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社會

明代社會風俗的變化，大致可以正德時期作為分水嶺。自正德以後，社會風俗出現了一個歷史轉向，諸如從儉樸轉向奢侈，從淳樸轉向薄惡，最後出現了風靡全國的流行時尚。明代風俗的演變，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又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明代社會變遷的基本特徵。 ^[3] 

沙勿略在向歐洲教會報告亞洲傳教狀況的書信中是這樣描述中國的：“ 中國幅員廣大，人民愛好和平，遨墮業 。 吸，全國統於一尊，臣民對皇上非常順服。中國是一個富庶的國家，各種物產非常富饒。中國和日本相距不遠。中國人民都很勤奮，聰明好學、長於政治、重視倫理道德。中國人膚色白哲、不蓄鬚、忠厚温良、不好私鬥、境內無戰爭...。”“...中國鄰近日本，日本的各宗教派別都來自中國 。中國是一個疆域廣大，旦勢強 盛的國家，境內沒有戰爭” 。據曾經到過中國的菊人記載：“中國是一切講公益、公道，甚至超過信仰基督的國家。迄今我在日本見到的中國人， 極高，遠勝日本人，且善於思考，重視學術。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繁盛，大城林立，建築精美，部分採用康石。人人皆説中國盛產綢級。境內有許多風俗不同的民族，有的信奉伊斯蘭教或猶太教；是否有人信奉基督教， 卻沒有人敢確定。”

而克路士在其 《中國志》中則十分推崇中國的物產，他説“ 那土地的出產極富庶， 食物及維持生活的各種必需品都極充足， 原因 在於中國的主要糧食是大米，在全國產糧極豐富，有很多一年兩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麥子⋯⋯有很多法國豆和其 他豆類，有大量牛肉和類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雞、鵝和數不清的鴨。無數的豬⋯ ”’

中國人重視教育、科技先進。關於教育，門多薩是這樣描寫的： “ 這個國家的百姓適時 地關心子女的教育， 免得他們沉溺於惡習 或淫行。這種關心使得這樣一個大國比 其他小國的罪行要少。” “ 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錢設置有書院或學校，他們在裏面學習寫、讀和算，及至學習自然或道德哲學、占星學、國家律法，獲其它奇特的科學。在這些學校教書的人都是學有專長的，特別在讀寫方面更無匹敵，為此人人都學讀寫，哪怕再窮的人，因為不能 讀寫的人在他們當中被當做是不體面的。” ，對於教育的重視也是門多薩所極力讚頌的。而關於科技，門多薩説： “ 中國人使用炮遠早於我們這些歐洲國家⋯⋯這個國家印刷書籍的方式及歷史遠早於我們歐洲的印 刷術。”然而， 歷史雖早， 在科技的應用上當時的中國卻己經無法與歐洲相比了。

利瑪竇關於中國禮儀的描寫 “ 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温文有禮而知名於世⋯⋯ 對於他們來説， 辦事要體諒、 尊重和恭敬別人， 這構成温文有禮的基礎。”

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儘管中國人擁有裝備精良的部隊和海軍，要征服鄰邦，輕而易舉。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慮，對外發動反侵略戰爭。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和歐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歐洲人成天只知道對外擴張。老想着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利。但是利瑪竇也發現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國幅員如此遼闊，邊界線如此悠遠綿長。但他們缺乏認知和見識。對天朝之外的事物一無所知。以至於，人人都認為，天朝上國，無奇不有。” ^[4] 

明代中後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江南城鎮已出現“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質的萌芽”，不僅工商業者地位提高，而且新舊之間的矛盾鬥爭加劇，這種“城市中社會關係的變化”，也影響到了城市風氣的轉變，即由淳樸轉為奢靡，這“正是新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反映到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其中明代人陸揖的“崇奢黜儉”主張，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5] 

一些學者明顯地對“奢靡”風習持肯定態度。認為其代表、預示着新舊交替的曙光，解決了城市人口就業問題，衝擊了封建倫理與等級觀念，是對理學家禁慾主義的批判與唾棄，反映了晚明市民階層的覺醒，推動了商品經濟生產，刺激了手工藝進步與特色產品的產生。 ^[5] 

明代是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從明初到晚明，極端的皇權專制走向破碎的自由，嚴厲的禁海政策走向民間貿易的失控，官場的冷酷逐漸被豐富多彩的市場所腐蝕，文學藝術在曾經的冰天雪地上蓬勃興起，蔚為大觀，封建社會走到了末期，社會無可阻擋地向前發展。 ^[6] 

明代士大夫羣體，“有的還在堅守傳統的道德與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為殉道者；有的面對社會的變遷，物慾的橫流，不免顯得彷徨；而有的則迎合時代潮流，不再固守傳統，精神風貌煥然一新，進而引領時代……”這些明代士大夫的個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堅守“孔顏之樂”，不為物慾所動，“顯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過這也是他們的真性情”；有的咋猶猶豫豫，既想恪守一貫的道德準則，卻又不面對新生活心生羨慕之意，“戴着一頂假帽子活着”；有的乾脆拋棄舊的生活準則，充分享受物質所帶來的快樂，“生活總是那樣活潑潑的”。 ^[7] 

從歷史上來看，明朝服飾有其自身特點。明太祖朱元璋要求服飾“上承周漢，下取唐宋”，依此制定了明朝服飾制度。如《明史·輿服志》記載的相關服飾制度條例，僅在洪武年間的三十年中，就頒佈有數百項極為細緻的規定，從帝后將相到庶民百姓，囊括了社會各個階層各類人等，甚至細緻到服飾式樣、衣料與圖案花色。朱元璋還親自參與編訂服飾條例，明確衣服及至冠履、首飾等類穿戴要求，無所不及，可謂細密而具體。 ^[19] 

與唐宋元前朝相比，明代首飾的品種增多，樣式多變，種類極為豐富，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知道金銀首飾的分類在明代很細緻，僅頭部的首飾就可分為䯼髻、金絲髻、網巾圈、挑心、掩鬢、壓發、圍發、耳墜、墜領等，從假髮套到頭部妝飾，再到耳墜，都是很有講究的。

在明朝的首都南京，從明代達官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雍容華貴、富麗堂皇的金首飾，種類繁多，“有金冠、金簪、金釵、金鈿、金櫛背之類的髮飾，金耳環、金耳墜之類的耳飾，金手鐲、金釧之類的腕飾，金戒指類的指飾，還有霞帔上的金墜子、金四件、金佩之類的佩飾，僅項飾一類所見不多。用於頭髮裝飾金簪根據插在頭髮各個不同的部位專門製作，有分心、挑心、鬢簪、頂簪等多種形制。金首飾的製作也極為精湛，有錘揲、鏨花、拉絲、累絲、掐絲、炸珠、鏤空、焊接、範鑄等工藝，特別是設計思路的拓展，工藝技術的精細化，更是特色所在。”

明代耳飾的款式有珠排環、八珠環、四珠葫蘆環、梅花環、佛面環、琵琶環、圓環等多種。這個時期的耳墜實物，以北京十三陵中明神宗定陵出土的孝端、孝靖二皇后的首飾最為精美。

明代耳飾的款式有珠排環、八珠環、四珠葫蘆環、梅花環、佛面環、琵琶環、圓環等多種。這個時期的耳墜實物，以順天府十三陵中明神宗定陵出土的孝端、孝靖二皇后的首飾最為精美。

製造精良，工藝精緻，工匠精神，讓明代的首飾製造達到一個高峯，並且留下了很多工藝精品。《金瓶梅》從藝術描寫方面記錄了明代頭面（首飾）在人們生活中的形態，審美傾向，給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錄。 ^[8] 

西方來到大明的傳教士，在中國生活時間達到幾十年之久， 比如明末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講當時中國上層士人請客，請柬需要發三次，第一次發在宴席開始日期之前三四天，寫的較為正規，註明宴席主人，用餐時間和地點。第二次則在宴席當天早上，催促務必赴宴。第三次請柬發在開宴前兩個小時，為的是在半路上迎接客人，以示禮遇。而等到宴席結束後一天，赴宴的客人同樣要向主人回帖表示感謝款待。 ^[18] 

那時的大明和當下一樣很講究飯局交際。也有和現今不同的地方，例如：當時有身份的人赴宴，常常採取的是分餐制，即每個人都有一張單獨的桌子，特別尊貴的人會有兩張拼在一起的桌子。一張供吃飯，另一張供擺杯盤。在明朝，最豪華的宴席中用的筷子是象牙的，其次是烏木或檀木，而且在筷頭會鑲上金銀。達官貴人家中會備有大量這種筷具，如嘉靖四十四年嚴嵩被抄家，家產中就有烏木、象牙筷子近萬雙。 ^[18] 

擺筷子的方式也是禮節，必須得讓主人家來做，主人會將碗放在碟子上，雙手捧着小心放在桌子上，然後接過僕人手裏的筷子放在筷架上。等到正式開席，全體參宴者需要跟隨主人的動作，一起慢慢舉起筷子，然後同時放下夾起菜餚。客人必須注意筷子不能放回桌子上，因為這是主人的特權。當主人放下筷子，是給僕人的暗號：該替大家斟酒了。 ^[18] 

在飲酒的時候，上流社會宴席同樣講究，是主賓一起動作，主人帶頭雙手舉起放酒杯的碟子，慢慢端到嘴邊，一小口一小口的啜飲，然後再放下，通常一杯酒要這樣重複幾次才能喝完。 ^[18] 

利瑪竇所見的，僅僅是上流社會的宴席禮節。比他晚來華幾十年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注意到在不同的省份，平民宴會情況會有所不同。在南方宴席上禮節會較多，菜餚較少較精緻。席上彼此交談很多，酒水從開席就會送上，一直到客人吃米飯時被撤下。而北方几省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北方宴席上的菜分量足碟子大，可卻沒有酒水，讓客人吃到飽。最後等盤碟被撤下，客人以為宴席已經結束時，才會送上一些鹹肉和舌頭等下酒菜，這時賓客們才開始正式喝酒。 ^[18] 

傳教士們還特別注意到一些中國的特產食物，如常見的柿子，其實到19世紀才傳入歐洲，在16、17世紀的傳教士們看來非常稀奇，被稱為中國無花果。利瑪竇評價它：很甜很好吃，但只有製成果乾後才能吃。而西班牙傳教士閔明我則記載：馬六甲的中國人把用芝麻油炸的豆腐塊當成無上美食，在中國，從皇帝到平民都喜歡吃豆腐，不少人寧可吃豆腐也不吃雞。中國人只要有豆腐和蔬菜配米飯，就不需要別的食物了。 ^[18] 

而當時的普通中國人也並不排斥冷飲，在京城，每條街都有售賣冰的手推車，明朝人把冰放在各種飲料裏做成冷飲。在整個夏天冰的消費量很大。 ^[18] 

傳教士們記錄的中秋節也別有一番風味，傳教士安文思寫道：陰曆八月十五是中國人歡慶的盛大節日，從日落到月升，直到午夜，他們要和親友到街上、廣場、花園及高台上觀看月亮中的兔子。為此，他們在節前幾天互相贈送小甜餅。餅是圓的，最大的直徑約有兩掌寬，中央有一個用胡桃、杏仁或其他原料製成的兔子。他們在月光下吃月餅，富人身旁有美妙的音樂伴奏，而窮人則在用棍棒敲打鑼鼓助興。 ^[18] 

明初，政府出於自然經濟重建的考慮，極力抑制帶有異質性的市民文化的成長，將市民的精神需求降低到了最低水平。隨着經濟的復甦和社會的進步，及至15、16世紀之交，南北地區的傳統消費性城市得到發展，具有生產性的新類型市鎮在太湖平原相繼湧現，市民階層逐漸壯大，同時提出了精神生活的要求，這樣以市民嗜好為軸心的小説、戲曲等文學作品不斷推出，從而實現了對明初限制的突破。因其所處的由明前期向中期過渡階段的制約，更多地表現出了曾在唐、宋市民文學興起時期出現過的"夾生"特點，從側面映襯出該期明代社會變化的初始層面的事實。 ^[1] 

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構成，大抵可以分為基本收入與額外或業餘收入兩大類，且呈現出極強的社會等級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維繫家庭生計的基本物質保障;業餘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額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體穩定的情況下，生活質量的改觀，無疑有待於業餘收入的增加。 ^[9] 

對明代黃冊體制、大明律例，以及當時明朝所指定的户籍檔案的管理工作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瞭解到，明朝時期的統治者對户籍檔案管理制度非常重視，併為此設立了多個管理部門，配備了相關管理及工作人員，以保證更好地完成户籍管理工作。 ^[10] 

參見：明代建築

明代社會保障政策主要由荒政、養老、存恤孤貧以及優撫軍人等方面 組成。其社會保障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弊端，諸如救荒政策不力、養老政策受惠者極少、養濟院經營奸弊百出及優撫將士差距甚殊等，導致了明末社會嚴重 的流民問題。這些揭示了明代社會保障政策的不健全性以及明代政權更迭的深層原因。 ^[11] 

《明史·食貨一》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冢。又行養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賜爵。復下詔優恤遭難兵民。然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

農曆新年、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陽。對於現代瑞午節來説明代比較重視這個節日。“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吃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劃龍船，炮聲不絕。” ^[12] 

明朝縣官：正七品每月俸祿7。5石或一年45兩白銀。實際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約3萬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隸4個、馬伕一個，這5個人工資由國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筆墨費由國家補貼。新官上任，還可以先拿到40兩修理費。看起來七品縣官45兩白銀跟馬伕40兩白銀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務員工資很低的，歷朝歷代中明代公務員工資收入算少了。）但是縣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隸人員、衣食花費基本由國家支付和補貼，所以年俸基本是淨收入，而且筆墨費都是固定按兩算由國家撥給，還有多餘。馬伕就沒有那些好處了。

學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醯之屬官給之。” ^[13]  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給一升米約2斤，（剛夠兩人吃）給魚肉油鹽。（注：明代10升=1鬥；10鬥=1石。）明代優待秀才時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兩白銀的廩膳費。不過明代的學生概念不是現在的學生概念，現代的學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入了縣學才算是廩膳生，才可以“食廩”，所以明代秀才不幹活也可以生活，只是不幹活只吃“廩膳”會很窮，所以有窮秀才之稱。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後來明朝皇帝與內閣考慮減輕國用以減少百姓負擔，萬曆時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販、年營業額在40兩白銀也就是在營業額少於26432元以下的免税。這是照顧弱勢羣體，農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鬥，後來民田税收減為每畝一斗米，約18.9斤。官田為一至三鬥多一點。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機構精減有關，但發生戰爭時費用大量不夠。萬曆年間最好收成時全國財政一年有200萬兩白銀，還是張居正改革搞下來的。崇禎國亂時期，為求一點兵費，皇帝幾乎四處求告。

城隍信仰起源較早，唐代張説、張九齡、杜牧皆有祭城隍文，但唐以前有關城隍的史料並不多。宋元時期祭祀城隍者日漸增多，有大量史料記載，真正在全國範圍內祭祀城隍，應在明初加封以後。清代定鼎，沿用明制，對城隍神崇祀有加，城隍廟的規制更加完備、突出，使得城隍信仰成為地域社會中的重要內容。研究城隍信仰，對揭示明代社會經濟、文化心理和社會習俗有着重要的考據價值。 ^[14] 

明代社會的兒童禮教是一個攸關兒童個體、家族與王朝治道的重要問題，通常在家庭、社學中廣泛展開。兒童所習家禮、鄉儀、學禮雖多取自先儒經典。 ^[15] 

明代中國保持着帝制政治體制，同時又已捲入全球性大變遷，經濟、文化思想領域皆發生巨大變化。在此情況下，社會組織的方式與狀態是否發生了新異性、不可逆轉的變化。 ^[16] 

明代社會、文化是一個複雜的變體，在正德前後明代社會、文化呈現出兩種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後，社會、文化開始出現轉向，諸如社會流動的加速、朝政的寬大與輿論空間的擴大。一至晚明，在商業化浪潮的衝擊下，思 想、文化更具"活力"與"多樣性"，進而與世界性的近代化歷程桴鼓相應。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