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燈照耀一生--胡朋自述

胡朋幼年隨家遷居北京，高中畢業後到上海正風中學任職，並參加救亡演劇活動，1938年到延安，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開始了其藝術生涯，出演了《豐收》、《放下你的鞭子》、《日出》、《雷雨》等劇。1949年被調入東北電影製片廠任演員，其銀幕處女作是《鋼鐵戰士》，並因此獲得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個人一等獎，同年又參加了《白毛女》等片的拍攝。1952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出演影片《智取華山》、《土地》等。1955年進北京電影學院表演訓練班學習，1958年畢業後，調到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話劇團擔任藝術指導，被授予上校軍銜。 此後她拍攝過《深山裏的菊花》、《戰上海》、《回民支隊》、《槐樹莊》、《烈火中永生》等影片。

胡朋擅長扮演善良、堅強的農村婦女和“革命母親”的銀幕形象，是解放後銀幕上深受觀眾喜愛的“老太太”，同時其演技的功底也非常突出，在舞台上經常扮演各類反差極大的角色。

出版前言

序一 胡朋的藝術生涯

序二 憶胡朋

心中的明燈

潤物細無聲

闖入革命洪流

黨的召喚

一、從上海到西安

二、青訓班紀事

三、奔向革命聖地

四、抗大生活

五、到敵人後方去

潘自力部長的指引

難忘1939年

一、目睹山洪

二、戰友情深

三、女同志們的病情

憶話劇《母親》的演出

良師崔嵬

聶帥與抗敵劇社

憶1942年對敵政治攻勢

柯棣華大夫幫我重返舞台

附：胡朋在印度援華醫療隊來華60週年

紀念會上的講話

憶1943年反掃蕩

和戎冠秀同志在一起

一、送戎大娘回家

二、扮演戎冠秀

三、戎冠秀同志二三事

解放戰爭爆發前夕

一、告別凹裏

二、張家口

三、衞生列車

四、劇場演出

兩年三次參加土改

迎接新中國的一次集體創作

改做電影演員

附：胡朋在電影學院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

與王濱同志唯一的一次合作

演員筆記三則

談談演員的思想修養

扮演郭大娘的一些感受

我演母親

在邢台地震災區見到周總理

“文革”中的經歷

外景地家書

《山重水複》外景地家書13封

《柯棣華大夫》外景地家書20封

難忘六十載抗敵戰友情

附錄一：質樸・含蓄・細膩――介紹著名錶演藝術家胡朋

附錄二：胡朋：抗戰烽火鍛造的藝術家

附錄三：胡朋年表

後記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軍閥混戰、帝國主義侵略、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動盪年代中度過的。

我的父親是清朝的末科舉人，教過書，教過家館，做過小軍閥的私人秘書等等，經常賦閒(失業)。這種時候只有靠借貸和當賣舊物過活。每逢我和二姐提着包袱去當鋪時，常常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我要能贍養父母多好。

父親熟知歷史掌故，經常在我幫他修補書籍、捉書蠹時，一面修書一面給我講古詩詞和歷史故事。他講的岳飛傳、文天祥和夏完淳的故事，給我印象很深，特別是岳雲和夏完淳的少年英雄形象，以及替父從軍的花木蘭，使我非常敬佩。我也曾幻想過學花木蘭，女扮男裝，做些不尋常的事。

當時雖然住在文化古都北京，可是在家庭不寬裕的情況下，我和兩個姐姐卻經常輟學。有一回，看着哥哥去讀書，我們姐妹三個也鬧着上學校。我的母親是一位善良的婦女，她寧願吃苦受累、省吃儉用，也想方設法讓我們去讀書。後來父親託朋友讓我們進入了一個離家很遠的免費學校。當時我家住在西直門南小街，學校卻在交道口，離家有六七里地，每天我緊跟着姐姐身後跑去跑回。特別是冬天，西北風捲着我們跑，沙石打得眼睛都不能睜，隔着圍巾，眉毛、頭髮上都結了冰霜，眼凍得流淚，手也凍腫了。到了學校，老師焐着我的手問我：“你為什麼要念書啊？”我説：“長大了好掙錢養活父親母親。”“你不怕冷麼？”“不怕！”艱難的生活使我的性格變得有點像男孩子了。

我讀二年級的時候，一個新的問題闖進我的生活。那是春天的一個黃昏，幾個大哥哥把我哥哥攙回家來，我哥哥腿流着血，棉袍上也沾滿了血跡。我驚呆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嚇得哭了起來。大哥哥們説：“我們上街遊行，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可是捱了大兵的打……”我很為哥哥抱不平，心想：為什麼要打他？他愛國有什麼罪？我想起每天上學見到的那些在街上搶東西、打人的大兵，我恨透了他們。

1928年秋，我考入北平第七小學上高小。我的級任是馬國棟老師，他剪着平頭，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裝，對學生很嚴格，但大家都愛聽他講課。他講古文《愛蓮説》時，把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純潔、高尚的品德人格化了，使我幼小的心靈懂得了什麼是美，什麼是醜。

記得高小畢業考試前，一天早上第一節課時，馬老師突然問全班同學：“今天是什麼日子？”大家都怔住了。這時一個叫周文的男同學站起來回答：“今天是5月7日，是袁世凱對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國恥紀念日！”馬老師誇獎了他，並責備大家：作為一箇中國人，連國恥的日子都不記得。他轉身在黑板上寫下“勿忘國恥”四個大字。接着他歷數了帝國主義在中國製造的不平等條約和慘案，説到同胞被屠殺的慘狀，他痛心地落淚了，我們也哭了。他一再告誡我們不要忘記國恥，並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他的講話，極大地震動了我，我開始感到我的肩上應擔負的責任。幾天以後，在學校舉行的講演比賽會上，我的題目就用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1930年秋天，我幸運地考入北平師大附中初中一年三班(女生班)。這是一座有着革命傳統的學校，她使我進一步接受了愛國和民主思想的教育，並投人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

我們班的教師，多數是師大的教師。有四位女教師教我們英語、數學、手工圖畫和體育。我愛她們，更羨慕她們那淵博的學識、獨立的工作能力和樸素大方的風度。她們從來不塗脂抹粉，穿得幾乎和我們的校服一樣，夏天白上衣黑綢裙，冬天旗袍藍罩衣，又整潔又大方，我覺得她們很美。她們事業心很強，英語教師林培志，教課以外，還在燕京大學攻讀專科。同學們把她們視為新女性。我崇拜她們，把她們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

我在班裏被選為學生自治會成員，經常參加全校學生自治會活動，我認識了高班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她們介紹魯迅的《吶喊》、《彷徨》，冰心的《寄小讀者》等書給我看，向我介紹時事，講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野心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她們讓我參加學生自治會組織的宣傳隊，帶我到商店去查封日貨，向店員宣傳抗日道理。聽了他們慷慨激昂的講演，他們的愛國思想，激動人心的語言，和那“誓死不做亡國奴”的誓言，句句打動我的心，使我變成了聽眾，竟忘記了維持秩序的任務。這一學期的手工作業，我把老師用美術字寫的“抗日救國”圖樣，用紅絲線繡在淺綠色的緞子上，鮮豔醒目，被陳列在學校的成績展覽室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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