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倫

孟子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了中國古代學校的教育目的“明人倫”。

孟子在繼承了上古三代人倫教育和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基礎上，並有所發展而提出“明人倫”的教育目的觀的。

孟子説：“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週日庫,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孟子審視、梳理了夏、商、週三代的教育宗旨，指出儘管它們的學校教育的稱謂不同，但教育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人倫”教育。孟子這一教育主導思想的確立，不但對穩定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作用，而且對中國數千百年封建教育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大學》開宗明義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致善。”這無不是孟子教育目的論的翻版。中國古代教育一直把倫理道德教育作為最基本的核心，這正是“孔孟之道”的具體體現。

孟子從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認為統治者首先要穩定百姓的思想，使他們安於本分。方法是使他們能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樂歲終身飽，凶歲免於死亡”。原因是“有恆產者有恆心”。只有這樣才能因得民心而得天下，這是仁政的體現與相應的結果。他還強調仁政與德治並行，而德治的最好方法是善教。他説:“善政民威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教育的好壞是關係到民心向背的關鍵，也是“王者”能否得天下的關鍵。

孟子倡導的“善教”，即“申之以孝之義”的“人倫”之教，所説的“人倫”就是“人道”，也是後人所説的“五倫”。具體內容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受教育者都能瞭解和遵守封建社會里尊卑、貴賤、男女、長幼、朋友相互關係中基本的道德準則，這是維護社會安定的先決條件。

可見，孟子“明人倫”的教育目的歷史地完成了中國倫理政治化的又一次質的飛躍。假使説三代的“孝”、“”倫理之教僅僅是維護當時剛剛萌生的宗法關係，那麼西周時期周公通過“制禮作樂”推行的“孝””等教育，則是第一一次實現了倫理的政治化轉變。它為維護西周的宗法制，為維護方興未艾的西周奴隸社會的秩序起到了關鍵作用。到了春秋時期，孔子目睹了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意識到對當時社會形式下的人際關係的調整是何等的重要。於是，他繼承了周公的禮教思想，提了“正名定位”的主張，並試圖通過撰修《春秋》以正視聽以期使天下能呈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倫關係。但孔子試圖藉助調整人際關係，而達到改良社會的奢望不但沒能實現，社會秩序反而進一步惡化，到了“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地步。作為一代思想家、教育家的孟子目睹了殘酷的社會現實之後，秉承了孔子的思想，試圖尋求一個解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良方。於是，政治上提出了行仁政、省刑罰、薄税斂的主張，教育上倡言“明人倫”。“仁政”與“人倫”，看似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和內在聯繫而孟子卻理出了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他認為，統治者要想得天下，必先得人民，要想得人民，必須得民心;要想得民心，必須善教於民。善教於民的內容核心則是“申之以孝佛之義”，即人倫教育。 這就是“明人倫”與“仁政”的辯證關係。

他説:“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如果都能擺正自己的位置，各行其所，就能緩和社會矛盾和家庭矛盾，鞏固其宗法統治上層人能倡明人倫，下層人能相親相愛，社會就自然可以相安無事。在“五倫”中，孟子特別強調“孝”“佛”這兩重關係，並以此為中心建立了一個道德體系一“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他説五常的實質就是“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就是説，所謂“仁就是事父母;“義”就從兄長;“智”就是明白以上二者的道理，而長此以往堅持下去，“禮”就是將孝、通過行為表現出來;“信”即老老實實去做。在孝、梯中他更看重孝，他認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能否敬養父母，是看一個人是否為人的標準，他認為統治者如果能以“孝”治天下，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麼“天下可運於掌”。只要人人能做到親其親，長其長，那麼家庭就會和睦，社會自然就會太平。

孟子就是試圖通過這種“親親、尊尊”的人倫教育來維護當時的血緣與宗法關係，並藉以協調君民和君臣之類的社會關係，進而不斷實現社會改良達到長治久安。所以，孟子所主張的教育目的就在於申孝梯明人倫以實現其政治理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