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故事發生於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亨利·貝羅安是一個成功人士——知名神經外科醫生，與某報紙律師的婚姻很愉快，與正長大成人的子女關係融洽。不過世界態勢卻讓他憂心不已——伊拉克戰爭在迫近，兩年前，普遍的灰暗和悲觀情愫從紐約和華盛頓瀰漫開來。星期六的早晨，亨利·貝羅安穿過塞滿倫敦街道的成千上萬正在舉行反戰遊行的隊伍，趕去和麻醉師打壁球。在一場小事故中，他與一個叫巴克斯特的暴徒發生了小摩擦。貝羅安憑藉職業敏感，看出來這個傢伙腦子有故障——自己遇到了精神病人。

（參考資料 ^[2]  ）

21世紀的恐怖主義籠罩着西方世界。雖然英國民眾沒有直接經歷“9·11”的恐怖襲擊，由於目擊電視等媒體滾動播放的“9·11”劫難的場景，英國民眾也遭受了間接的創傷。

《星期六》故事的時間定格在2003年2月15日，距離“9·11”事件不到兩年，就在差不多十八個月前，大半個地球的人們都不斷地從電視上目睹了那些素不相識的受害者飛向死亡的一幕，從此每當英國的一些大眾看到任何一架噴氣式飛機都會產生不詳的聯想。

“9·11”事件不僅給英國民眾帶來心理創傷和焦慮，同時，也給西方民眾和阿拉伯民眾之間正常交往蒙上陰影。恐怖主義活動引發了西方民眾和阿拉伯人之間相互猜忌。《星期六》通過主人公貝羅安的視角對這種情形做出具體地呈現：他對街上路過的阿拉伯婦女持警覺和懷疑的態度。當貝羅安看到三位阿拉伯婦女經過大道前往醫院就診時，他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三位包裹着頭巾的阿拉伯婦女可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在貝羅安看來，“這三位女性使他感到不安，焦慮”。 ^[3] 

小説主人公貝羅安48歲，高中畢業之後就直接進入了醫學院，是一位取得家庭事業雙豐收，志得意滿的神經外科顧問醫生。經驗豐富的他已經不會再被目睹的各種傷痛所困擾——他清楚自己的責任是治病救人。他給人感覺謙和有禮，而且時而喜歡沉思。他慣於審視自己的情緒，常常為自己這種持續而扭曲的欣快症而困惑。

他又是一位慈愛寬容的父親、温柔體貼的丈夫以及善於聯想，充滿焦慮的現代公民角色，但這只是敍述者在文本表面為讀者描繪的主人公。

貝羅安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由強勢的母親一手撫養。父親對於貝羅安而言，向來都是陌生的存在，“每次審視父親留在家裏的為數不多的幾張照片時，其出發點都不是因為想念這個人，而只是希望通過眼前這個身材偉岸、面無粉刺的男人身上推測一下自己日後吸引女孩子的機會有多少”，貝羅安眼中的父親更多的是“這個男人”，疏離而遙遠，血緣上的聯繫並不能讓他對父親的概念有更多的親近。

貝羅安只是希望得到父親的那張臉，而不是他的訓斥、限制和批評，很顯然貝羅安從小就逃過了“父權”下的管教，因此在他結婚以後面對岳父，也有着天然上的排斥心理，排斥父親的權威，儘管他並不懼怕。帶着這種心理，貝羅安在第一次拜見岳父大人時，他發誓自己絕對不會對岳父屈尊奉承，不讓他把自己當成兒子似的來訓斥。岳父是個頗有名望的詩人，然後貝羅安從來不讀詩並且毫不避諱在岳父面前袒露自己對詩歌不以為意，接着又在餐桌上把從政治到音樂到法國人的一系列問題都與岳父唱反調，其結果當然是弄巧成拙，事後妻子告訴貝羅安他為了要引起老人對他的注意，有些過於賣力了，這種説辭簡直讓貝羅安大為惱火，他一心一意的想要打破岳父的權威，卻依然變成了對他的曲意逢迎。至此之後，貝羅安都儘量與岳父保持距離，而“岳父也樂得如此安排，當女婿是透明人，視線直接從他的身體穿過，只注意女兒和外孫”，兩個男人，兩個都成為了父親的男人為爭奪家庭的主導權暗暗較勁，相應地互相貶低對方，貝羅安認為詩歌是一件一時興起的小兒科的玩意兒，而岳父則把貝羅按看成是高級技工（當然這是貝羅安的猜想）。

儘管貝羅安和岳父不合拍，但兩人實質上都對父權天然的佔有慾有着固執的堅持。貝羅安居住的房子是羅莎琳的母親所有，遺囑上標註法國的城堡歸岳父，而房子則歸羅莎琳和羅莎琳的弟弟共同所有，之後經過貝羅安和羅莎琳的共同奮鬥將房子的所有權從羅莎琳弟弟那一併買了下來。然而岳父每次拜訪貝羅安一家時，總是帶着主人翁的姿態彷彿回家視察一般，把貝羅安看成是無關緊要的房客，這點無疑讓貝羅安不痛快，表面上是因為貝羅安的心目中從來都沒有父親的位置，而實際上則是因為他對房子的佔有、他在家庭的權威受到了挑戰，父權主義下男子的尊嚴受到了損害，至此“佔有”作為貝羅安的人生的重要屬性之一也顯得更容易理解，從小父親的缺失導致貝羅安從未安全地度過俄狄浦斯時期，他從始至終都對“父親”有所抵制，家裏只允許有一個權威，那就是他自己。換言之，對“父權”的佔有也是另一種形式上的“從屬”，從佔有中保持歸屬感——一家之主的歸屬感。

然而諷刺的是，在對父親的敵視中，貝羅安自己也成為了一名父親並且被其他男人深深侮辱了作為父親的權威。

貝羅安是一個温柔體貼的好丈夫，他深愛自己的妻子，不同於他熱衷於風流韻事的同事們，貝羅安幾乎是愛家愛妻的楷模。然而對自己的這一正面形象，貝羅安卻有着不那麼中肯的評價，“他甚至從來不曾對醫療行業裏普遍包容的各種婚外情真正動心過。他猜想自己定是有某種缺陷或者怯懦才會缺乏對探險和變化的渴望。對於貝羅安的這一自我懷疑，首先，從一個贊同一夫一妻制並歸順於傳統倫理價值觀的讀者來説，這個評價顯然是不準確的，不出軌是判斷一個男人是否忠誠以及形象是否正面的重要尺度，貝羅安無疑是符合這一社會價值標準的，別説他絕對正常更可以説是一個好丈夫好男人，值得尊重和讚賞；相反地，從人性角度，絕對的忠貞更多的是人類對於社會道德的遵從和剋制而不是出於內心所願，目的是通過壓抑天性來維繫社會的穩定。因而從人性這一角度出發，讀者會對婚外情抱有更寬容的看法，將之理解為“人之常情”。

然而貝羅安簡直像是對自己的人性弱點有着超常的免疫，無論用現代的標準還是過去的標準去衡量，他對羅莎琳從不厭倦的性慾似乎都是異常的，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貝羅安不會對以外的任何女性有所動容。面對美女投過來的曖昧眼神，也全都以平淡而剋制的微笑來回應。 ^[4] 

貝羅安的女兒黛茜開放熱烈，她是牛津大學的高才生，熱衷文學，正攜着她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從巴黎返回倫敦的途中。西奧的人生哲學是“勇敢地快樂”，她身上有一絲陌生的香氣，好像比從前濃重了一些，眼神好像也更成熟了，那張精緻的面容似乎也更加堅定。貝羅安似乎能看穿女兒，她不再是單純的美麗，她變得迷人了，她的眼睛似乎也在告訴他，她有了心事。她在戀愛，正忍受着分離的痛苦，她已經懷孕。黛茜懷孕十三個星期，男友是個攻讀考古學的意大利人，男方的父母已經給了他們足夠的錢買一間小公寓。 ^[4] 

貝羅安的兒子西奧只有18歲，他憂鬱深沉，但卻早已脱離了正統的教育體制，傾盡一切投入到自己的音樂事業中，在高校林立的現代社會，敢於早早脱離學校而不去爭取一紙文憑——甚至不用怎麼爭取就可以輕鬆獲取——年紀輕輕就明確了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不能不説西奧是個小小的異類並且勇氣可嘉。另外一點，在對音樂的認識上，西奧不僅僅把它當成事業，“在他看來人生一切的疑問都可以在音樂中找到答案”，音樂彷彿是治癒一切的良方。

西奧是堅決的反戰者，然而在反戰人士都積極地籌備着和平示威遊行時，西奧卻不準備參與其中，按照他的説法是他的反戰信念堅決到可以不必上街招搖自己的主張。他認為“眼界越遠，失望越多”，“他的座右銘是做井底之蛙”。 ^[4] 

貝羅安的好友兼同事施特勞斯是一位美國人。施特勞斯喜歡直來直往但也容易得罪人，他喜歡孩子，是一名麻醉顧問醫師。他對公費醫療制度的尊重和對孩子的喜愛沒能讓他成為推進和平事業聯盟中的一員，很顯然施特勞斯支持對伊作戰。 ^[4] 

亨利·貝羅安的妻子，報業律師。 ^[2] 

“9·11”事件後，英國的布萊爾政府一味地奉行美國總統布什的對外政策，因而，英國面臨着更多的潛在威脅，這自然引發了英國民眾深深不安和焦慮。 ^[3] 

在《星期六》作品中，麥克尤恩還通過對英國社會各階層生存狀態的描寫，揭示伴隨着工業化進程而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人們的心理問題。城市人常常處於病態之中，他們患了嚴重的“城市病”，如焦慮症、恐懼症和孤獨症等。英國的現代工業發展和科技進步，不但引發了環境污染、滋生犯罪，更提高了大眾患病的概率，特別是心理疾病的增加，這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負面後果。 ^[5] 

在《星期六》小説的序言中，作者麥克尤恩從索爾·貝婁的《赫索格》中選取了一段話，並以此説明小説《星期六》的寫作目的：“人是什麼？在某個城市中。在某個世紀裏。在蜕變之中。在羣體之中。被科學地改造。被有組織的力量統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後機械化的環境裏。”

麥克尤恩表達了對當前英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異化關係的擔憂，甚至試圖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人是什麼？”正如小説開篇所言，在當今這個“後機械化”的社會中，“現今的世道已經變成何等模樣？他常常帶着迷惑和憂慮在工作之餘思考這一問題”。

世界的政治格局影響每一個地區，戰爭無疑改變了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節奏和心理狀態。麥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展現迷宮般倫敦都市的同時，也表達了對中世紀田園生活的讚美，他不止一次地表現出對“另一種生活的嚮往和渴望，躲到郊區或者鄉下去，甚至搬到城堡去——等到那個時候，他們的星期六將變成真正意義上的休息日”，這本身就是一種信念，一種鮮明政治立場的表達。提到中世紀的田園生活，總能讓人聯想到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和諧圖景，這與車水馬龍來去匆匆的現代倫敦生活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另外，城堡是哥特文學中經常出現的意象，經常充滿着恐怖、鬥爭和謀殺的地方。但此時貝羅安寧願搬到城堡中也不願繼續留在城市中，可見倫敦都市已經墮落到何種地步。

《星期六》作品中，麥克尤恩充分利用了城市哥特小説這種文類的潛在政治功能表達了對當前世界政治風雲變幻的看法。雖然他並沒有在敍述中對科技的發展、社會政局的不穩及戰亂問題等做過多的直接批評，但卻通過對城市迷宮般的展現、人物麻木默然情感的凸顯及情感隔閡揭示了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當代世界政局不穩是造成英國市民精神憂慮的重要原因，醫院病人的增多也是“9·11”事件後英國國民精神焦慮和生存危機感的直觀反映。麥克尤恩還通過《星期六》這部城市哥特小説發出對現代英國社會經濟、科技與醫學等各個領域發展及其後果的一種擔憂和警告。現代醫學技術的產生、應用與爆炸式發展所引發的諸多日益尖鋭的社會問題使麥克尤恩的擔憂變得越發現實，這也正是《星期六》所傳達的信息具有的時代意義。 ^[5] 

亨利·貝羅安無端的失眠導致他目睹了發生在深夜的意外，失事飛機的火球劃過天空，此時小説的視野由幽閉的卧室瞬間延伸開去，拓展至整個倫敦上空。接着，亨利·貝羅安感到不安，由墜機聯想到恐怖主義，如此一來，空間的界限一下子消失了，眼前的不幸變為深沉的焦慮，具體的火球化為抽象的恐懼。

星期六這天正是英國一些民眾從全國各地趕至首都倫敦，舉行反戰遊行的日子。原本的小社會一下子從家庭內部向外延伸至世界範圍。相對於街上游行的隊伍來説，支持反恐戰爭的亨利變成另一類人的代表，與“反戰”呼聲形成強烈反差， 由此，麥克尤恩對政治的探討從亨利·貝羅安的個人觀點向外部伸展，昇華至“人道主義”的高度。

亨利·貝羅安的女兒這天從巴黎回家，晚上才到。她去巴黎是為了慶祝自己的詩集得以出版發行。亨利·貝羅安同女兒相處得不錯，可是女兒是很感性的人，力薦他讀18世紀經典文學，可是亨利·貝羅安始終沒法讀完。 他太過理性， 他的頭腦習慣了處理精確、有形的事物， 文學藝術皆是浪漫的無聊玩意兒。因此，父親對女兒的愛裏摻雜了輕視和不屑，但女兒的光芒又不容忽視，問世的詩集證明了她的成績，於是這位父親覺得女兒無足輕重的同時又很敬重女兒並且以她為豪。這些矛盾心理零星地間歇地體現自亨利·貝羅安回憶中同女兒的對話，但是對話中暗藏的情感變化並不是其思緒的起點，他對自己心理的探索也沒有終止在這個層面。追根溯源，導致這些複雜心理的，是亨利·貝羅安對詩歌的蔑視；輕視文藝和對女兒的敬佩——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繼而引發他反思自己理性思維的價值和缺陷（對自己“理性思維”的反思，亨利·貝羅安先是贊同、為之自豪，然後漸漸質疑其價值， 並且開始厭惡），最後延伸至他對科學和藝術這一組二元對立的思考。貝羅安這些情感變化的追述， 使《星期六》中“人性主題”同“社會主題”一樣，以“由內向外”的方式浮出了水面：一個星期六的英國，就突顯出異化的英國城市生活不斷浮現出異化的人。 ^[1] 

《星期六》借鑑了《尤利西斯》的敍述方法，講述了48歲的神經外科醫生亨利·貝羅安在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那一天的經歷。那一天“註定是不同凡響的一天”，廣場上，人們在進行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遊行，很多道路被封鎖。亨利·貝羅安開着奔馳車出行，抱着僥倖心理進入戒嚴道路，結果撞上了巴克斯特一夥。他急於擺脱糾纏和麻煩，無意間羞辱了患有亨廷頓舞蹈症的巴克斯特。

巴克斯特當天傍晚持刀闖入亨利·貝羅安家，意欲施暴，卻被貝羅安的女兒黛茜背誦的一首詩感化。其間，從背景描述中對科技高速發展的隱憂，到科學家與藝術家兩組對立的人物之間的鮮明對比，再到情節高潮處對詩歌救贖力量的戲擬，自始至終貫穿着關於科學與人文學科“兩種文化”孰優孰劣、孰功孰過的論爭，形成了一個文化對話場。 ^[6] 

從背景描述來看，《星期六》引用了索爾·貝婁《赫索格》中的一段話作為題記，指出人在城市中、羣體中“被科學地改造，被有組織的力量統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後機械化的環境裏。極端的希望一個一個破滅。”這實際上對科學的高速發展提出了質疑。《星期六》的開頭呼應了這一題記。

安寧、純淨的倫敦凌晨，貝羅安被莫名地驚醒，憑窗欣賞窗外美好的人文風景。恰在此時，他看到一架飛機在遠處墜落，帶來“猶如女妖般的、令人窒息的”噪音，暗示了近在咫尺的危機。飛機作為科技的產物，代表了機械化發展的較高階段。機械化為人類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但危機也隨之而來。亨利·貝羅安依賴於科學，同時也受到科技產物的威脅。他在那個不尋常的星期六的種種經歷開始於兩個機器：飛機（在墜落）和奔馳車（擦車了）。《星期六》通過背景描述突出了科技與藝術、與“美”的對立。 ^[6] 

從人物刻畫上來看，小説中存在一組對立：以亨利·貝羅安為代表的科學家和以其岳父和女兒為代表的詩人。這組人物之間的衝突反映了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鴻溝。其中，亨利·貝羅安是一位對文學藝術相對愚鈍，且自覺反文學的神經外科醫生。貝羅安是掌握醫學技術的專家，滿腦子對科學的崇拜和對文學藝術的鄙視。從他作為一位不可靠敍述者的視角來看，他那位詩人岳父“為人有時孩子氣十足，愛頤指氣使，自認為是藝術家，所以允許自己極端的喜怒無常”。

貝羅安無法理解，“詩歌這種東西看上去都是一時興起而做的事情，就像偶爾去摘葡萄玩——居然也可以成為一種職業，還能為某些人贏得名利和自我膨脹，不過是幾首小詩而已”。而他那位“過分愛好文學”的詩人女兒黛茜則認為不諳文學欣賞的亨利·貝羅安低俗、麻木。通過這樣一組人物的刻畫，《星期六》展現了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矛盾以及各自的優勢和缺點。 ^[6] 

從情節上來看，高潮處的一幕藴含着一個西方19世紀的文化命題：詩歌是否已取代宗教，成為救贖人類的力量？故事發生的當天晚上，巴克斯特持刀闖入亨利·貝羅安家中，將刀刃架在亨利·貝羅安的脖子上，逼迫黛茜脱光衣服，意欲施暴。惡性事件一觸即發之際，黛茜背誦的一首阿諾德的《多佛海灘》，使事件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巴克斯特“從一個蠻橫的恐怖主義分子瞬間轉變成一個驚喜的崇拜者，或 者説一個興奮的孩子。”巴克斯特表現出治療疾病、好好生存的強烈願望：“突然巴克斯特轉過身來，舔着嘴唇，他的微笑是濕潤而幸福的，眼睛是明亮的，聲音是柔和的，語調中流露着激動。”亨利·貝羅安不屑一顧的詩，挽救了一家人。

麥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融合科學與人文之爭文化命題，其主要目的，並非厚此薄彼，而是從不同的視角看待兩種文化，客觀地展示各自的功過。 ^[6] 

《多佛海灘》該詩的一個重要主題是以海潮退潮的意象指涉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科技發展給宗教信仰帶來的打擊面前，“信仰之海”的退潮。同時，該詩也提出了“什麼是幸福？什麼是進步？”等問題，挑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進步”話題。科技的進步並不意味着大眾的幸福，只有“文化”所涵蓋的文學、藝術等精神生活層面，才能轉變人的內心。

在阿諾德看來，詩歌的偉大力量在於它能傳達、喚醒一種感覺，使人們平靜而滿足。 《多佛海灘》這首詩對巴克斯特起到了阿諾德所希望的作用，使一個暴徒瞬間變得平靜、滿足，甚至幸福，使不諳詩歌欣賞的亨利·貝羅安能夠轉換視角，“從別人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展現了詩歌的魅力。

《星期六》作品中，詩歌挽救了亨利·貝羅安一家的場景顯得有些滑稽、諷刺和理想化。它雖然突出了詩歌對情感的影響，但並不僅僅是對詩歌之力量的簡單歌頌，它也強調了“審美反應的不可預測性和主觀性，以及生活的偶然性。”

麥克尤恩在表面上戲擬了科學家對文藝的不屑，實則通過理想化的場景表達了對詩歌、對文學藝術的信心：但從象徵意義上來講，是詩歌和音樂趕走了危險的入侵者；是科學家的錯誤導致對私人家庭的入侵。既然科學和藝術各有功過，那麼重點不是評判孰優孰劣，而是促進兩者的對話。《星期六》故事中，通過科學家佩羅恩和詩人黛茜的對話，試圖以此作為解決世界問題的一個途徑。 ^[6] 

《星期六》中亨利·貝羅安以他對文學的不屑和不信任，表達了“文學無用論”，文學已無法取代宗教，那麼還需要文學幹什麼呢？《星期六》 故事表明，小説可以“引導讀者的價值觀，擴大共鳴，教會人們如何生活。同時，小説還能通過描述虛構人物的處境，探討人們在困境面前如何選擇的問題，並預言未來。

在《星期六》小説中，亨利·貝羅安與黛茜在有關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展開了一番唇槍舌戰。黛茜旗幟鮮明地反對戰爭，認為戰爭只會造成大量難民，認為美國發動戰爭動機不良，只是為了搶奪石油資源，建立自己的軍事基地，以便管轄伊拉克。亨利·貝羅安一方面聲明“‘我’不贊成任何形式的戰爭”；但另一方面，受到特勒波和施特勞斯（亨利·貝羅安的同事兼朋友，鮮明的“親戰派”）的影響，他認為，如果戰爭真的發生了，那麼“戰爭致死的人數也不見得比薩達姆統治時期每年殺死的人數要多”。

亨利·貝羅安對戰爭模稜兩可的態度引起了黛茜的強烈不滿，這種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也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揭示了現實中所處的道德困境。

《星期六》中，麥克尤恩通過亨利·貝羅安和黛茜的對話，戲劇化地表達了做出明確選擇的困難。除了伊拉克戰爭，《星期六》還談到恐怖主義襲擊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反覆預言了倫敦的地鐵爆炸事件。其中，亨利·貝羅安在故事接近尾聲時的沉思預言性最為明確：“偌大的倫敦其實和他所居住的這個角落一樣脆弱，就像其他上百座城市一樣隨時都有被投放炸彈的可能。交通高峯期應該是最危險的時間。”

《星期六》小説出版的同一年，2005年7月7日晨高峯時段，4名英裔穆斯林恐怖分子在倫敦市區的地鐵和公交車上引爆了4枚炸彈，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傷。該小説的預言之準確讓人瞠目。這不僅是因為《星期六》在描繪一位當代人一天的生活時所表現出的技巧，而且因為“就像在最好的政治小説中那樣，它在傳播證據和觀點時小心翼翼、模稜兩可”。儘管如此，這些觀點和預言卻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明證。一方面，麥克尤恩表面上借亨利·貝羅安這樣一位科學家人物之口表達了對藝術、文學的不屑，實際上以他自己的小説創作介入社會，表現了作者個人在國際重大政治、文化問題面前的困惑，例證了小説作為倫理範式的功能；另一方面，他以個體敍事的偶然性揭示了真實事件的必然性邏輯，證明了小説作為預言方式的功能。 ^[6] 

《星期六》小説中有多處細節表現了亨利·貝羅安的畏縮和有限的自省。比如，一早看到飛機墜落，他卻選擇不作為，並隨後自我反思：“他的罪過在於躲在安全的卧室裏，裹着温暖的羊毛睡袍，一動不動，無聲無息，目睹着傷亡卻遊離在半夢半醒之間。”他認為自己“本該打電話的”，然而卻終於止步不前。而且，故事暗示，亨利·貝羅安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他兒子的至理名言：“眼界越遠，失望越多。”也就是説，越是關注天下大事，諸如戰爭、恐怖事件、温室效應等，就越容易產生晦暗心理。相反，如果只關注眼前，只關心自己的境遇，生活中尚可發現很多樂趣。

亨利·貝羅安雖然不斷關心着國家大事，卻從不付諸行動，甘做井底之蛙，直至危險降臨到他和他的家人頭上，威脅到他本人的幸福。此外，《星期六》小説中針對亨利·貝羅安的一段心理描寫也突出了以他為代表的當代人面對災難的病態心理。在看電視新聞時，他想到，當今的世界形勢表明，“9·11”之類的慘劇隨時可能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人人都在恐慌不安，但其實內心深處還有一個共同的更加陰暗的渴望，一種“病態的自我懲罰和褻瀆神明的好奇”，希望在第一時間瞭解災難情況。

麥克尤恩在選擇亨利·貝羅安為自己代言的同時，又超越了貝羅安，更多地展現了人物的缺點，藉以警醒他自己。麥克尤恩以亨利·貝羅安的自鳴得意影射了沉溺於物慾的整個西方世界對國際事件的冷漠。比如，亨利·貝羅安一邊在他的奔馳車上聽舒伯特，一邊沉思着與飢餓、貧困及其他共存的進步。

換言之，麥克尤恩以亨利·貝羅安這樣一個像躲在蠶繭中的蠶一樣自我保護、自我隔離的人物暗示了當代人的生存狀態：一些養尊處優者對國際性危機熟視無睹，關注新聞也是為了滿足好奇；整個西方世界沉迷於物慾，對周邊地區或其他民族的困境置若罔聞或僅止於“沉思”。

這樣的“進步”是浮淺而虛假的。亨利·貝羅安的故事證明，個人的幸福與國家、世界的和平共處唇齒相依，當國家、世界形勢動盪不安，個人的幸福也很難得到保證。麥克尤恩在《星期六》創作中意識到距離的魅力，在該小説中刻意留下空白供讀者去想象。談到對“9·11”報導的觀感，他説：“通常，總是那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顯得駭人。”因此，《星期六》的描述顯得內斂而剋制，在暴力一觸即發之際戛然而止，而且只因一首詩。這讓整個故事顯得荒誕不經，讓讀者感覺受到了愚弄。

但故事結局的荒誕恰恰暴露了其虛構性和寓言性以及現實生活的殘酷性。麥克尤恩這種剋制、舒緩的文風也體現了主題之外敍述風格上的一種“歸家”。然而，麥克尤恩非暴力的描述隱含了暴力的可能，舒緩的敍述具有爆發的張力。 ^[6] 

貝羅安家庭內部環境的描寫成為揭示倫敦都市形象的開始，本應充滿温情和給予人安全感的卧室卻像是個囚籠。位於30英尺高的樓上，卧室與外面的世界重重阻隔，“四面寬敞且陳設簡單”，先必須“拉開狹長的木質折窗，又拉開第二層百葉窗，將它折到一邊，然後輕輕抬起玻璃窗”，方能與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絲聯繫。簡單的寥寥數筆讓人感覺不到一絲温暖，反倒令人倍感孤獨，而這種孤獨感正是通過描寫一位站在窗口凝望街道的主人公貝羅安的神態得以凸顯：“他矗立在那兒，如大理石雕像般”。隨後敍事視角轉移到窗外，此時廣場上“鴿子的糞便因為日久和寒冷而凝結，幾乎可稱之為美麗，如雪花般灑落在地面，還有那鵝卵石鋪就的方格形的陰溝。滿溢的垃圾箱暗示着生活的富足而非窘迫”，而都市人就是行走於這樣的環境中。不論是行走在自己的家中，還是倫敦街道上，貝羅安都是以一位“都市漫遊者”的角度凝視着外部世界。如果把其漫遊的線路進行規劃，就會形成一張時空之網和意識之網。

他清晨三點四十起牀，走向卧室窗邊，隨後在目睹一場飛機失事的事故後，回到妻子身邊親吻她。隨即走出卧室，下樓來到廚房。凌晨三點五十貝羅安來到18歲的兒子西奧的房間，和兒子進行的對話無關親情，而圍繞着一些“9·11”事件之類的嚴肅話題。隨後他又回到卧室，在黑暗中摸索着並重新躺在了妻子身邊。這整個家中的漫遊過程正如敍事者所言，“漫無目的、毫無理由”。再來看看貝羅安的都市之旅。在看完了早間報紙並聽完九點新聞後，貝羅安從市中心菲茲羅維亞區的家中走出，穿過沃倫大街，看到前方尤斯頓大街上正在起義的人羣。

向右拐走上托特納姆法院大道，進入大學街後遭遇汽車刮擦而被堵在其中一段狹窄的街道里。從刮擦事件脱身後，又來到壁球室，和助手施特勞斯打完壁球后，貝羅安上了帕丁頓大街買海鮮，然後穿過瑪麗萊公路回到家中。下午看完母親後接待了分別從圖盧茲和巴黎趕來匯合的老丈人和女兒黛茜。隨着貝羅安從家——街道——家的漫步軌跡，他們經過聚集着起義人羣的尤斯頓大街，以“服裝血汗工廠和妓女雲集而聞名”的克利夫蘭大街，彙集着整潔有序的醫院的波特蘭大街以及瑪麗萊公路兩邊繁華的商業購物區。這些城市景觀體現出迷宮化都市所具有的兩個特質：

其一，迷宮化的城市景象具有高度的重複性和一致性，無論走到哪裏舉目四望，四周皆是一片鋼筋水泥的叢林。不能否認，現代社會城市空間規模雖然在無限擴張，但街道上的建築物都遵守着“標準化”法則，以相似的模式複製，成為完全標準化的結構，火柴盒式的摩天大樓可以説是這類城市景觀的傑出代表。不僅如此，街道、人羣、櫥窗和商品的意象也在不斷重複。貝羅安每天開車穿梭在這樣的城市中，審視、閲讀着這些從前視窗中快速閃過瑣碎景象，交錯縱橫的街道，繁忙流動的交通，都市的現代化進程讓其中錯綜複雜的道路和建築本身成為一座迷宮。

其二，除了地形學意義上的隱喻，迷宮化的城市也體現着人迷失方向、喪失信念的精神狀態。處身於迷宮化的城市中，人容易迷失於漫無目的的行走之中，在迷宮般的街巷中顯得微不足道。這裏西奧·貝羅安身上呈現出本雅明提出的“都市漫遊者”的特點，即遊離於城市生活，不願意積極融入這種生活，而只是一個對城市生活進行細緻觀察的旁觀者。當貝羅安經過尤斯頓大街看到起義的人羣時，不僅對這樣的國家大事表現出漠不關心，對克利夫蘭大街上的那些妓女也是冷眼旁觀。

作為人類文明與發展的偉大豐碑，城市本應帶給居於其中的人們一幅安居樂業的美好圖景，然而城市的迷宮化發展卻使其背離本身應有的存在價值，舉目四望，人們驀然發現自己曾幾何時已將城市建造成一個巨大的“水泥叢林”，他們如同迷宮中被隔離和孤立的老鼠整日忙忙碌碌，卻始終受困於那方寸之間。不停地穿梭於人海車流中，透過汽車前窗，眼前上演的一幕一幕也令貝羅安不時回憶起往昔美好的生活，然而迷宮般的城市現實卻讓此時的他陷入無法逃離的孤獨和恐懼，“偌大的倫敦其實和他所居住的這個角落一樣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麥克尤恩在這裏使用了空間語言進行敍述。西奧一天的漫遊經歷看上去支離破碎，其實正是都市現代性經驗的一種體現。迷宮般的街道也讓人聯想到當前混亂的世界政局，“伊斯蘭主義、氣候變化、國家貿易引發的政治糾葛、土地和淡水資源匱乏、飢餓、貧窮等等其他問題和危機”。在西奧看來，處於戰爭陰影之下的英國國內社會危機四伏，正處於異常可怕的災難之中，呈現出支離破碎、混亂無序的面貌。《星期六》小説記錄的這一天在歷史上也並不普通，英國人在倫敦舉行了反英美入侵伊拉克的反戰示威遊行。這一天，一羣充滿孤獨與焦慮感的人羣在倫敦城裏四處遊走。

城市就是這樣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麥克尤恩借用貝羅安“城市漫遊者”的眼光，以獨特的視角、細緻的觀察，呈現給讀者一連串具有迷宮特質的城市景觀，就連該醫生的家也是由承載着各種功能的無數房間和上上下下的樓梯一起構成的一個迷宮。從象徵階級身份的私人住宅，到迷宮般的街道和陌生的人羣，麥克尤恩無疑為讀者勾勒出一幅迷宮式的倫敦地圖。 ^[5] 

《星期六》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是因為其流暢的語言和對人物思想真實可信的描述。 ^[1] 

——《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星期六》是一幅精細的畫像，描繪了那些同自己內心的弱點鬥爭着的人們。 ^[1] 

——《波士頓先驅報》（The Boston Herald）

《星期六》譜寫了當代英國社會一系列不和諧的音符：西方民眾與阿拉伯民眾之間的猜忌、中上階層與下層的隔閡、疾病與醫學發展滯後的矛盾、文化與科學之間的不和諧、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衝突、生態危機和倫理失範等。尤其是，該小説藉助主人公貝羅安的視角展現了“9·11”事件對於英國民眾的影響，揭示了民眾終日被戰爭、暴力、恐怖事件等風險和其他不安定因素困擾時不安、焦慮的心理狀態。 ^[3] 

——劉利民（凱里學院外語學院教授）；郭先進（凱里學院外語學院副教授）

《星期六》通過一個外科醫生一天的平凡生活作為人類生活的一個縮影，表現出現代社會中渴望建立一種規範的科學話語，用一種理性的方式對非理性行為進行征服，在自我與他者的對抗中，渴望建立一個有序意義的世界。利用科學知識話語對他人實現一種征服，是一種話語的暴力。但是《星期六》並不是停留在科學知識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上，而是由話語征服到行為暴力的書寫之上。《星期六》試圖開出藥方來解決失範社會中的痼疾，在面對脆弱的生命時，對新的生命秩序的思考是要學會對他者的愛，對他者的一種承認，人們應該採取非暴力倫理的方式，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 ^[7] 

——齊雪豔（伊犁師範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英國作家。於1948年出生於英格蘭漢普郡的奧爾德肖特，畢業於布萊頓的薩賽克斯大學，後在東安吉利大學獲碩士學位。

麥克尤恩擅長以細膩、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筆勾繪現代人內在的種種不安和恐懼，探討暴力、死亡、愛慾和善惡的問題。代表作品：《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水泥花園》、《只愛陌生人》、《時間中的孩子》、《黑犬》、《夢想家彼得》、《阿姆斯特丹》、《星期六》、《追日》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