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築

這一時期的城市規劃和宮殿建築均為後世所沿用，都城北京和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古城南京均得益於明代的規劃和經營，清代帝王的宮殿也是在明宮殿的基礎上不斷擴展完善而來的。這一時期的都城北京是在原有基礎上改建的，建後分為外城、內城和皇城三部分。

明代繼續大力修築宏偉的防禦建築——長城，長城許多重要段落的牆體和城關堡寨都用磚砌，建築水平達到最高。明長城東起鴨綠江邊，西至甘肅嘉峪關，長達5660公里。山海關、嘉峪關等著名關城，是中國建築藝術中獨具風格的傑作；北京八達嶺段長城、司馬台段長城等還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這一時期，建築方面進一步發展了木構架藝術、技術，官式建築形象較為嚴謹穩重，其裝修、彩畫、裝飾日趨定型化；裝修陳設上也留下許多磚石、琉璃、硬木等不同材質的作品，磚已普遍用於民居砌牆。

明代，中國建築羣的佈置更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於利用地形和環境形成陵墓肅穆氣氛的傑出實例。

此外，此時江南官僚地主的私家園林建設非常發達，明式傢俱也聞名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風水術在明代已達極盛時期，這一中國建築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現象，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

明朝的建立在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出現了強大、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明初，經過約半個世紀的整頓吏治、發展農業、興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使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各類建築的發展。首先是南北兩京(南京、北京)和大規模宮殿、壇廟、陵墓和寺觀的建成，如兩京宮殿、十三陵、天壇、南京大報恩寺、武當山道教宮觀等，都是明朝有代表性的建築羣。曲阜孔廟也在明朝中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明朝另外兩大工程是北方的軍事重鎮城堡體系和萬里長城，以及東部沿海的防倭城堡體系。明初，蒙古勢力雖然退居漠北，但仍力圖復辟，不斷伺機南侵。明朝遷都北京後，又三面鄰近塞外。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御駕親征中被蒙古瓦刺軍俘獲，引起京城危急，朝廷驚慌。北方之敵成了明朝的大患，因此，終明之世，對北邊防衞極為重視，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修築了一條延亙五千餘公里的長城，並分九段地區設置重兵防守，統稱“九邊”。沿着長城一線，還修築數以百計的城堡和數以千計的墩台和烽堠，組成一個點線結合的完整防禦體系。危害於東南沿海的倭寇源於日本海盜，以明初洪武間與明中葉嘉靖間為患最烈。為了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廣西欽州灣北至遼寧金州灣的漫長海岸線上，設置了五十三座衞城和一百零三座所城，其間尤以浙江、福建兩省最為密集。這一百五十六座防倭城堡組成了明朝的東方防衞體系，有力地遏止了倭寇的進犯。

明代的地方建築也空前繁榮，各地的住宅、園林、祠堂、村鎮建築普遍興盛，其中江南經濟發達地區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諸省最為突出，直到今天，這些地區還留有眾多的明代建築。明代中晚期，各地的造園活動出現一個新高潮。江南富裕地區的村鎮多進行了有計劃的建設，出現了許多環境優美、設施良好的優秀村鎮實例。它們一般都有高質量的道路、橋樑、標榜本村傑出人士的牌坊、作為宗族聯繫紐帶的祠堂、教育子弟用的書院，以及公共使用的風雨橋、路亭、戲台、廟宇等建築。

明朝在建築技術上的進步主要有：第一，磚的生產技術改進，產量增加，各地建築普遍使用磚牆，府縣城牆也普遍用磚貼砌，一改元代以前以土牆為主的狀況。此外，還創造了一種用刨子加工成各種線腳作為建築裝修的工藝，稱之為“磚細”，通常用作門窗框、牆壁貼面等。與之同時，磚雕也有很大發展。第二，琉璃製作技術進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門、琉璃牌坊、琉璃照壁等都在明朝有所發展，琉璃瓦在各地廟宇上普遍使用，色彩品種增多，中國建築色彩斑斕、絢麗多姿的特點已達到成熟階段。第三，木構架技術在強化整體結構性能、簡化施工和斗拱裝飾化三個方面有所發展。例如宋代常用的用一層層木構架相疊而成樓閣的方法，被貫通上下樓層的柱子構成的整體式框架所代替；柱與柱之間增加了聯繫構件的穿插枋、隨梁枋，改善了殿閣建築結構；斗拱用料變小而排列越來越叢密，等等。這些都使明代建築的面貌產生了與宋代建築的明顯差異。

明代在第宅等級制度方面有較嚴格的規定。一二品官廳堂五間九架，下至九品官廳堂三間七架；庶民廬舍不逾三間五架，禁用斗栱、彩色。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製：六至九品官廳堂三間七架，正門一間三架；庶民正廳不得超過三間五架。洪武三十年重申：房屋可以多至一、二十所，但間、架不容增加。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年)稍作變通，架數可以加多，但間數仍不能改變。

明朝住宅的等級制度主要是限制間數和架數，至於建築層數，則可因地制宜。明代住宅均能表現明代建築特點，典雅穩重，做工講究，裝修精美，雕刻和彩畫細膩而雅淨。蘇南、浙東、皖南、山西襄汾都有明代的民居遺物。

明代傢俱造型優美,尺度合宜,結構嚴密,雕飾適度。高級者選用紫檀、花梨等貴重材料,其技法迄今仍作典範，是中國古代傢俱發展的頂峯。

明代木工用書《魯班經》記錄當時民間匠師的業務必備知識和中國古代民間常用建築、傢俱和器物的形制、尺度、用料等。書原名《工師雕琢正式魯班木經匠家鏡》或《魯班經匠家鏡》，午榮編，成書於明代，是一本民間匠師的業務用書。全書有圖一卷，文三卷。《魯班經》介紹行幫的規矩、制度以至儀式，建造房舍的工序，選擇吉日的方法；説明了魯班真尺的運用；記錄了常用傢俱、農具的基本尺度和式樣；記錄了常用建築的構架形式、名稱，一些建築的成組佈局形式和名稱等。

《魯班經》對技術知識的介紹比較籠統，但從書中可知古代民間匠師的業務職責和範圍，民間建築的施工工序，一般建造時間、方位等等。它所介紹的形式、做法，在東南沿海各省的民間建築中，至今仍可看到某些痕跡；所介紹的傢俱，很多也可以在這些地方見到。魯班真尺的運用方法，民間工匠仍在遵循使用。

風水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術數，其要旨是對人的住居環境進行選擇和處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滿足的外部條件。風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觀、村落、城鎮各個方面，其中有關墓葬的部分稱為“陰宅”，其他方面則統稱“陽宅”。這是在古代農業社會中人們渴望把自身和諧統一於自然界而採取的一種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樸素的科學成分，也可稱之為古典的建築環境工程學。

風水的起源可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後來又有“相土嘗水”選擇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舉。到漢代已形成風水的理論萌芽，唐代發明羅盤，宋代風水已形成江西派與福建派兩大派別。

明代是中國風水的鼎盛時期。一時間民間風水實踐和風水理論都有很大發展，各種風水書籍紛紛問世，其中有劉基的《堪輿漫興》、蔣平階的《水龍經》、《陽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説》、張道宗的《地理全書》、周景一的《山詳指迷》、目講僧師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較為重要。

明代風水派別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兩派為主幹。江西派又稱形勢派，其理論主要闡述山川形勢和宅形格式，其特點在於重視宅與自然的關係。福建派又稱理法派，其為説多主於星卦，不過從明代風水書籍的內容來考察，不論是標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實際上都既講形法又講理法，只是各有側重而已。在運用中，兩派都以羅盤為基本工具用以確定方位，並根據羅盤上一圈圈數字與天文、地理名稱，開出種種風水處方來，所以羅盤也被尊為“羅經”。

在明代，風水對建築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對基址選擇，幾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據風水理論來選定位置，村落選址也往往有風水師參與其間。對村落的選址原則可歸納為：背山面水、山龍昂秀、水龍環抱、明堂寬大、水口收藏等幾方面。所謂山龍、水龍就是指山脈與水系的形勢，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間，水口是指村頭、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據這些原則，山區村落多選擇枕山、環水、面屏的環境；平原地區以水為龍，村落往往採取背水、面街的佈局。城鎮選址原理與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環境容量相應增大。

在明代風水中，“水口”是一個重要題目，多數風水書對此都有論述。但此時水口已專指村鎮水流出口處，由於村鎮道路入口多設在此處，宗祠、亭閣、橋樑等也集中於此，因而形成為村鎮內最重要的關鍵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動中心。這種現象在皖南徽州地區最為典型。

風水認為體量高大的建築物如塔、閣、殿等的設置能彌補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鎮所在的氣、勢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兇為吉。例如：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鄺潘認為瑞州人才眾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風水不佳。他親自踏勘地形後發現原來是府學的格局有問題：府學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門聳立於旁，東側卻虛無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學後面又受到糧倉的擠壓，後地不寬宏。於是下令遷走倉庫，在府學東側建造一座樓閣名為進賢樓。他和同僚們商議後認為府學正南無“具瞻”（對景），不利文運昌盛，而且府學正對南郊的石鼓嶺，山形平禿，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飛黃騰達，因而決定在嶺上建造一座十幾層高聳入雲的文峯塔。他還聽説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師、太保，明代最高官品）與狀元之廣讖，就下令把市河和錦河開挖聯通。這是一個為改善城市風水而大興土木的典型實例。類似的用文峯塔、文昌閣等建築來改變城市風水的做法幾乎到處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學前方城牆上建造的一座文峯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風水關注的重點之一。各派風水對住宅的選址、佈局、周圍環境等，都有一套指導原則和避凶就吉的方法。他們用羅盤格定住宅方位和屬性，進而推導出平面佈置，大門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門在風水中被視為“氣”的出納口，是住宅“上接天氣，下收地氣”的關鍵部位，它的位置、方向與住户的兇吉密切相關。山、水是自然中“氣”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門應面向山峯或遠處山口（近處山口又謂之“煞氣”，不可相對）。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衝巷道或與鄰居大門相對。這些處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據，而風水以兇吉觀來進行解釋，使之蒙上一層神秘色彩。為了減除“大門衝巷不吉”的心理負擔，風水師們常把“泰山石敢當”、“鎮山海”的石碑或鏡子等物放在大門對面，並賦予這些鎮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對於住宅周圍的道路則要求從“吉方”來，要曲折有致。總之，各種風水書都對住宅提出種種避凶趨吉的方案，內容十分龐雜，從周圍環境到宅內的廁所、水井的處理都與兇吉聯繫起來。

明朝開國之初的五十三年（1368～1420年）建都在長江下游的南京。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北京後，南京成為明朝的留都。

南京地理條件優越，北倚長江，水源充沛，運輸便利，南有秦淮河繞城而過，是水運集散地。這裏自古就有“龍蟠虎踞”的美譽，鐘山龍蟠於東，石城虎踞於西，北有玄武湖一片大水面。從公元3世紀至6世紀曾有六個王朝建都於此，前後達三百餘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開始就舊城擴建，並建造宮殿。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皇帝位，南京成為明朝都城。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終於完成了南京作為明帝國首都的格局，全城人口達到百萬。南京是在元代集慶路舊城的基礎上擴建的。城市由三大部分組成，即舊城區、皇宮區、駐軍區。後兩者是明初的擴展。環繞這三區修築了長達33.68公里的磚石城牆。

舊城區位於秦淮河與長江的交匯處，是城市對外交通的要衝地帶，居民密集，商業繁榮，為朝廷服務的大批手工業作坊也設置在這裏。由於地近皇城，大臣們的第宅也都集中在此區，如徐達宅在大功坊、常遇春宅在常府街、鄭和宅在馬府街等。皇帝命令建造的十六處大酒樓則分佈在商市彙集的舊城西南一帶。

皇城區設在舊城東側，北枕鐘山支脈富貴山，南臨秦淮河。既有水運方便，又和舊城緊密相聯，各方面都很理想，也合乎風水術所追求的陽宅“背山、面水、向陽”的模式，缺點是地勢低窪。

明初，南京城內外駐軍約二十萬人，除一部分駐守皇宮和沿江外，大部分軍隊都駐紮在城內西北地區。這裏有大片營房、糧倉、庫房和各種軍匠工場，形成一個獨特的軍事區。

在上述三地區的中間位置，建有高大的鐘、鼓樓，作為全城報時之所，這顯然是接受了元大都的遺規。

南京的道路系統呈不規則佈置，城牆的走向也沿舊城輪廓和山水地形屈曲繚繞，皇宮偏於一邊，使全城無明顯中軸線，一反唐、宋、元以來都城格局追求方整、對稱、規則的傳統，創造出山、水、城相融合的美麗城市景觀。

南京的城牆牆基用條石鋪砌，牆身用10釐米×20釐米×40釐米左右的大型城磚壘砌兩側外壁，中實雜土，唯有皇宮區東、北兩側的城牆全部用磚實砌。南京城33.68公里長的城牆，所用之磚由沿長江各州府的一百二十五個縣燒製後運抵南京使用，每塊磚上都印有監製官員、窯匠和伕役的姓名，其質量責任制之嚴格可以想見。城牆沿線共闢十三座城門，門上建有城樓，重要的城門設有甕城，其中聚寶門、通濟門、三山門是水陸交通要道，每門都設有三道甕城以加強防衞。當初城牆上建有軍士宿衞用的窩鋪房二百座，雉堞一萬三千餘個。現城牆尚存21.35公里，窩鋪無存，雉堞有少數殘留。

在這座城牆之外，又修築了一座長達50餘公里的外郭城，把鐘山、玄武湖、幕府山等大片郊區都圍入郭內，並闢有外郭門十六座，從而形成保衞明皇宮的四道防禦線，即：外郭、都城、皇城、宮城。

明代前期北京城平面示意圖

從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城為止，明朝共有二百二十四年建都於北京。明初的北京城沿用了元都舊城的基本部分，以後又多次擴建。城市的格局既有很強的繼承性，又有自身的特點。明初，徐達佔領元大都後，為了便於防守，將城北縱深約2.8公里較冷僻的城區捨棄於城外，另築了一道北城牆，使城市面積縮小約百分之四十。在以後的半個世紀裏，這裏是一座地方性政治、軍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決定把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為了仿照南京皇宮的形制在宮前佈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將南城牆向南移了約0.8公里。到明代中葉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於北方蒙古部族的軍事進犯威脅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辦法，在城外加築一道外郭城以加強城防。但限於當時財力，這道外郭城牆只修築了南面8公里就從東西兩端折而向北和舊城城牆相接，使整個城市形成一個“凸”字形輪廓。這個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

從以上北京城牆三次向南移動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發展。造成這種趨向的原因是，城市對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結集地，商肆、旅邸櫛比鱗次，人口異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陸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運重新開通後碼頭也彙集在前三門外，使這一帶格外繁華。為此，永樂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兩次向南擴城，把原來城外最熱鬧的居民區圍入城中，同時也把最重要的禮制建築天壇、山川壇等一併圍入。

經過明初到明中葉的幾次大規模修建，比起元大都來，北京城顯得更加宏偉、壯麗。首先，城牆已全部用磚貼砌，一改元代土城牆受雨水沖刷後的破敗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磚石砌了駁岸，城門外加築了月城，舊城九座城門都建有城樓和箭樓，城門外有石橋橫跨於城濠上（明初是木橋，1436～1445年全部改為石橋），橋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樓，又把鐘樓移到了全城的中軸線上，從永定門經正陽門、大明門、紫禁城、萬歲山到鼓樓、鐘樓這條軸線長達8公里，軸線上的層層門殿，軸線兩側左右對稱佈置的壇廟、官衙、城闕，使這條貫串全城的軸線顯得格外強烈、突出。但是，這種城市佈局卻給市民帶來了不便。在明代，從大明門到地安門長達3.5公里的南北軸線被皇城所佔有，一般人是不準穿越的，因此造成了東城與西城之間交通的不便，在古代運輸工具不發達的情況下，問題尤為嚴重。

現存中國古代最大的建築羣北京宮殿，曾經有二十四個明、清皇帝在其內統治中國達五個世紀之久。宮殿的營建始於永樂十五年（1417年），完成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間。其後歷明、清兩朝，宮中建築物屢有重建、增建，但宮殿的總體規模與佈局框架在永樂時代已經奠定，以後的變化只是局部性的。明初營建這座宮殿是在元朝大內舊宮的基址上進行的。元朝覆滅時，大內舊宮未遭破壞，後來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決定遷都北京，就將舊宮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宮殿的模式重建新宮。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北京宮殿。

北京宮殿中的“外朝內廷”、“東西六宮”、“三朝五門”、“左文華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萬歲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宮殿的模式，連殿宇門闕的名稱都與南京相同。但北京宮殿也有所發展。首先，規模比南京大。所遺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約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門東西方向寬度僅為北京午門的四分之三。其次，離宮、園林有所發展。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只是利用元代遺留的太液池而無所興作，明中期以後，這裏的亭台殿閣不斷興建並擴大開挖太液池，使之成為重要的皇家園林。此外，還把一處習射用的“東苑”建成為山水花木與殿閣交相輝映的離宮，稱為“南內”。最後，又把萬歲山建成離宮區。

建築北京宮殿只花了四年時間，這麼大的建築羣能在短時期內完成，顯然和中國傳統木構架建築技術的優點是分不開的，但也和提前備料有關。早在永樂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們分赴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等地採運木料。磚的生產主要依靠山東臨清和江蘇蘇州兩地，其中蘇州生產的鋪地方磚質地細密，堅實耐磨，尺寸可達10釐米×80釐米×80釐米，被稱為“金磚”，由於製作過程複雜，從取土到成磚需要有一年的時間。石料採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種稱為“漢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質勻。琉璃瓦則在京郊設窯燒製，有黃、綠、藍、黑等色。

木構架建築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災，北京宮殿建成後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宮又被焚。重建後的三大殿又於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兩次焚燬。在建築佈局上，主殿兩側用斜廊聯結東西廡、三殿之間用穿堂聯結的辦法，又造成一處起火延及一大片的嚴重後果。雖然當時也採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廡每隔若干間設一道防火牆，屋面基層內加錫片，後宮各庭院之間用高牆分隔等，但由於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佈局上的缺陷，終未能防止火災的發生。

黃琉璃瓦、漢白玉台基與欄杆、紅牆、青綠色調的彩畫，這是北京宮殿色彩的基調，在藍色天幕籠罩下，格外絢麗璀璨，顯示了皇宮的豪華高貴、與眾不同的氛圍。按照“五行”説，青、白、紅、黑、黃五方位色中的黃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黃色為最高等級。北京宮殿主要建築用黃琉璃瓦以顯皇威，即源於此。

新建的大內宮殿仍沿舊宮基址的原有軸線佈置，但向南移動了0.5公里左右。宮城（紫禁城）面積約73公頃（760米×960米），四面開門，四隅設角樓。全城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外朝供處理朝政、舉行典禮、召見大臣、接待賓客等用；內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場所。外朝以中軸線上的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為中心（三殿用穿堂聯結），左前（東）方配置文華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文華、武英兩殿都是皇帝的別殿（便殿），是皇帝召見臣下和齋居之所。文華殿又是讀書、授課的地方，殿內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為皇后生辰時大臣們的“命婦”在此進賀的場所。內廷的建築以中軸線上的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三宮為中心（三宮也以穿堂相聯），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宮的東側有東六宮及東房五所，西側有西六宮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宮女們居住。東西六宮中靠近三宮一側的中間一宮是“貴妃”所居。

此外，內廷還有供皇太子和皇子們居住的瑞本宮，祭祖用的奉先殿（內太廟），先朝宮妃養老的仁壽宮，以及管理宮內事務的各種司、局等建築分佈於東外側；皇太后居住的慈寧宮、鹹安宮和一些佛寺、道觀等建築則佈置在西外側。在紫禁城中軸線的最後部分還有一處小園林——御苑，園中亭榭、樹木、假山的佈局接近對稱，缺乏中國傳統園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備一格而已。靠近西、北二面宮牆的周邊地帶，還有稱為“廊下家”的供應皇室生活必須的各種庫房。

在紫禁城前兩側還有二組重要建築羣，東側是太廟，奉祀皇帝歷代祖先，這是皇權世襲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西側是社稷壇，壇上鋪五色土——東青土、南紅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黃土。土由各地州府送來，這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兩組象徵意義的建築是根據傳統的“左祖右社”的形制來佈置的。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軸線佈置有五座門，依次是：

一、奉天門，門屋內設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見羣臣裁決政務之處。門前庭院兩側東、西廡內是編寫《起居注》和《實錄》之處（前者記錄皇帝生活起居，後者記錄朝廷大事），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也在這裏編寫；

二、午門，是紫禁城的正門。百官上朝在此門前等候，征戰班師時，則在門前舉行獻俘典禮。門的形式是從唐宋的門闕演化而來，在“冂”形平面的高台上建造木架建築，下通五個拱券門洞，是一座莊嚴雄偉的城門建築；

三、端門，也作城門形式，但無實際用途，是禮制上所需的儀門；

四、承天門，形式和端門相同，是皇城的正門，皇帝頒佈詔書、最高司法機關秋天判處重囚都在門前舉行；

五、大明門，是皇城的外門，門外就是市區。

按照儒家對禮制的解釋，皇宮有三朝五門，“三朝”是外朝一、內朝二，或稱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宮殿中就體現為外朝三殿。但實際使用上每日朝見主要是在奉天門舉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會、皇帝生日賀禮及大宴會等才在奉天殿舉行。而華蓋、謹身兩殿僅作為召見臣下、賜宴親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門”就是上述從奉天門到大明門延展在1.5公里距離上的五座門。“門”在中國古代建築中的象徵意義於此可見。

住宅在古代不僅是居住場所，而且還被視為宅主身份的標誌。唐、宋時期朝廷對官員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還比較粗略寬鬆，例如宋代規定六品以下的官員不能在宅前造烏頭門，庶民屋舍只許進深五架，門屋只許一間，不許用飛檐、重拱、四鋪作、藻井和五彩裝飾等。重點在於區劃官員和庶民之間的身份差別。到了明代初期，對住宅的等級劃分嚴格了，官員造宅不許用歇山及重檐屋頂，不許用重拱及藻井。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針對庶民的，如今已針對品官了，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員外，不論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頂，只能用“兩廈”（懸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員的住宅分為四個級別，從大門與廳堂的間數、進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嚴格限制。至於百姓的屋舍，則不許超過三間，不許用斗拱和彩色。以上這些反映了明代等級制度的森嚴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現，但逾制的現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蘇蘇州一帶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十分精美的貼金彩畫和磚石雕刻。

中國住宅遺構今所知的最早實物是明代的。已經發現的明代住宅分佈於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其數可以百計。由於地理環境、生活習慣、文化背景和技術傳統的差異，使各地住宅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一座建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位於丁村東北隅，是一組四合院，大門一間設在東南角，正屋三間，東西廂房及倒座各為二間，按傳統習慣根據木構架分間，應是三間，可能是由於木構架開間過小，不利於佈置室內火炕，所以分作二間使用。正屋、兩廂和倒座之間並無廊子聯結。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規定，只是正屋樑上有單色勾繪的密錦紋團科紋飾，似稍有逾制之嫌。

另一座建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位於前座宅的東側。由兩進院落組成，現僅存大門及裏進院，外院倒座及兩廂均已不存，兩院之間的垂花門也已毀去。從現存建築看，平面佈置後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進，其餘基本相同。

由於山西屬大陸性氣候，冬季寒冷，故兩宅內院南北狹長，以取陽光。牆體較厚，可以保温禦寒。當地雨量稀少，故次要房屋僅用仰瓦鋪設，省去蓋瓦。根據風水之説，正房在北、大門在東南的佈局屬於“坎宅巽門”的吉宅，這種宅型在北方一帶頗為流行。

山東曲阜衍聖公府

孔子嫡裔孫有世襲的爵位，自北宋崇寧三年(1104年)以後的封爵是“衍聖公”，其職責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務。

衍聖公府習稱“孔府”，位於曲阜城內孔廟東側，是中國比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規模形成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一場大火把孔府的內宅一掃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內宅以外的部分建築物，即大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兩廂、前上房、內宅門及東路報本堂等。其餘均為清代重建或增建。孔府佔地總面積約4.6公頃，分為公衙、內宅、東學、西學和後園五部分。公衙是衍聖公舉行慶典和行使權力的場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門和東西廂房。二堂是會見官員、處理族務之所，與大堂間有穿堂相聯，仍是唐宋以來盛行的工字形平面。兩廂是六廳吏員辦事之處；內宅和後園是宅眷居住部分：東學是衍聖公讀書、會客、祭祖的地方；西學是家屬讀書、宴飲、待客的場所，建築形式與庭院佈置有較多生活氣息，庭中植竹樹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後園雖有較多樹木，但佈局零亂，缺乏傳統園林的意趣。

孔府沿中軸線從大門到後園全長250米，共有九進院落。衍聖公是孔孟禮教的忠誠衞士，在孔府建築中內宅門是區別內外、區別男女的嚴格界限。內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內宅外牆上水口導入，光緒十一年的內宅火災也因外人不得入內宅而任其延燒。這重重門堂和難以逾越的禮教限制，真可説是“侯門深似海”了。

根據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為二品官的衍聖公（實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帶），他的府第應是“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樑棟、斗拱、檐角青碧繪飾，門三間五架，油綠，獸面錫環”，屋頂用“兩廈”懸山頂。檢之實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禮守法的典範。

孔府的單體建築中，以儀門（匾曰“恩賜重光”，故又稱“重光門”）最有特色，是中國垂花門的最早遺物。此門建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間三樓獨立式垂花門。其木質柱子用抱鼓石座挾持，柱上用梁枋懸挑垂蓮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時此門不開，只在迎接聖旨或舉行祭典時才開啓使用，儀門之名由此而來。

蘇州東山明代住宅

明代蘇州地區經濟、文化水平居於全國前列，致仕官員、文人、富商在此定居建宅者眾多，至今城鄉各處留有不少明代住宅，蘇州郊區東山鎮一帶所存尤多。東山楊灣趙宅，是一座下層居民的住宅，位於楊灣村大路邊。宅由正房五間及東西廂房各一間組成三合院。由於地形限制，平面呈不規則形，但堂屋仍居中向南，符合傳統習慣。大門原在東廂，臨街而設，今已移至南牆上，正房木構架簡樸，梁用圓木，但梁端與柱交接處仍按月梁做法刻作斜項，這是當地明代住宅的通式。堂屋前廊單步梁則作成月梁，以突出堂屋的地位。全屋雕飾，僅此而已。

東山楊灣翁宅，此宅大門臨楊灣大路，面南向，是一座普通百姓住宅。全宅共有前後兩進院落，前院臨街房屋五間，中設門屋一間，門內小院兩側東西廂房各兩小間；後院是一座樓房，為堂屋與卧室所在。兩院之間有一堵高而厚的牆相隔，顯然是為安全防衞的需要而設。此宅用地緊湊，庭院狹小，是江南地區流行的小天井式住宅佈局。

盧宅位於浙江東陽縣城東門外，建於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順六年（1462年），其後又不斷修建而成一區規模龐大的住宅羣體。全宅佔地約5公頃，由十餘組按南北軸線佈置的宅院所組成。主軸線沿照壁穿過三座石牌坊轉折至肅雍堂、樂壽堂而止於世雍堂。住宅周圍有河流環繞，通過跨河的九座橋樑而溝通宅內外聯繫。宅前大道西通東陽城東門。從門前眾多牌坊可知，這是一處世代為官的家庭聚居地。肅雍堂是全宅的主廳，其佈局和曲阜衍聖公府相似，前有門屋兩重，堂前兩側設東、西廂。肅雍堂平面作工字形，以穿堂將前後二堂聯結成一體。其中前廳原是歇山屋頂，後雖改為兩廈懸山頂，但室內木構架仍保留歇山轉角做法，斗拱式樣也很華麗。按明制規定，品官住宅不準用歇山頂，因此肅雍堂前廳的屋頂改形是否系宅主為逃避“逾制”之罪而採取的補救措施？這種現象在明代住宅中甚為罕見。

徽州地處山區，人稠地狹，住宅多采用小天井和樓房的緊湊佈局。一般是主樓、廂房全是二層，用地特別緊張的村落則建三層樓房。由於山區木材價廉，取材都較粗大。富有之家住宅多施精美的木雕和磚雕，為了避免“露富”而招來橫禍，這些象徵富有的雕刻都在內院展現，外觀都是白牆、灰瓦，十分平淡。外牆極少開窗，窗孔也很小。

歙縣遠郊西溪南村有座吳息之住宅，宅旁池塘邊有一路亭，亭中脊檁紀年為景泰七年（1456年），此宅木構架形制與路亭年代相當。該住宅現僅存一組院落，其餘房屋已毀。宅的大門臨小巷，面西南。入門為天井式小院，環小院一週為二層樓房，樓下空間低矮，樓上則較高敞，木刻雕飾也集中於樓上，説明宅內主要活動場所在樓上。院內水池用以積聚雨水，是皖南山區常見做法。

福建龍巖、漳州和廣東潮州等地存在眾多土樓建築。這種土樓原是中原一帶居民為了逃避戰亂而南遷閩粵後建造起來的。在宗族械鬥和山盜、倭寇頻繁侵擾的環境中，這種堡壘式的聚族而居的住宅形式在明代有很大發展。據福建漳浦縣的調查，全縣有近二百座土樓，其中有四座是明代遺物，它們是：綏安鎮馬坑村一德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建；霞美鎮過田村貽燕樓，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建；霞美鎮運頭村慶雲樓，隆慶三年（1569年）建；舊鎮潭子頭村晏海樓，萬曆十三年（1585年）建。其他還有永定縣古竹鄉古竹村的五雲樓和貞固樓、華安縣沙建鄉的昇平樓、華安縣庭安村日新樓（1603年建）等。

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昇平樓明代土樓一般都是三、四層，外牆用土夯築而成，“土樓”之名由此而來。其平面形式有三種：

第一種為一字形平面。如華安縣日新樓，建於山坡上，主體由三座一字形平面的土樓組成，三樓隨地形而呈台階形升高。大門設在最低一幢建築內，門上尚有石刻門額題記“萬曆癸卯歲仲春鄒氏建”。

第二種為圓形平面。如華安縣沙建鄉昇平樓，為三層圓形樓，外牆用花崗石砌築，比土樓更為堅固。沙建鄉齊雲樓平面也作圓形，但已於民國年間重建。

第三種為方形平面。如漳浦縣貽燕樓為三層方樓，永定貞固樓為四層方樓，漳浦完壁樓為三層小型方樓。

由於防禦上的需要，土樓的外牆都很厚，底層厚度一般在1.5米左右，向上逐層收縮。底層不對外開窗而只向裏開。樓上外窗也很小，且窗孔剖面往往成梯形，如同碉堡上的槍孔。面向內院的窗子則較大。土樓內隔牆多用土坯砌成，樓板用木構。屋頂用木構架，坡頂，覆蝴蝶瓦。

明代，喇嘛教雖在內地漸衰，但在藏族地區得到很大發展。十五世紀是西藏地區佛寺建築的鼎盛期，以格魯派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的興建為其標誌。這四座寺院規模宏大，佛殿、經堂、喇嘛住宅等建築物高低錯落，形成壯觀的建築羣。明代中期以後，在蒙古俺答汗的提倡下，藏傳佛教（喇嘛教）迅速向青海、甘肅、四川等藏族地區及北方蒙古族地區傳播，格魯派寺院開始在這些地區出現，如著名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席力圖召，以及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在建築式樣上，青海、甘肅、四川的藏傳佛教寺廟受西藏影響較多，而內蒙古地區的寺廟則受內地建築影響較大，形成了漢藏結合的建築風格。

明代內地佛教仍以禪宗為盛。宋元時期禪宗的“五山十剎”主宰佛教，明代則有四大名山興起取而代之，五台山為文殊的道場，普陀山為觀音的道場，峨眉山為普賢的道場，九華山為地藏的道場。四山廟宇林立，規制恢宏，成為明代佛教建築興旺的標誌。

明代佛寺總平面追求軸線對稱與深邃的空間層次，如原來的山門演化為前有金剛殿，後有天王殿，成了兩進建築；中軸線上佛殿增至二進或三進，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聖殿、毗盧殿，三殿前後對應；山門內左右對稱配置鐘樓與鼓樓，佛殿前左右對稱配置觀音殿和輪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佈局的新特點。

在明代佛教建築中找到了發展的天地。由於《大藏經》屢次由皇家頒賜，藏經用的防火建築成了一時的迫切需求，於是用磚拱建造的無樑殿建築應運而興。明代無樑殿遺留至今的還有十餘處，著名的有南京靈谷寺無樑殿、太原永祚寺無樑殿、峨眉山萬年寺無樑殿、五台山顯通寺無樑殿、蘇州開元寺無樑殿等。

在元明時期也有所發展。現存建於元代的山西省芮城縣永樂宮是道教建築的重要遺例，宮中龍虎殿、三清殿、純陽殿、重陽殿中的大面積壁畫，精美絕倫，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道教建築則以永樂皇帝在湖北武當山所建的道教宮觀羣最為宏偉。

新疆地區一些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元明時期，伊斯蘭教的禮拜寺、瑪札（聖者之墓，穆斯林晉謁之所）等建築先後興建於新疆各地。穹頂技術和琉璃飾面技術在伊斯蘭教建築上得到廣泛應用。元代遺存的瑪札以伊犁霍城的禿忽魯克·帖木爾汗瑪札最有代表性（該瑪札建於1363～1364年，是新疆第一位皈依伊斯蘭教的蒙古汗陵墓）。建於公元1422年的喀什艾提尕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伊斯蘭禮拜寺。而中原地區清真寺，有的在建築平面式樣、材料等方面受到漢式建築的影響，因而具有漢式風格，如陝西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

明代磚石結構技術

明代磚石住宅數量大增。明初出現用筒拱建的房屋，上加琉璃瓦屋頂，仿一般房屋形式，俗稱“無樑殿”。無樑殿平面多為長方形，承重結構常採用筒拱；或單拱，或大拱兩側附有小拱，採用縱聯砌法。中國現存的有江蘇省南京靈谷寺、蘇州開元寺、山西省五台山顯通寺、太原永祚寺、北京皇史宬、天壇齋宮、頤和園智慧海等10餘座無樑殿。

明代初期無樑殿建築用厚重的外牆來抗衡筒拱所產生的水平推力,明中葉以後改厚牆為厚壁柱,如開元寺、永祚寺等無樑殿，在結構、功能和節省費用方面有顯著的進步。當時有些無樑殿在發展中還出現了樓房。無樑殿建築在發展過程中受木構建築的影響日漸顯著主要表現在外觀、細部裝飾的摹仿上。

明代初年無樑殿外牆面上平整簡潔，明中葉以後則每一開間均砌出半圓壁柱，上有仿木額枋樣式、磚雕及其他細部裝飾。無樑殿的出現同它的防火要求、堅固耐久的特點有關，此外還同下述因素有關：制磚技術提高，產量增加，磚價降低，以及發券技術提高到已能砌築10米以上的跨度的拱券。

琉璃是一種低熔點玻璃質半透明物質,可用作陶瓷釉料。在建築業中指表面燒結有各種顏色琉璃的陶製建築材料，如釉料用於陶土磚表面稱為琉璃磚，用於陶瓦表面稱為琉璃瓦。中國古代重要建築多用琉璃製品作為屋面或牆面的防水和裝飾材料。

明代琉璃製作技術提高，產量增加，著名的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已毀）為世所罕見。現存山西洪洞廣勝上寺飛虹塔，重建於明代後期，尺度雖小，但表現出當時琉璃製作技術的高超水平。

飛虹塔建成於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八角十三層鑲琉璃磚塔，高47.6米。塔底層有一圈木構迴廊，正面入口前有一歇山十字脊抱廈。其內為塔心室，砌有梯道通至第十層。梯道轉折處需跨空一步，做法頗具巧思，但不夠安全。二層以上門楣、佛龕、柱額、檐部、斗栱、屋檐均用黃綠藍三色琉璃面磚鑲砌。塔外觀逐層內收，體型端莊。琉璃色鮮釉亮,構件雕塑精麗,形象生動，反映明代制琉璃工藝的高超水平，是現存琉璃塔中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