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基

易培基生於1880年2月28日(清光緒六年正月十九日)。其父為晚清武官，曾在湘西因事牽連入獄，年僅十六歲的易培基上書為父申冤，以文詞婉曲感動辦案上司，使其父得到赦免，易因此而享文名。

其時清廷窳敗，喪權辱國，易培基憤於外侮日亟，欲從事外交報效國家，遂離家赴武昌，考入湖北方言學堂，與趙恆惕同學。畢業後，易培基又去日本進修，返國後回到長沙，於1913年任湖南高等師範學堂國文教員，講授文字學等課程。他在文字學的研究上接近章太炎，在經學上則贊成康有為。一年後，改任長沙師範及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教員。他授課生動，喜標新立異，很能迎合青年學生的心理。當時毛澤東、田漢等人都在第一師範讀書，曾受教於易。

1918年，張敬堯任湖南督軍，殘酷鎮壓人民，摧殘教育，易培基和一些教師參加了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翌年，易被推為紳商界總代表，前往新任湖南督軍譚延闓處洽商事務，自此結識了譚延闓，並深得譚的賞識。1920年6月，“驅張”運動勝利後，為使被張敬堯摧殘的各級學校迅速恢復，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接受教育界人士楊樹達等人的建議，決定成立教育委員會，易培基被任命為委員兼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易上任伊始，即將學校人員徹底改組，先後聘匡互生、周谷城、彭靜宜等人擔任教務主任，教員有楊懷中、徐特立、夏丏尊、劉大白等，師資陣容十分強大。毛澤東也曾於同年7月受聘在第一師範擔任過一段國文教員。為使學生獲取新知識，易還敦請中外名人如杜威、羅素、章太炎、蔡元培等到校做學術講演。又首開女禁，丁玲(蔣冰之)等女生聞訊轉學來到第一師範就讀。學生組織如“崇新學社”等也相繼成立。當時，第一師範人才鼎盛，新潮澎湃，成為三湘新文化的先鋒。

1921年，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奉孫中山命令組織北伐，討伐趙恆惕部，任命易培基為總司令部秘書長，易遂離開第一師範。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後，譚延闓回師靖難，易培基隨行至廣州。是時他曾寫下一首題為《赴粵途中》的言志詩：“萬仞當關險，窮廬百雉城；秋風一何勁，瘦馬欲縱橫。”至廣州後至廣州後，孫中山任命易為大元帥府顧問，不久又派為駐浙江全權代表。易培基居杭州西湖俞(樾)樓，與胡漢民、汪精衞等經常往來，時有詩作唱和。易生平唯一著作《三國志補註》，也是在俞樓完成的。

1924年初，易培基奉孫中山命赴北京，作為全權代表與蘇聯代表加拉罕談判庚子賠款問題，並暗中主持學生運動。在北京，易結識了國民黨人李煜瀛(石曾)，往來甚密，並與李結為兒女親家。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曹錕，廢顏惠慶內閣，逐清廢帝溥儀出故宮。11月7日，易培基在李煜瀛推薦下，署理黃郛攝政內閣教育總長。時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李煜瀛任委員長，易為委員。12月23日，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黃郛攝政內閣總辭職，任教育總長僅兩週的易培基也跟着辭職。於是，他便專在清室善後委員會從事接收故宮、查點文物的工作。翌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他被推為理事之一。

1925年3月，易培基與馮自由在北京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公開活動。同年8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仰承段祺瑞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旨意，鎮壓學生運動，引起了學生的反抗，章士釗竟下令解散女師大。易培基與李煜瀛等人對學生運動大力支持。迨至11月，章士釗等因時局關係向段祺瑞提出辭職，段於12月對政府進行改組，以易培基為教育總長。此前，段祺瑞決定繼續開辦女子師範大學，並任命易為校長。1926年1月，女師大舉行大會歡迎易到校就職，魯迅和許廣平分別代表校務維持會、學生自治會致詞歡迎。

1926年春，奉系軍閥張作霖進兵關內，與馮玉祥國民軍展開激戰。日本帝國主義公開援助奉軍，派軍艦駛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帝國主義侵犯我國主權，會後到執政府門前請願，段祺瑞命令衞隊向請願羣眾開槍，死傷二百餘人，是為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翌日，段以“假借共產學説，嘯聚羣眾”，“闖襲國務院”的罪名通緝易培基及徐謙、李大釗、李煜瀛、顧孟餘等人。易遂逃匿於東交民巷使館區的罪名通緝易培基及徐謙、李大釗、李煜瀛、顧孟餘等人。易遂逃匿於東交民巷使館區，不久返回湖南長沙。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易培基由長沙轉往上海。5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採納張人傑、李煜瀛等人的建議，決定在上海創辦勞動大學，任命易培基為校長。易曾邀魯迅到該校講演並授課，與魯迅有不少接觸和書信往來。嗣後，國民政府大學院成立，易為大學委員會委員，經常往來於南京、上海之間。

1928年1月，易培基被推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後又被加推為外交委員會委員。同年6月，北伐軍戰勝奉系，佔領北京，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改北京為北平，同時通過北平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及理事會條例，任命李煜瀛、易培基等二十七人為理事，並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收故宮博物院。易卧病上海，不能前往，電告故宮博物院古物、圖書兩館副館長馬衡(叔平)、沈兼士及秘書吳瀛(景洲)等代行接收，並接收清史館和頤和園。不料，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議廢除故宮博物院，易培基多方據理力爭，故宮博物院得以保留。隨即在南京舉行了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全體會議，推舉李煜瀛為理事長，易培基為院長。

同年10月，易培基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農礦部長，仍兼上海國立勞動大學校長及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易任農礦部長期間，除調整內部組織外，還制定了訓政時期農礦部施政綱領。他計劃整頓直轄各礦局公司，籌建國營礦業，籌辦礦品展覽會，召開全國礦業會議等，但由於經費不足等原因，上述計劃均未能實現。1930年11月，農礦、工商兩部合併為實業部，由孔祥熙任部長，易培基的農礦部長職務亦被相應免去，易遂北上專理故宮博物院事務。

易培基到北平後，決心以故宮博物院的管理為終身事業，自任院長兼古物館館長，由張繼(溥泉)任文獻館館長，江瀚(叔海)任圖書館館長，以其女婿李宗侗(玄伯)為秘書長，使院務逐步走向正軌。他每天到院辦公，對有關重要事項，都要親自過問，全院工作漸臻改進，一度呈現蓬勃向上的氣象。當時，故宮除按日分三路開放外，還增加陳列古代名畫、玉器、鐘錶、儀仗等，以供遊人購票參觀。易又將太廟及景山闢作公園，供人遊覽。他還主持對故宮殿堂進行了必要的整修，着手古物的鑑別、審查、整理工作，領導編輯出版《故宮週刊》、《故宮書畫集》、《文獻叢編》、《故宮所藏殿本書目》等刊物、書籍，以及各種拓片、印譜，使不少珍貴的史料、書畫、文物得以流傳於世。為解決經費不足的困難，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行政院核准，1931年將故宮所藏金砂、銀錠、綢緞、皮貨、藥材、茶葉等非文化用品公開降價銷售，收入達七十餘萬元，對博物院的維持和發展不無補益。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不僅侵佔了中國東北大片土地，還覬覦華北地區，危及平津。面對險惡的形勢，易培基於1932年春擬訂了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計劃，經理事會通過呈報國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施行。他不顧某些人的反對，毅然於1933年2月6日將第一批文物啓運南下，至5月15日止，全部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文物珍品分五批安全運往南京、上海。易為保存故宮文物盡心盡力，功不可沒。

同年5月1日，正值最後一批文物準備裝箱南運的時候，突有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到故宮調查處理物品問題，並於10月3日由最高法院檢察署長鄭烈向司法行政部提起公訴，指控易培基、李宗侗憑藉特殊權力有低價購買故宮皮貨、綢緞的違法犯罪行為。據説這是由於當時任司法院副院長兼故宮文獻館館長的張繼沒有當上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懷疑是易培基從中作梗；加上張妻崔振華得悉故宮博物院將公開處理部分物品後，曾要求先行選購，被李宗侗阻止，因此崔串通張繼的門生鄭烈，對易、李進行誣告。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地曾刊出易培基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行政院、司法部提出五千餘字的反訴呈文，要求行政院、司法部依法罷去鄭烈的職務，但如石沉大海，而誣陷之詞有增無減。他逐漸意識到此案含有濃厚的政治派系和個人恩怨色彩，不是單純司法問題，所以不願出庭自辯，且於同年10月15日提出辭去故宮博物院院長職務，隨即避匿天津日租界。旋因華北局勢日緊，而潛往上海匿居，一些報刊則謂其已畏罪潛逃國外。

此後，鄭烈多次派檢察官到故宮和南遷古物存放地偵查，並通令緝拿易培基，還增加易在農礦部任內“吞沒公款”部分，將該案由北平地檢廳移歸江寧地方法院辦理。1934年10月，江寧地方法院檢察官在起訴書中，更指稱易培基、李宗侗在故宮博物院任內，盜取珍珠一千三百十九粒、寶石五百二十六顆，以假珠換真珠九千六百○六粒，以假寶石換真寶石三千二百五十一顆。於是以易培基為首的“故宮盜寶案”震動全國。同年12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由外交部協助司法部嚴令逮捕易培基、李宗侗，南京和地方法院據此擴大了偵查範圍。隔了兩年多的1937年9月，首都地方法院檢察官再次提起公訴，指稱易培基、李宗侗及原故宮博物院秘書吳瀛三人陸續侵佔所保管之故宮文物，計有書畫五百九十四號、古銅器二百十八號、銅佛一百零一尊、玉佛一尊、秘書處裝箱南遷古物十二號、圖章三號；珠寶除前案業已起訴者，尚有二號。並謂：“其侵佔方法多以假易真，任意調換，間亦有將全號物品或其中一部分徑行吞沒，致無從查考者。對於書畫，則掉換之外，尚有割裂、挖補、改裱重裝等情事。”易的有些同事、朋友對這些指控憤憤不平，勸易再行反訴，易憤懣地對他們説：“我因不願巴結權貴而被擠下政治舞台，張繼卻握有法曹權力與我為難。張、鄭不倒，我的冤情無反訴勝利之可能。”

易培基長期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故宮案嫌久久不能解脱，更使病情加重，因憂傷至甚，終於在1937年9月27日含恨死去。死前留有遺呈一柬，呈送國民政府，內稱：“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之觀聽者匪細。仰懇特賜查明昭雪。”

易培基死後，一些友人曾為其申冤。蔣介石也説：“易是讀書人，亦是老同志，不至如此，應查明白。”但長時間未予結案。直至1948年1月9日，《南京人報》突然登載一則消息稱：“李宗侗、吳瀛免訴；易培基部分不受理。”這樁懸案遂告不了了之。但吳瀛(景洲)一直不服，將事情經過寫成《故宮盜寶案真相》一書，交由文獻出版社出版， ^[3]  敍述前後經過甚詳。惟此案甚為複雜，當時未能查清結案，事後更是眾説不一，直到解放以後，經過有關知情者調查核實，這場冤案的真相才終於大白。 ^[2] 

任職故宮期間，設立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及各種專門委員會，延聘著名專家、學者到院工作，進一步整理、劃分院藏文物與非文物，開闢各種專題陳列室，整修古建築，興建書畫新庫，創辦印刷所，編印期刊圖書，籌劃院藏珍貴文物避敵南遷等，為故宮博物院各項業務走向正軌，取得較大發展作出了貢獻，是故宮博物院建院初期的鼎盛階段。通經史、小學，旁及金石文字。積極推行教育改革，廣泛吸收進步教員，提倡男女同校。 ^[4] 

撰有《三國志補註》等。書作散漫清奇，別具新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