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章句導讀

易學作為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的箋註之學，用當今西方用語説是詮釋學(或解釋學)。説它是詮釋學是因為易學以傳注、説解、箋疏、釋疑、考證等為主要形式理解和解釋《周易》文本，探尋《周易》作者意識到的和未意識到的思想或義理，這種註釋不僅着眼於《周易》的字詞句的意義，即通過訓詁對《周易》進行語言和意義的轉換，簡單地複製、轉述《周易》本義和再現作者的生活世界，而且在此基礎上依據解釋者的知識和體驗對《周易》文本進行再創造，使其意義得到拓展和昇華，達到更好理解作者思想的目的。成書於殷周之際的《周易》本為卜筮之書，生活在春秋時的孔子及儒家在傳授、整理《周易》時，首先把它視為詮釋的對象，以儒家獨特的語言和思維對《周易》成書(包括成書的過程和時間、作者)、主要概念、符號系統、思想內客、卦爻辭、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解説，在保持對象性質不變的大前提下，極大限度地促進了《周易》與儒家的思想會通，使其詮釋客觀上遠遠超越了《周易》本義，開了易學詮釋學的先河。西漢以降,為迎合當時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需求，漢武帝獨尊懦術，《周易》因孔子及儒家的整理和詮釋而躍居五經之首。統治者的倡導和功利驅使，使易學詮釋趨向繁榮。西漢今文易學家在儒家取代黃老之時，以張揚儒家思想為己任，以《易傳》為最高權威，運用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説和天文曆法，探求《周易》微言大義，重建了偏於天道、以占驗為功用的易學詮釋體系。東漢古文易學家輕視今文易學比附的詮釋方法，絕對崇拜易學聖賢和權威的言論，主觀上嚴格遵循注不破經的原則，專以象數、訓詁為工具，通過對《周易》經傳的文本整理和文辭的註釋，力圖恢復《周易》經傳作者本意，凸顯聖賢的易學思想，建立了貌似規範的詿釋體系。如果説兩漢易學家主觀上是以還原和凸顯《周易》本來思想為主要任務的話，那麼兩宋學者則是以改造和重望儒家易學體系為己任。宋代易學家以反對佛道、復興儒學為旗幟，通過對《周易》經傳的文辭的訓釋，以自己的悟性和智慧體寨和揭示聖賢之道，建立了比《周易》文本更為豐富的、更為深刻的融懦道釋為一體的易學思想體系。 ^[1] 

《周易》與其他古代典籍的不同是它不僅有着用於占驗的古奧晦澀的文字語言，還有一套與這文辭相關的、極為嚴密的、高度抽象的符號系統，這就是《周易》成為後世詿釋者理解和解釋無穿的源泉和永恆的母體關鍵之所在。如清代學者所言：“蓋幷包萬匯，隨舉一義，皆有所通，數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説，故一變再變而不已。”(《四庫壘書總目‘五經總義類後案》)這就決定了易學發展是易學家遵循一定規則不間斷地理解和詮釋易學原典的過程。由於易學詮釋者對於易學厚典的態度、詮釋的目的和詮釋時使用的規則和方法不同，易學詮釋學有象數和義理之分。四庫館臣按照治易方法不同把古代易學分為“兩派六宗”。“兩派”指象數、義理兩大派，“六宗”指象數中的占卜譏祥、造化宗和義理中之老莊、儒理、史事宗。無論是象數易學、義理易學，還是由兩派延伸出的“六宗”，它們皆是易學家對易學原典詮釋、再詮釋的結果，易學正是以詮釋、詮釋、再詮釋這種獨特的形式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有更多的機會或條件與中國其他文化發生碰撞、滲透、融合，對當時的社會發生影響。也就是説，如果沒有易學家依據自己和自己所處的具體的詮釋學境遇，對易學文本的理解、解釋和再理解、再解釋這種持續的詮釋過程，易學就不會融舊鑄新，伴隨時代的發展改變自身形態，建構自己生機勃勃的、充滿活力的思想體系；也就不會迎合不同時代的需要，對中國古代哲學、宗教、倫理、心理、科技和社會各個層面發揮如此大的作用。因此，我們今天研究易學發展史、易學詮釋學、經學詮釋學、古代哲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不能忽視作為活水源頭的《周易》和由此引發的不同時代的、具體易學詮釋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具體地説，易學詮釋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取決於當今易學、哲學和整個又化發展的需求。

題詞

總序

導讀

一、潛心著述的一代通儒

二、“教寓於筮”的易學思想

三、“陳義屈奇”的易學構架

四、“褒貶相宜”的歷史評價

五、《易學三書》的研究及其版本

《易章句》

上經

下經

彖上傳

彖下傳

象上傳

象下傳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説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附《易圖略》

旁通圖第一

當位失道圖第二

時行圖第三

八卦相錯圖第四

比例圖第五

原卦第一

原名第二

原序第三

原彖象第四

原辭上第五

原辭下第六

原翼第七

原筮第八

論《連山》《歸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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