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釉裏紅瓷

它在工藝流程上和青花瓷幾乎完全相同，區別僅在於釉裏紅瓷用銅作呈色劑，青花瓷用鈷作呈色劑。從裝飾方法和繪畫紋樣看，釉裏紅瓷和青花瓷也幾乎完全相同，可以説兩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後期，在青花瓷漸漸成熟的同時，釉裏紅瓷工藝也有了進步，已能燒出純正的紅色。由於釉裏紅瓷對燒製温度和窯中氣氛要求嚴格，大多數元代釉裏紅瓷偏黑灰，紅豔欲滴者很少，而且元代釉裏紅瓷器裝飾方法也是線繪裝飾法較少，相對易見的是釉裏紅拔白和釉裏紅塗繪。這樣就限制了釉裏紅的發展。其時裝飾手段單一，大多用刻劃塗抹的手法，產量也非常稀少。

釉裏紅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間，銅紅料的使用及釉裏紅器的燒製技術都已經成熟，從原料萃取、製作成型、繪畫裝飾到燒製工藝都有了突破，釉裏紅線繪裝飾多了起來。釉裏紅工藝的進步是由官窯來完成的。

在君主專制的封建體制中，許多物質的東西都被賦予超物質的意義。黃色是皇室象徵，明清時，黃釉瓷成為宮廷專用瓷，嚴禁民間生產和使用，只限於官窯生產。而明初將紅色也定為皇室專用色之一，明初釉裏紅也僅限於官窯生產。這可從以下三方面加以認識：

明代建國之初就制定了詳盡的禮儀制度，對日用物、服飾等都作嚴格規定，君臣有別，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從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佈的居室器用制度規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別使用金、銀、錫、磁（瓷）、漆等材料製作。明初宮廷仍沿承元代舊制，日用器皿多見金銀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們所見洪武官窯瓷以大碗、大盤、大瓶、大罐為主，絕少小件器物。

從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規定了祭祀用青、黃、紅、白四種色釉，其中青（藍）、紅、白是高温色釉，黃是低温色釉。這四種釉色禁止民間使用。

在諸色中，紅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視。據劉辰《國初事蹟》載：“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將士戰襖、戰裙、壯帽皆用紅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紅）、黃、白、黑。洪武皇帝對紅色很偏愛，因此把將士都以紅色裝飾起來。這種偏好，也會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對瓷器裝飾中紅色的壟斷。

單一的紅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視覺上較為單調而並不適於日用。因此選用線描釉裏紅作為宮廷用器就成為明初禮制和帝王愛好的必然結果。

釉裏紅工藝大約出現在14世紀前期。韓國新安海底沉船上曾發現景德鎮窯外施影青釉的釉裏紅碟。到14世紀中葉的元至正年間（1341—1368年），燒製出以塗抹為主的釉裏紅器，但工藝不成熟，產量稀少，而和釉裏紅差不多同時發展的青花卻成就輝煌。究其原因是社會需求的不同。藍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蘭民族的喜愛，外銷需求量大；釉裏紅主要用於內銷，人們對它的消費習慣和消費心理尚有一個適應過程。

元末時，景德鎮產生了一批小型釉裏紅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類，銷往東南亞地區，這種需求對釉裏紅髮展產生推動，採用線描簡筆畫法，呈色也較鮮豔純正，為洪武釉裏紅大規模生產提供了技術準備。

洪武時期釉裏紅得到急速發展，根本原因在於需求的拉動，而且主要是由於皇室的喜愛而產生需求。在封建集權社會，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決定一切，這正是洪武釉裏紅得以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考古發現對洪武釉裏紅性質的證明釉裏紅被明初皇室選為宮廷用瓷，並限制民間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領域，成為非商品性質的官窯器。和其他一般官窯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裏紅和明初黃釉、藍釉、紅釉等品種僅限於官窯生產，而從明初開始，青花瓷器基本維持着官、民窯平行的生產格局。可證明洪武釉裏紅官窯性質的考古發現很多：

明代故宮的釉裏紅器有過幾次重大發現，這些出土器物具有非常明確的官窯器性質，最重要的有：

1964年，在疏浚南京明故宮遺址御城河時，發現釉裏紅殘片，同時出土的有洪武官窯青花、洪武釉上紅彩五龍盤、內外雙色釉暗龍紋碗等。

1964—1989年，南京明故宮遺址先後四次發現釉裏紅裝飾的建築構件，飾龍鳳紋。同樣的釉裏紅龍鳳紋瓦當在安徽鳳陽縣明中都皇城及皇陵遺址也有發現。中都於洪武二年（1369年）開始營造，洪武十一年竣工。因此這些釉裏紅建築構件的製作時間和性質是明確的，屬於洪武初年生產的官窯瓷。

1983—1984年間，在北京四中的原明代宮廷庫房區發現大量洪武時期的釉裏紅和青花殘瓷，出土的釉裏紅殘瓷從器物特徵和造型紋飾來説，都與洪武官窯遺址出土物及清宮舊藏的釉裏紅器相同，為洪武官窯產品。

明代王公官吏用瓷器隨葬似有定例，最常見的是梅瓶。從各地歷年出土的梅瓶看，青花居多，另有白釉、哥釉青花、藍釉堆粉、琺華、孔雀綠釉、茶葉末釉、釉裏紅等品種，而釉裏紅最為少見。

1957年，江蘇省江寧縣的正統八年（1443年）宋琥夫婦合葬墓出土一件釉裏紅歲寒三友圖梅瓶。1991年，在同一墓區的正統十三年宋鉉唐氏合葬墓也出土一件釉裏紅歲寒三友圖梅瓶。兩件瓶從胎釉並釉裏紅呈色、紋飾特徵看，都屬於洪武產品。宋琥、宋鉉為父子。宋琥是明初西寧侯宋晟之子，其妻系明成祖永樂皇帝之女。這兩件梅瓶應是經賞賜而流出內宮的。

南京及各地明初王公大墓出土的梅瓶有一定數量，均是青花繪製，釉裏紅難得一見，證實了釉裏紅在明初只有皇室才可使用，且不輕易賞賜，其宮廷御用性質是顯而易見的。

同樣可以證明這一結論的是，明初墓葬中出土的民間青花瓷為數不多，但基本不見釉裏紅蹤跡，其原因也在於民間沒有使用甚至被禁止使用釉裏紅器。

景德鎮明初釉裏紅瓷有數次出土，出土數量較多的是1994年在明御廠東院的發現。在同一地層中出土了青花、釉裏紅和紅釉等洪武官窯產品，器物有大碗、大盤、盞託等器，畫工精緻，紋飾以扁菊紋、牡丹紋、西蕃蓮紋等花卉題材為主。對這批珍貴的出土物，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認識：首先是出土物中青花和釉裏紅從器物造型到裝飾紋樣均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印證部屬於洪武官窯產品，都應視為洪武官窯標準器。其次是傳世釉裏紅和出土洪武釉裏紅兩者的工藝方法和藝術風格相同，證明目前所見傳世釉裏紅均屬洪武官窯器。

相反的情況是，大量景德鎮明初民窯窯址中沒有發現釉裏紅瓷器，説明了明初民窯禁止生產釉裏紅，進一步證明了洪武釉裏紅僅限於官窯生產這個結論。 ^[1] 

洪武官窯釉裏紅和青花在同一技術條件下產生，兩者除呈色劑分別為銅和鈷外，工藝流程基本一致，使得胎釉特徵大體相似；但因釉裏紅和青花對釉的要求和窯爐條件略有不同，因此兩者的外觀特徵又有所差異。

洪武朝歷時31年，釉裏紅的原料配方和製作工藝前後不同，從胎釉特徵和釉裏紅呈色上也能看到這種差別。

洪武釉裏紅的胎骨有粗松和緻密兩類。粗松的一種手感稍輕，瓷化程度差。緻密的一種斷面細膩、緊密，白中略灰。據理化測試，釉層CaO的含量比青花瓷高，含鉀量較低，屬鈣鹼質，高温燒成時粘度變化不會太大，較少流釉。

釉面具明代青花器的特點，釉質肥厚、滋潤，釉色發青白。釉層有兩種：一種肥厚瑩亮如堆脂，乳白色，有冰裂狀或長條狀開片；另一種肥潤緻密，釉表有極細微橘皮紋，白中含青或青灰。普遍見縮釉點或縮釉線，露胎處見窯紅。玉壺春瓶、執壺及口徑20釐米左右的大碗底部施釉，但是底部釉的光澤感不強，與器身玻璃化程度較高的釉面色調不一樣，為白漿釉，薄處微泛黃，厚處呈乳白或青色。器身往往有開片，尤其是一些器物，大概是因火力不足，有類似漿胎的現象。釉裏紅呈色紅豔的大多釉色乳白，呈色灰暗的大多釉色趨灰。

帶足器物的足已經改變了元代斜削的特點成為平削，器底微微下塌。

洪武釉裏紅呈色多樣，多數呈較淡或偏灰的色澤，有的器物有正紅現象，有的呈暗黑色。

1、豔紅色——呈色純正濃豔，線條外緣大多有暈散，有些甚至整個釉面都呈淺紅色。呈色豔又無暈散的極少。檢看這種洪武釉裏紅殘瓷，蓮瓣間不借用邊線推斷這種工藝在洪武早期使用。

2、赭紅色——色厚重，剖面用高倍放大鏡觀察，釉裏紅處於白釉層中間，即胎上有一層白釉，其上是釉裏紅，釉裏紅上又有一層白釉。

3、灰紅色——釉裏紅彩較薄。

4、灰黑色——呈色以灰黑為主，微見紅意，稱釉裏灰或釉裏黑。有些呈色黑灰的可見明顯的鐵褐斑，這是含較多鐵質之故。

南京明故宮和鳳陽皇陵的釉裏紅建築構件有數種呈色，如赭紅色（局部有綠苔點）、醬紅色（有暈散）、赭褐色（有綠苔點和暈散）、黃褐色、黑褐色等，呈色極不穩定。 ^[1] 

洪武釉裏紅目前發現均為大件器物，有瓶、盤、碗、壺、爐等，基本不見杯盞之類的小件。

洪武釉裏紅碗有直徑40釐米的大碗和直徑20釐米的中碗兩類。

直口大碗，直口，深壁，矮圈足。釉底或底足露胎，砂底有火石紅，塗薑黃色或赭色護胎汁，胎體厚重。碗心飾折枝花卉紋，碗心外飾—圈回紋，內外壁繪纏枝花卉紋，常見有蓮、菊、牡丹三種。內外沿有靈芝、卷葉、海浪及蓮、菊紋等幾種邊飾，外腹一週16瓣仰蓮紋，圈足回紋。口徑40-42釐米不等。這種大碗另有青花者，是洪武官窯特有造型。青花大碗見賞賜或外銷，釉裏紅大碗唯在宮內使用。

撇口大碗，撇口，深弧壁，圈足，足底露胎，胎質潔白細膩，釉裏紅呈色較灰。內壁白釉，碗心飾折枝菊或折枝牡丹紋，外壁飾纏枝牡丹或纏枝蓮紋。另有紅地白花裝飾。口徑38釐米左右。為洪武晚期產品。

中碗，直口或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胎骨厚重，足底部分露胎，有些釉面佈滿冰裂紋，呈色大多紅豔，有暈散。口沿內外及圈足繪回紋，內外壁及碗心繪菊花紋或牡丹紋。口徑20釐米左右。

大盤，均折沿，圈足，圓口或菱口。菱口盤有12辦和16瓣兩種，模製，弧壁，瓜楞，矮圈足，砂底。口徑45—58釐米。

小盤，折沿，圓口或菱口，弧壁，淺圈足，砂底。口徑20釐米左右。

折沿，圓口或菱口，弧壁，淺圈足，砂底，盞心有一圈凸稜。直徑20釐米左右。

器身石榴狀，腹部鼓，口、足外撇，厚足，砂底，荷葉蓋。全器由頸、腹、足三節拼接而成。口沿外側和肩腹處飾雲頭紋，肩、頸部繪變體蓮辦紋，腹繪四季花卉紋或松竹梅紋。系盛酒器，高50—60釐米。

侈口寬唇，短頸，碩腹，矮圈足，釉底。全器由頸、腹、圈足三部分拼接而成。口沿繪勾雲紋，頸繪蕉葉紋、回紋、如意雲紋及纏枝花葉紋，腹繪纏枝菊紋、纏枝牡丹紋、纏枝蓮紋或松竹梅紋。高32—33釐米。

器身同玉壺春瓶。曲流，扁平執手，上有小系，下端有品字形分佈的三個錢紋。

仿銅鼎形，兩耳，三足。胎體厚重，釉色白，腹內及足底無釉，露淡褐色胎。口沿滿飾串枝花卉紋。高33．8釐米。

唇口，直頸，平肩，圓腹，斂足。頸中有凸環，腹側有肥短管狀流。肩、腹中部有接痕。

小圓口，短頸，平肩，斂腹，淺圈足，砂底。有蓋，蓋中有系口。腹繪松竹梅紋。連蓋高44—45釐米。 ^[2] 

洪武釉裏紅的裝飾主要取法青花，唯因釉裏紅特殊的理化性能，繪畫方法稍有差異。

裝飾採用白地紅花和紅地白花兩種工藝。白地紅花為在白地上繪紋飾，從元代釉裏紅的塗抹到洪武的線描是一個飛躍。紅地白花是用釉裏紅塗地，留出紋飾。這種方法在元代和明早期釉裏紅上偶然見到，費時費力，工藝要求高。這種方法到永樂宣德時期衍化為紅地剔花的新工藝。

另外，洪武釉裏紅還承襲元樞府窯模印凸花技術，出現一面繪畫、一面模印以及圈足模印回紋環繞的裝飾手法。

釉裏紅性能特殊，線描技巧難以駕馭，洪武釉裏紅有兩種主要筆法，一種為單筆勾勒，如卷草紋、變體蓮辦紋、花卉的枝葉、花辦等都用粗細不一的線條單筆勾勒，猶如中國畫的沒骨畫法。用這種筆法的釉裏紅呈色大多紅豔，釉層肥厚、乳白。另一種是雙鈎填色，雙鈎線條有粗細變化，填色有濃淡深淺。用這種筆法的釉裏紅呈色大多灰暗，釉層白或白中含青灰。

繪畫筆法和釉裏紅呈色及釉層的相關性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這可從以下兩個角度分析：

首先是兩類不同繪畫筆法的釉裏紅是否有先後之分。因為在單筆勾勒、釉裏紅呈色紅豔、釉面乳白的作品中，如變體蓮辦不借用邊線等特徵常有元代遺風，因而有理由認為這種作品洪武早期已在生產。從景德鎮出土的永樂初年的釉裏紅器看，繪畫筆法、釉裏紅呈色和釉面狀況和上述第二種筆法完全一致，因而有理由認為雙鈎填色、釉裏紅呈色灰暗、釉面白或白中含青灰的作品是洪武后期生產。至於單筆勾勒和雙鈎填色的作品何時出現，兩者是否共存及共存的時間，則需進一步研究。

其次是這兩類作品出現的原因。釉裏紅理化性能沒有青花優異，一是難以表現紋飾細節，筆畫之間相互疊加遮蓋，暈散嚴重，用雙鈎填色非常困難。經觀察研究，釉裏紅暈散的原因之一是釉裏紅和底釉的銅含量濃度差過大，因此可以推測為了改善繪畫性質，不得不放棄呈色的要求，在釉裏紅中摻和其他成分，降低紋飾和底釉間銅含量的濃度差，改善繪畫性能，減少暈化。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釉裏紅呈色紅豔者繪畫粗糙、繪畫優異者呈色較差的原因。由此看來，洪武釉裏紅有些呈色灰暗的並非燒製失誤，而是有意識地通過原料成分控制的手段來提高繪畫效果所致。

洪武釉裏紅的裝飾紋樣和同期青花基本相同，只是受到釉料性能限制，畫法稍簡，如牡丹花的花辦外勾勒一圈細線留白，青花在留白處再染淡青色，釉裏紅則沒有這道工序。

洪武釉裏紅裝飾紋樣以四季花卉紋為主，主要有纏枝蓮葉紋、扁菊花、牡丹、蓮花和茶花，扁菊花較為多見，另外松竹梅也較多使用。輔助紋有卷草紋、回紋、靈芝紋、蕉葉紋、變體蓮辦紋、海水紋等。其紋飾的時代特徵基本同青花，兩者互相互參照斷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