，桓譚《新論》以為名赤，王充《論衡》以為名置，阮孝緒《七錄》以為名俶。四名何者為是，難以考證。

《左傳》 ^[1]  原名《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説明《春秋》的綱目，歸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

它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工於記事，長於記人。內容多取材於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説、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範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説：“《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敍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

《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史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單記魯國一國的史實，還兼記各國曆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內容豐富，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徵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公羊傳》 ^[2]  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着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其作者舊題是戰國時期齊人公羊高，他受學於孔子弟子子夏，後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穀梁傳》又稱《穀梁春秋》 ^[3]  、《春秋穀梁傳》。是為《春秋》作註解的儒家經典。傳説孔子的弟子子夏將這部書的內容口頭傳給穀梁赤（一名穀梁俶，字元始），穀梁赤將它寫成書記錄下來，但實際上這部書的口頭傳説雖然早已有了，但其成書時間是在西漢。

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用這種方式來註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從戰國時期到漢朝演變的重要文獻。

其記載的時間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穀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寧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勳作《春秋穀梁傳疏》，清朝鍾文烝所撰《穀梁補註》為清代學者註解《穀梁傳》的較好注本。

讀《春秋》，必須讀三傳，然三傳文辭不加註解也讀不明白。自漢至清，註解傳文，或研究其要義者，多得不勝枚舉，但基本的註解應該是十三經裏的註疏。左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穀梁傳，晉範寧注，唐楊士勳疏。

三傳註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經傳，自得其便，但不能偏執一家，自以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傑作，孔子的學問包羅萬象，春秋的含義何嘗簡單？所以，研讀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應探求於易禮詩書，始能窺測聖人的真意。

《公羊》、《穀梁》二傳用漢時的隸書寫成，稱為今文春秋傳。左傳文字則是古文，秦禁詩書後，左傳不見於世，到了漢朝，由北平侯張蒼獻出，稱為古文春秋傳。《文心雕龍》史傳篇説：「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左公谷三傳都是轉受春秋經旨，以授後世者，但左傳詳於記事，公羊穀梁詳於詁經。詁經必須依經訓解，所以春秋所無者，公羊穀梁未嘗言之。記敍事實，則須原始要終。所以左氏或把事實列在經文之前，以敍其始。或把事實置於經文之後，以終結其義。或為春秋經文所無者，而左傳特着其事。或為春秋所有者，而左傳不蓍其事。因此，西漢今文博士曾謂左氏不傳春秋，而以公羊穀梁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傳了好幾代，是否不失聖人之意，也很值得懷疑。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蹟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聖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穀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瞭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後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範寧在他的穀梁傳序文裏説：「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採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