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鄭時期

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建立大順政權；不久，清朝八旗軍又擊敗李自成，定都北京，並繼續向南方進攻。

與此同時，明朝遺臣在南京擁立明朝宗室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政權。在清廷欲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態勢明朗後，南明轉而聯合各地的漢族武力抗清，但軍事不利，弘光、隆武、紹武、永曆諸朝廷先後遭清軍消滅。鄭芝龍所部原是隆武朝的主力，主要在福建境內活動；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陸續接收其勢力，繼續在東南沿海武裝抗清。

1658－1659年間，鄭成功大舉攻打江寧府（原名南京）失敗，實力大損；迫於形勢，決定奪取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支配的大員以供部隊給養。

1661年（永曆十五年正月），鄭成功在金門誓師，親率將士25000名、戰船數百艘，自金門料羅灣出發，次月抵澎湖，四月初二日（4月30日）抵鹿耳門。並利用漲潮出敵不意地在鹿耳門及禾寮港登陸。以優勢兵力包圍荷軍防守薄弱的普羅民遮城，並切斷荷軍水陸交通，不久，普羅民遮城守將貓難實叮獻城投降。

四月初七日，鄭成功親率大軍對防禦堅固的荷蘭首府熱蘭遮城進行攻打。經派楊朝棟諭揆一投降無效後，即調集火炮朝城堡炮轟，然而在從大員市鎮朝城堡進攻時，卻遭荷軍居高臨下擊退。之後鄭軍即採取長期圍困，同時將多數部隊派往各地囤墾以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五月二十八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得知台灣戰況後，決定派七百人、戰艦十艘赴台。七月初五日抵達。之後雙方稍有接觸，但都無較大戰事。至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雙方再度海戰，鄭軍經一小時激戰，擊毀荷艦二艘、俘小艇三艘、殺敵百餘人，其餘荷艦逃往遠海。

閏十月，荷軍發動作最後一次攻擊，但仍寡不敵眾，之後又有日爾曼傭兵逃脱向鄭成功説明堡內荷軍士氣低落，並指出奪取熱蘭遮城，必先取衞星碉堡烏特勒支碉堡（在今安平第一公墓），奪取碉堡就可居高臨下炮擊熱蘭遮城最脆弱的四角附城。鄭成功在月着手準備攻城計劃。

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鄭軍在鯤鯓半島發動總攻擊，以大炮不停轟炸，當日即發出2500發炮彈，其中1700發左右打向烏特勒支碉堡，幾乎將之夷為平地，荷蘭守軍被迫自行炸燬碉堡殘餘部分後撤退。此役徹底瓦解了熱蘭遮城內守軍的士氣，兩天後大員評議會決定議和談判。

大員長官揆一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簽字於締和條約投降，至此，台灣台江領地，盡落明鄭之手。

鄭成功在大陸發展時，曾獲南明永曆帝特准設置六官方便施政，並可委任官職，武官最高許達一品，文職可達六部主事。 ^[7] 

1661年，鄭成功將已收復的台灣赤崁地方改為“東都明京”，並在台灣設立了承天府和天興、萬年二縣。 ^[60]  為解決兵糧問題，令諸將士寓兵於農，按鎮分地、按地開墾。 ^[61]  到了鄭經時，採陳永華之議，建立完整的中央政府體制，體制層次分明。 ^[5] 

鄭成功來台後，依然優禮明朝宗室，接待魯王世子朱弘桓、瀘溪王朱慈曠、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儁、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熺、益王朱鋯等宗室到台灣。 ^[62]  1663年（永曆十七年），繼位延平王的鄭經也迎寧靖王到台灣，在承天府府署（今台南市赤崁樓）旁的西定坊建立寧靖王府邸，並供歲祿。每次拜封官員，都請寧靖王朱術桂和其他宗室在旁觀禮，以示尊重體制。 ^[7] 

明鄭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曆帝為正主，以永曆為年號，但實際統治者為延平王。 ^[7] 

1661年（永曆十五年），清廷頒佈遷海令，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二十里，斷絕鄭成功的經貿財源；毀沿海船隻，寸板不許下水；同時斬鄭成功之父鄭芝龍斬於北京菜市口；挖鄭氏祖墳；永曆帝也在緬甸遇害。 ^[63] 

鄭成功接連聽聞噩耗，加上在台將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鄭經又在澎湖與乳母私通，使得鄭成功內外交逼，於1662年（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抓破臉而死，年僅39歲。 ^[64] 

鄭成功去世後，黃昭、蕭拱辰等人以鄭經得罪先王不得繼位為由，在安平擁立鄭襲（鄭成功六弟）為王，將軍馬信、黃安不從。賞勳司蔡政奉鄭成功之袍入廈門，洪旭等人遂擁鄭經為王。同年11月，鄭經命周全斌為五軍戎政，親率陳永華、馮錫範等人入鹿耳門。右虎衞黃安聞訊後，率師前來會合，進王城誅殺黃昭、蕭拱辰等人。事後，鄭襲遭鄭經押回廈門軟禁。 ^[65] 

嗣位之爭結束後，1663年初，鄭經以洪旭守廈門、鄭泰守金門。鄭經聽説鄭泰與之前擁立鄭襲為王的黃昭有書信往來，便懷疑他亦參與逆謀，因此欲召見他，鄭泰卻稱病不見。參軍陳永華以鄭經將回東寧為由，委任鄭泰為“居守户官”，鑄印送至金門並邀鄭泰入廈門餞行。7月10日，鄭泰率兵船赴宴，被鄭經扣留軟禁，船艦皆為周全斌所並，只有蔡璋逃回金門。鄭泰之弟鄭鳴駿與子鄭纘緒率部屬及家眷入泉州投降清朝，鄭泰聞訊後自縊。 ^[66] 

鄭經取得王位後，仍駐守在廈門。但是由於清朝政府實行“遷界”政策以來，沿海30至50裏地區淪為荒地，使得鄭氏家族控制下的“山路五商”無法獲得出口物資以供應“海路五商”，廈門失去了物資和情報來源。1663年10月，清荷聯軍部隊圍攻金門、廈門，鄭軍節節敗退。 ^[67]  1664年（康熙三年）三月，鄭經放棄閩南沿海各島，全面撤兵退守台、澎，於初十日抵達台灣。這次退守台灣，可説是鄭氏所代表的南明抗清勢力的總撤退，不僅鄭經所轄的軍隊、官員都撤入台灣，明朝的縉紳遺老，也隨鄭經來台，此批入台總人數約有7000人。 ^[68] 

鄭經退守台灣後，雖然仍奉南明的永曆年號，但是他的政權本質，與鄭成功時代顯然不同，而儼然以獨立王國的姿態出現。誠如學者陳春生所説的，鄭氏政府雖是明朝政府的延長，但其在台灣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聞永曆帝業已被弒，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鄭經乃謹守藩封，廢東都稱號，以"東寧"稱全台灣，並以"東寧國王"自稱， ^[60]  但仍然使用"招討大將軍"的印信，"永曆"年號，在與清廷大臣明珠的書信中，也自稱"建國東寧"。

到達台灣後，鄭經繼承鄭成功的政策，分配諸鎮墾荒，寓兵於農。在台灣建立行政體制，設立六部管理政務。任命洪磊管吏部、楊英管户部、葉亨管禮部、陳繩武管兵部、柯平管刑部、謝賢管工部。厚待明朝到達台灣的諸宗室，以王禮相待寧靖王朱術桂。在承天府起蓋房屋，安插諸宗室及鄉紳。 ^[69] 

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昇天興縣與萬年縣為天興州、萬年州。又於澎湖安撫司外加南北路兩安撫司，這是東寧王國的一府、兩州、三司。以陳永華為總制，掌理國政，陳永華治國方法與目標為：十年成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與中國相甲乙。 ^[41]  陳永華善治國，督諸鎮墾田，栽種五穀，插蔗煮糖，修埕曬鹽，廣事興販，國用日足。又採納陳永華“建聖廟，立學校” ^[40]  的建議，並以陳永華為學院，“自此台人始知學” ^[44]  。還接納洪旭“文事、武備，兩者不可缺一” ^[43]  的建議，令各鎮於農隙時教習武藝，“春、秋操練陣法”；並檄各鎮，入深山採辦桅舵，修葺、興造船艦。平時裝載貨物，興販各國。從此，“台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 ^[42]  。

1675年更定官制後，下屬都對鄭經改稱"臣"而上奏，不再使用"卑職"。鄭經甚至不再如鄭成功時期那樣對明朝宗室、遺老的禮遇，而停止供應他們的生活費，使得寧靖王淪落到竹滬（今高雄縣岡山一帶）開墾。 ^{[33]  [45]} 

當時，英國和西班牙先後遣人來訪，鄭經許其通商，但拒絕西班牙在台設教的要求，並面告西班牙使者：華人到呂宋（菲律賓）經商，“不許生端勒掯”，“苟背約，立遣師問罪”。 ^[46]  1667—1669年（康熙六至八年），清廷又兩次派人到台灣議撫，鄭經均堅持“照朝鮮事例”，和議均未成。 ^[47-48] 

參見：三藩之亂

1674年4月21日（康熙十三年），耿精忠響應吳三桂發起的三藩事變，以提供戰船給鄭經，換取出兵，鄭經答應。五月，鄭經從台灣出發，抵達廈門，要求耿精忠將漳州、泉州交給自己。耿精忠這時已經擁有整個福建，認為鄭經兵力太少，早已取消和他共同作戰，拒絕鄭經的要求。鄭經於是佔領海澄、同安，耿精忠則以斷絕和鄭經貿易作為報復，雙方開始交惡。

但是泉州、漳州、潮州陸續投靠鄭經，耿精忠見鄭經聲勢逐漸高漲，向他交涉，希望將泉州交還，鄭經不允許。耿精忠決定用武力奪回泉州，鄭經派劉國軒於塗嶺（今泉港區塗嶺鎮）擊退耿軍，接着又為了爭奪漳浦而發生戰鬥。直到永曆廿九年（1675年）正月，耿精忠履行之前的約定，提供5艘戰船給鄭經，並以楓亭（今仙遊縣楓亭鎮）為界線，北方屬耿精忠、南方屬鄭經，雙方才停止鬥爭。

鄭經雖於之前兩次擊退廣東的清軍，仍然有潮州府的轄縣不肯服從。與耿精忠和解之後，鄭經打算南征潮州，他先派劉國軒擊敗尚之信，自己率軍抵達海澄。這時漳州守將黃芳度私底下和清朝聯繫，鄭經懷疑他的忠誠，要他出城和自己見面、或者是派兵一同進攻，這兩項命令黃芳度都不服從，並於六月舉兵反抗。鄭經親自包圍漳州，於十月初六（11月22日）將漳州攻陷，迫使黃芳度投井自殺。為了報復黃梧破壞鄭家祖墳，鄭經車裂黃梧、黃芳度的屍體，黃芳度留在漳州的族人都被處死。

1676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再次遭鄭軍擊敗，只得加入三藩反清陣營，並將惠州割讓給鄭經。這時鄭經已經擁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但附近都是盟友，沒有清軍的領土讓他奪取，因此容易因領土爭奪和盟友起衝突。五月，耿精忠打算會合吳三桂進攻江南，徵召汀州總兵劉應麟出師，劉應麟不願派兵，暗中聯絡鄭經，攻下汀州。

這件事造成鄭、耿同盟再次破裂，耿精忠面臨鄭、清包圍，只好向清朝投降。少了耿精忠，鄭經必須直接對抗清軍主力，他先派3萬人進攻福州，卻於十月十五（11月20日）在烏龍江被清軍擊敗，其他領地也相繼失守，鄭經只得退回廈門。

參見：東寧之變（東寧事變）

1679年，鄭經西征清朝之際，聽陳永華之請將王子鄭克臧立為世子，並授職為監國，號監國世孫。由於其辦事英明果斷，頗有武王鄭成功之風範，因此人稱東寧賢主，但也因此得罪了王叔鄭聰等人。

1680年，鄭經西征無功而返，監國世子繼續執政，並深得父親鄭經之信任，但後來總制陳永華去世，因此監國漸漸在政治上孤立無援。

1681年（永曆三十五年），延平王鄭經薨逝。逝世前，於北園別館將監國鄭克臧託付給劉國軒。

鄭聰等人眼見鄭經已薨，便與馮錫範、劉國軒等人聯手向董太妃（鄭經之母）進讒言，董太妃一時不察便下令收回鄭克臧之監國印璽。得到董太妃允許後，劉國軒與馮錫範便領兵進入延平王府捉拿監國、囚禁於北園別館，並於當夜遭鄭聰等人刺殺。監國遭刺殺後，原意僅免監國職的董太妃亦無力挽回，遂命監國夫人陳氏將監國之屍送返延平王府、收斂守喪。喪畢，陳氏自縊。自責的董太妃也於同年6月去世。

董太妃死後，東寧大權落入外戚馮錫範與劉國軒之手，因此馮錫範立其婿鄭克塽（次子）為王，民心從此渙散，明鄭從此一蹶不振。

鄭經的去世，鄭克臧被弒，東寧民心渙散。而此時，明鄭統治下的台灣在經濟上、軍事上也遠非昔日可比。經濟上，台灣已連續三年發生自然水旱災害，糧食歉收，米價飛漲。多年戰爭的消耗，也使台灣府庫空虛，財政拮据。為籌集糧餉，擴充軍隊，抵禦清軍的進攻，鄭氏集團加強了對台灣各族人民的壓榨和勒索，島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時有發生。軍事上，鄭軍在大陸沿海地區的作戰中損失慘重，最後僅剩千餘人逃回台灣。此時台灣、澎湖兩地的鄭軍尚有5萬餘人，大小戰船200艘左右，但軍心渙散，士氣低落，不斷有鄭軍官兵駕船投奔大陸，向清政府投誠。

參見：清荷聯軍、澎湖海戰

1682年（永曆三十六年）9月，降清的原明鄭大將施琅上疏康熙帝請求徵台，康熙答應並授全軍權予施琅。翌年6月，施琅奉康熙詔，進攻澎湖。經過澎湖海戰後，七月中旬，施琅順利擊潰劉國軒海軍，攻佔澎湖。

澎湖海戰後，鄭克塽於廷上徵眾臣議，朝臣分成死守台灣、遷呂宋島再戰與降清三派。再戰派以中書舍人鄭得瀟、建威鎮黃良驥、水師鎮蕭武、中提督中鎮洪拱柱等人為中心，向鄭克塽以及馮錫範力主征伐呂宋、永保明鄭國祚；然而，原本聽從再戰派的馮錫範卻聽信劉國軒的主和言論，最終選擇投降清朝，而年幼無權的鄭克塽也跟他一起投降了。 ^[8] 

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九月；鄭克塽採劉國軒建議，呈降表予清。 ^[9]  明鄭降清不久，許多在台灣的明朝宗室例如朱術桂等紛紛自殺殉國，馮錫範將鄭克塽送交施琅，並提出“三不傷”請求，即清軍入島“不傷鄭室一人，不傷百官將士一人，不傷台灣黎庶一個”。八月十三，施琅進入台灣受降。自此，明鄭滅亡。 ^{[10]  [49]  [51]} 

1684年4月，台灣（時為台灣府）正式納入大清國版圖，隸屬福建省，下設台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 ^[50]  總計鄭氏政權在台灣只有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而已， ^[52]  但是因為其特殊歷史背景，因此台海兩岸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對此關注，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

清朝統一台灣之後，為了消除明鄭政權復興明朝的政治思想，廢除明鄭時期的府縣地名，但對於台灣或守或棄，並無定議。當時靖海侯施琅向康熙皇帝上《恭陳台灣棄留疏》稱：“台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力主留台。疏上之後，得到大學士李蔚等人的支持，康熙皇帝乃決定將台灣納入大清版圖，設立台灣府，下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台灣作為指稱全台的行政地名至此正式確立。 ^[11]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平定後，清廷議政王等會議決議：將明鄭後裔及偽官人等，安插直隸、河南、山東等省，但“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陳允華乃賊中頭目，不便安插外省，應將伊等近族家口，俱着遣來，編入旗下（應是內務府之謂）。” ^[58] 

施琅得知後權衡利弊，向朝廷上了《移動不如安靜疏》，主張就近安插。奏道：“若行移駐，其間有眷口者不少，無眷口者亦多，遠涉長途，不堪艱瘁，逃匿生患，所不能無。又沿途搬運，百姓有策應人夫之苦，經過郡縣，官吏有備給口糧之費，所到地方有撥動民房之擾；開懇耕作，有應給牛種農具之資，又是一番苦累……”

這一意見既有利於穩定剛剛回歸的台灣軍民人心，又能節省大量人財物，於是康熙帝下旨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僅將鄭、劉、馮及明裔朱恆等人遣京； ^[54]  其餘鄭軍四萬餘名投誠人員發回原籍受職、入伍、歸農，各聽其便。 ^[53]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元宵節，為慶祝統一台灣，康熙帝賜封功臣；授鄭克塽公爵（正黃旗海澄公）、劉國軒、馮錫範伯爵。 ^[55-57] 

以軍事專論，明鄭活動區域多在閩浙一帶，軍事力量最大時候的1659年，以海軍為主的鄭家軍有17萬人之多精鋭，並曾圍攻南京。另外，1662年之前，延平郡王的軍政中樞都是在廈門，即使在鄭成功攻下台灣後，台灣仍只稱“東都”。直至1663年，明鄭政權實際領導人鄭經才將政經中心從廈門移往台灣，並建立延平王朝廷，惟明鄭統治轄域仍包含福建的金、廈兩島。

明鄭有效統治區域只有今台南市大部以及嘉義縣與高雄市沿海地區，台灣絕大部分地區依然由土著掌握，這是由於明鄭漢人人口實在是太少而導致的。明鄭滅亡時人口仍未達到20萬，明鄭一直對島上大部分地區無法有效統治。

1664年4月，明鄭於多次戰役後，喪失金廈，明鄭勢力正式於中國大陸消失，轉以台灣為最後根據地。同年，荷蘭人出兵佔領雞籠（今基隆），鄭軍隨後也於1665年進駐淡水，與荷軍對峙。由於補給困難，貿易也始終無進展，1667年東印度議會以損失荷蘭盾八萬元為由，裁決撤出雞籠，翌年7月將所有公司職員接回巴達維亞，自此荷蘭人徹底放棄奪回台灣。

明鄭除了擁有台灣地區部分領地外，也於1673年－1680年間，以軍力佔擁有對岸大陸閩南地區部分領土。

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光復台灣後，隨即在當年五月規劃行政區域，稱全台灣為東都明京，在今台南一帶設承天府，以北設天興縣，以南設萬年縣，這一府二縣的設置是台灣第一次正式的行政區劃。 ^[12] 

永曆十六年（1662）鄭成功病逝，其子鄭經繼位。至永曆十八年（1664）鄭經重定行政區域，改東都為東寧，昇天興、萬年二縣為天興州、萬年州，增設南路、北路及澎湖三安撫司。 ^[12]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降清為止，明鄭皆維持一府二州三司的建置。鄭經執政期間另將承天府分為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天興、萬年二州下設文賢、仁和、永寧、新昌、仁德、依仁、崇德、長治、維新、嘉祥、仁壽、武定、廣儲、保大、新豐、歸仁、長興、永康、永豐、新化、安定、善化、感化、開化等二十四里。這四坊二十四里的建置到清代台灣仍被清廷沿用。

諮議參軍，又稱為幕府，為延平王最高行政單位，總理政務、類似宰相之職。參軍府轄下又設立六官（吏、户、禮、刑、兵、工），六官之下又設左右協理，協理之下為左右都事。另外，又設立察言司、承宣司、審理司、賞勳司、中書科、儲賢館、育胄館等官僚機構。 ^[12] 

1674年，鄭經西征清朝，命陳永華為東寧總制，於六官之上；然而，鄭經諸弟驕橫難制，鄭經因此於1679年立長子鄭克臧為世子，並授職監國，於總制與六官之上，總理東寧國政。東寧之變後，馮錫範掌權，並以侍衞掌政，未設諮議參軍以及東寧總制之職，而六官則繼續實行。 ^[12] 

1661年（永曆十五年）鄭成功攻入南台灣，五月佔普羅民遮城，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台灣總地號為“東都”，設承天府，下轄天興縣、萬年縣二縣，另設澎湖安撫司。其中，天興縣治設於佳里興（今台南市佳里區），轄區涵蓋今嘉南至台北的台灣西部區域；萬年縣縣治設於二贊行（今台南市仁德區二行裏），轄區除了包含台南一部外，也涵蓋高屏地區。雖然轄區涵蓋的範圍甚廣，但實際上鄭氏政權對大部份區域毫無控制權。而於行政區劃定後，鄭成功即派楊朝棟擔任府尹、莊文烈及祝敬分別擔任天興縣知縣及萬年縣知縣。這是台灣首度實施郡縣制度。 ^[6] 

鄭成功薨逝後，繼位的鄭經於1664年（永曆十八年）改東都為東寧，東寧成為全台灣的稱呼。同時，他又將承天府轄下的天興萬年兩縣改製為州。承天府典兩州下，又增設三安撫司（澎湖安撫司、南路安撫司、北路安撫司）、四坊（東安坊、寧南坊、西定坊、鎮北坊）、二十四里及數量不等的台灣原住民社。其中，澎湖安撫司、南路安撫司、北路安撫司設安撫使，州設知州、坊設籤首、裏置總理。其中，籤首及總理兩職負責如：户籍、遷徙、婚嫁、出生、死亡等基層民事，並規定按時匯呈州府。 ^[12] 

明鄭於1661年（永曆十五年）改赤嵌地方為承天府，作為最高地方行政單位，以承天府府尹主其事。1664年（永曆十八年），承天府被鄭經所廢，承天府府尹亦裁撤取消。 ^[12] 

1674年（永曆二十八年）明鄭設立東寧總制，作為鄭經在三藩之亂期間前往中國大陸征戰時，總制台灣之用。擔任此官職的為陳永華。而在鄭經於大陸的軍事行動失利回台後，東寧總制仍持續保留。

1680年（永曆三十四年）五月，陳永華因病辭卸該官職，並於同年七月逝世。之後，即無人擔任該官職。

鄭成功收復台灣作為抗清根據地，一批註重漢民族氣節的仁人志士跟隨明鄭政權東渡台灣，形成台灣明朝遺民羣體。他們堅持漢族"華夷之辨"的儒家正統觀念，表現出強烈的民族精神：在明鄭在同清朝政府的鬥爭中，又產生分據台灣對抗清朝的本土意識。這種現象的實質是明朝遺民對抗滿族統治的民族精神，在避居台灣後轉化成熱愛台灣這塊不受清朝統治土地的本土意識。這種民族精神與本土意識的並存與互動，構成台灣漢族民眾反抗清朝滿族統治的兩個思想層面。 ^[4] 

明鄭軍隊為鄭芝龍所創立的私人軍隊，後來歸鄭成功掌管，並曾於中國南方發動過兩次所謂“北伐”。鄭成功在治軍上非常的嚴苛，對於怯戰者、畏戰者、貪瀆者、叛逆者都是殺無赦，而且常常株連全家。從1649年起至 1661年未攻打台灣前，鄭成功所誅殺的將吏就有75員，因此明鄭軍隊有“怯者不敢獨退，勇者不敢獨進，膽勇成列，心力俱齊”的描述，在與清軍的對陣當中，勝率極高。

據估計，明鄭兵力達20萬，擁有超過三千艘船的船隊，成為中國東南海洋世界的唯一強權。

鄭成功與陳永華、鄭經、劉國軒經營的屯兵態勢或軍事規模是台灣首見。1661年（永曆十五年），鄭成功除固守金門數萬水師之外，親自率領約25000名士兵攻打台灣島大員，打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部隊，展開對於台灣的統治。明鄭軍事制度與組織淵源複雜，且經多次變革。如簡化之，其官職大約可分為五軍戎政（五軍戎務）、總督軍務、管軍提督、將軍、親軍衞鎮、陸師鎮、水師鎮及監軍數部份。

攻台前的明鄭軍隊，主要使用福船，亦稱大船。這種船有如此的描述：“為樓三層，乘風衝擊，不可遏抑，其高若墉不可抑攻；其堅若鐵石，矢石不能貫，炬不可爇”。當時明鄭於中國東南沿海有着絕對的制海權，沒有嚮明鄭繳交過路費的外國商船幾乎不可能通行。

曾攻打過南京的明鄭軍隊於未據台前，於1640年代大本營即駐於廈門，其編制為內司鎮（藩主直轄） 前鎮、後鎮、一鎮、二鎮、三鎮、四鎮、五鎮、樓船鎮、左、右武衞營、左、右虎衞營、驍騎鎮（騎兵營）、神器營（炮兵營）、親丁鎮等。

攻下台灣的明鄭軍隊，隨鄭成功去世及喪失金廈據點後軍力大幅受損，除鄭經於閩南西征所建立的軍隊外，以屯兵方式為主的台灣明鄭時期軍隊約數萬名。並於台灣如簡化成五軍戎政（五軍戎務）、總督軍務、管軍提督、將軍、親軍衞鎮、陸師鎮、水師鎮及監軍數部份。

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明鄭覆滅後，鄭軍將領與軍隊悉數被強迫內渡中國大陸，而據《欽命太保建平侯鄭造報官員兵民船隻總冊》，據守台灣的官兵共有37500名。

在經濟方面，明鄭於台灣經濟史仍佔有一定比例，該時期是台灣農業發展的奠基時期。 ^[13]  其中，以經貿與農業為主。

鄭氏據台目的在於以台灣為根據地以便光復大陸，養軍系其據台最迫切的大事，為了寓兵於農，實施屯田制，於是任憑部眾圈地佔田。雖然他的圈地運動有明令「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但這只是文字功夫而已，實際上無論「文武官田」或「營盤田」多的是侵佔平埔族社土而來的，誠如《海上見聞錄》所説的：「以各社土田，分給與水陸諸提鎮」。當初荷人要建造商館，還知道向新港社人買地，現鄭氏統治集團則肆行圈地佔田。

農業經濟方面，為了解決軍隊兵糧問題，不論鄭成功或鄭經基本上都貫徹“寓兵於農”的策略，也是諸將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鎮分地、按地開墾。這種具有營盤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於定則徵賦的經濟模式下，大量提供經濟產能。根據統計，包含承襲荷據已開墾的“王田”、後續開發的營盤田、官田、私田等，明鄭時期拓墾的田地超過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以上。此等經濟開發，雖造就農耕文化盛行的漢人，但鄭氏王朝擴張領地的行動，卻也同時讓台灣原住民面臨比荷據時期更嚴重的生存危機。 ^[6]  軍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鄭氏軍隊軍需糧餉供應難題,並較好地保持了部隊戰鬥力,促進了台灣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民族融 合,從而有效地抗擊了清軍,維持了鄭氏政權的生存。 ^[14] 

為了軍需民食，台灣農產重心由糖轉米，這個農業經濟的性格轉變直至今仍影響台灣。1665年，陳永華的農業水利更促使漢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發展。除此，陳永華引進同安製鹽法至台灣來發展鹽業經濟，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產的外銷，因此多鹿的台灣，來自原住民團體的捕鹿業，也是早期台灣的重要經濟產業活動。

鄭經主政後，陳永華的中央政府體制，除了可以行使及於全島的行政力量，體制層次分明，讓南台灣成為一獨立於清朝的大明基地，也着實變成一個個別經濟體。由於貿易對象眾多，因此流通東寧的貨幣可以分為銀幣與銅錢二類，銀幣又有銀元與銀錠二者。銀元主要是西班牙銀元，於荷蘭與西班牙時期大量進入台灣流通。東寧建國後，銀元持續流通，依外型與重量主要分為劍錢、圓錢、方錢以及茇等類型：

銀錠則是來自中國大陸，由鄭氏攜入台灣。東寧户官楊英，曾遣人前往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以及蕭壠社，以銀錠交易買糴禾粟。銅錢則主要來自東方世界，主要分為永曆通寶、寬永通寶以及宋代古銅錢三種：

鄭芝龍初建明鄭勢力後，立即成為海上霸主。明朝鄭氏的崛起，雖影響到荷蘭人的貿易，讓荷蘭人數度聯合其他勢力功擊鄭芝龍，但鄭氏勢力仍持續擴張。其規模史載敍述形容：“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安平鎮”； “從此海氛頗息，通販洋貨，內客外商，皆用鄭氏旗號，無儆無虞，商賈有二十倍之利，芝龍盡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八閩以鄭氏為長城”，至此，明鄭勢力的通商範圍廣及：大泥、浡尼、占城、呂宋、魍港、北港、大員、平户、長崎、孟買、萬丹、舊港、巴達維亞、麻六甲、柬埔寨及暹羅，

1661-1683年間，台灣海峽兩岸分別為清朝和鄭氏政權所統轄，儘管居住在海峽兩岸的 人們在政治上是對立的，可正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加上經濟上的原因和人文方面的原因，當時海峽兩岸的海上交通去是相當繁忙的，但大多數與軍事活動有關。在 清政府實行嚴厲的封鎖政策下，人們克服了制約海峽兩岸海上交通的各種因素，兩岸的交通和貿易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 ^[15] 

鄭經退守台灣後，試圖透過貿易來提升國力。因為清朝實施遷界令，他接受陳永華的提議，賄賂清朝將領進行走私。由沿海流民負責轉運貨物，當時台灣的漢人男多女少，甚至進行婦女的人口販賣。流民也負責替鄭軍據守島嶼。 ^[16] 

鄭經積極拓展國際貿易，因此派出使節團至萬丹（Bantam，今日的西北爪哇）邀請英國東印度公司來東寧進行貿易通商並給予英方優惠禮遇。1670年（永曆二十四年）6月3日，英方船艦萬丹號（The Bantam Pink）與珍珠號（The Pearl）航抵台灣。同年9月10日，英方指揮官克利斯布（Ellis Crisp）與鄭經簽署非正式通商協議。

1672年10月13日，鄭英正式締結條約。此條約對英方來説是為了拓展國際貿易版圖，而鄭方則是為了取得軍火以增強軍事力量。英國人也幫助鄭軍訓練炮兵，鄭經還借用英軍炮兵作戰。雖然雙方簽訂通商條約，但英國東印度公司卻因鄭方對貨品的種種限制而經營不善。1681年，英國人關閉台灣商館，僅留一人代理清理債務。雙方關係遂告一段落。 ^[17] 

德川幕府是鄭氏王朝重要的貿易伙伴，台灣大量輸入日本銀、銅、鉛、盔甲，以支援戰爭的需要，雙方的貿易量在1665年到1672年達到高峯， 而為了加強鄭、日的貿易關係，鄭經允許日本商人住在基隆。 ^[18] 

荷西統治時期的台灣漢人最少大約也有5到6千多人，荷蘭統治後增加到大概1萬多人。 1650 年增加到大概1萬多人。到了鄭成功時期，由於驅逐了荷蘭人，又大量消滅中部大肚王國的平埔族叛亂，使人口鋭減，但帶來的軍民使人口又增加到了3萬多人，來到台灣的漢人都是追隨鄭成功從福建反清復明的鄭軍部隊。1680年明鄭末期，台灣人口20萬人。 ^[19] 

明鄭漢人人口過少導致明鄭政權實際統治區域只有台南沿海一帶，台灣大部分地方還在土著的手裏。儘管鄭氏水師東亞第一，但由於缺乏後備力量，別説光復大明，連保住明鄭不被清朝和西方殖民軍所滅都很困難。

伴隨着鄭成功收台，一批飽學之士也隨之遷來，他們為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傳播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20]  鄭成功、鄭經父子及其後裔，在移植並推行大陸封建生產方式的同時，還興學校、開科舉，大力發展文化教育，改善了台灣的社會環境。 ^[21] 

鄭成功去世後，繼承者鄭經與明鄭主要官員陳永華積極從事台灣教育工作。1666年（永曆二十年），陳永華於承天府建造全台灣第一座孔廟（今台南孔廟），並在孔廟左廂內設置太學，即今該地全台首學由來，這也是全台灣的第一所由官方出資興辦的求學場所，名字稱為官學，又因為設於孔廟內又稱為儒學。

在選才方面，於各社設學校，八歲入小學，教授經史文章。天興、萬年二州，每三年舉行科舉考試。通過州試者可參加府試，通過府試者又可參加院試，各試策論，取三試皆通過者入太學。月課一次，給廩膳。三年大試，拔其尤者補六科內都事。

對於原住民「番童」的教育，東寧王國當局也一樣在轄下的「番社」設立學校，教以儒家的內容及價值觀，所使用的語文當然是漢語，不再是西拉雅人自己的新港文。平埔族西拉雅人的文化語言，開始受到侵害。受影響最深的是承天府（台南）以北的數個大「番社」—新港、麻豆、蕭壟、目加溜等社，這是荷蘭時代的基督教佈教重點區，顯然陳永華要掃除基督教的異端影響，施以中國文化的正統教化。荷蘭人為傳播基督教文化，讓平埔族西拉雅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保留自己的語言；中國文化一進來，平埔族卻要開始面對自己語文淪喪的危機。

平埔族在荷蘭時代曾因不滿荷蘭人的統治，發生過數次反抗事件。鄭成功攻打台灣時，有些平埔族對鄭氏寄予厚望，還發生過殺荷蘭人以迎鄭軍的情事。可是鄭氏政權進入台灣後，統治平埔族，卻比荷人更加酷烈。

在清廷控制全中國的過程中，由於強制推行剃髮易服、圈地等政策，遭到了各地漢人大規模的武裝抵抗，導致了清軍的血腥鎮壓，尤其以江東、江南一帶為殘酷，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漢人古代移居台灣即着漢服，至明鄭治台期間，台灣漢族居民其衣飾也遵循着傳統的明朝之制，與已為滿族所統治的中土，所施行的滿式服飾制度有別，而形成兩種不同的衣飾文化。所以不論是鄭成功所穿着的冑甲戰袍；或是頭戴折上巾冠帽、翼善冠，身穿寬衣寬袖的交領官袍。還有協助鄭成功擔任策士的通事何斌（客家籍），他頭戴四方儒巾，身穿寬衣交領大襟袍，也都是明代的式樣的漢服。

1650年代後，清朝多次嘗試與明鄭政權和談，但從鄭成功以至鄭經，服制問題始終是明鄭與清朝雙方談判時，所重視的條件之一。 ^[22]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明鄭降清，台灣漢人的衣冠服儀制度也有所轉變，根據文獻的記載：

從這段內容中得知明鄭最後一位繼承者鄭克塽被招撫的過程。鄭克塽已知政局大勢已去，於是藉由遵循滿族男士衣冠制度中的“薙髮令”，以表彰歸降於清朝的心意。往後，台灣漢人的傳統喪禮中，遂產生戴笠登椅之套衫儀式，俾使完成靈魂上不見清朝天、下不踏清朝地之意願，以表世守“東寧”王國正氣，未受滿人之侮辱。

暫無史料可證明鄭定有“國語”或“標準語”。但據“郭弘斌：鄭氏王朝”披露，明鄭時期，當時民間普遍使用的的語言應是閩南話的泉州腔，並形成一個以閩南人為主體的社會體系。且根據荷治時代的台灣人民、地名等音譯，與閩南語相同。如Zeelandia（荷文意為海中之地）譯為熱蘭遮，Coyett為揆一（最後一任荷駐台長官）、Tyawan為台灣等。後來漸漸吸收部份原住民族語、荷蘭語、日語等而成為今日的台灣閩南話（台灣人稱為“台語”）。

不過當時中國官僚階層通行南京官話，而明鄭部分將領有曾在南明朝廷任職的經歷。部分明鄭官員應該有使用南京官話的能力。台灣客家話亦通行於客家地區，客家人於荷治時期即已渡台（例如荷蘭通事何斌），鄭軍中亦有多位客家籍將領（如劉國軒）隨同鄭成功攻取台灣。

鄭成功：《延平二王遺集》。

鄭經：《東壁樓集》、《延平二王遺集》。

朱術桂：《絕命詞》。

沈光文：《文開文集》、《流寓考》、《台灣賦》。

王忠孝：《王忠孝公集》。

徐孚遠：《釣璜堂存稿》。

楊英：《先王實錄》

1662年，鄭成功在台灣建立政權，不少閩粵（福建、廣東）居民紛紛來台，台灣成為閩粵漢人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因此，帶來了閩南、廣東的民間音樂。例如：説唱、南管、北管、歌仔（歌仔戲的原型）、布袋戲、客家八音。

明鄭政權收復台灣，在渡台遺民情緒上引發了雙重反應：一是奪回失地的民族自豪感；二是敗退於清軍的失落感。此種反應及於台灣詩壇的影響,則是出現了一些詩情昂揚的作品，這打破了自沈光文以來全面抒寫悲情的局面，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抒寫悲情的主線。之後，鄭經失政、明政渡海西征，鄭克塽降清，使得台灣詩歌抒情再經悲喜交錯，最終回到悲情的老路上。此種創作情態是明鄭政權直接作用於詩人心態的結果。 ^[23] 

由於明朝極重視代表眾星拱辰的真武玄天大帝，奉玄天上帝（上帝公）為護國之神。故明鄭亦將明朝“護國家神”真武大帝奉為王朝守護神；香火傳入大員後大力興建真武廟，促成來台漢人熱切信仰真武大帝；其中位階最高的台南北極殿享有“大上帝廟”美譽，為官階最高之大廟，敬以春秋兩大祭。當時中國大陸渡來漢民、兵士、商船航行海上需依靠北極星以進行船舶導航，因此來台漢人亦多數信奉上帝公。

清王朝攻台是利用當時相對少數的媽祖信仰，對明鄭官兵發動心理攻勢，因此明鄭滅亡後，清廷便大肆在台宣揚媽祖神蹟，貶低原有的真武信仰與廟宇位階。故明鄭盛行的玄天上帝延至清治時代中葉後逐漸不及於媽祖。日後清王朝遂利用媽祖信仰之宣傳戰對付各種抗清運動，歷經日據時期民間對傳統信仰的凝聚力，最終使媽祖成為信仰主流。

除了祭祀政教地位的真武玄天大帝的武廟、孔子的文廟，鄭氏另外又祭祀教人忠義、商業之神的關帝廟；關帝廟數量更是當時之冠。僅設民廟者為送子觀音、去魔除煞的觀音廟；保身家康健的大道公廟；以及主祀東嶽大帝的東嶽廟。

台灣在荷蘭統治時期與基督教密不可分，研判當時已有不少漢人新教徒及新港社原住民新教徒，代表人物為鄭成功在台通事何斌。隨着荷蘭東印度公司敗退離台後，基督教也與荷蘭人一起退出台灣，在台灣傳播首度中斷。

明鄭時期在台灣設立土官。該制度適用的範圍為歸順明鄭的台蟹灣原住民族社，其中以“熟蕃”稱之的平埔族各族社居多。

明鄭於原住民部落中遴選可負責協調的首腦人物，充當明鄭與該原住民的溝通管道。其遴選方式可能是由官方指派，亦可能由部落住民推選。而選出的土官並非該族社部落酋長，於兩造之間也沒有任何絕對的權力。

在配置數量上，此土官於小型的族羣“蕃社”中可能只有一名，大社則會設置正副兩名。選出後，明鄭會給予該土官身分證明或牌照，其權限與任務為約束族羣與負責族羣行政業務。另外，土官也要經由漢人擔任的通事來與官方溝通。整的來説，土官的權利與威望既不能與族羣酋長相比，也無法跟通事比評。

鄭氏政權變荷人的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平埔族人不能忍受鄭氏政權的奴役時，反抗就起來了。如1661年大肚社之役（此大肚系在赤崁一帶）、1670年沙轆社之役、1682年竹塹、新港等社之役。然而，弱勢的平埔族，每一次的反抗，只有引來更殘酷的屠殺。其中最悽慘的，要算是沙轆社了。沙轆社原本有數百人，可是被鄭成功的部將劉國軒一進去之後，殺得只剩下六人。連小孩都不留。誠如潘英在《台灣平埔族史》一書中所中的：鄭氏對平埔族而言，不僅是第二個外來政權，而且是不公不義的暴虐政權。

永曆十九年（1665年）四月，清荷聯軍進攻澎湖，卻遇到颱風無功而返。清朝因此放棄進攻台灣，恢復和鄭氏王朝談判。

鄭經曾寫信給其舅董班，稱台灣“幅員數千裏，糧食數十年，四夷效順，百貨流通，生聚教訓，足以自強。又何慕於藩封？何羨於中土哉？” ^[24]  。故在1667年7月和談中，鄭經聲稱台灣“非屬（中國）版圖之中” ^[25]  、台灣“東連日本，南蹴呂宋，人民輻輳，商賈流通。王侯之貴，固吾所自有，萬世之基已立於不拔” ^[26]  。而此觀點並非鄭經所有，明末也有人持有這種觀點。 ^[27] 

1669年和談中，鄭經又強調鄭氏佔據台灣，是“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 ^[25]  ，又説台灣“東寧（台灣）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 ^{[25]  [28]}  兩次談判中，鄭經都以不接受剃髮為由拒絕。康熙帝允許鄭氏封藩，世守台灣。鄭經卻仍然強調：“苟能照朝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矣” ^[29]  ，這一點觸及了康熙帝的底線，他答覆：“若鄭經留戀台灣，不思拋棄，亦可任從其便。至於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之説，不便允從。朝鮮系從未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 ^[30]  ，談判因此最終破裂。

1677年和談中，清朝康親王傑書向鄭經許諾，如果鄭軍撤離大陸沿海島嶼，退守台灣，就答應台灣變為藩屬，與台灣“通商貿易，永無嫌猜”。 ^[31] 

1678年3月10日（康熙十七年二月十八），鄭經派遣劉國軒先攻下虎渡橋，切斷漳州、泉州的聯繫，經過約3個月的包圍，於7月28日（六月初十）攻陷海澄，但接下來在漳州、泉州一帶的戰鬥，都沒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戰況出現僵局。1678年和談中，清朝將領賴塔給鄭經信稱，如果鄭軍肯退守台灣，則“本朝何惜海外一彈丸之地” ^[70]  ，鄭氏可永據台灣，“從此不必登岸，不必剃髮，不必易衣冠。稱臣納貢可也，不稱臣，不納貢亦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 ^[71]  。十二月，清朝再度恢復遷界令，北從福州、南到詔安的沿海都設立要塞， 並且蓋圍牆當作界線，使得鄭氏王朝的商業活動大受打擊，無法再透過賄賂清將進行交易。 ^[32]  經過多年的征戰，鄭氏王朝的財務已經嚴重透支，軍隊又缺乏補給，鄭經只得放棄東南沿海的所有據點。

1680年（康熙十九年）正月，清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率舟師進攻金、廈。鄭經以右武衞林陛督師抵禦，劉國軒部亦自海澄來援，戰皆不利，鄭經率諸將回台灣。其母董夫人見而責之曰：“七府連敗，二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權，各樹其黨。”鄭經無言以對。秋八月，清貝子賴塔復致書鄭經，準照朝鮮事例，“不剃髮，不登岸，稱臣入貢，俾沿海生靈永息塗炭”。鄭經復書，請如約，請要求留海澄為互市地。福建總督姚啓聖不許，和議又再次擱置。

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繼承鄭成功於台灣建立政府體制的延平王鄭經，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請援，率軍由台灣西渡福建。鄭經先調遣兵萬人、船百餘艘先行至廈門，耿軍派人往接。開始時，鄭軍軍容不似鄭成功時代之壯盛，耿精忠一開始甚為輕視。但鄭經以廈門為根據地，陸續攻下漳州、泉州與潮州三府，進而攻下閩粵交接的重要據點惠州。鄭經於攻下多座城市，商請耿精忠如約撥船及地方安插兵士。耿精忠不答，雙方開始交惡。

1680年代始，廣東平南王尚之信、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繼為清軍所平定，雲南平西王吳三桂亦死亡，明鄭勢力敗退僅能守住廈門。1680年，清將萬正色遣人遊説鄭軍水師副總督朱天貴（原為耿精忠部將）率艦300艘，將士2萬餘人降清，鄭經放棄廈門並率殘餘兵力回台，至此，明鄭在閩南的勢力再度消失。

鄭經沒有利用三藩之亂鄭軍渡海西征，佔有閩南粵東一帶的有利機遇，從大陸移民由於遷海令和戰亂產生的大陸漢族流民充實灣島，可以説是一大失策。也導致了鄭經渡海西征失敗後明鄭一蹶不振。

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因鄭經的邀請前來台灣，雙方於1672年簽訂通商條約。鄭經因此透過英國獲得火藥和兵器，英國人也幫助鄭軍訓練炮兵，鄭經還借用英軍炮兵作戰。

永曆三年，鄭成功復遣使乞師日本。 ^[34]  是時日本方行鎖港之策，文恬武嬉，不欲有事國外，幕議不可，唯時饋軍糈以助之。及克台後，日人之在台者，禮之有加。永曆二十年，忠振伯洪旭以商船販日本，購造銅砲、刀劍、甲冑之屬，並鑄永曆錢。永曆二十八年夏，為三藩之役，鄭經至思明，命兵都事李德東聘，再作兵鑄錢。而日本亦歲以寬永錢相餽，貿易繁盛。及鄭氏亡，德川幕府亦嚴鎖港，往來遂絕。 ^[35] 

呂宋經略初，羅馬神甫李科羅佈教廈門，鄭成功延為幕客，軍國大事時諮問焉。克台之第二年，召之來。春三月，命赴呂宋，勸入貢，而陰檄華僑起事，將以舟師援也。既至，呂宋總督禮之。華人聞者，勃勃欲動，蓋久遭西人殘暴，思殲滅之，以報夙怨。事泄，西班牙人戒嚴。五月初六日，以騎兵一百、步兵八千，分駐馬尼拉。凡華人商工之地，皆毀城破砦，慮被踞。而華人已起矣。鏖戰數日，終不敵，死者數萬，多乘小舟入台，半溺死，成功撫之。而呂宋仍俶擾，又慮鄭師之伐也，遣使隨李科羅入台。諸將議討之，未成而鄭成功病革矣。 ^[39] 

永曆二十年秋八月，呂宋總督遣使貢方物，且請傳教。勇衞陳永華不可，命以中國之禮入覲，申通商之約。於是販運南洋，遠至安南、暹羅、噶拉巴，海通之利，國以日殖。

永曆二十六年春正月，統領顏望忠、楊祥請伐呂宋，以為外府。侍衞馮錫範認為不可。 ^[38] 

永曆三十七年夏六月，清軍破澎湖。諸將以台灣勢蹙，不可居，議全師取呂宋。建威中鎮黃良驥主其議，中書舍人鄭德潛力贊之，出呂宋地圖，指示險要。 ^[36]  提督中鎮洪邦柱願為先鋒，正總督劉國軒以為不可。馮錫範詰之，主張投降。 ^[37]  鄭克塽猶預，遂降清。南征之議，至今無有道者。

常見的“明鄭”或“東寧”其實都並非鄭氏王朝的國號，其國號沿用南明的“大明”國號。其中，東寧國的東寧二字並不是真有一個國家叫做“東寧”，東寧其實是地名，鄭經從來沒有正式宣佈使用東寧為國號，記載中只稱東寧為台灣的總地號。類似的情況，大略在同一時期越南的廣南國也一樣，雖然一般稱其為廣南國，但“廣南”並非其正式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