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朱由檢生於北京紫禁城慈慶宮，是當時的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子。 ^[11-12]  他的母親淑女劉氏（孝純皇后）不受寵，朱由檢五歲那年，劉氏在受到朱常洛的責罵後死去。朱由檢便由李選侍（西李，後封康妃）撫養。不久，李選侍生下皇女，無暇撫養朱由檢，朱由檢便改由另一名李選侍（東李，後封莊妃）撫養（一説移宮案後由東李撫養）。 ^[13-14]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個叫張差的人手持木梃闖入朱常洛的居所慈慶宮，很快就被制服，是為梃擊案。出身東林黨的官員們認為這是鄭貴妃在背後指使，張差在受到三法司審問時也供認是受鄭貴妃的宦官龐保、劉成指使進宮。在羣臣的一再施壓下，多年深居宮中、不見羣臣的明神宗朱翊鈞為了堵住東林黨之口，於五月二十八日早晨親自到慈寧宮祭拜孝定李太后，接着與朱常洛一起召見大臣，並將三名皇孫（朱由校、朱由楫、朱由檢）和一名皇孫女從左右階下引到石級上來，令羣臣熟視，以表明自己絕無易儲之意。在這次召見上，朱翊鈞還將擅自出班發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的御史劉光復當眾拿下，施以廷杖。隨後，梃擊案以處死張差、龐保、劉成三人告一段落。 ^[15]  這次召見也是朱由檢第一次公開亮相，據説他當了皇帝后召見羣臣時要求錦衣衞隨時準備拿人就來源於這次童年經歷。 ^[16]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由檢的祖父朱翊鈞、父親朱常洛相繼去世，兄長朱由校即位。朱由檢作為朱由校唯一在世的弟弟，於天啓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被冊封為信王。 ^[17]  但朱由檢並未立即出閣，而是住在紫禁城慈慶宮後面的勖勤宮。 ^[14] 

少年時代的朱由檢喜歡讀書，而且不苟言笑，常常靜心養神、正襟危坐，衣冠不整就不見內侍。有陪讀的內侍不敢讀出聲，他就厲聲呵斥道：“讀書是好事，倒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 ^[18-19]  明代皇子出閣前沒有專門的師傅，因此朱由檢遇到不懂的字時，就自行查閲《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小補》等書。 ^[20]  他並非深居簡出，時常微服私訪北京市集，購買物品，體察民情，因此對物價一清二楚，即位後亦多次戳破採購宦官説高價錢的謊言。 ^{[7]  [21-23]} 

天啓五年（1625年）十一月十二日，朱由校下詔為信王挑選王妃 ^[24]  ，翌年四月開始在北京動工興建信王府。 ^[25]  天啓六年（1626年）五月十九日，禮部奏報順天府五城兩縣（大興、宛平）共有七十七名處女等待挑選。 ^[26]  六月二十一日，主持擇妃的張皇后以大興縣民周奎之女“丰容端麗”而選其為信王妃。 ^[27-28]  經欽天監選出吉日，朱由檢於天啓六年（16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出宮，十二月初八日（一説十二月初十日）午時行冠禮，十二月十六日辰時納徵發冊，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時安牀，天啓七年（1627年）正月二十七日卯時開面，二月初三日卯時出府迎親成婚。 ^[29-30]  四月，朱由校考慮在京城新修一座信王府，但內官監太監李永貞請求修理京城的惠王府，以備信王居住。可能是鑑於國庫乏困，加上瑞王、惠王、桂王前往藩國的花費，朱由校批准其請。 ^[31-33]  由於李永貞中飽私囊，信王府的建築與器具都極為簡陋。 ^[34] 

在朱由檢是信王的期間，明朝內外局勢風雲詭譎。朱由校的親信宦官魏忠賢聯合朝中齊、楚、浙等朋黨擊垮東林黨，掌控朝政。外部面臨後金崛起的威脅，雖然後金在寧遠被袁崇煥阻擋西進步伐，但邊防仍然吃緊。西南則爆發了奢安之亂，可謂四郊多壘。朱由檢作為藩王，不能參與政事，但也不得不小心自保。在魏忠賢的阻撓下，他與朱由校見面的機會極少，即使見了面也幾乎説不上話。 ^{[35]  [407]}  他還差點捲入魏忠賢的陰謀。據説當時魏忠賢曾派一名刺客暗殺張皇后，被朱由校發現後移送廠衞審辦，主管東廠的魏忠賢打算利用這名刺客來誣陷張皇后之父張國紀“謀立信王”，從而廢皇后、興大獄，但他的同黨王體乾卻認為朱由校對張皇后和朱由檢感情很深，此舉不會成功，因而魏忠賢殺了這名刺客以滅口，並未波及朱由檢。 ^[36]  朱由檢對宦官弄權的弊端都看在眼裏，他讀史讀到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時，都會“撫卷切齒”。他尤其痛恨魏忠賢專權，感慨“皇兄過忠厚，為（魏忠賢）所欺耳”。但是，他從不表露對魏忠賢的厭惡，魏忠賢見了他也面有懼色，並常派自己的黨羽給朱由檢送一些非時花果，朱由檢表面上以厚賞回報，但不僅不喜歡這些花果，還趁機暗中記住了魏忠賢的黨羽。 ^{[7]  [35]  [37]}  對於邊境局勢，他也多有關心。天啓七年（1627年）正月，朱由校賜給他景王府所屬的寶坻等縣及塌河地租銀六千三百兩，他立即上疏，以“邊境多虞，軍需告匱”為由請求將這些地租銀兩還給國庫，以補邊防之需。朱由校被朱由檢能為國分憂的至誠之心所感動，收回成命，以遂其願。但隨即將汝王、福王所留地租賜予朱由檢，以便充作養贍之用，並展現他的“親親至意”，朱由檢再次辭去。 ^{[8]  [38-39]} 

朱由檢出宮居住後，每年獲得米三千石、鈔一萬貫，等待就藩之國（前往封地）。 ^[40]  但到了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病入膏肓，沒有留下任何子嗣。八月十一日，朱由校召皇五弟信王朱由檢入宮。朱由校躺在病榻上，對朱由檢説：“吾弟當為堯舜。”朱由檢恐懼萬分，説：“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朱由校接着囑託他善待張皇后與信用魏忠賢，朱由檢更加恐懼，請求出宮。 ^{[30]  [41]}  朱由校表示自己在召見朱由檢以後“朕心甚悦，體覺稍安”。 ^[42] 

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朱由校駕崩於乾清宮。魏忠賢哭得眼睛都腫了，並與黨羽商量對策。據説魏忠賢打算自立，被兵部尚書崔呈秀勸阻，另有人提議令宮妃假稱懷有身孕，而將魏良卿之子領入宮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賢輔佐，就像“新莽之於孺子嬰”那樣。魏忠賢以為言之有理，便派人婉言暗示張皇后，被張皇后拒絕。魏忠賢得知張皇后的嚴正態度，也無可奈何，不再強迫她，只好派親信宦官塗文輔、王朝輔接朱由檢入宮。 ^{[30]  [43]}  同時，由內閣起草遺詔，內稱“皇五弟信王聰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丕紹倫序，即皇帝位”。 ^[44]  在張皇后的告誡下，朱由檢自帶麥飯入宮，不吃宮中食物，對宮中的一切保持高度警惕。 ^[9]  到了夜晚，朱由檢秉燭獨坐，偶然看見一名小宦官持劍而過，立即叫到跟前，索要其劍，詳加審視，許諾將給他賞賜，並將劍留在自己桌上。當聽到宮中巡夜者擊打木梆的聲音，他起身前往慰勞，並回頭問左右侍從如何賜酒食，侍從回答説由光祿寺負責，於是，朱由檢下令旨讓光祿寺準備酒食，賜給宮中值班巡夜之人，一時歡聲如潮。對於魏忠賢，朱由檢也“屢賜温詞，曲加慰勞”，以安其心。 ^{[30]  [41]  [10]}  經過文武百官三次勸進，朱由檢於八月二十四日穿上袞冕，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於皇極殿（一説中極殿），改元崇禎，在登基大典時突發天雷之聲（一説不是天鳴而是御馬齊鳴）。 ^{[30]  [41]  [45-46]} 

朱由檢即位後，“總攬權綱，天下想望太平” ^[47]  ，而他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剷除魏忠賢及依附他的“閹黨”集團。朱由檢即位之初，仍像朱由校那樣對待魏忠賢及其黨羽，該賞賜的照樣賞賜，該封官的照樣封官。魏忠賢反而感到不安，便對出身信王府宦官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徐應元畢恭畢敬，饋贈珍奇異寶，結為兄弟 ^[48]  ，並在九月初一日上書乞求辭去東廠提督之職，藉以試探虛實。結果，朱由檢不僅沒有批准，而且還好言相勸，慰留一番。 ^[49]  過了兩天，朱由檢准許魏忠賢的對食奉聖夫人客氏出宮到私人宅第居住。魏忠賢上書乞請免去户部喪禮香蠟三萬金，朱由檢立即表示同意。 ^[50]  初四日，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請求辭職，朱由檢不允。 ^[51]  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賢上書乞請停止為其建立生祠，朱由檢批准以前生祠保留如故，不再新修 ^[52]  ，又誇魏忠賢“有功不居，更見勞謙之美”。 ^[53]  十月，朱由檢又以“贊襄典禮”（協助完成登基大典）和東江戰功（毛文龍在丁卯之役中的戰功）為名給魏忠賢、王體乾等蔭官（給予其家屬錦衣衞官職）。通過對魏忠賢、王體乾及其黨羽的恩蔭賞賜，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他們的疑慮，也麻痹了他們。 ^[54-55] 

剷除魏忠賢的行動始於“閹黨”內訌。九月十六日，“閹黨”成員南京通政使楊所修參劾崔呈秀等，朱由檢反而“責其輕詆” ^[56]  ；十月十四、十九日，另一“閹黨”成員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兩度參劾崔呈秀各種罪狀。 ^[57-58]  崔呈秀內心不安，請求回家守制，朱由檢在十月二十一日批准其請。 ^[59]  崔呈秀倒台之後，魏忠賢成為下一個被彈劾的對象。自十月二十三日以來，陸澄源、錢元愨、錢嘉徵等陸續彈劾彈劾魏忠賢罪狀 ^[48]  ，尤以貢生錢嘉徵言辭最激烈，列舉了“並帝”“蔑後”“弄兵”“無二祖列宗”“克削藩封”“無聖”“濫爵”“掩邊功”“朘民”“通同關節”十條“滔天之罪”。 ^[60]  魏忠賢得知此疏，在朱由檢面前痛哭流涕，連呼冤枉。朱由檢不為所動，命內侍當廷誦讀錢嘉徵奏疏，讓魏忠賢親耳聆聽，魏忠賢“震恐喪魄”。 ^{[48]  [61]}  之後，魏忠賢以身體不適為由，請求辭職。徐應元本起於信王府，與魏忠賢相互勾結，但見魏忠賢將要失勢，也請求養病，朱由檢順勢批准魏忠賢、徐應元回家養病。 ^[62]  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正式下旨將魏忠賢之罪昭告於世，貶魏忠賢至鳳陽祖陵管理香火，客氏送至浣衣局收管。 ^[63]  魏忠賢出京時，帶着大量隨從，威風不減。十一月初四日，朱由檢以魏忠賢“將素畜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為由，下令將其逮捕至京。 ^[64]  行至阜城的魏忠賢從“閹黨”成員李朝欽那裏提前得知這個旨意，兩人痛飲一番後雙雙自縊。 ^[65]  客氏被杖殺，崔呈秀亦自縊。其後，朱由檢召回各地鎮守太監，平反天啓末年迫害東林黨的冤獄，毀《三朝要典》，定“欽定逆案”，將魏忠賢等255人定為“逆黨”，魏忠賢和客氏被凌遲戮屍，其黨羽或處死，或削籍，或充軍，從而實現了撥亂反正。時人評論此舉“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 ^[66] 

朱由檢在醜、寅時（凌晨1時至5時）下達聖旨的檔案(4張)

朱由檢剪除魏忠賢后，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力圖挽回明朝的衰落，實現中興之偉業。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十二日，他訓誡羣臣，稱在閹黨垮台、“職掌還之各司”之後，羣臣務必“致忠竭節”，洗刷積弊，以“為國節財，為民擇吏”為要，同時“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議紛更”。 ^[67]  他自己也以身作則，勤於政事。他始終堅持經筵與日講，不僅學習儒家經典，也作為聽取講官意見、與朝臣討論時事的一個重要渠道，即使“邊報紛紜”，經筵、日講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精勤”。 ^[68]  朱由檢每天“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宮中從無宴樂之事。 ^[69]  他不僅堅持常朝，而且除了盛暑嚴寒之外，都會去文華殿召見重臣，討論政事。 ^[70]  他從未懈怠於批閲奏章，往往“批閲至丙夜不休”，甚至還在半夜下達聖旨。 ^[71-72]  朱由檢不僅在明朝皇帝中以勤勉著稱，甚至被臣下譽為“漢、唐以來良所稀見”。 ^[68] 

在朝堂之內，崇禎初年的幾位依附魏忠賢的閣臣黃立極、施鳳來等相繼被彈劾而去職，朱由檢以“枚卜”（抽籤）的方式挑選新閣臣。他在天啓七年（162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集大臣和科道官到乾清宮，先拜天祈禱上蒼保佑，再將推薦的閣臣姓名一一寫出，裝入金甌之中．然後用筷子挾出。先挾出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四人。羣臣紛紛説時局艱難，請擴大閣臣數額，於是朱由檢挾出周道登、劉鴻訓二人。 ^[73]  此六人就一併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以李標為內閣首輔。因來宗道、楊景辰曾名列《三朝要典》副總裁，故在半年後毀《三朝要典》之際去職。崇禎元年（1628年）十一月，劉鴻訓因處置兵變令朱由檢不滿意而去職，老臣韓爌入為首輔。李標、錢龍錫等仍在內閣。韓爌、李標、錢龍錫均屬“東林黨”派系的人物，他們積極協助朱由檢定“欽定逆案”，恢復天啓朝被迫害的東林黨人的名譽。因此他們主持的內閣號稱“東林內閣”，從而形成了“東林大盛”的局面。 ^{[74]  [75]}  另一方面，朱由檢亦留下禮部尚書温體仁、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侍郎申用懋等非東林黨的官員，以制衡東林黨的勢力，這四人被東林黨稱為“四凶”。 ^[76] 

在朝堂之外，崇禎初年最大的難題是收復被後金佔據的遼東。朱由檢將這一重任交給了曾在天啓末年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的原任遼東巡撫袁崇煥。袁崇煥此前因私下議和與不救錦州而被彈劾，不得已辭職返鄉。天啓七年（1627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由檢就起用袁崇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管兵部添設右侍郎事。 ^[77]  崇禎元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朱由檢以袁崇煥取代王之臣，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78]  七月十四日，朱由檢在平台（今保和殿居中向後的雲台門一帶）當着羣臣的面召見袁崇煥，袁崇煥提出了“五年平遼”的目標，並請求朱由檢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權，朱由檢大喜過望，表示：“五年滅奴，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錢龍錫等四名閣臣亦稱讚袁崇煥是“奇男子”。隨後，袁崇煥又請求吏部和兵部的用人、户部的轉餉、工部的製造都要配合自己，也不可聽信讒言，朱由檢亦一一應允，指示各部尚書配合袁崇煥，允諾不聽信任何讒言，又賜給袁崇煥尚方寶劍，隨後袁崇煥前往關外前線。 ^[79] 

袁崇煥到任後，整頓防務，委任祖大壽守錦州、何可綱守寧遠、趙率教守山海關，對外聯絡明朝藩屬哈剌慎朵顏三十六家（原朵顏衞），開市給賞，加以安撫。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袁崇煥以先斬後奏的方式殺東江總兵毛文龍於雙島，接着上疏請罪。朱由檢起初得知毛文龍被殺，感到十分震驚，轉而覺得毛文龍已死，不能復生，而對袁崇煥的“五年平遼”仍抱希望，所以非但不加責備，反而“優旨褒答”。 ^[80]  同年十月下旬，後金大汗皇太極在西征蒙古途中決定掉頭攻打明朝，兵分三路突破大安口等處長城關隘，山海關總兵趙率教戰死於遵化，袁崇煥率關寧軍從寧遠回防薊州鎮，亦堵截失敗，後金軍於十一月二十日兵臨北京城下，是為己巳之變。袁崇煥率軍救援北京，在廣渠門外與後金軍激戰，迫使後金軍退卻。 ^[81]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檢在平台召見袁崇煥、滿桂、黑雲龍等將領及兵部尚書申用懋等。袁崇煥穿着青衣玄帽入宮，強調形勢嚴峻，朱由檢“慰諭久之”，袁崇煥又請率兵入城，朱由檢不許，賜給他貂裘和銀盔甲後結束這次召見。 ^[82]  大約與此同時，温體仁已上密疏彈劾袁崇煥通敵 ^[83]  ，據説皇太極也使用了反間計，讓被俘的明朝太監聽到漢人將領鮑承先、高鴻中等談論袁崇煥裏通後金之事，然後放回北京（關於朱由檢是否中計，參見“人物爭議-中反間計”目錄）。 ^[84-85]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檢再次召見袁崇煥及滿桂、祖大壽等時，就斥責袁崇煥：“爾擅殺大帥，以至今日。今又不能捍患禦侮，則平日恢復之言何在？”命錦衣衞將他逮捕入獄。 ^[86-87]  同時，朱由檢派孫承宗安撫東奔的關寧軍，並以梁廷棟、滿桂分別為文武經略，替代袁崇煥。十二月十七日，朱由檢命滿桂出擊永定門外的皇太極大軍，反遭重創，滿桂陣亡。皇太極亦意識到拿不下北京，便在留下表達議和之意的書信後及時撤軍，崇禎三年（1630年）二月十六日從董家口出塞。 ^[81]  己巳之變是繼庚戌之變後明朝京畿所受到的又一次重大威脅，朱由檢追究有關官員的責任，兵部尚書王洽死於獄中，薊遼總督劉策、山西巡撫耿如杞、總兵張士顯等文武大員被殺。八月十六日，朱由檢數落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及給哈剌慎賣糧從而間接支援後金、圖謀議和、縱敵不戰、遣散援兵等罪狀，將他凌遲處死。 ^[88]  袁崇煥獲罪後，先前支持過他的錢龍錫、韓爌遭到史𡎊、高捷等親温體仁的言官彈劾，相繼去職，李標、成基命雖繼任首輔，亦不能久安於位，先後辭任。東林黨的勢力一落千丈，周延儒、温體仁入閣主政。 ^[74] 

崇禎年間，小冰河期進入比較嚴重的階段，引發災荒頻繁、糧食歉收，西北和中原受災尤甚。 ^[148]  而田賦加派依然不減，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崇禎元年（1628年），遭受大旱的陝西澄城爆發王二起義，他們殺死知縣、嘯聚山林，拉開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陝西各地走投無路的農民與邊鎮逃兵、被裁撤的驛卒等合流，紛紛揭竿而起。這些起義者各自為戰、流動性強，所以被統治階級稱為“流寇”。崇禎二年（1629年）四月，朱由檢任命楊鶴為陝西三邊總督，接替已故的武之望，負責處理陝西民變。朱由檢對於民變採取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方針，指出：“秦賊蔓延，雖因無歲，總由貪官債帥不恤軍民，恣行剝削，以致轉徙為盜。自今邊方文武，俱宜遴才選補，不得聽人規避，徒取備員。其官兵分合事宜，兵部密行督撫，相機剿滅。” ^[89]  “流賊與夷虜不同，這都是我內地赤子，還須用招撫解散為是，不必純用殺掠。” ^[426]  楊鶴貫徹朱由檢的這種方針，陸續招安了一批起義者，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崇禎四年（1631年）招安神一魁。但由於根本的社會矛盾沒有解決，所以許多起義者在接受招安後因得不到有效安置而重新起義，神一魁就不到一個月即“復叛”。朱由檢聞訊震怒，於九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楊鶴，將他遣戍袁州，代之以主剿的延綏巡撫洪承疇出任陝西三邊總督，要求陝西督撫“鼓勵道將，速圖剿定”。 ^[90]  在洪承疇等的大力鎮壓下，陝西的各路起義軍在崇禎五年（1632年）冬轉戰山西。朱由檢以曹文詔節制秦、晉諸將。一年後，各路起義軍又成功實現“澠池渡”，轉進河南，攻城略地。朱由檢於崇禎七年（1634年）正月任命延綏巡撫陳奇瑜為五省總督（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全權負責鎮壓起義，又起用大名道盧象升為鄖陽撫治，把守起義軍最有可能進入的川、陝、豫、楚四省交界地帶。在盧象升等的鎮壓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起義軍退回陝西，於崇禎七年（1634年）六月被困於興安南面的車廂峽，陷入絕境，然而陳奇瑜接受賄賂，主張招安，反而讓起義軍成功逃脱，朱由檢轉而命洪承疇兼任五省總督。不久，明朝皇室發祥地鳳陽在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被掃地王、太平王等部起義軍攻陷，明朝祖陵被燒。朱由檢聞訊後，暫停經筵，穿着素服到太廟祭告祖宗之靈，命百官修省，並處死鳳陽巡撫楊一鵬。面對起義軍日益壯大、流動作戰的局面，朱由檢於同年八月新設五省總理的差使，由已升任湖廣巡撫的盧象升兼任，與五省總督洪承疇互相配合，洪承疇負責西北，盧象升負責東南，次年又起用孫傳庭為陝西巡撫，在三人通力合作之下，明軍在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擒獲起義軍中勢力最強的闖王高迎祥，使“剿局”有所改觀。 ^[91] 

明朝與後金的戰事也在持續。皇太極在己巳之變撤退時，曾佔領關內的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此四城於崇禎三年（1630年）五月被督師孫承宗收復，是為遵永大捷。皇太極遂轉換滅明方略，不再直接攻打北京，而是一面拔掉明軍在遼西的據點，一面屢次派兵入塞掠奪。崇禎四年（1631年）十一月，明軍在遼西的最前沿——大淩河城陷落，孫承宗引咎去職。 ^[92]  更嚴重的事態是吳橋兵變，山東登、萊地區士兵孔有德、耿仲明等在支援大淩河城途中譁變，回到登州、萊州，挾持登萊巡撫孫元化抗拒朝廷。兵變到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才平息，但孔有德、耿仲明等成功突圍，投奔皇太極，不僅引後金兵攻陷旅順，更將紅夷大炮的技術傳到後金，後金由此開發出漢人炮兵與滿蒙步騎兵協同作戰的戰術，使明軍更加吃力。 ^[93]  崇禎七年（1634年）和崇禎八年（1635年），後金軍在西征蒙古察哈爾部的過程中兩次入塞掠奪，橫行宣府、大同及山西腹地。崇禎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稱帝，國號大清，年號崇德，正式建立了一個與明朝分庭抗禮的政權。隨即他又派兵入塞大掠京畿，史稱丙子之變。清軍如入無人之境，在九月掠奪了十八萬人畜後出塞，途中還留下“各官免送”的羞辱性木牌。 ^[94]  兵部尚書張鳳翼下獄後自殺，朱由檢於十月十三日起用正在守制的楊鶴之子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95]  ，崇禎十一年（1638年）六月拜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管兵部事 ^[96]  ，將解決內憂外患、中興大明王朝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楊嗣昌提出的對付起義軍的戰略是“四正六隅十面網”，由五省總督和五省總理負責剿殺。五省總督仍然是洪承疇，而之前的五省總理盧象升自丙子之變後就調任北方，接替他的王家禎是無能之輩，楊嗣昌推薦平息海盜有功的兩廣總督熊文燦出任五省總理。到了崇禎十一年（1638年），這種戰略收到一定成效，西北面的起義軍在洪承疇和孫傳庭的鎮壓下被消滅殆盡，李自成在同年十月率18騎逃入商洛山中；東南面的起義軍中勢力最大的張獻忠部於四月接受熊文燦招安，仍據守谷城；十一月，另一支東南面的起義軍羅汝才部也在均州投降，其他東南面的起義軍或降或逃，農民戰爭陷入低谷。楊嗣昌所提出的對清方針則是議和優先，以便騰出手來解決農民起義，此事由遼東巡撫方一藻和監軍太監高起潛秘密進行，但因事機泄露，引發羣臣反對，議和之事便被拖延，皇太極亦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第五次發兵入塞，京畿告急，是為戊寅之變。朱由檢急調洪承疇、孫傳庭入援，然而依然拿清軍無可奈何。清軍長驅直入山東腹地，攻陷58座城池、俘虜四十六萬人畜（包括德王朱由樞），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才從容出塞。清軍此次入塞對明朝的戰略格局有重大影響，盧象升戰死、孫傳庭下獄，洪承疇調任薊遼總督，率領陝西精鋭之師在松山、錦州一線防範清軍，這給瀕臨絕境的李自成以喘息的可乘之機。張獻忠也利用熊文燦的昏庸，於五月再舉反旗。九月，朱由檢派楊嗣昌督師圍剿張獻忠，起初指揮左良玉在川東瑪瑙山打了勝仗，但其後連戰連敗。李自成聽説張獻忠起兵谷城後，趕往會合，不久分手，從湖廣轉進四川，再由四川轉進河南，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陷洛陽，殺死皇叔福王朱常洵；二月，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楊嗣昌聽説洛陽、襄陽陷落、二王被殺的消息，於三月憂懼而死（一説自殺）。朱由檢對楊嗣昌之死感到惋惜，並未追究其責任，反而殺了被認為配合楊嗣昌不力的原任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接着，朱由檢以陝西三邊總督丁啓睿為督師，繼續圍剿李自成、張獻忠。 ^[97] 

崇禎十四年（1641年）以前，內外局勢雖然對明朝愈發不利，但尚未失控。崇禎十四年（1641年）以後，內外局勢急轉直下，明朝加速滑向崩潰的邊緣。河南地區自崇禎以來“竟無樂歲，旱蝗相繼，災異頻仍”，崇禎十二年（1639年）以後趨向嚴重，崇禎十四年（1641年）更是發生“大飢疫”，到六月“死者無算”。 ^[98]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饑民加入李自成的隊伍，使其不斷壯大，開始被稱為“闖王”，牛金星、宋獻策等知識分子也投奔李自成。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攻打河南省城開封，丁啓睿藉口在打張獻忠而不救開封，朱由檢便起用平定奢安之亂有功的傅宗龍（時在監獄）為陝西三邊總督，率川陝兵兩萬馳援開封，李自成放棄攻打開封，轉而襲擊傅宗龍，於九月擒殺傅宗龍於項城。十二月，李自成與羅汝才再攻開封，朱由檢提拔陝西巡撫汪喬年為陝西三邊總督，馳援開封，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又擒殺汪喬年於襄城。朱由檢被迫放出關在獄中的孫傳庭，拜為陝西三邊總督。夏，李自成第三次圍攻開封，並在朱仙鎮之戰中殲滅督師丁啓睿、保定總督楊文嶽等所率援軍，朱由檢催孫傳庭出師救援。九月，黃河堤潰，開封城毀，李自成不再進攻開封。十月，孫傳庭出潼關，兵敗郟縣，退回關內，李自成於閏十一月攻陷汝寧，殺楊文嶽，控制河南大部，繼而轉戰湖廣。一度被丁啓睿等壓制的張獻忠也再次活躍於南直隸，五月攻陷廬州，七月破黃得功、劉良佐部於六安，崇禎十六年（1643年）初轉進湖廣。 ^[99] 

對清的戰局也在惡化。皇太極為了入關，連年侵擾松山、錦州等遼西堡壘。崇禎十三年（1640年）七月，洪承疇率五萬人從寧遠馳援祖大壽駐守的錦州，與清軍激戰後敗退。崇禎十四年（1641年），洪承疇又屢次出關救援，打退了清軍的進攻，但錦州仍然在清軍的包圍之中。兵部尚書陳新甲建議洪承疇率大軍前往松山、錦州一帶決戰，殲滅包圍錦州的清軍，但洪承疇主張持重，反對急速進兵。朱由檢本來傾向洪承疇的建議，但陳新甲堅持己見，再加上從寧遠回來的兵部職方司郎中張若麒也報告清軍糧餉不繼，每天騎兵只吃兩餐，步兵只吃一餐，陳新甲便加緊慫恿朱由檢催促洪承疇出兵，朱由檢同意。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疇在寧遠誓師，接着率六萬大軍進駐松山，加上後續趕來的明軍，共計八總兵、十三萬兵力。八月，皇太極親率三千精騎趕到松山，並派兵在松山至杏山之間列營，截斷明軍的聯繫。洪承疇派王樸、吳三桂、李輔明等六名總兵率軍突圍，被清軍殲滅大半，於是洪承疇與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和遼東巡撫丘民仰被圍困在松山城中。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在松山副將夏成德的內應下，清軍攻陷松山，丘民仰、曹變蛟、王廷臣殉節，洪承疇被俘（後降清）。三月，堅守錦州的祖大壽降清，此外杏山、塔山二城亦被清軍攻陷。戰後，朱由檢授意陳新甲與清朝議和，不料和議泄露，再次引發羣臣反對，陳新甲不但不認錯，還自認為有功，朱由檢就在七月將陳新甲下獄，九月殺了他。皇太極見和議破裂，於十一月第六次發兵入塞，是為壬午之變。此次入塞的經過與之前幾次如出一轍，清軍在飽掠數月、攻陷八十八城之後，帶着三十六萬九千名俘虜和三十二萬餘頭牲畜等戰利品揚長而去，事後朱由檢又殺了兩位薊遼總督範志完、趙光抃來頂罪。 ^[100] 

隨着內外兩線戰事的大潰敗，明朝覆亡之象顯現，朝野人心亦日漸離散。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檢照例到皇極殿接受朝賀，而文班只有內閣首輔周延儒一人，武班只有一名勳臣。朱由檢命開門，進來的朝臣太少，過了許久才陸續有朝臣匆匆趕來，湊夠了百官中一半多一點的人數，這才勉強舉行朝賀禮。 ^[101]  當時的北京城已經流傳“韃子、流賊到門，我即開城請進”之語，清軍第六次入塞期間，朱由檢取出內帑數萬，發給守城將士，每人只領二十錢，守城士兵們彈着錢説：“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五六燒餅而已！” ^[102]  在這種情況下，朱由檢迫切渴望儘快扭轉局勢，下令以一萬兩黃金以及侯爵來懸賞李自成的首級，以五千兩黃金、一品大員的官位和錦衣衞指揮使的世職來懸賞張獻忠的首級。 ^[150]  當時，明朝可倚仗的兵力只有陝西孫傳庭和湖廣左良玉麾下的兵力，左良玉雖擁兵二十萬，但不僅不能剿滅張獻忠，還四處劫掠，並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二月威脅南京，索要軍餉，朱由檢只能加以安撫，卻對他無可奈何。張獻忠趁機於五月攻陷武昌，沉楚王朱華奎於長江，建立大西政權。李自成也在襄陽自稱新順王，初步建立政權，並且提出“三年免徵、一人不殺”的口號，出現了“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謠。朱由檢便將力挽狂瀾的希望寄託在明朝最後的勁旅——孫傳庭統率的秦兵，任命他為督師，出潼關消滅李自成。九月，孫傳庭進軍河南，起初連傳捷報，而皇太極的死訊也在此時傳入北京，明廷洋溢着國勢轉危為安、“中興”指日可待的幻覺。 ^[397]  然而孫傳庭先是兵敗於汝州，接着戰死於潼關。十月，李自成長驅入關佔領西安，進而迅速控制了陝西全境。朱由檢先後派餘應桂、李化熙代替孫傳庭，但都無兵無餉、一籌莫展。儘管如此，內閣首輔陳演、吏部尚書李遇知等仍安慰朱由檢説“賊入關中，必戀子女玉帛，猶虎入陷阱” ^[103]  “欲據此為家” ^[104]  ，完全誤判了形勢。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檢到皇極殿接受朝賀之際，發現只有錦衣衞指揮使駱養性在場。朱由檢便下令鳴鐘開門，很久都沒人來，朱由檢準備先祭拜太廟再接受朝賀，又發現馬匹沒準備好，便依然等着受朝賀，隨後文武百官陸續趕來，站朝班時互相亂入，十分狼狽。同日，北京發生沙塵暴。 ^[105]  而雄踞西安的李自成也在這一天建國號大順，年號永昌，隨後揮師東征山西，直搗北京。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下，遷都南京之議浮上水面。據説在上年清軍第六次入塞時，朱由檢就與周延儒商量過南遷，但被皇嫂懿安太后（張皇后）阻止。 ^[106]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日，左中允李明睿在德政殿接受朱由檢召見時，力勸南遷，朱由檢亦表贊成。他希望由重臣來牽頭，不過閣臣中無一提議。 ^[107]  正月初九日，兵部收到李自成下的戰書，約定三月初十日決戰於北京城下。朱由檢召見閣臣，流淚説道：“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目。”內閣首輔陳演、次輔魏藻德等紛紛請求代帝出征，朱由檢都不同意，最後同意由山西籍的閣臣李建泰督師。 ^[108-109]  朱由檢於正月十五日行告廟禮 ^[110]  ，正月二十六日在正陽門舉行隆重的推轂儀式，親自為李建泰餞行。 ^[111]  李建泰未至山西，山西省城太原就在二月初八日陷落，李自成頒佈討明檄文，內稱“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要求朱由檢君臣馬上投降，可保榮華富貴。 ^[112]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寧武遭遇周遇吉的頑強抵抗，最終還是將其擊敗，從此入京之路暢通無阻。在此期間，朱由檢想調遼東總兵吳三桂率關寧勁旅來京勤王，但因不願放棄寧遠以及餉銀不足等問題而作罷。明廷內部圍繞南遷的爭議也公開化，李明睿上疏疾呼南遷，遭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的強烈反對，斥為“邪説” ^[113]  ，內閣首輔陳演亦不贊成，左都御史李邦華則提議太子和諸王先南遷。朱由檢見南遷爭議很大，便於二月二十八日表態拒絕南遷，聲明：“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 ^[114]  三月初三日，出征在外的李建泰也上疏請求南遷，並願奉太子先行，朱由檢召見羣臣議論，依然分歧很大，光時亨甚至説太子先行是模仿唐肅宗即位靈武的故事，但在談到戰守之策時，諸臣集體沉默。朱由檢先是重申“國君死社稷”，再看到諸臣集體沉默後，拂袖而起，斥責：“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115] 

三月初四日，朱由檢封遼東總兵吳三桂為平西伯、平賊將軍左良玉為寧南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其餘總兵也都有升遷。與此同時，朱由檢決定放棄寧遠，徵遼東總兵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率兵入衞，又徵調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衞，結果劉澤清不奉詔，在劫掠臨清後南奔；吳三桂手下雖有五千精兵，但因為要內徙關外軍民，拖慢了速度；只有唐通的兩千（一説八千）勤王軍及時趕到，被派去守居庸關。 ^[116-117]  三月十五日，居庸關破，唐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先鋒抵達京郊，陷昌平，焚皇陵。這一天，朱由檢一邊從容喝茶，一邊在中左門以“安人心、剿寇、生財足用”為題考選滋陽知縣黃國琦等33名地方官。亥時，他接到這個消息，臉色驟變，起身入宮。 ^{[118]  [145]}  三月十七日，朱由檢上朝詢問守城之策，君臣對泣，束手無策，甚至有人提出起用“逆案”中人（即閹黨），朱由檢揮淚用手指在桌案上寫下一行字（一説“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一説“文臣個個可殺”），讓東廠太監王之心看過後就抹去。 ^[119-120]  當天，李自成的軍隊開始攻城，守城的三大營多為老弱病殘，毫無戰鬥力，一觸即潰。 ^[121]  朱由檢情緒失控，他“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 ^[122]  三月十八日早晨，他最後一次召見閣臣，説：“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自殺）”。同日，李自成派已經投降的太監杜勳、申芝秀到北京城內，與朱由檢交涉，開出的條件一説是“割地講和”，讓李自成在西北割據稱王，犒餉銀百萬兩，可協助平定其他起義軍及遼東清軍，但不朝覲；另一説是要朱由檢“遜位”。總之，朱由檢沒有答應。 ^[123-125]  當天上午風雨交加，午時雨停，李自成下令繼續攻城。未時，一羣回回人（一説太監曹化淳）打開了廣寧門（彰義門，今廣安門），外城陷落。 ^{[126-127]  [145]}  朱由檢得知外城陷落的消息後，欲召總督京營的襄城伯李國禎率三大營護駕，太監報告這些兵已經潰散，勸他快逃。 ^[128]  朱由檢帶着太監登上紫禁城後的煤山（又稱萬歲山、萬壽山，今景山）眺望，發現北京城已經被重重圍困，難以脱身，便下山回到乾清宮。初更，朱由檢召妹夫鞏永固、劉文炳帶家丁護駕，兩人回覆按祖制不得擁有家丁。隨後，朱由檢安排太監王之心、慄宗周、王之俊帶着三名皇子（太子、定王、永王）出宮，送到成國公朱純臣等人那裏，接着與周皇后等嬪妃舉行最後的酒宴，要求她們自盡。周皇后回到坤寧宮就自縊了，袁貴妃被朱由檢砍傷。隨後，朱由檢怒吼着“為什麼要生在我家”，先後揮劍砍向長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前者被砍斷手臂而昏厥，後者當場死亡，又派人到各宮催促懿安太后及西李自盡。其後，朱由檢召見提督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議事，並與他飲酒。三更，朱由檢到王承恩住處，換上大帽及宦官的衣服，手持三眼銃，帶着數百名（一説數十）太監先後到朝陽門（齊化門）、崇文門、正陽門突圍，均告失敗（一説沒有突圍之舉），朱由檢被迫與王承恩回宮，換了衣服。此時已是三月十九日的五更，朱由檢親自撞鐘召集文武百官，但無一人入朝（一説未撞鐘）。最後，他與王承恩登上煤山，在一棵樹上自縊，王承恩也相對自縊。據説朱由檢臨終前徘徊許久，感慨羣臣中沒人陪他，又自我安慰説羣臣不知道自己行蹤，然後才自縊。 ^[129-132] 

朱由檢自縊當天上午，北京全城投降，李自成進入皇城，發現周皇后等女眷的遺體，三名皇子也被太監慄宗周、王之俊出賣而成了俘虜，但未發現朱由檢的去向。於是李自成懸賞黃金萬兩搜尋朱由檢，直到三月二十日（另説二十一、二十二日）中午，朱由檢的遺體才被發現。他身穿藍色道袍，披頭散髮，遮住了臉，右腳穿着襪子和紅方舄，左腳赤腳，胸中背心有帶血遺詔（另説遺詔在乾清宮御桌上發現 ^[146-147]  ），所傳版本各有不同，共同點是表達對十七年來一事無成的自責，強調“諸臣誤朕”，最後説“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133-134]  [135]  [136]}  遺詔上還有一行墨書寫着“百官俱赴東宮行在”，據説朱由檢在三月十八日曾下硃諭於內閣，要求成國公朱純臣輔佐太子，當宦官將硃諭送入內閣時，閣臣們早已作鳥獸散，宦官覆命時也找不到朱由檢所在，而朱由檢以為閣臣已看到硃諭，所以在遺詔上留下了這行話。 ^[134]  朱由檢的遺體被運至東華門外，與周皇后的遺體放在一起，“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 ^[135]  其後，李自成在明朝太監王德化等的請求下，用較好的棺材重新收殮朱由檢夫婦的遺體，四月初三日埋在田貴妃墓中，只有太監和百姓為朱由檢送葬。 ^[136]  在這期間，自殺殉國的明朝臣子有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劉文耀、彰武侯楊崇善、惠安侯張慶臻、東宮侍衞周鏡、駙馬都尉鞏永固、宣城伯衞時春七名勳戚以及範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二十餘名文臣。其他勳戚及文武官員基本上都向李自成投降，陳演、朱純臣還帶頭勸進於李自成，不過他們隨即受到李自成的追贓拷掠，許多人在這過程中死去。 ^[137] 

五月，清軍入關，佔據北京。清攝政王多爾袞宣佈為朱由檢發喪三天，為此需要擬定廟號和諡號。這項任務被交給李明睿，李明睿擬廟號為“懷宗”，諡號“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陵號“思陵”。 ^{[138]  [139]}  順治十六年（1657年）改“端”為“愍”，簡稱“莊烈愍皇帝”或“莊烈帝”。 ^[140]  南明弘光政權也在六月給朱由檢上了“思宗”的廟號及“紹天繹道剛明恪恭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的諡號。 ^[142]  弘光元年（1645年，清順治二年）二月，改廟號為“毅宗”。隆武政權改廟號為“威宗”（參見“軼事典故-廟號之爭”部分）。 ^{[143]  [144]} 

朱由檢剷除閹黨後，一度重用過東林黨人，但其後逐漸厭惡。己巳之變發生後，他派太監王永祚向“東林內閣”的領袖韓爌問計，韓爌主張遷都，朱由檢很不高興，對這類士大夫日益輕視。 ^[151]  朱由檢深知結黨拉派之風已非一日，也非一日可以禁絕，所以他容忍了東林黨及後來的“復社”等黨社的存在。同時，他開始起用温體仁、薛國觀等非東林系人物為閣臣，以制衡東林黨所控制的言路。他們用各種手腕打擊政府中的東林力量，並鉗制言路；同時，通過培植親信、分化等手段來製造言路之間的互相鬥爭。言路與執政水火不相容，使政局更加不安，統治集團內部的不穩定性增加，始終難以形成一個能夠為眾派勢力所支持的政府。 ^[152] 

朱由檢剷除閹黨後，一度召回各地監軍太監，杜絕宦官干政，嚴禁民間閹割，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勢力。但他發現“諸臣營私諉過，罔恤民艱，廉謹者入於迂疏，賢能者好為推諉，居恆但有虛聲，臨事均無實濟”，到了己巳之變時，更是“舉朝束手”，他認為“士大夫負國家”，開始打着恢復“成祖舊制”的旗號，重新任用起宦官，特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並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內城九門及皇城各門，司禮監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宦官勢力再次抬頭。 ^[153-154] 

更大規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至十一月，主要的任命有：太監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糧；唐文徵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劉文忠、劉允忠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監視兵餉；王應朝、張國元、王之心、鄧希詔等太監分別被派往關寧、薊鎮東協、中協、西協監軍；李茂奇監視陝西茶馬，等等。從此，各地重鎮都派有太監監軍，職權在督撫之上。朱由檢還派宦官總理户、工二部錢糧，下令為張彝憲專門建署，稱為“户部總理”。崇禎五年（1632年），朱由檢命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次年，又以“流賊蔓延，各路兵將雲集，一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四人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和鄧玘軍，負責“監功紀過，督催糧草”。又以司禮監太監張其鑑、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赴各倉儲，與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六月，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錦兵餉。羣臣對朱由檢重新起用宦官之舉激烈反對，力言宦官干政之弊，朱由檢一概不聽，回懟：“諸臣欲實心用事，朕也何需此輩？”凡是進言攻擊宦官的文臣輕則遭到呵斥，重則被削職、遣戍。高弘圖、金鉉、魏呈潤、趙良曦、王弘祖、李日輔、熊開元、周鐮等均因反對重用宦官而獲罪。 ^[155] 

崇禎七年（1634年），朱由檢以局勢好轉為由，一度召回除高起潛外的所有監軍太監，並罷户、工部總理太監，同時保留京營提督太監。 ^[154]  但在崇禎九年（1636年）丙子之變期間，他不僅任命高起潛為各路援軍的總監，還以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總監，提督巡城、閲軍；魏國徵總督宣府，鄧良輔為分守；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孫茂霖為分守。從這時的委任來看，宦官已不僅僅是監紀，而且是總督、分守，直接指揮人馬，因此宦官在朝中的勢力再次膨脹。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朱由檢再次召回各地監軍太監。後在周延儒的建議下，停止內操，嚴禁宦官干政，並罷京營提督太監。崇禎十五年（1642年）壬午之變時，朱由檢又派宦官監鎮分守。此後一直信任宦官。直到李自成攻入北京時，他依然派太監高起潛總監關、薊、寧遠，盧維寧總監通、德、臨、津，方正化總監真定、保定，杜勳總監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視衞輝、懷慶，楊茂林監視大同，李宗光監視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視西協，孫良弼守河間，於朝守滄州，楊開泰守霸州。但杜勳等紛紛投降，朱由檢最後跟着仍然忠於他的太監王承恩一起自縊。 ^[155]  據説後來清朝為朱由檢發喪時，百姓哭得最厲害，但“中官（宦官）無點淚”。 ^[176] 

朱由檢面對內憂外患的加劇，以“先才後守”為用人方針，重視實際才幹，不十分注重操守和規矩。為此，他調整了內閣制度。明代有“非翰林不入內閣”的規矩，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入學、沉溺於舉子之業，幾經挫折而成進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薦入直文淵閣的學士、大學士，雖有文學之才，但多不諳政務，脱離實際，又與吏事相隔膜，坐而論道則猶可，因時應變、以濟時艱卻很難，代表性的例子如周道登、鄭以偉。因為他破格任用了一些沒有當過翰林的官員為閣臣，如張至發、薛國觀、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範復粹、謝升、吳甡、方岳貢、範景文等。而且，以往的明朝閣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兼管六部事務，朱由檢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命劉宇亮負責吏部、程國祥負責户部、方逢年負責禮部、楊嗣昌負責兵部、蔡國用以工部、範復粹負責刑部。朱由檢從政務需要的實際出發，選用熟悉政務且有專業特長的外僚入閣，對朝政的處理、效率的提高，無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直接影響後代內閣成員的身份和結構的形成。另一方面，他起初聽從劉鴻訓的建議，對官員實行“久任之法”，但在實踐過程中，閣臣大多不能滿足他的要求，所以他頻繁更換內閣閣臣，以致崇禎一朝的內閣閣臣達五十人之多（明朝內閣閣臣一共就一百六十多人）。 ^[156-157]  其中一名閣臣黃景昉對此現象評論道：“內外雜進，年年枚卜，政本之輕，未有甚於此時。” ^[410] 

崇禎四年（1631年），朱由檢應方逢年、倪元璐的奏請，提高武舉地位，如同文科那樣實行殿試、傳臚。崇禎十四年（1641年）五月，又特設“裕國安民科”“奇謀異勇科”，選擇具備實際才幹的人才。但據説沒有人報名參加“奇謀異勇科”。 ^[158-159]  他還大舉提拔只考中舉人、沒登過進士的人才，有邱民仰、何騰蛟、張亮、劉可訓、宋一鶴、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陳新甲等10人做到巡撫以上高官，而在之前明朝兩百六十年的歷史中，享有這種待遇的只有海瑞、張守中、艾穆三人。 ^[160] 

崇禎後期，朱由檢對文武諸臣及宦官均深感失望，開始起用明初勳臣後裔，説他們“畢竟是我家世官”。為此，他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恢復了已經停止近兩百年的組織勳臣後裔騎射比武的親閲儀式，在煤山（萬歲山）舉行，“以備干城之用”，但這次儀式上只有襄城伯李國楨連中六箭，其他勳臣後裔表現都不佳。被他起用的勳臣後裔主要是襄城伯李國楨、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忻誠伯趙之龍四人。 ^[389-391] 

在朱由檢看來，當官員被任用之後，就應該恪守制度、法規，認真辦事，之前遺留下來的混亂就會為之澄清，社會危機也隨之平息，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昇平。可是，當這種理想化的藍圖在極為複雜且危機四伏的現實中受挫之後，他那種求治急切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變得更加焦躁。他將日益嚴重的危機歸咎於文武百官不盡忠職守、敷衍塞責，於是對任事官員動輒嚴加懲處，一旦官員犯錯，“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 ^[161]  崇禎年間，被他處死或死於獄中和自殺的閣臣有2人（薛國觀、周延儒）、兵部尚書有2人（王洽、陳新甲），刑部尚書有2人（劉之鳳、甄淑），督臣（督師、總督）有7人（袁崇煥、劉策、楊一鵬、鄭崇儉、熊文燦、範志完、趙光抃），撫臣（巡撫）有11人（王應豸、耿如杞、李養衝、孫元化、張翼明、陳祖苞、張其平、顏繼祖、馬成名、邵捷春、潘永圖）。 ^[162]  此外，他還貶謫了直言極諫的文臣劉宗周、黃道周等，並對黃道周施以廷杖八十（後敍用），傅朝佑則被廷杖致死，在處置周延儒的黨羽吳昌時之際亦不惜破例“殿陛用刑”，即在宮殿內刑訊逼供。在重典之下，明朝大小官員愈發不敢任事擔責，形成惡性循環。 ^[163]  最終導致了羣臣中“任事少，畏事多，無才者固不能做，有才者亦不肯做”的局面。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在閣臣魏藻德的勸諫下，朱由檢對自己用法嚴酷有所反思，並讓閣臣們商量一個“既無廢法，亦無棄才”的兩全其美的辦法，但四個月後明朝就滅亡了。 ^[392]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中都鳳陽失守，明朝祖陵被焚，翰林院侍讀倪元璐請朱由檢下達罪己詔。 ^[164]  朱由檢並未立即接受，直到十月，朱由檢以“流賊”未平，陵寢震驚，特頒聖諭，避正殿，減膳撤樂，從初三日開始移居武英殿，百官一律於公署，閣臣均宿於朝房，日夜當值。並下達“罪己詔”，首次嚮明朝臣民承認朝廷的政策失誤及天下局勢的險惡，並鼓勵文武官員和前線將士儘快消滅起義軍。 ^[165] 

崇禎十年（1637年）閏四月，北方大旱，朱由檢誠心祈雨，卻久不下雨，遂第二次頒佈罪己詔，對自己的一片至誠未能上達、朝廷的恩澤不能讓天下共沾感到自責，但更多的篇幅警告大小官員不得橫徵暴斂，欺壓小民。 ^[166] 

崇禎十五年（1642年）閏十一月，在清軍劫掠北直隸、山東的“壬午之變”期間，朱由檢第三次下罪己詔，發誓“殲胡平寇以贖罪戾”。 ^[167] 

清軍出塞後，朱由檢又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六月十三日第四次下罪己詔（此詔由閣臣蔣德璟起草），表示自己的失德和過失導致生靈塗炭，宣佈蠲免遭受兵禍地區的三餉加派與各項錢糧，為期兩年，並指示地方官洗心革面，善待百姓。 ^[168]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席捲山西，直逼北京，朱由檢於十三日第五次下罪己詔。這道罪己詔被批評“空言無指”。 ^[169]  三月初四日，朱由檢第六次下罪己詔，由他親自起草，內容失傳，其中有蠲免召買（招商採購軍需物資）的內容。 ^[175]  半個月後，他就自縊於煤山。

朱由檢即位之初，户部積欠九邊軍餉，高達9,685,500餘兩。户部已面臨破產邊緣。朱由檢在己巳之變後發現户部錯賬甚多，遂開始整頓財政。明代大部分的財政定期奏報為“歲報”。少數銀庫保留了月報或季報的形式。朱由檢在崇禎三年（1630年）三月要求户部將新、舊餉庫賬冊“五日一報”。八月，朱由檢要求邊鎮餉司實行“月報”。朱由檢希望藉此形成一個自皇帝至户部乃至各地方清楚的財政管理脈絡，進行有效的遠程財政及倉庫管理。此外還建立駁查制度，派專員核實月報數額，由此可以隨時掌握各倉庫的具體變動。清朝入關以後，沿襲了朱由檢財政改革的成果，形成奏銷制度。 ^[170] 

後金興起後，明廷為籌措軍餉，下令全國（除貴州外）畝加徵田賦九釐，每年得銀五百二十萬兩，是為“遼餉”。崇禎年間，明廷內外兩線作戰，財政連年入不敷出，瀕臨破產邊緣。崇禎十年（1637年），朱由檢聽從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建議，在舊額田賦的基礎上，每畝加糧六合，每年得銀近二百萬兩，稱為“剿餉”。朱由檢表示，這次的加派是臨時性的——“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可在第二年，仍然徵收了其半數。崇禎十二年（1639年），廷臣議練邊兵，楊嗣昌籌劃，東而遼東、薊鎮，中而畿輔，西而陝西三邊，共練兵七十三萬。練兵需餉，遂於天下田土中，畝加賦銀一分，計得七百三十餘萬兩。這宗加派稱作“練餉”，三者合稱“三餉加派”。三餉加派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明朝內外用兵並未取得顯著成效，故加派依然不止，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171]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六月，朱由檢按户部尚書倪元璐的建議，將三餉合併為一，稱為“正賦兵餉”，以免徵收和分配時的混亂，但地方仍然按三餉名目進行加派。 ^[172-173]  當時的閣臣蔣德璟對加派三餉極力反對，他曾指出：“萬曆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九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計二千餘萬，加五六倍。自古以來，未有括天下二千餘萬以輸京入户部、而又括户部二千餘萬以輸邊者！”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八日，光時亨請求廢除練餉及追究當時倡議者的責任，蔣德璟的票擬中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及蒐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之語，朱由檢看到“聚斂小人”四字，為之震怒，蔣德璟受到責備後稱病辭職。此後明廷雖議裁練餉，但一個月後明朝就滅亡了。 ^{[173]  [174]} 

朱由檢以厲行節儉著稱。他即位後，就罷蘇杭織造，並將神宗以來每天御膳所花費的萬金減少至百分之一。過去皇帝所穿的冠、袍、鞋、襪都是每天翻新一次，朱由檢下令一個月翻新一次，平時穿洗過的衣服，鞋子、襪子的邊緣用布來縫。玉熙宮的伶人也全部遣散。之前宮中有散金銀豆於地、讓宮人爭搶的傳統風俗，朱由檢下令將金銀改成棗、慄。宮中的月宴、時宴以及外戚、公主家定時進獻的甘果，朱由檢全部叫停。 ^[262-263]  他所居的德政殿（乾清宮中左門左側的一個小廂房）十分狹小，殿中御座旁只有一個金壺，都是他親自倒熱水，其他器具都沒有。 ^[72] 

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朱由檢重申減膳撤樂，除了冬至、正旦、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時奏樂外，其他時間都不聽音樂，宮中一律用錫、木、瓷器，只留下典禮所必需的金銀器，其他金銀器都封存倉庫，以備賞賜，並且號召文武百官也厲行節儉，禁止官紳用黃、藍絹蓋、士人穿紅、紫衣履以及庶民穿錦繡、絲綢、金玉、珠翠衣飾，衣袖不得超過一尺五寸。但這道禁奢措施收效有限。 ^[177-178] 

崇禎元年（1628年）六月，朱由檢看了御史顧其國奏疏中關於騷擾軍民莫甚於驛站的意見，頗有感觸，決定改革驛站制度。崇禎二年（1629年）四月，刑科給事中劉懋上疏，請求裁撤驛站，得到朱由檢批准，於是下旨將劉懋調任兵科給事中，專門管理驛站整頓事務，以節省朝廷開支、減輕民間負擔。朱由檢要求除了官員致仕、飛報軍情、朝廷欽差以外一概不準利用驛遞，由此裁掉了大部分驛站（當時用於公事的驛站只有十分之二）。崇禎四年（1631年）二月，劉懋報告各省裁節銀共六十八萬五千餘兩。節省下來的銀兩對明朝巨大的財政虧空來説是杯水車薪，反而導致了數以萬計的驛夫失業，他們中的不少人走上反抗明朝的道路，其中一個就是陝西米脂銀川驛的馬伕李自成。 ^[179] 

崇禎九年（1636年），武生李璡奏請“蒐括臣宰助餉”，朱由檢沒有同意，但也沒有按閣臣錢士升的意見將其逮捕審問。 ^[249]  崇禎十二年（1639年），朱由檢聽從內閣首輔薛國觀的建議，開始要求勳戚捐錢助餉。第一個被他開刀的是武清侯李國瑞（孝定太后的侄孫），因為他的庶兄李國臣之前在財產糾紛時表示李國瑞得到的40萬兩遺產中有一半應歸自己，而他願意將這筆錢上繳國家。朱由檢要求李國瑞不僅將應分給李國臣的20萬兩獻出，而且另外20萬兩也要借給朝廷。李國瑞哭訴自己沒有40萬兩，朱由檢最後奪了他的侯爵，李國瑞在憂懼之下病死。崇禎十三年（1640年）七月，朱由檢第五子朱慈煥去世，臨終前説九蓮菩薩（孝定太后）顯聖，如果朱由檢薄待外戚，就會讓他斷子絕孫。朱由檢受到喪子之痛的打擊，不僅追復李國瑞的爵位，還暫停催捐。 ^[180]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時，朱由檢再次催捐助餉，範圍不僅是勳戚，更包括文武百官和大太監。但多數人都不肯多捐錢。周奎在朱由檢哀求下捐了一萬兩，太監中最富的王之心也僅捐一萬兩。大學士魏藻德僅助銀百兩。有的官員則在家門上張貼“此房急賣”告示，或擺出破爛器皿傢什兜售。朱由檢乾脆強行攤派，額定三萬兩，僅太康伯張國紀出到了兩萬。費盡周折，只湊齊了二十萬兩，但為時已晚，朱由檢隨即自縊。隨後李自成向這些勳戚、百官、太監刑訊追贓，搜出一百二十萬兩以上的白銀。 ^[181] 

明朝初年，曾以紙鈔“大明寶鈔”為法定貨幣，正統以後因喪失信用而停止流通。崇禎十六年（1643年）六月，户部司務蔣臣建議印紙鈔，從而每年增加收入三千萬兩，朱由檢對這個建議很感興趣，予以採納，設內寶鈔局，於九月開始印新鈔，由户部侍郎王鰲永主持。此舉遭到閣臣蔣德璟的強烈反對，户部尚書倪元璐也認為立即推行鈔法有多種困難，於是印鈔事宜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中止。 ^[182-184]  因為銅貨不足，朱由檢又試圖鼓鑄大錢，即鑄造當二、當五（法定價值是實際價值的二倍、五倍）的崇禎通寶，但一個月後，明朝就滅亡了。 ^[185] 

朱由檢即位後，聽説沿海海盜活動猖獗，便於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下令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但此舉不僅限制了沿海商人的活動，也讓官府損失了許多税收，因此遭到梁廷棟等人反對。後福建巡撫熊文燦招安了海盜頭目鄭芝龍，並利用他剿滅了李魁奇、鍾斌等海盜，便在崇禎四年（1631年）七月請求重開海禁，得到朱由檢批准。但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十一月，因為大海盜劉香老的猖獗，朱由檢再次下令在福建實施海禁。崇禎八年（1635年），鄭芝龍消滅劉香老，此後朝中不斷有人呼籲解除海禁以便“開市佐餉”，朱由檢便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解除海禁。 ^[186] 

朱由檢對西方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態度比較友善，他在位期間，傳教士地位有較大提高，鄧玉函、龍華民、湯若望、羅雅谷等傳教士供職於宮廷，負責鑄造火器和編修新曆，他們編成的新曆《崇禎曆書》是崇禎年間西學東漸最重要的成果，但未及啓用，後被清朝正式頒行，稱時憲曆。 ^[187]  他們還趁機在宮廷傳播天主教，以御馬監掌印太監龐天壽為首的540多名宦官、宮女受洗入教。 ^[188]  甚至據説連朱由檢都在閣臣徐光啓（天主教徒）的影響下一度“崇奉天主教”，為此曾搗毀宮中佛像。 ^[189]  但也有人認為朱由檢不可能信奉天主教。 ^[190]  不管怎樣，朱由檢對傳教活動提供保護，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應湯若望請求，下賜“欽褒天學”（一作“欽保天學”）之御筆匾額，派禮部高官大張旗鼓地送到宣武門教堂，其後命令將這個匾額掛於各省教堂。 ^{[191]  [377]} 

崇禎十五年（1642年），山東發生李青山起義，因為這個起義受《水滸傳》影響很大，連地點也是在梁山，所以在起義平息後朱由檢就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禁止《水滸傳》，以免“誨盜”。 ^[192] 

明代後期，煙草通過中西交往而傳入中國，迅速流行。朱由檢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下達禁煙令，違者論死。據説其理由是因為明朝定鼎燕京，“吃煙”諧音“吃燕”，又有“天下兵起，遍地皆煙”的童謠，朱由檢出於迷信而禁煙。大約兩年後，在薊遼總督洪承疇的建議下，朱由檢廢除禁煙令。 ^[193-194]  崇禎十六年（1643年），朱由檢再次下達禁煙令，而邊軍對有祛寒作用的煙草極為依賴，所以不久又弛禁。 ^[195] 

朱由檢為了抵禦後金（清）的騎兵，大力發展火器，尤其注重引進西方技術。為此，他起用天主教徒徐光啓主持引進與研製新式火器的任務，並派人向租借澳門的葡萄牙人採購西洋大炮（紅夷大炮）。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聽説澳門葡萄牙人在與荷蘭的戰爭中繳獲10門大炮，便命兩廣總督李逢節訂購這批大炮，澳門葡萄牙人為了改善同明朝的關係以有利於自己，同意這份訂單，由葡萄牙代表公沙的西勞與傳教士陸若漢等護送至北京。崇禎二年（1629年）十一月行至涿州時，正逢皇太極包圍北京，所以沒能運進北京。其後四門留在涿州，六門運到北京，朱由檢賜名“神威大將軍”，選拔軍士學習西方放炮技術。同時，他還起用另一名天主教徒孫元化為登萊巡撫，參與引進與研製新式火器。引進的西洋大炮在遵永大捷、皮島海戰等戰役中均發揮重要作用，為明軍的勝利做出貢獻。但不久發生吳橋兵變，公沙的西勞等多名葡萄牙銃師被殺。到了崇禎六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叛軍攜帶西洋大炮進入後金，對此負責的孫元化被殺，徐光啓亦與世長辭，新式武器的引進計劃受到挫折。 ^[246] 

崇禎後期，朱由檢又命傳教士湯若望負責研製火器，成功製造20門大炮、500門小炮，朱由檢還讓太監們跟着湯若望學習相關技術。崇禎十六年（1643年），湯若望撰寫《火攻挈要》，成為當時明代火器水平的權威著作。朱由檢在重用傳教士制炮的同時，還請傳教士赴諸軍教導放銃炮之法。他又令官府出資動員民間商匠製造火器。商匠們從西洋火器中得到啓迪，製造出三眼槍、五眼槍、夾把槍、五龍槍、神槍、快槍和循環炮等名目繁多的火器。 ^[198-199] 

朱由檢時期的明朝，內外兩線作戰，他採取的戰略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所不同。朱由檢對後金（清）的戰略是依靠兩條防線：一方面繼承孫承宗、袁崇煥所構築的關寧錦防線，通過寧遠到錦州等關外八城和新築的大淩河城，既抵禦後金，又步步為營、收復遼東；另一方面維持王化貞、毛文龍所構築的東江海上防線，以駐節朝鮮皮島的東江鎮為中心，與覺華、蓋套、旅順、廣鹿、長山、石城、鹿島等島嶼或港口連成一道海上防線，對後金加以牽制和封鎖。崇禎二年（1629年）後，毛文龍、袁崇煥相繼死去，不過這兩條防線仍然保持。後金大汗（清太宗）皇太極深知自己的鐵騎雖然能夠多次入塞劫掠，但如果不破壞這兩條防線並消滅明軍有生力量的話，就不能入關。因此，他在崇禎四年（1631年）發動大淩河之戰和皮島海戰，前者獲勝，後者失敗。崇禎六年（1633年），後金獲得明叛將孔有德、耿仲明之協助，攻陷旅順，東江總兵黃龍殉節。崇禎十年（1637年），清朝征服朝鮮，隨後與朝鮮軍一起發動第二次皮島海戰，奪取皮島，殺東江總兵沈世魁，翌年沈世魁的侄子沈志祥降清，東江海上防線宣告瓦解。對於關寧錦防線，皇太極以義州為據點，展開輪番作戰、長期圍困。朱由檢為救錦州等城，催促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大軍至松山，與清軍決戰。崇禎十五年（1642年），清軍取得松錦大戰的勝利，關外八城中有四城（錦州、松山、塔山、杏山）陷落，關寧錦防線萎縮了一半，只剩下寧遠、廣寧前屯衞、廣寧中後所、廣寧中前所四城（今遼寧興城、綏中一帶）。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清軍攻破中後所、前屯衞、中前所，但在寧遠被遼東總兵吳三桂擊退。儘管如此，明朝在關外完好的城堡只剩寧遠一座，勢難久守。同年，朱由檢任命黃蜚為東江總兵，制定了“用海圖奴”的計劃，謀求恢復東江海上防線，同樣也是一籌莫展。 ^[196] 

朱由檢對從陝西爆發的明末農民起義的戰略，在崇禎四年（1631年）秋以前是以撫為主、以剿為輔，但由於找不到有效辦法安置饑民，引發神一魁等人復叛，朱由檢遂逮捕主持撫局的陝西三邊總督楊鶴，代之以洪承疇，將方針轉換為以剿為主，以撫為輔，迫使起義軍轉進山西。然而各路官軍不能有效配合，導致起義軍通過“澠池渡”轉進河南，又在車廂峽假意接受五省總督陳奇瑜的招安而逃脱滅頂之災。崇禎八年（1635年），朱由檢以洪承疇為五省總督，在西北方向圍剿；盧象升為五省總理，在東南方向圍剿，翌年即擒獲闖王高迎祥。崇禎十年（1637年），朱由檢採納楊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網”的戰略，進一步加緊對起義軍的圍剿，迫使李自成遁入山中，張獻忠接受招安。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月，清軍入塞，朱由檢調集陝西的圍剿大軍進京勤王，加上五省總理熊文燦無能，造成起義軍死灰復燃，張獻忠、李自成再度活躍。此後，朱由檢任命一名統籌五到七省軍隊的督師來負責剿局，楊嗣昌、丁啓睿、侯恂、孫傳庭四人先後出任督師，但各路明軍始終調度不靈，而饑荒又使大量饑民加入李自成、張獻忠的隊伍，明軍有生力量不斷被消滅，河南、湖廣也大部失陷。崇禎十六年（1643年），朱由檢命孫傳庭率明朝在關內的最後一支精鋭部隊——秦軍出潼關剿滅李自成，被李自成擊潰，孫傳庭戰死於潼關，李自成殺回陝西，並在翌年從陝西經山西、北直隸攻入北京，滅亡明朝。 ^[197] 

朱由檢時期對後金和陝西農民軍的戰略雖然失敗，但仍能夠平息或應付一些地方性的小規模的叛亂和起義，如朱燮元、秦良玉等平定奢安之亂、劉澤清鎮壓山東李青山起義、呂大器平息甘州總兵柴時華及塞外蒙古部落的叛亂、鄭芝龍平定廣東、福建海盜以及在虎門與英國的衝突（明英戰爭）、在料羅灣與荷蘭的衝突（明荷戰爭）等。

後金（清）自興起以來，就被明朝視為稱兵叛亂的邊疆“屬夷”，朱由檢也堅持這種認識。 ^{[165]  [200]}  因此，朱由檢從來不承認後金（清）作為一個與明朝並立的政權而存在，不稱呼其國號，而稱呼為奴、虜、建奴、東夷、東虜、奴賊等。朱由檢也不認為明軍的戰鬥力比後金（清）弱，曾有大臣請他正視這點，朱由檢以明太祖北伐滅元的舊事來反駁。 ^[350]  朱由檢還將明朝當時所面臨困境的根源歸結於後金問題，強調：“方今民窮財盡，各處盜賊生髮，都是從奴酋起，必須滅了奴酋，百姓方可安寧。” ^[427]  基於這三點認識，朱由檢對後金（清）採取強硬路線，一心以武力解決遼東問題。朱由檢即位後，皇太極曾欲遣使弔祭朱由校並祝賀朱由檢登基，趁機與明議和，朱由檢置之不理。袁崇煥受命督師薊遼後，秉持“守為正着，戰為奇着，款為旁着”的方針，曾與皇太極交換過書信，但因遼東問題談不攏而無果。 ^[201]  己巳之變時，皇太極曾在永定門之戰後致書約和，稱要以黃河為界，朱由檢沒有回覆。 ^[202]  大淩河之戰後，明朝監軍張春被俘，為後金帶話，建議和談，朱由檢認為他的建議是叛國，削去了之前聽説張春已死難而褒贈之右副都御史銜，並囚其二子於獄。 ^[203]  崇禎五年（1632年）八月，後金擊敗察哈爾後，撤退途經大同宣府邊外，以軍中糧盡，嚮明邊臣要求明朝將原賞察哈爾的財物轉賜於後金，並進行貿易。宣府巡撫沈棨為了迴避兵鋒，私下與後金議和並派人與之盟誓，誓書有“大明國、金國為華夷共享太平，議講和款，因此白馬祭天，烏牛祭地，盟誓堅款，各要和好……”等語。後金軍得到了大批的賞賜財物和進行貿易以後東歸。朱由檢得知此事後，以違背對後金的經濟封鎖和不接觸政策而將沈棨治罪。 ^[204]  皇太極則認為這次議和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十月即派衞徵囊蘇喇嘛持書至寧遠，要求遼東官員仿宣府之例與後金議和，書信甚至用“謹奏”的格式，自稱“小國”，以明為上國，但明朝官員不接受。 ^[205] 

朱由檢改變這種對後金（清）的不接觸政策始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書楊嗣昌主張攘外必先安內，朱由檢接受了他的意見，於四月授意遼東巡撫方一藻和監視太監高起潛派盲人卜者周元忠等六人到瀋陽議和。皇太極要求明朝在秋天前必須得到是否議和的回覆，否則將發動戰爭。六月，皇太極陳兵於大青山，要求和談，方一藻奏請如俺答封貢故事。朝臣們由此得知楊嗣昌在幕後主和，掀起彈劾楊嗣昌主和誤國的風潮。朱由檢雖然貶黜了彈劾最力的黃道周，但對清和議之事也不了了之。 ^[206]  清軍果然在同年冬大舉入塞劫掠，是為戊寅之變，朱由檢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 ^[207]  但戊寅之變以後，朱由檢再次關上對清和談之門，態度更加強硬。崇禎十二年（1639年）七月，皇太極通過被俘的明德王朱由樞上書哀求朱由檢與清修好，由被俘太監王朝進等帶回，但朱由檢不予理睬。 ^[208-209]  崇禎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二日，朱由檢將自己親筆寫的“滅奴雪恥”四字頒示重臣，以示對清決不妥協之意。 ^[210] 

崇禎十四年（1641年）八月，遼東明軍主力在松山被殲。十月，新任遼東巡撫葉廷桂援引寧前道石鳳台的建議，請求與清議和，朱由檢斥之為“辱國妄舉”，將石鳳台下獄。此後，松錦前線更加吃緊，閣臣謝升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挺身贊成和議，朱由檢便決定與清議和，命兵部尚書陳新甲派職方郎中馬紹愉、兵部司務朱濟之與參將李御蘭、周維庸等秘密出關，前去清營，這是明清交戰以來第一次官方的正式議和，清方要求以敕書為信，朱由檢便給陳新甲下了一道授權他對清議和的敕書，想按過去對待建州三衞那種方式對待清朝，使之繼續居於邊疆“屬夷”的地位，接受明廷招撫。所以，皇太極看了敕書後非常生氣，稱此敕書非真。明方被迫更換敕書，在這段期間，松山、錦州、塔山、杏山相繼陷落。五月十四日，馬紹愉一行一百多人抵達瀋陽，受到皇太極的款待。 ^[211]  六月初三日，皇太極在送走馬紹愉使團時，送去了寫給朱由檢的國書，提出四項議和條件：

馬紹愉將和談經過的書面報告呈送陳新甲，陳新甲放在桌案上，陳新甲的書童以為是邊關傳來的塘報，便將其與其他塘報一起發付傳抄，明清的秘密議和由此公開於世。朝中輿論譁然，言官紛紛彈劾陳新甲私行款議，主和誤國。朱由檢命陳新甲解釋清楚，陳新甲不但不攬過這些罪責，反而引以為功，朱由檢就將他關進大牢，並在九月斬了他，而對清和談之事也宣告破裂。皇太極便發兵於同年冬第六次入塞劫掠，是為壬午之變。 ^[211] 

皇太極死後，朱由檢聽説清朝新君福臨年幼，內部不穩，認為這是一個搞垮清朝的良機，便命遼東總兵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等設法在清朝行“間諜之計”，拉攏之前投奔清朝的明朝降將，試圖挑起清朝內亂，使其無暇進一步侵蝕明朝，以便他能調動關寧鐵騎鎮壓農民起義，但收效甚微。 ^[213-214] 

後金崛起後，明朝採取“款西虜（蒙古）以制東夷”的戰略，通過加大“撫賞”等手段來聯合蒙古抵禦後金。朱由檢在位時，蒙古諸部中的科爾沁、內喀爾喀五部（明朝稱“炒花五大營”）已被後金降服，唯有遼西邊外的察哈爾（明朝稱“插漢”）和宣府、薊州邊外的喀喇沁（明朝稱“哈剌慎”，其構成複雜，與明朝往來的主要是蘇布地領導的原朵顏衞部眾，即“朵顏三十六家”）尚可聯合。朱由檢即位後，察哈爾部在林丹汗（明朝稱“虎兔墩憨”）的領導下西遷，擊潰包括順義王卜石兔在內的蒙古右翼諸部。蒙古右翼諸部在俺答封貢後從明朝獲得豐厚的“市賞”（馬市和撫賞）之利，因此在擊潰右翼諸部後，林丹汗也想佔有其利，屢屢在宣府、大同邊外“脅賞”，被明朝拒絕，連重臣貴英恰也被明軍殺死，此後林丹汗不斷犯邊。 ^[215]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朱由檢認為蒙古部落不可靠，下令取消對所有蒙古部落的“撫賞”，導致喀喇沁等部進一步向後金靠攏。 ^[216]  九月，朱由檢起用主張聯蒙抗金的老臣王象乾為宣大總督，同時計劃恢復對察哈爾的“撫賞”。 ^[217]  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王象乾恢復對察哈爾的“市賞”，約定明朝每年提供8.1萬兩白銀，由歸順明朝的女真人王世忠充撫夷總兵，負責與林丹汗的交涉。 ^[218-219]  與此同時，袁崇煥接受喀喇沁酋長蘇布地（明朝稱“束不的”“速不的”）的請求，允諾恢復給他們的“各季額賞銀”。袁崇煥還給遭受饑荒的喀喇沁部落接濟糧食，為此開市於高台堡（今遼寧綏中高台鎮）。朱由檢擔心他們“通奴”，下旨叫停開市，只允許確實受災的喀喇沁部眾“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賞與布帛及夾帶禁物”。 ^[220]  後來己巳之變爆發，皇太極即借喀喇沁之道入塞，“市米資盜”也成為袁崇煥的罪名之一。 ^[88] 

林丹汗不僅每年得到8.1萬兩（新賞），明朝還要補齊之前的“舊賞”，林丹汗來到明朝邊境，明朝還會發“迎風賞”。截至崇禎三年（1630年）正月，林丹汗從明朝得到106.1萬兩白銀，但仍不滿足，為了增賞而不時騷擾明朝邊境，也沒有像明朝希望的那樣共同抵禦後金，相反在崇禎五年（1632年）後金大舉來徵之前就逃到河套地區。後金撤走後，林丹汗又派人來明朝邊境邀賞，明朝不給，他就三番五次掠奪邊境。 ^[222]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兵部將林丹汗和後金並列為明朝兩大邊患，並哀嘆：“插（察哈爾）歲費金絹數十萬，冀其為我外藩，與奴為難。乃奴來則去，奴去又來，稍不隨其要求，輒搶掠迎恩堡以泄憤。” ^[221]  不久，林丹汗遁走青海，並死在那裏，察哈爾部和明朝之間的糾葛才算告一段落。

崇禎八年（1635年），漠南蒙古四十九札薩克全部歸順後金。儘管如此，明朝繼續與喀喇沁、土默特（明朝以末代順義王卜石兔之名稱之為“卜夷”）等沿邊蒙古部落保持貿易關係，後金（清）亦趁機間接與明貿易，換取一些關外無法生產的必需品，因此時常豁免喀喇沁、土默特等部參與對明戰爭的義務，以便維持這種貿易關係。其中，喀喇沁部與明朝的貿易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前夕的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 ^[401]  而在林丹汗遁走後回到大同邊外駐牧的土默特部也希望恢復與明朝的貿易往來，明朝則認為他們“未與（清）合”“懷中國之舊”。崇禎十年（1637年），在宣大總督盧象升的建議下，明朝與之重開大同馬市於殺胡口等處。對於跟隨土默特部前來貿易的外喀爾喀蒙古（明朝稱“東、西二哈”，即土謝圖汗部和札薩克圖汗部），也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模式，保持邊境和平，緩解宣、大邊境的壓力，同時從他們那裏蒐集一些關於清朝的情報。 ^[223-224]  直到明朝滅亡前夕，明廷內仍有人幻想通過投入大量金錢來讓蒙古“與建奴為難”。但朱由檢認為“恐滋後患”，最終沒有同意。 ^[225] 

朱由檢即位前夕，屬國朝鮮已被後金鐵騎蹂躪（丁卯之役），被迫與之結成“兄弟之國”的關係。隨後朝鮮國王李倧派使臣權怗到明朝解釋情況。其時朱由檢剛登基不久，就接見了朝鮮使臣，並於九月十三日回覆朝鮮，對其苦衷表示諒解，要求朝鮮與明朝勠力同心，共滅後金。 ^{[47]  [226]}  此後，明朝繼續與朝鮮保持宗藩關係，朱由檢派太監盧維寧冊封過朝鮮世子，而朝鮮也不斷接濟駐紮於朝鮮皮島的明朝東江鎮，並曾配合明軍追擊孔有德、耿仲明叛軍。 ^[227]  然而到了崇禎四年（1631年），被後金俘虜又逃回明朝的將領黑雲龍報告了朝鮮與後金貿易往來的情況，促成了明朝對朝鮮的貿易封鎖。 ^[228]  尤其是用於製造火藥的戰略物資硝石、硫磺，朱由檢親自下旨，嚴禁出口朝鮮。 ^[229]  朝鮮原來可以從明朝購買3000斤硫磺、硝石，自崇禎五年（1632年）之後就買不到。 ^[230]  此後朝鮮連年上表喊冤，請求開禁，然而始終未能如願。

後來，清朝發動丙子之役，入侵朝鮮。崇禎十年（1637年）二月，朱由檢通過遼東諜報等各種途徑得知朝鮮君臣被皇太極圍困於南漢山城之內，派沿海總兵陳洪範出兵救援朝鮮，但朝鮮其實早已降清。朱由檢得知後感嘆：“屬國世稱忠義，力屈降奴，情殊可憫。” ^[231]  後來又表示：“以大國之威，連兵三十餘年，亦為此賊所困，小國之不能抗敵，勢所固然。” ^[232]  朝鮮被清朝征服後，多次協助清軍攻擊明軍，因此通過秘密途徑告知明朝“名雖在奴，而心還在天朝”，解釋自己的迫不得已。 ^[233]  兵部尚書陳新甲等據此以為可以“聯鮮圖奴”。崇禎十三年（1640年），朱由檢採納其方案，任命陳新甲的同鄉王武緯為副總兵，去朝鮮展開秘密交涉。此後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王武緯三次出海聯絡朝鮮，第一次沒上岸，第二次雖然上岸，但朝鮮人明確告知：“中國若真能殺奴，作得我國的主，我君臣自然助天朝而不助奴；若中國不能殺奴，則我國不敢不助彼。”又表示除非是十萬精兵，否則就沒必要再來了。 ^[234]  但在王武緯回國時，朝鮮派僧侶獨步（李世忠）跟着王武緯去明朝，表示願助明伐清。 ^[235]  王武緯第三次去朝鮮時，朝鮮抱怨稱王武緯上次來朝鮮的事情被清朝得知，導致多名朝鮮官民被清朝抓走殺害，這次也沒帶多少兵力過來，因此催促王武緯趕緊離開。 ^[234]  隨着陳新甲的下獄被殺，王武緯聯絡朝鮮的計劃也被凍結。崇禎十六年（1643年），朝鮮人林慶業來投奔明朝。朱由檢予以妥善安置，並讓他與東江總兵黃蜚商議恢復朝鮮、攻滅滿清的大計。 ^{[232]  [236]}  但翌年明朝就滅亡了。朱由檢自縊的消息傳到朝鮮後，朝鮮上下“莫不驚駭隕淚”。 ^[409]  曾有一名朝鮮人崔孝一至朱由檢陵墓前痛哭絕食十日而死，朝鮮人私下也長期使用崇禎紀元，直至近現代。 ^[253] 

朱由檢繼位時，奢安之亂仍在繼續，四川地區的戰事雖然被朱燮元平息，但奢崇明、安邦彥仍在貴州作亂。崇禎元年（1628年）六月，朱由檢起用丁憂在家的朱燮元為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五省總督，鎮壓奢安之亂。 ^[422]  翌年，朱燮元取得紅土川大捷，斬奢、安二人。翌年進軍水西，宣慰使安位投降，獻水外（鴨池河以東）六目之地。此後，朱由檢繼續任用朱燮元鎮守西南，廢水東宣慰司，改其地為開州，在水外六目之地設敷勇、鎮西二衞以及十所，並平定普名聲等多起土司叛亂。 ^[423]  崇禎七年（1634年）十一月，安位死，無嗣，各土目爭奪水西宣慰使之職，明廷欲趁機在水西地區改土歸流，設置府縣，朱燮元則主張“分土世官”，朱由檢採納朱燮元之議。朱燮元遂撤銷水西宣慰司，在水西之地建立大方、水西、比喇三城及谷裏、歸化二堡，派兵駐守，將十二則溪改為十二州，由水西十二宗親統領。崇禎十年（1637年），阿烏迷、伐沙、杓佐等土目合謀復立安氏，事發後伐沙、杓佐雖伏誅，但各土目圍困明軍城堡，明廷被迫撤回駐軍，罷諸州及城堡，委任卧這頭目安承宗為水西宣慰使，明廷控制水西的努力受挫。 ^[424-425] 

崇禎年間，明朝延續萬曆年間對安南採取的“不拒黎，不棄莫”的政策，一面冊封中興黎朝的君主為安南都統使，一面保持對殘存高平的莫氏政權的往來，並且不介入這兩個政權的紛爭。崇禎十年（1637年）十二月，黎氏趁朝貢明朝之機，請求恢復“安南國王”的封號。在求封表文中列舉兩大理由：一是黎氏多次協助明朝剿滅寇賊；二是黎氏遵守安插莫氏的承諾，但莫氏常騷擾明朝邊境，即便黎氏反覆致書“告以禍福”，而莫氏自恃祖上亦曾受封都統使，並不聽從黎氏的命令。黎氏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該國王爵未封，祖號未復，名分未正，威儀未重之所致也”，因此請求明朝恢復黎氏的王爵封號，以藉“聖主之威靈”降服高平之莫氏。明朝官員對此不以為然，禮部建議“止頒敕書獎勵，不惟加封”。而兵部大臣則建議：“莫酋越在關外，亦中國之小藩屏，莫折而入於黎，只益黎氏之強耳，是敬寬（莫光祖）侵犯內地可誅也，留之牽制黎酋可議也。”最後朱由檢沒有答應安南的恢復王爵的請求，直到南明永曆政權建立，才同意恢復“安南國王”的封號。 ^[237-238]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薩摩藩侵佔明朝屬國琉球（薩琉戰爭），但仍保留其國，企圖透過琉球來打通對華貿易。明朝識破了這一企圖，嚴格限制薩摩控制下的琉球入貢，將二年一貢改為十年一貢（天啓中改為五年一貢）。琉球王尚寧在泰昌元年（1620年）死後，新王尚豐在天啓年間三次求封，均被明廷拒絕。崇禎二年（1629年）琉球第四次請封時，朱由檢破例開恩，批准冊封尚豐為琉球國中山王，並拒絕禮部尚書何如寵所提議的“領封”（使臣領冊封詔書回國）方式，而是像之前那樣遣使“頒封”，任命户科給事中杜三策為冊封正使，行人司行人楊掄為副使。在福建花了三年時間打造了冊封使乘坐的大船以後，他們於崇禎六年（1633年）赴琉球首裏城完成了冊封大典。崇禎七年（1634年），朱由檢決定恢復琉球二年一貢的舊例，此時明朝官員依然對琉球的朝貢行為頗有疑慮，認為琉球常常將中琉貿易物品轉販日本，與倭寇相勾結，將引起沿海邊境不寧。後來明朝商販與琉球商人在絲綢貿易上發生糾紛，朱由檢遂於崇禎十年（1637年）接受福建巡撫沈猶龍的請求，禁止琉球從明朝採購白絲，這無疑加劇了琉球的經濟困難。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琉球新王尚賢派遣正義大夫金應元等出使明朝。此行除了朝貢和請求冊封自己為王外，還懇請明朝開白絲之禁，以解決琉球生計困難。但琉球使團抵達明朝時，朱由檢已自縊，他們只好同南明弘光政權交涉。 ^[239-240] 

暹羅（阿瑜陀耶王國）在崇禎七年（1634年）、崇禎九年（1636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次派人來北京朝貢。 ^[241]  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時，明朝已喪失保護使臣的能力，暹羅貢使在北京城外遭遇第六次入塞劫掠後撤回途中的清軍，使團中五人被俘，到瀋陽向皇太極進貢孔雀、鸚鵡。 ^[242] 

葉爾羌汗國東部的土魯番、哈密在崇禎元年（1628年）、崇禎十一年（1638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和崇禎十七年（1644年）進貢。 ^[243-244]  其中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土魯番進貢千里馬，朱由檢親自檢閲，北京官民爭相觀看，成為一大盛事。 ^[245]  而且土魯番還在上表中提出願意“發回兵助徵”，閣臣蔣德璟認為此議可行，建議讓土魯番發兵與甘肅、寧夏兩鎮配合，剿滅李自成。 ^[244]  但不知朱由檢是否批准。一個月後，北京城破，有六名滯留北京的“回回使者”拒絕對李自成下拜，應該就是這批土魯番使者。 ^[396] 

朱由檢為了獲得新式火器，積極拉攏租借澳門的葡萄牙人，澳門的葡萄牙人也希望改善同明朝的關係以有利於自己。朱由檢即位不久，就從澳門訂購10門西洋大炮，同時招募20名葡萄牙銃師。崇禎三年（1630年）四月，護送大炮來京的陸若漢請求去澳門招募葡兵300-400人，併購置更多火器，保證“不過數月可以廓清畿甸，不過二年可以恢復全遼”。徐光啓及兵部尚書梁廷棟都極表贊成，朱由檢遂批准這一募兵計劃，派中書舍人姜雲龍與陸若漢等去澳門招募葡兵、購置火器。但因朝中的反對之聲強烈，加上後金軍在五月已全部出塞，所以這支僱傭軍行至南昌就被遣返。 ^[246]  其中，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的反對態度最激烈，他強調“華夷有辨，國法常存”“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後能揚威武哉？”並指出“澳夷”（葡萄牙人）以出兵與否多方要挾，如欲在澳門復築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參將並開海禁，請求允許其多買米糧並免歲輸地租1萬兩，請撥廣州對海之地以建營房等。朱由檢便動搖了，不僅遣返葡兵，還將被彈劾上下其手、謀取私利的姜雲龍革職查辦。 ^[247-248]  徐光啓繼續爭取招募葡兵，此舉得到兵部尚書熊明遇、吏部尚書閔洪學等人的支持，但又因吳橋兵變的發生而被擱置。崇禎十六年（1643年），為了抵禦李自成起義軍，兩廣總督向澳門徵一名炮手和一門大鐵炮；另有三名澳門銃師應徵至南京效力。這是崇禎朝最後一次向澳門尋求軍事援助，只是此時明王朝已走到盡頭，回天乏術了。 ^[246] 

朱由校剛登基時，朱由檢才10歲，突然問朱由校説：“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朱由校説：“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後來竟一語成讖。 ^[311] 

後來，朱由檢在晚上夢見烏龍環繞殿柱，起來後給養母莊妃李氏講，覺得非常奇異。又有一天，他在勖勤宮花園裏遊玩，花園有兩口水井，他親自用汲水器在第一口井打水，打出了一條金魚，感到很高興，隨後在第二口井又打出一條金魚。身邊的宮人都十分驚訝，但不敢説破其徵兆。朱由檢遂命將兩條金魚在西苑河裏放生。 ^[312] 

天啓七年（1627年）春，魏忠賢送給朱由檢200株牡丹，在長箋上寫上每個牡丹的品種名字，第一個就是“御袍黃”，結果到了秋天，朱由檢就繼承皇位，這也被視為先兆。 ^[313] 

朱由檢還是信王時，有一天路過太廟，看到兩個宦官舉着食具，撞倒在地，然後互相鬥毆，並大呼“皇帝”。其他宦官也趕來，但就是勸不了架。朱由檢上前訓斥：“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竟敢如此放肆！”當事宦官反問自己有什麼罪，朱由檢説：“你沒有罪嗎？你擅自叫嚷皇帝這個神聖的稱號，還驚動了列祖列宗，你的罪還不大嗎？”眾宦官聽到後齊刷刷跪下，磕頭稱罪該萬死，從此朱由檢就在宦官中樹立了威信。 ^[314] 

朱由檢登基前一天，內閣提供四個年號供他選擇，一為“乾聖”，朱由檢説“乾為天，聖則安敢當”；二為“興福”，朱由檢説：“中興甚好，亦不敢當。”三為“鹹嘉”，朱由檢説：“鹹旁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於是選擇崇禎為年號。 ^[315]  另一説是禮部擬“永昌”“紹慶”“咸寧”“崇貞”，朱由檢選擇最後一個，並改“貞”為“禎”。 ^[316] 

朱由檢即位後不久，在便殿批閲奏章，突然聞到一陣異香，不禁為之心動，問身旁的宦官是怎麼回事，宦官回答是“宮中舊方”，朱由檢大怒，下令馬上毀掉，不得再用，並嘆息：“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317] 

據説朱由檢入宮之初，魏忠賢給他進獻四名國色天香的美女，朱由檢本來不想接受，但擔心魏忠賢起疑心，就將其納入後宮。美女進宮搜身，發現每人各攜帶一粒“迷魂香”，一觸碰就會激發男人的性慾，朱由檢下令不準用此香。又有一天晚上，朱由檢和大臣交談，突然聞到一股不對勁的香味，便起立命宦官拿着蠟燭在宮殿內到處搜尋，找了半點後，發現遠處殿角微微閃爍火光，便馬上命令拆掉牆壁，發現一個小宦官拿着香端坐其中，詢問之後，才知道他是魏忠賢指派的。魏忠賢看到朱由檢勤於政事，就讓這個小宦官拿着香，以勾起朱由檢的性慾。 ^[317] 

朱由檢結婚時，有人送了兩條大鯉魚，一條跳出缸中，一條兩眼皆動，如同求生。朱由檢不忍食用，下令將其放生。即位後數日，朱由檢又當着王體乾和魏忠賢的面，下令廢除刑訊逼供所用的立枷。 ^[318] 

朱由檢經常通宵批閲奏疏，冬天時，宦官守夜，自備睡袋，朱由檢心疼宦官們天寒守夜，總令他們先睡，自己則熬夜看奏章。等守夜宦官們睡醒時，聽見屋裏有動靜，偷偷鑽出睡袋去看，才發現朱由檢剛剛自己洗漱睡覺了。 ^[359] 

明宮規定，宮女如犯過失，要被罰以提鈴警夜，也就是深夜提着鈴從乾清門走至日精門、月華門，再走回乾清門，邊提鈴還要口唱“天下太平”，聲音要緩而長，與鈴聲相應。即使颳風下雨，天寒地凍，也不許迴避。朱由檢經常辦公到深夜，一個風雨之夜，他聽到外面傳來宮女“天下太平”的唱聲，聲音悽婉，牽動了他的憐憫心，便命人把這位宮女叫來，問她姓名，答稱：“韓翠娥。”朱由檢命令解除她所受的處罰。後來韓翠娥升為宮中女史官。 ^[360] 

朱由檢雖然曾稱自己“幼而失學，長而無聞” ^[357]  ，但實際上他在明朝皇帝中以學識淵博、熱愛讀書著稱。各宮御座旁邊都放着書籍，以便他隨時閲讀，他甚至還能寫八股文，曾展示給羣臣看。他“日夜不輟”地讀書，遍讀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以及《資治通鑑》《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祖訓》《帝鑑圖説》等書籍，手不釋卷，尤其愛讀《尚書》，為其標點數遍。司禮監宦官為了趕上朱由檢的進度，也開始讀史，並聘請老師學習八股文。由於朱由檢出色的學問功底，所以他在經筵、日講之際，經常與出身儒臣的講官反覆討論學術問題，很多問題講官都答不出來，令講官“無不敬服”。不僅他自己好學，對皇太子也嚴格要求。有一次宮中有慶，皇太子放了幾天假，他就對閣臣嘆息道：“東宮又荒疏四五日矣！” ^{[319-320]  [321-322]} 

除了學問淵博外，朱由檢還有許多特長，琴棋書畫無所不能。他精通書法，其所寫大字“矯健絕倫” ^[323]  ，頗得歐陽詢筆法的神韻 ^[264]  ，連後來清朝的順治皇帝都熱衷收藏朱由檢的書法作品，據説至少達八九十幅。 ^[274]  他在繪畫上也有一定造詣，孔尚任説自己曾看過朱由檢所繪山水畫，所繪樹石模仿沈周，上鈐“大明崇禎萬幾餘暇之筆”印。 ^[324]  他熱愛音樂，平時以撫琴自娛，並曾創作《訪道五曲》（崆峒引、敲爻歌、據桐吟、參同契、爛柯遊），讓愛妃田秀英彈奏。他還命中書尹大華訂正歷代琴譜，並親自制作琴文五曲，分別為“五建皇極宮音君”“百僚師表商音臣”“於變時雍角音民”“萬國咸寧微音事”“四夷來王羽音物”。朱由檢的御琴在清初尚能見到，藏於濟南李家。此琴用金玉象犀作為裝飾，背面鐫刻有“廣運之寶”以及“大明崇禎皇帝御琴”八字，尾部又有“翔鳳”兩個篆字。 ^[325-326]  他甚至對西洋樂器也感興趣，曾於崇禎十三年（1640年）在宮中發現利瑪竇獻給明神宗的西洋古鋼琴，就命湯若望修復並演奏給他聽。 ^[327]  他也會下圍棋，與愛妃田貴妃下棋時，田貴妃都會主動輸一二子。 ^[328] 

朱由檢不僅能文，而且能武。他“於騎射特精” ^[391]  ，能拉三石勁弓，百發百中，新造之弓都由他親自試驗，能拉得滿開就駁回，拉得半開就合格並下發軍隊，然而將士們卻拉不動這些朱由檢能拉得半開的弓；他又曾在西苑騎馬，從駕者不能追上他，還能在馬上運二十斤軍器。 ^{[326]  [329]  [358]}  他還愛彈弓，曾有一次在西苑彈落二鳥，為之大喜，左右都歡呼萬歲。 ^[330] 

崇禎元年（1628年）八月，朱由檢命令擅長書法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書寫“敬天法祖”四字匾額，懸掛在乾清宮大殿，又寫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於兩楹。 ^{[331]  [332]}  崇禎三年（1630年），他命人在文華、武英殿的屏風中繪製歷代明君賢臣圖，自己又在屏風寫上“正心誠意”四大字，以勉勵自己做一名有道明君。 ^[331]  他還將宋儒程頤的名言“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君德清明，君身強固”作為座右銘，時時吟誦。 ^[68] 

朱由檢以堯舜為榜樣，鄙視漢、唐時代的明君。崇禎十五年（1642年）閏十一月，劉宗周再次因進諫而被觸怒朱由檢時，閣臣們集體申救劉宗周，蔣德璟講唐太宗能容魏徵的故事來勸朱由檢對劉宗周從寬處理，朱由檢打斷他的話説：“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蔣德璟接着説唐太宗其實只是“巧於取名”，即通過容納魏徵來成就自己的美名，朱由檢這才有所息怒，最終對劉宗周從輕處分。 ^[333]  退朝後，首輔周延儒責備蔣德璟説錯話，另一閣臣黃景昉不解，周延儒便回憶了朱由檢的一件舊事，有人將朱由檢比作漢文帝，朱由檢卻斥責道：“何得用漢、唐中主比朕乎？”朱由檢眼中只有唐虞三代，對漢、唐不屑一顧。黃景昉聯想到了宋哲宗斥責蘇轍將自己比作漢武帝之事，並隱晦批評朱由檢沒有自知之明。 ^[393] 

在多災多難的時局下，朱由檢對祭祀、齋醮、祈禱之類的活動極為上心。他每天早晨起牀後都會在乾清宮丹陛拜神，每當舉行祭祀天地宗廟這類大祀時，他都非常莊重虔誠，即使颳風下雪也不會缺席祭祀。當時旱災不斷，他常常親自祈雨。崇禎三年（1633年），他冒着炎炎夏日，不坐鑾轎，以“步禱”方式從紫禁城走到天壇祈雨，回宮時就下起了大雨。 ^[334-335]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九日，朱由檢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禮部侍郎蔣德璟在朱由檢作揖時默誦《清廟》《維天》《維清》《烈文》等頌歌、下拜時默誦從太祖到熹宗的廟號，等默誦完畢後，朱由檢仍未起身，時值隆冬，朱由檢不用暖耳，以表虔誠。 ^[338]  還有一次去社稷壇祭祀時，遇到下雨，朱由檢不但沒有回宮，反而“禮益肅”，陪祭羣臣的祭服無不濕透。 ^[349] 

朱由檢曾請龍虎山張天師（張應京）來京，設“延禧萬壽禳妖護國清醮”四十九天，召集僧道三百人蔘加，朱由檢每三天親臨一次，行香祈禱。在設醮完畢後，張天師在壇前閉目神遊，開眼後對朱由檢説：“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佑聖真君馘斬收逐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北極佑聖真君指的是披髮仗劍的玄武大帝，形象與滿人相似，預示掃平李自成的將是滿清；而“萬子萬孫”則預示明朝只能傳至萬曆的孫輩（朱由檢、朱由崧、朱由榔）。張天師不敢泄露天機，只好用隱語來啓奏。 ^[336] 

有一天，朱由檢嚮明神宗的宣懿太妃請安，行禮完畢後就座，隨後就睡着了，太妃命人不要吵醒他，並讓尚衣宮女給他蓋好。過了一會兒，朱由檢醒來，連忙向太妃道歉並解釋道：“神祖時，海內無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廢餐，自以年才逾壯，為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昏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聽到後流下眼淚，朱由檢也哭了很久，宮人不敢仰視。 ^[337]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檢在皇極殿接受完百官朝賀後，傳周延儒為首的內閣大臣進殿，立於西班（武臣及勳臣所站之班）。公、侯、伯等勳臣也跟着進殿，朱由檢命令他們退下，他們開始還以為是要閣臣到東班。等勳臣們都退下後，還穿着冕服的朱由檢不顧帝王之尊，走下御座，破天荒地向閣臣作揖，以師禮相待，要求他們與自己同心協力，共創太平。閣臣們連忙叩頭，在聆聽完聖訓後退下。 ^[339]  他還立下規矩，從此以後在閣臣獨對時就以“先生”取代“卿”來敬稱，這在歷代帝王中也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周延儒退下後，不但沒有受寵若驚，反倒憂心忡忡，説：“此非佳事，上責備將益深矣！”也有人評論此舉不僅“褻主尊，傷國體”，而且“元日降帝座，有東西易向之形兆，非吉”。 ^[351]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朱由檢夢見有人（一説朱元璋，一説“神人”）寫了個“有”字，醒來後告訴太監，有人説這是吉兆。不久，會極門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説“陛下夢後，諸臣革革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朱由檢龍顏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卻找不到。有人説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奸細。 ^[340-341]  也有説法是道破此夢玄機的是首輔周延儒，朱由檢讓他不許外傳，但還是泄露到坊間，後來他賜死周延儒就有這層因素。 ^[342] 

後來這個事件演變為“崇禎測字”的民間傳説。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軍師宋獻策潛入北京，喬裝成測字先生。恰逢朱由檢微服私訪，看到測字攤，就讓他測字來推斷國運，先測“有”字，宋獻策告訴他是“大明去半”，大明江山不保；朱由檢改口説是朋友的“友”，宋獻策解釋為“反字出頭”，李自成要成大氣候；朱由檢又説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獻策説這是至尊之尊字去頭去腳，是君王將死之兆。 ^[343] 

相傳紫禁城有一密室，藏着明初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基所遺之物，明宮家法規定沒有大變就不要開啓密室。崇禎十六年（1643年）清兵入塞時，朱由檢不顧太監反對，開啓密室，室中只有一櫃，打開櫃子後發現有三軸畫。第一軸描繪的是百官拿着朝冠，披髮亂走，朱由檢問身邊太監，太監回答：“或恐官多法亂。”第二軸描繪將士倒戈棄甲、百姓流離失所的情景，朱由檢又問，太監回答：“想軍民背叛也。”朱由檢勃然變色，仍然不顧太監反對，執意打開第三軸，畫的是一個跟他長得很像的男子披髮吊死的情景，結果第二年就應驗了。 ^[344]  另一版本則是朱由檢所啓之畫的三個情景分別是：和尚戴着百官朝服的梁冠，寓意“有官（冠）無法（發）”；頭髮散亂者戴好幾個帽子，寓意“官多法亂”；隔河無數人馬，一個君主模樣的人彷徨若失，不能渡河，披髮狂奔。據説當時民間上疏都有提到這個傳聞的。 ^[352] 

後來有人澄清這個傳聞，説朱由檢確實打開過宮廷密室及其中的櫃子（或匣子），只不過發現的是胡人、漢人混雜的元代朝會圖 ^[345]  ，還有人説發現的是兩把古劍，後來朱由檢手刃妻女就用的是這兩把劍。 ^[346] 

後世為朱由檢所上廟號甚多，清和南明官方上過的廟號有懷宗、思宗、毅宗、威宗，候補的廟號有烈宗、正宗、敬宗、乾宗等。

懷宗是清朝為朱由檢所上廟號，因為清軍入關的名分是為朱由檢報仇，所以進北京後就為朱由檢發喪，並安排明朝遺臣李明睿擬定了“懷宗”的廟號，書於神主牌位上。 ^[138]  但此舉本身不合禮法，因為前朝宗廟已易主，新朝不應為亡國之君上廟號，故南明大臣譏諷稱“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知何家之宗也”。 ^[143]  其後，清朝以“興朝諡前代之君，禮不稱宗”為由，取消“懷宗”之廟號。 ^[141] 

思宗是南明弘光政權為朱由檢上的第一個廟號。弘光政權的右都御史張慎言與中書舍人談遷一起討論朱由檢的廟號，談遷提議用“烈宗”，被張慎言採納 ^[347]  ，文震孟之子文秉也主張用“烈宗”。 ^[297]  上報內閣時，眾人也表示“烈宗斷不可易”。但大學士高弘圖卻説《尚書·堯典》記載的“四德”（欽、明、文、思）裏只有“思”字沒被用作過廟號，遂提議“思宗”，眾人又認為他説的有道理，便用思宗替代烈宗的方案。 ^[347]  禮部尚書顧錫疇則提議“乾宗”，理由是朱由檢“十七年憂勤”，符合乾卦“自潛至亢、不失其正之義”。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思宗”和“乾宗”兩個廟號被送到弘光帝那裏挑選，弘光帝選擇了“思宗”。 ^[142] 

毅宗是弘光政權為朱由檢上的第二個廟號。儘管已定奪廟號思宗，但有不少臣僚對這個廟號不滿，因為思字在諡法中有“追悔前過”之意，屬於下諡，比如周思王和蜀漢後主劉禪的諡號就是思，用這個字當廟號有辱朱由檢之“聖德”，所以趙之龍、餘煜、李清等臣僚紛紛反對，顧錫疇又擬了“正宗”的廟號。起初弘光帝拒絕趙之龍的建議，後來高弘圖去位，馬士英當權，餘煜上疏請改廟號為“毅宗”，另有人提議用“敬宗”，弘光帝選擇了“毅宗”。 ^{[143]  [144]  [256]}  但這個廟號也不能讓所有人滿意。有人説明武宗的諡號是毅皇帝，不應與之重合，禮部侍郎管紹寧則認為明朝既有仁祖又有仁宗，既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所以用毅宗無妨。 ^[143]  不久，左良玉起兵清君側、將改廟號作為馬士英第一罪，聲稱馬士英改思宗廟號的真實意圖是“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復恥之心”。 ^[348] 

可能是因為思宗和毅宗都不能令所有南明臣民滿意，所以到了隆武政權時，又改朱由檢廟號為“威宗”。但李清認為威宗與漢桓帝、北齊文宣帝等無道之君曾用過的廟號相同，也不合適。 ^[143] 

朱由檢的書法作品中，傳世的有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九思”、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松風水月”和“思無邪” ^[361]  ，以及若干流傳在民間的書法作品。

朱由檢“好文墨” ^[320]  ，但傳世的文學作品不多，主要有賜石柱女土司秦良玉的四首七絕和賜督師輔臣楊嗣昌的七絕等。 ^[362] 

清朝（包括其前身後金）編修的《舊滿洲檔》《滿文老檔》《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及《明史》均記載在己巳之變中，朱由檢中了皇太極設下的反間計，即皇太極安排漢將鮑承先等談論明軍主帥薊遼督師袁崇煥私通後金之事並故意讓明朝被俘太監楊某及另一太監聽見，然後放楊太監回北京城，朱由檢聽信該太監所傳之言，懷疑袁崇煥通敵，便將其逮捕下獄，最後凌遲處死。 ^[84-85]  此事被以梁啓超、孟森、閻崇年為代表的眾多學者承認，並批評為朱由檢自毀長城之舉。

但是，學者李寶臣質疑這種記載，他指出反間計之説雖然在清太宗實錄等清方文獻中有記載，但藏於內府，並未公開，在當時明朝的史料中也沒有記載。直到清初，一些明遺民如屈大均、黃宗羲開始提到袁崇煥因反間計而死。而這種説法在社會廣為流傳則始於乾隆年間頒行《明史》以後。他認為皇太極可能確實行過反間計，但他放回的太監是否會將他們聽到的情報上報朱由檢，即使能夠上報，朱由檢又是否真的相信，這些問題都沒有確切史料佐證。在朱由檢逮捕和處死袁崇煥之際先後公佈的罪狀中，都沒提到過反間計中的內容（在己巳之變時密約通敵），而且袁崇煥自下獄至凌遲足足有八個月時間，如果只是因為反間計而被處死，袁崇煥在這八個月時間裏完全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因此他主張朱由檢並未中過皇太極的反間計，其逮捕乃至處死袁崇煥主要是因為袁崇煥為北京被圍所負的責任以及“五年平遼”方略的破產。 ^[363] 

另一學者姚念慈則主張不僅朱由檢沒中過皇太極的反間計，而且這種“反間計”可能壓根就不存在，是後金方面鑑於朱由檢突然逮捕袁崇煥，不明其原因，遂杜撰“反間計”一説，以體現皇太極之料事如神。他推測杜撰“反間計”的靈感來源於皇太極派兩個被俘的明朝太監楊春、王成德向德勝門、安定門投遞講和文書之事（此事見《崇禎長編》 ^[202]  ）。他認為朱由檢對袁崇煥所寄託的“五年平遼”的厚望幻滅，又聽信了坊間關於袁崇煥“勾虜”逼京、要挾和議之風傳，憤恨於袁崇煥輕信哈剌慎首領蘇布地而造成這次危機，因此在衝動之下逮捕了袁崇煥。他雖然認為朱由檢逮捕袁崇煥並非中反間計所致，但同樣批評此舉為自毀長城，導致關寧軍一度潰散東奔，從而錯過了殲滅皇太極於關內的良機。 ^[81] 

朱由檢自縊於煤山（又名萬歲山、萬壽山，今景山）裏的具體哪個位置，各種史料眾説紛紜，有壽皇亭（靈壽亭、壽皇殿）、紅閣、巾帽局等不同説法。也有記載更具體地指出是自縊於一棵樹上，有松樹、海棠樹等不同説法。後來清朝將景山東麓的一顆歪脖槐樹定為朱由檢自縊之處，並鎖上鐵鏈，稱為“罪槐”。 ^[364]  鐵鏈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遺失，槐樹在1966年“大串聯”期間被折去樹枝、剝光樹皮，用作“紀念品”，不久即枯死。現存的槐樹系1996年將北京建國門一個居民院內的古槐移植至此。 ^[404] 

朱由檢在位後期，明朝財政捉襟見肘，朱由檢先後發了數百萬兩內帑 ^[395]  ，甚至將萬曆以來宮中所珍藏的遼東人蔘賣掉。 ^[399]  不僅如此，他還向百官催捐，在北京城破前勉強蒐集了二十萬兩白銀（參見“為政舉措-經濟”目錄）。但有記載顯示，朱由檢其實坐擁大量財富，卻不捨得動用更多的內帑。據明朝官員趙士錦説，李自成在皇家內庫中發現了3000餘萬兩白銀、150萬兩黃金，上面都有“歷”字，是萬曆以來所儲存的財富 ^[365]  ；另一明朝官員楊士聰則説李自成在皇家內庫發現了3700萬兩白銀，上面鑄着永樂年字。 ^[366]  由於他們在北京城破時都親身經歷，所以他們的證詞被其他史料和論著廣為引用，由此產生了朱由檢“守財亡國”之説（另有一名親歷者張正聲説李自成從內庫搜出近億兩金銀，但一般不被採信 ^[367]  ）。

質疑這種説法的人有如下幾種觀點：

有學者認為，明朝宮廷中確實有一些“鎮庫”白銀，加上金銀器具，估計李自成從宮中可以搜刮到一、二百萬兩白銀。但這些“鎮庫”白銀只表明朝廷對財政安全與連續性的期待，不能説明朱由檢本人吝嗇守財。 ^[181] 

朱由檢生前沒來得及修自己的陵寢，死後與周皇后一起下葬于田貴妃墓中，稱為“思陵”。清代陸續修建了碑亭、享殿、明樓等皇陵配套建築。順治帝曾揮淚親祭思陵，並命明降臣金之俊撰文立碑，詳述朱由檢的“聖德”。民國時，思陵管理不善，地宮兩次被土匪盜掘，1947年國民黨軍隊為應付內戰、修建炮樓而拆除了思陵的所有地面建築。如今思陵只剩下順治碑和石五供等少量遺存。 ^[371] 

清軍入關後，就將朱由檢的牌位供奉於歷代帝王廟中。 ^[138]  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整頓歷代帝王廟的祭祀時，原則上亡國之君不入祀，但康熙帝特地指示保留朱由檢的牌位，並將他認為實際負有亡國責任的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的牌位移出歷代帝王廟。朱由檢便成為唯一被祭祀於歷代帝王廟的亡國之君。 ^[276] 

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故宮博物院立“明思宗殉國處”碑，由書法家沈尹默題寫碑文。 ^[404]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為朱由檢殉社稷300週年。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籌備會延請傅增湘撰文，陳雲誥書丹，潘齡皋篆額，經故宮博物院許可，立該碑於老槐樹旁，是為“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 ^[374] 

新碑立後，舊碑（“明思宗殉國處”碑）被移動到壽皇殿院內。1955年景山公園重新開放時，因“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有詆譭農民起義之嫌，故被拆除。“明思宗殉國處”碑也被截為兩段，用作井蓋。 ^[404]  2004年朱由檢自縊六甲子之際，這兩塊碑均被複立於老槐樹旁。 ^[405]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普遍將農曆三月十九日定為太陽生日（太陽節），一些地方要在這天祭拜朱天君。據説這個風俗就是紀念朱由檢在這一天殉社稷，為了避免清廷迫害而諱稱為太陽生日。 ^[406] 

朱由檢殉社稷一甲子之際（1704年），朝鮮肅宗為報答壬辰戰爭中向朝鮮派遣援軍的明神宗而修建了“大報壇”。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朝鮮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毅宗朱由檢的神位。對朝鮮來説，這三位明朝皇帝對朝鮮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賜予國號“朝鮮”，對朝鮮有“大造之恩”；壬辰戰爭中明神宗救援朝鮮，有“再造之恩”；清軍侵入朝鮮（即丙子之役）時，朱由檢對朝鮮有所謂的“東援之恩”，朝鮮向清稱臣很久之後，才知道朱由檢曾在丙子之役時派陳洪範救援朝鮮，因此將他供奉進大報壇，與明太祖、明神宗一體祭祀。 ^[372] 

康熙年間，朝鮮派到清朝的使臣閔鼎重曾購得朱由檢御筆“非禮不動”四字，回國後獻給他的老師大儒宋時烈，宋時烈如獲至寶，摩刻於清州華陽洞之山崖，後囑託其弟子權尚夏建祠於華陽摩崖下，以祭祀明神宗和明毅宗（朱由檢）兩皇帝，權尚夏遂在朱由檢殉社稷一甲子（1704年）之際建立了“萬東廟”，以祭祀兩位皇帝。 ^[373] 

道光十一年（1831年），流亡朝鮮的明遺民後裔王德一修建了祭祀明太祖的大統廟，後增加祭祀明神宗和朱由檢。九位明朝義士的後人至今仍然會在每年朱由檢忌日這天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2016年，漫畫家狐週週發現大統廟供奉的朱由檢畫像其實是清朝順治帝畫像，便請該廟主人撤下，並答應為他們合成一幅朱由檢畫像。其後大統廟便供奉的是狐週週以朱由檢父母形象為原型合成的朱由檢畫像。 ^{[5]  [403]} 

17世紀荷蘭詩人、劇作家約斯特·凡·德·馮德爾根據傳教士衞匡國所著《韃靼戰紀》等素材，創作了反映朱由檢國破家亡的悲劇《崇禎》（Zungchin），是歐洲第一部“中國風”的文學作品。在戲劇主人公朱由檢形象的塑造上，馮德爾毫不隱晦其個性缺陷，在劇情簡介的首句就是：“崇禎，中國大明最後一位皇帝，被無厭的貪婪所攫取，官員憎恨，子民厭惡，因而在國都北京受到匪首李自成出其不意的攻擊時只得將皇位拱手讓人。”對朱由檢國破家亡的悲劇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 ^[375] 

中國作家姚雪垠在創作長篇歷史小説《李自成》時，也着力塑造朱由檢這一人物，後來將書中以朱由檢為主線的部分抽取整理為單部小説《崇禎皇帝》。在當時的“左”傾思潮下，朱由檢作為“地主階級頭子”而受到批判，但姚雪垠反其道而行之，對朱由檢寄予同情，他既刻畫朱由檢的剛愎自用、猜忌多疑、兇狠專斷、殘酷無情等性格缺陷，又寫出造成這些性格缺陷的環境與原因。 ^[376] 

此外，苗棣、樊樹志、張德信和譚天星、晁中辰、陳梧桐等學者都出版過有關朱由檢的傳記作品，對朱由檢的評價各有不同（參見“歷史評價-現代評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