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工程師

1985年，《羊城晚報》記者劉婉玲以一篇《從“星期六工程師”引出的》文章，報道了許多工程師週末下鄉鎮企業“走穴”的情況。這是這個羣體第一次被定義。當時國家科委的一位負責人説：提出“星期六工程師”，是廣東的一大發明。

事實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蘇、錫、常地區就已佔盡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師”的便宜，成為上海智力及技術技能資源的強輻射區。“他們都在悄悄逃離本單位的牢籠。”林生説。

這些“星期六工程師”都來自國有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最初的時候，只是少數人員通過各種關係與周邊的鄉鎮企業建立聯繫，利用節假日時間為企業擔當技術顧問，並從中獲取適量的報酬。“其實那時都算有些機緣巧合吧。”林生説。

漸漸的，這個人羣開始壯大起來。

廣東省科委1987年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廣州的一些科研單位，約有8%?10%的科技人員在從事“星期六工程師”活動。而1988 年第16 期《望》雜誌的報道稱，在上海這個人羣在鼎盛時期大約有兩萬餘人。

據説那個年代，在上海郊區以及蘇南浙北，鄉鎮企業的廠長們往往都隨身攜帶着一張“聯絡圖”，上面寫着那些“星期六工程師”們的家庭地址、聯繫電話等。只要一遇到技術難題，憑藉這張聯絡圖，廠長們就可以打電話或登門求教。

而一些媒介也充當了城鄉交流的“月老”。上海廣播電台的《城鄉經濟》節目，在那個時候應運而生並紅極一時。他們在節目中陸續播送上海鄉鎮企業需要哪些專業人才，又介紹上海各系統一大批科技人才、技術工人的技術特點。

對於當初求賢若渴的民營企業而言，“星期六工程師”所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言説。那個年代，“星期六工程師”在上海周邊地區尤其吃香。如今的江蘇陽光集團、雅戈爾等大企業，“創業之初均受過上海師傅的點撥。”林生説。

“星期六工程師”們的收入自然也不菲。“一般一天能有個四五百塊錢吧。”林生透露。甚至有些工程師在外地幹一天的額外進賬，能抵得上當時半年的工資收入。不過，箇中辛勞與滋味，也只有那些“星期六工程師”們自己知道。

“星期六工程師”的兼職時間有長有短。原上海人民電機廠的一位工程師，為無錫惠山區汽車油泵廠開發了汽車冷卻水泵和農田排灌泵的機械密封兩種產品，前後花了大概三年的時間，這期間都是利用休假日在上海和無錫間來回奔波。

林生回憶説，一到週六下班後(那時是六天工作制)，他就會和許多“星期六工程師”一樣，擠上當晚南下杭州的火車。“就是那種綠皮車，很擠的，常要雙手舉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之後，一般都是先找個洗澡堂住下。週日一早再趕汽車，到下面的鄉鎮企業。

週日晚上還要在杭州擠上回上海的火車，週一早上，必須準時出現在單位的實驗室裏。“要不，週一領導見不到人，就亂套了。”回上海的車票，有時託在車站工作的朋友買。有時找不到人，買不到火車票就得想辦法混進車站，“這是常有的事。”林生説。

“當然，那個時候三十來歲，體力也好。”林生笑笑説。“我們夜裏加班不睡覺，上海的師傅也不睡覺。”浙江慈溪一家民營企業的老闆回憶説，“下半夜了，他們在廠房裏休息一會兒，天亮了接着幹。星期天傍晚，他們又趕夜裏的火車回上海。”

不過，對於這些“星期六工程師”而言，心累多於體力上的勞累。囿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人才流動體制，他們在鄉鎮企業的“兼職”行為，基本都是“秘密地下活動”。“這是多麼奇特的現象。”當年《望》雜誌的報道如此評價。

《羊城晚報》記者劉婉玲回憶説，由於都是“地下”活動，當初為了採訪，她頗費了一番周折。在順德龍江鎮的河邊，她守候了兩天，等候過路的“星期六工程師”，抓住一起渡江的時間對他們進行採訪，兩岸不知來回了多少次，才得到一些“料”。

不過，“星期六工程師”們的這種擔心並非多慮。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一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82年，武漢國營一八一廠的工程師韓慶生與其他三個工程師一起，為武漢的一家鄉鎮企業設計了兩套生產污水淨化器的圖紙，還編寫了兩萬多字的產品技術説明，使這家瀕臨倒閉的企業起死回生。廠長為表示感謝，到年底發給四個人每人600元。

就是這600元把韓慶生送進了監獄，一八一廠的有關領導知曉此事後當即向公安局告發，韓慶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技術投機倒把罪”，一審判決入獄300天，用韓慶生的話説，“相當於兩塊錢坐一天牢。”

儘管後來韓慶生被平反，廠長親自登門道歉。但這種喜劇性的落幕，並未能真正解決此類事情。1985年前後，上海太平洋被單廠一個叫鄭鴻堅的助理工程師，依然因為業餘兼職而被判處徒刑、關進大牢。

在此後的若干年內，國營機構裏的科技人員能否外出兼職，始終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當初爭論四起，其中一種激烈的反對觀點是：工程師在國有企業工作，拿的是國家的工資，怎麼能用“國家資源”來填自己的腰包？

林生也回憶説，他當時做“星期六工程師”的事情，後來被所在單位知道了，單位曾找他談過話。這也成為林生日後徹底逃離事業單位而“下海”的原因之一。

直到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專門下達了文件，稱“允許科技幹部兼職”，至此，爭論才總算塵埃落定。而事實上，在那時，民營企業聘用科技人員已是一個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現象。吳曉波認為，這份文件已成一個追認式的“馬後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也曾有一批官員“下海”，但那時主要是機構改革後編制縮減，一些官員到部門下屬單位或企業中去當領導，充實基層力量。實際上只是原有編制待遇的平移，是體制內的一種流動，並非真正的“下海”。

此後的1992年，真正意義上的官員下海成為時髦。“停薪留職”作為“下海發財”的代名詞，開始流行於大江南北。

所謂“停薪留職”，即是保留原有職位，不打破鐵飯碗，一旦“下海”失敗，仍可“回朝做官”，這聽上去的確是個毫無後顧之憂的賺錢法門。

於是，為了體驗“經受市場經濟的洗禮”，許多懷有夢想的官員們都開始心為所動。

曾在上海盧灣區某經濟部門任職的李海濤就是其中的一員。李在工作中接觸了很多宏觀層面的人士，又因工作需要曾接觸過不少私營企業主。這些都成為他日後下海的便利條件。不過，李海濤在商海十幾年浮沉，磕磕碰碰中竟有些後悔當初的逃離。

當然，還是有不少當年辭官下海的人，如今都成了業內的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