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易幟

張作霖白手起家，勢力日益發展，成為統治關外的“東北王”，並一再向關內擴張。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國軍政府，自稱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政府末代統治者。

1927年4月，日本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後，向張作霖強索鐵路權，逼張解決所謂“滿蒙懸案”，從而激起了東北的反日怒潮。9月4日，瀋陽兩萬人示威遊行，高呼“打倒田中內閣”。張作霖在全國反帝浪潮的衝擊下，未能滿足日本在“滿蒙”築路、開礦、設廠、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並有所抵制，這為日本政府所不能容忍，日本關東軍則斷定東北人民的反日遊行系張作霖煽動所致，對他恨之入骨。 ^[3] 

1928年4月，蔣介石為緩和南京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為了推翻號稱中央政府的張作霖北京安國軍政府的統治，決定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編組成一、二、三、四個集團軍，舉行“二次北伐”。4月7日，蔣下達總攻擊令，命第一、二、三集團軍沿津浦、京漢、正太鐵路全面出擊。此後的戰局發展，對蔣極為有利。第一集團軍僅僅20多天，就先後攻佔魯南郯城、魚台、棗莊、臨城、滕縣、鄒縣、兗州、金鄉、曲阜、泰安等地，並於5月1日佔領山東省城濟南。參加魯西南作戰的第二集團軍也連戰告捷，先後奪取鄆城、鉅野、嘉祥、汶上、濟寧等縣市。而第三集團軍則順利衝出娘子關，佔領井陘、贊皇、洪子店、温湯等城鎮，前鋒直指石家莊。各路安國軍，損兵折將，節節敗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勢。張作霖目睹戰事的失利，進有所不能，退則士氣盡喪，戰和難定。恰在這時，日本為阻止北伐軍進入東北，威脅它的所謂“特殊利益”，於5月3日在山東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從而引起全國大規模的反日愛國浪潮。張作霖意識到，他終於有了緩兵的良機。於是，5月9日，張作霖發表了與奉召回京的前方將領張學良、楊宇霆等人共同商定的“息爭”通電，公開表示願與南京國民政府議和。隨後，他又主動將津浦、京漢沿線安國軍撤至滄州、保定一線，以示主和的誠意。為摸清南京國民政府的議和底線，5月24日，張作霖還派出直隸省長孫世偉前往上海，與南京國民政府的代表直接洽談。 ^[1] 

為應付張作霖的“息爭”通電，蔣介石採用了政治、軍事雙重手段。他一面指示負責聯絡東北的吳忠信：對奉張方針，應請其退出關外，以表愛國誠意；一面堅持繼續北伐，命令各部努力前進，速佔北京。5月19日，蔣介石親至鄭州，與馮玉祥商定分兵三路進軍京津。5月28日，各路北伐軍開始全線總攻擊，至6月1日，自東而西，先後佔領東光、南皮、安國、博野、饒陽、蠡縣、高陽、保定、易縣、高碑店、張家口、宣化、南口等地。張作霖安國軍被迫退至滄州、琉璃河一線，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圍之中，其最後易手只是時間問題了。

張作霖的壓力，不只是來自蔣介石的軍事打擊，還有日本的趁機脅迫。“濟南慘案”以後，日本眼見張作霖半壁江山愈縮愈小，戰火即將波及京津，影響東北，對其利益構成嚴重威脅，便加緊實施逼張及早放棄京津，退回關外，保境安民的策略。5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奉田中義一首相“訓令”，警告張作霖：“戰亂進展，將及東三省時，日本政府為維持東三省治安起見，或不得不採取適當且有效之措置”。而日本公使館武官建川美次、華北駐屯軍參謀浦江澄則在同一天奔赴京漢前線，請張學良、楊宇霆出面“勸告張作霖出關”。張作霖在答覆中表示“東三省及京、津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反對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值此，日本看到張作霖這個工具不能完全為它所用，遂決意除掉他。 ^{[1]  [3]} 

5月30日，張作霖在軍事失利和日本的壓力下，在北京召集軍事緊急會議，經與會者權衡利弊得失，決定以陸海軍大元帥名義，命令各路安國軍全面撤退。6月2日，正式發表“出關通電”，聲稱在救國志願未償之時，決不忍窮兵黷武，禍延中外。6月3日凌晨，張作霖乘京奉專列離京返奉。6月8日，閻錫山第三集團軍商震部進入北京，受到各界代表的熱烈歡迎。四天之後，閻錫山所轄傅作義部和平接收天津，佈告安民。北京安國軍政府至此宣告結束，長達16年的北洋軍閥統治也最後落下了帷幕，這就是人們常説的“京津易幟”。 ^[1] 

東北易幟的起因有以下幾點：

皇姑屯事件爆炸現場(2張)

一是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3日凌晨，張作霖乘京奉專列離京返回奉天。關東軍司令村岡長太郎打算派人刺殺張作霖，但這一行動不易掩蓋罪責，遂由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策劃炸車，調動工兵在張作霖歸奉的列車經過地點──瀋陽皇姑屯車站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處預埋炸藥。6月4日清晨5時30分，張作霖所乘列車駛至皇姑屯車站時被炸，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當場死亡，張作霖受重傷，急救回瀋陽，於上午9時30分不治而亡，這就是歷史上的“皇姑屯事件”。 ^[3] 

二是全國人民一致希望國家統一的歷史潮流和民意。北伐戰爭爆發後，國民革命軍一路攻勢凌厲，進展迅速，很快就消滅了孫傳芳和吳佩孚主力，雖然之後國民黨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但是畢竟和之前腐敗無能的北洋軍閥有很大的不同，使一般民眾看到了一舉改變民國成立後軍閥混戰、割據、軍令政令不一、苛捐雜税多於牛毛局面的希望，全國統一已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東北民眾也不例外，雖然説在張作霖的領導下東北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但是為了爭權奪利，爆發了兩次直奉戰爭，使東北物價飛漲、滿目瘡痍。東北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也強烈渴望和平，要求統一。

三是張學良的因素。東北易幟雖然説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但是這也是和東北軍最高統帥張學良的個人努力分不開的。因為雖然不排除張學良在談判初期有希望通過東北易幟交涉延緩國民政府進攻，避免兩線作戰、穩定東北局勢的打算。但是東北易幟最終的完成是和張學良捨棄個人利益顧全大局的愛國情懷分不開的。因為作為當時的東北最高統帥，張學良也完全可以採取自保的拖延戰略來對付國民政府的統一戰略，因為時值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正因為裁軍矛盾日益激烈，東北三省又一直比較獨立，雖然蔣介石等意欲統一東北，但是懾於日本的壓力也不敢輕舉妄動。從易幟延期的幾次交涉來看，縱然蔣介石極為希望東北馬上易幟，並極力遊説張學良，但是當張學良告之需要延緩易幟，蔣介石也是鞭長莫及，除了繼續遊説之外，也無其他更好的辦法。由此可見，張學良是完全可以暫時採取只顧東北地方利益的自保做法，東北軍內部如楊宇霆等就是持這種看法的人，但是張學良希望中國統一，為此，他毅然決然地實行東北易幟，這充分體現了他作為愛國軍人在東北易幟中的重要作用。

四是東北軍的問題。張學良此時領導的東北集團已失去了昔日的強悍。在戰場上，被南軍所敗，士氣低落；首領被炸，整個東北都籠罩在悲憤無奈的情緒之中；集團內部，暗潮湧動，楊宇霆等高層人物各懷心腹事；東北雖為富庶之區，但連年的戰爭已將庫存掏空。地盤本為支撐軍閥生存的命根子，張作霖戰敗出關，原本為東北集團提供資源保障的黃河中下游和長江北岸諸省均為南軍所佔，財政斷流，軍餉都難以為繼，這樣一個集團，實難維繫與發展壯大。 ^[4] 

五是蔣介石的因素。東北易幟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特別是蔣介石的努力分不開。因為在當時國民政府內部以馮玉祥、閻錫山等為首的強硬派，特別是馮玉祥和奉系矛盾很深，他們認為張作霖死後東北已失領導中心，士氣渙散，力主乘勝出擊，出兵關外，徹底消滅奉軍，以絕後患。蔣介石一方面也希望儘快統一中國，乘戰勝之威一鼓而下，但之前爆發的濟南事件還歷歷在目，武力解決東北很可能會引起日本出兵干涉，引發和日本人的衝突。因此，蔣介石更傾向於政治解決。

六是當時的國際局勢有利於東北易幟。隨着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及逐漸穩固，英美等大國為了保護其在中國的利益，反對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紛紛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並和它建立關係，同時對國民政府的改訂新約和裁撤領事裁判權等運動也給予了積極支持，希望能改善對華關係，擴大在華利益。但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上台以後推行了一系列比較強硬，激進的侵華政策，如濟南慘案、滿蒙自治、皇姑屯事件，這不但使中日關係急劇惡化，更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特別是濟南慘案，引起了全國性的反日運動，使日本激進派不得不稍作收斂。同時，日本政府這些過於激烈的舉動，特別是在東北的急速擴張，也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大國的擔優，害怕日本會獨霸中國進而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利益，於是英美等國對日本勢力的擴張進行了干涉和牽制。如1928年8月，美國駐華公使馬泰瑞特地訪問東北，與東北軍將領楊宇霆等交談，表示東北易幟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方面支持東北易幟。英國方面也表示了對東北易幟的支持。這種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也使田中內閣受到了日本國內輿論的強烈攻擊，包括樞密院、貴族院等日本保守勢力，都認為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是極其錯誤的作法。在野黨則利用皇姑屯事件攻擊田中內閣，要求追究該事件的具體責任。這都對田中內閣形成了極大壓力，田中政府自顧不暇，從而使它對東北易幟的實現不能有太過激烈的反應和舉動。 ^[5]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被炸身亡。同一天，張學良、楊宇霆在北京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繁蔚舉行會談，孔繁蔚提出瞭解決東北問題的三個條件：

（一）東北三省須懸青天白日旗；（二）奉軍中的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所部須受改編；（三）東三省須服從國民政府命令。正式提出了東北易幟問題。 ^[6] 

此時，張學良接到了張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後，於6月17日化裝潛回奉天。6月1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就任奉天軍務督辦之職。7月1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表示絕不妨礙統一，已令前方軍隊撤退，並派代表轉致敬意。7月3日，張學良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7月8日，張學良派邢士廉、王樹翰、米春霖、徐祖貽等4人前往北京，7月10日到達，隨即對新聞界説：“張學良早求統一。皇姑屯之變，益增愛國之熱度，而贊成統一志願，尤覺須急速實現。茲既舉國一致易旗，東省自當不必堅持異議。不過東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來商辦法，從長考慮，以期妥洽和平統一事業安然成功。”同日，蔣介石在北平接見王樹翰等，提出東三省須先行易幟，實行三民主義，餘事再請示國民政府。與此同時，張學良在瀋陽接見國民政府的代表劉光、張同禮時表示，易幟與實行三民主義毫無疑問。至7月中旬，雙方就易幟問題達成協議，並議定於7月24日正式宣佈東北易幟。 ^{[7]  [8]} 

張學良與南京國民政府就東北易幟問題進行接觸的消息傳出後，日本當局大為恐慌，極力加以阻撓。7月16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拜訪張學良，警告説：“我國同東三省的關係與中國內陸地區同各國關係不同，是極為重要而密切的。而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衞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於要同我國對抗。”對此，張學良表示，下屬及三省均傾向採用三民主義，難以拒絕。林久治郎隨即將此情況電告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稱“從當今的大趨勢看，儘管我方不歡迎青天白日旗，但只要不以實力加以阻止，就不可能停止”。7月18日，田中給林久治郎發來訓令，要求“堅決阻止東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於是，林久治郎於7月19日再次會見張學良，表明日本政府反對易幟的態度，並再度警告説：“如果同南方妥協，將嚴重傷害兩國關係。”張學良則表示：“東北保安會的要員們，一致主張當前應該向國民黨妥協，服從三民主義，懸掛青天白日旗，避免戰禍。現在，我若不接受這些要員們的主張，自己將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最後只好下台。”7月20日，張學良前往“滿鐵”奉天公所會見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村岡也竭力勸阻張學良“停止南北妥協”，並指責説：“爾父作霖十數年間與日本提攜，奠定了東三省今日繁榮之局面；然足下在父親喪葬未畢之日，即欲屈服於敵，毀壞三省，作為三省保安總司令，何面目之有？”

對於日本的無理干涉，張學良雖十分憤慨，卻又不能置之不理。特別是此時張作霖的喪禮尚未舉行，張學良害怕日本人又會搞出什麼事來。同時，東北軍的一些元老也認為，在大元帥的葬禮未辦之前就去同過去的敵人達成妥協，未免操之過急，所以也對易幟表示反對。在此情況下，張學良決定將正式易幟時間延緩到張作霖葬禮之後。7月24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稱易幟“不必急於一時”，並詳細解釋了暫緩易幟的緣由。 ^[7] 

為了達到阻止東北易幟的目的，田中義一又派曾在一戰期間擔任駐華公使的林權助為特命大使，以參加張作霖葬禮為名，到東北阻撓易幟。林權助出發前，田中向其詳細交代了此行的任務和策略。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田中與林權助的談話要點多達19條。其主要內容是：第一，“滿洲是日本的外廓”，“此地的治亂興衰”對日本來説“關係重大”。第二，“必須始終防止共產主義分子進來。”第三，“多年來，我們一直協助中國實現統一，同時自然地也想按照我們新想法引導滿洲”，所以絕不能為了促進統一而犧牲“日本的意志”。第四，“對於張學良，必須做各種考慮，需要軟硬兼施得當，使他的心不傾向於南方”。第五，“如果不徹底防止南方勢力的入侵，日本的意志就實現不了。如果同南方政府交涉的話，事情就會國際化”。第六，“日本為了維持滿洲的治安，決不惜犧牲”。

林權助於7月28日從東京啓程，至8月4日到達奉天。之前，林久治郎又於8月1日和3日，連續兩次往訪張學良，對易幟進行百般阻撓。8月5日，林權助參加了張作霖的葬禮。葬禮結束後第2天，林權助便在林久治郎陪同下拜訪張學良，向其“申述了田中首相委託的使命，並勸慰他安心繼承父親的遺業”。8月9日，張學良前往日本總領事館進行禮節性回訪，林權助正式提出東北易幟問題。林權助説：“我是承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之命來正式提出這個問題的。日本政府經過慎重考慮，認為滿蒙是日本付出過重大犧牲而後得有特殊權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線；它的命運，日本不能不時時刻刻的關心。如今專以排斥外國勢力為名的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己經席捲華北，説不定什麼時候就來到滿蒙，並且我們聽説，張學良將軍有隨時換上青天白日旗和他們同流合污的意圖。我們對此特別關切，請張將軍將你的意見告訴我們。”張學良有理有節地答道：“我們東北地方當局，一向尊重日本在東北的權益，特別是兩國締結的條約上所規定的權益，我們什麼時候都是尊重的。至於説到國民革命軍，我雖然和他們交過手，打過仗，但是我很佩服他們。我現在還和他們沒有來往，至於何時我和他們有來往，我還不能斷定。好在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家裏的事，換句話説，這是我們的內政，我想我們的鄰邦對我們家裏的事不會太感興趣吧！”由此開始，雙方圍繞易幟問題展開激烈的舌戰。最後，氣急敗壞的林久治郎居然以命令的口吻對張學良説：“我們就是不准許掛旗。”張學良聞聽也勃然色變，怒斥道：“這是什麼意思？”眼看會談陷入僵局，林權助急忙打圓場説：“我們這番勸告，不但是為了我們日本的特殊權益，也是為了張將軍自身的利益打算。聽説國民政府這幫人都有外國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們打交道，找不出什麼好處來。況且，張將軍在東北是唯我獨尊，和他們合流後，你還能有比現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嗎？當然，你不必害怕他們，我們絕對支持你。”張學良語氣也稍微緩和下來，表示：“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當加以善意考慮。”待回到私邸後，張學良仍憤慨異常，對周圍人説：“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幟，即死於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在田中不斷派人對張學良進行勸告的同時，日本軍方也活躍起來。8月7日，日軍參謀部制定了《參謀部關於應付滿蒙形勢急劇變化的措施方案》，聲稱如果張學良不聽“勸告”，“應斷然採取以武力自衞的措施”，“驅逐學良、楊宇霆等新派人物，幫助成立符合我政策的親日性政權”。與此同時，駐紮在奉天附近的1.7萬日軍也連續舉行軍事演習，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脅。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粗暴干涉，張學良深感日本人欺人太甚，但同時也不能不擔心日本會進行武裝干涉。為此，張學良審時度勢，決定再度推遲易幟日期。8月9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陳述日本施加壓力的情況，並提出應對之策：“一曰強硬，二曰軟化，三曰圓滑。強硬則必動武，不但東省力有不足，即全國協力亦無把握。軟化則東省成為保護國，為朝鮮第二，非所敢出。暫時，圓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於國際間着手運用，折其野心，始有辦法。”8月10日，張學良派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劉哲拜見林久治郎，轉達延遲易幟的決定。8月13日，張學良前往日本總領事館與林權助話別，“申明瞭南北妥協將暫緩三個月的意向”。田中義一得知張學良的表態後致電林久治郎，令轉告張學良，對張學良決定“暫時停止與南方妥協”實感滿意。至此，雙方就易幟問題的交鋒暫告一個段落。 ^{[7]  [8]} 

8月13日，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抵達奉天，與張學良派去的代表楊宇霆會談，表示支持東北“易幟”。馬慕瑞來奉，引起了日方警覺。隨後，美國又派記者端納到奉天，做張學良的工作，張學良堅定地表示：“滿洲是中國的，我不會接受日本的命令。”

10月8日，國民黨中常會任命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為此致電張學良雲：“應乘此時機同時更換旗幟，宣言就職，以十七年（1928年）雙十節為兄完成統一之紀念日也。”可是，當時日本壓力尚未減輕，而東北內部亦不穩定，張學良易幟有心無力。10月10日，張學良覆電蔣介石説：“東北易幟早具決心在前，實因某方壓迫，致生障礙，當時敝處與之面約以三個月為限，屆期即行易幟……現計算約定日期已不甚遠，敝處擬積極準備，事前秘不使知，籌備就緒，即行通電宣佈，以三省同日實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計。”

此後，蔣張之間函電頻傳，信使不斷，雙方共同積極為易幟做準備。11月中旬，張學良致駐北平代表趙志白親筆信，其要旨為：“第一，東北內部日見堅固，唯外交仍棘手，請將特殊情形介紹於國人，以免誤會；第二，學良對於統一早有決心，易幟誓必實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須先辦理完結；第三，絕不賣國，但有為大勢所迫非辦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壓迫之實況，人應諒之。” ^[9] 

與此同時，形勢的發展對田中政府越來越不利。美、英、法等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一再向日本施加壓力，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中國國內反對日本分割中國的輿論日益高漲，抵制日貨運動更是一浪高過一浪，使日本外貿損失不斷加大。在日本國內，以駐華公使芳澤為首的一部分人擔心田中內閣過分干涉東北易幟會招致歐美列強的不滿，因而反對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而在野的民政黨也指責田中干涉東北易幟的行為是“拙劣的外交”，並乘機加緊了倒閣運動。至1928年底，田中內閣已經是內外交困，不得不承認東北易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7] 

12月14日，東北保安司令部召開會議，決定於1929年1月1日元旦實行易幟。就在這次會議上，對於易幟問題還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唯有張學良堅持非辦不可，謂：“完成統一事大，外人威脅事小。我引國府及國民黨勢力下之輿論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蔣介石電示張學良“不必等到元旦，應提前三天”。12月24日，張學良密電奉天省長翟文選等人：“茲經決定，於本月29日改懸青天白日旗，東三省同時舉行。……唯事前仍應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為要”，電文還説明了旗式的尺寸。12月26日，奉天省長致電省城各機關以及各道尹、各縣知事，通知29日易幟一事，強調要絕對保密。同一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並通過了東三省及熱河省的省政府委員名單，待易幟後發表。 ^[11] 

12月29日，易幟典禮在奉天省府禮堂舉行。張學良身着深黃色中山服，監誓委員方本仁身穿長袍短褂，在融融軍樂聲中，眾人先向黨國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方本仁恭讀遺囑後，即就監誓員位，授印於東北正副司令及東北各委員各廳長，復由東北邊防軍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熱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員舉右手恭誦誓詞。歐美各國領事應邀出席，唯日本領事未到。

方本仁代表國府致訓詞説：“今日為東北邊防軍正副司令長官及奉、吉、黑、熱四省府委員補行宣誓典禮，實為革命成功、全國統一大可紀念之日。”

隨後，張學良致答詞，致詞完畢，張學良又發表即席演講，他説：“我們為什麼易幟？實則是效法某先進國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軍閥操權，妨礙中央統治，國家因此積弱。其後軍閥覺悟，奉還大政於中央，立致富強。我們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權力，舉政權還給中央，以謀求中國的真正統一。” ^[9] 

會後，張學良向全國發布易幟通電，電文中曰：“自應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 ^[9]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易幟，隨即奉天省公署及機關、學校、商店均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吉林、黑龍江、熱河同時易幟。同日，蔣介石特致電張學良，對易幟通電錶示無任佩慰，“此後修內對外，建設萬端，匡濟艱難，納民軌物，願與諸兄共策之”，南京國民政府也電覆張學良等人：“完成統一，捍衞邊防，併力一心，相與致中國於獨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日本田中內閣對張學良易幟事前未與日本協商感到遺憾，對其易幟“帝國政府頗感意外”。 ^[9] 

12月30日，南京國民政府根據張學良的推薦，任命湯玉麟為熱河省政府主席。12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12]  同時，奉天省改為遼寧省，奉天市改為瀋陽市，奉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其建制編入國民政府軍隊序列。至此，改旗易幟工作基本結束。 ^[13] 

天津《大公報》1928年12月29日社評：自是中華民國蓋真於新國旗之下，宣告統一矣。 ^[11] 

歷史學家唐德剛：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這件大事，不僅在三千年國史上史無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鮮有其儔。 ^[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研究員錢進：①張學良“東北易幟”這一壯舉是他以民族大義為重，不顧日本帝國主義的百般阻撓，為維護祖國領土主權，捍衞民族獨立，為現代中國做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貢獻，功不可沒，值得稱讚。②不得不説東北易幟也有它不盡人意之處，從某些地方來説，張學良對東北易幟考慮更多的還是他“東北軍”的私利。而且，東北易幟是統一在國民黨新軍閥的國民政府之下的，這對東北軍後來的發展有很大的不利影響，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13] 

《長春日報》：張學良毅然易幟，標誌着舊軍閥割據時代的結束，同時也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捍衞了中國領土的完整。 ^[8] 

首先，東北易幟成功地宣告了歷時16年的北洋軍閥統治的徹底結束。 ^[13] 

其次，東北易幟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肢解東北、圖謀獨佔的陰謀詭計，維護了民族利益和國家領土的完整。易幟後的東北結束了奉系時代割據一方的局面，在軍事、外交諸方面直接聽命於中央。儘管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但對蔣介石政權的建立和鞏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標誌着蔣介石所謂的全國“統一"的最後完成。增強了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延緩了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的計劃。這個意義上説，東北易幟也是對外抗擊侵略、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之舉。 ^[13] 

最後，東北易幟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東北易幟帶來的東北相對和平的環境，使張學良得以改變張作霖時代的戰爭政策，把內外政策轉到東北新建設上來，東北經濟得到迅速發展，東北的民族工業也得到了振興。東北易幟無疑是東北民族工業發展的催化劑。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