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

據説中國的日語教學肇始於明代。

1896年，清政府派出的13名官費留學生赴日學習，拉開了近代留學日本的帷幕，同時中國國內也相繼開設了東文館、東文學堂、日文館等日語教學機構，掀起了日語學習的熱潮。

1900年，由唐寶鍔、戢翼翬編著的《東語正規》一書正式出版，這是中國國內第一部較為全面、正規的日語教科書。

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內已出版有關日語和日本研究的讀物幾十種，包括譯著、編著、教材、工具書等，涵蓋日語語法、詞法、修辭、篇章、慣用句以及日本文化、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另外，還出現了以8語研究和日語學習為內容的雜誌，如1934年創刊的《日文與日語》、1937年創刊的《中華日語》等。掀起了日語學習的一個小高潮，奠定了中國日語教學的基礎。

但後因日本侵華戰爭，整個40年代出版的有關日語研究和教育的書籍寥寥無幾 ^[2]  。

1951年，北京大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早設立日語本科專業。

1953年，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日語專業成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隨着兩國關係的改善和1974年兩國政府間貿易協定的簽署，日語人才出現較大需求，開設日語專業的高校逐步增加 ^[2]  。

改革開放後，隨着兩國關係的升温和日本對華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中國日語教學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日語人才的需求持續攀升。繼而開設日語專業的高校數量和日語學習者人數不斷增加，與日本的交流也不斷擴大和深化，日語教學逐步規範。中國國內先後成立了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和中國大學日語教學研究會這兩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

1980年8月，俗稱“大平班”的“全國日語教師培訓班”在北京語言學院正式成立。

截至1984年，共培訓了600名合格的高校師日語師資，實現了當初設定的目標。

1984年，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與日本東京經濟大學簽署校際交流協議，可以説是中日教育交流的一個縮影。

1985年9月，在“大平班”的基礎上，中國教育部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合作成立了“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除繼續培訓高校日語教師，開始招收日本語言、日本文學、日本社會、日本文化等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2]  。

進入21世紀後，日語規模進一步擴大，隨着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性、教育國際化、網絡技術普及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市場對日語人才的需求也呈現多元、複合、應用等特點，中國的日語教學進人轉型多元期。日語教學模式的各種改革與創新舉措也相繼問世。

在教育部1998年、2012年、2020年頒佈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日語專業的學科門類為文學，專業代碼為050207，為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 ^[3-5]  。

旨在培養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紮實的外語基本功和專業知識與能力，掌握相關專業知識，適應中國對外交流、國家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各類涉外行業、外語教育與學術研究需要的日語專業人才和複合型外語人才 ^[1]  。

基本修業年限：一般為四年，各高校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彈性學制，許學生在3-6年內完成學業。

授予學位：對按規定修滿學分並符合培養方案要求的學生，授予文學學士學位。

應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良好的道德品質，中國情懷與國際視野，社會責任感，人文與科學素養，合作精神，創新精神以及學科基本素養。

應掌握外國語言知識、外國文學知識、國別與區域知識，熟悉中國語言文化知識，瞭解相關專業知識以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形成跨學科知識結構，體現專業特色。

日語專業學生應具備外語運用能力、文學賞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信息技術應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實踐能力 ^[1]  。

課程體系包括通識教育課程、專業核心課程、培養方向課程、實踐教學環節和畢業論文五個部分。

課程設置應處理好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語言技能訓練與專業知識教學、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外語專業課程與相關專業課程、課程教學與實踐教學的關係，突出能力培養和專業知識構建，特別應突出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建立動態課程調整機制。

課程總學分一般為150—180學分，總學時為2400—2900學時。各高校根據本校的辦學定位和培養目標，確定課程體系各部分之間的比例 ^[1]  。

識教育課程分為公共基礎課程和校級通識教育課程兩類。

公共基礎課程一般包括思想政治理論、信息技術、體育與健康、軍事理論與訓練、創新創業教育、第二外語等課程。

校級通識教育課程一般包括提升學生知識素養、道德品質與身心素質的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課程。

專業核心課程分為外語技能課程和專業知識課程，課時應占專業總課時的50%—85%。

外語技能課程包括聽、説、讀、寫、譯等方面的課程；專業知識課程包括外國語言學、翻譯學、外國文學、國別與區域研究、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的基礎課程，以及論文寫作與基本研究方法課程。

專業核心課程構成有基礎日語、高級日語、日語會話、日語視聽説、日語演講與辯論、日語閲讀、日語基礎寫作、筆譯理論與實踐、口譯理論與實踐、日語語言學概論、日本文學概論、日本概況、跨文化交際、學術寫作與研究方法等。

包括外國文學、外國語言學、翻譯學、外語教育、國別與區域研究、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專門用途外語以及相關培養方向等類別，可分為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 ^[1]  。

旨在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主要包括專業實習、創新創業實踐、社會實踐、國際交流。

專業實習旨在培養學生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創新創業實踐旨在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開展學科競賽、學習興趣小組、學術社團、創新創業項目等實踐活動。

社會實踐旨在幫助學生了解民情和國情，增強社會責任感。開展社會調查、志願服務、公益活動、勤工助學、支教等社會實踐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旨在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跨文化能力。開展國際夏令營、短期留學、國內外聯合培養等形式多樣的國際交流活動 ^[1]  。

畢業論文旨在培養和檢驗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理論知識研究並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

畢業論文選題應符合專業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寫作應符合學術規範，可採用學術論文、翻譯作品、實踐報告、調研報告和案例分析等多種形式。

除翻譯作品外，一般應使用日語撰寫 ^[1]  。

日語專業應有一支合格的專任教師隊伍，形成教研團隊。教師的年齡結構、學緣結構、職稱結構應合理。有條件的高校應聘請外籍教師。應用型專業應聘請行業指導教師。日語專業專任教師應不少於6人，一般應具有博士學位。各專業生師比不高於18:1。

（1）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的資格和條件，履行相關義務；

（2）具有外國語言文學類學科或相關學科研究生學歷；

（3）具有豐厚的專業知識，熟悉外語教學與學習的理論和方法，對教育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知識有一定了解；

（4）具有紮實的外語基本功、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課堂組織與管理能力、現代教育技術和教學手段的應用能力，以及教學反思和改革能力；

（5）具有明確的學術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

外籍教師的聘任應根據崗位需要，達到上述條款中所有適用標準。

各高校應制定科學的教師發展規劃與制度，通過學歷教育、在崗培養、國內外進修與學術交流、行業實踐等方式，使教師不斷更新教育理念，優化知識結構，提高專業理論水平與教學和研究能力。

教師應樹立終身發展的觀念，制訂切實可行的發展計劃，不斷提高教學水平和研究能力 ^[1]  。

教學場地和實踐場所在數最和功能上應滿足教學需要，並配備專職人員對教學設施進行日常管理和維護。根據國家教育部對本科專業設置的要求，生均教學行政用房面積一般不小於9平方米；生均教學科研儀器設備值不低於3000元；每百名學生教學用計算機不少於10台，每百名學生多媒體教室和語音室座位數不少於7個。

圖書資料能夠滿足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教學與科研所需；管理規範，共享程度高；生均圖書不少於100冊，並有一定比例的外文圖書和報刊；生均年進書量不少於4冊。

擁有專業相關的電子資源；擁有覆蓋學習及生活場所的網絡系統；具備開發和運行網絡課程的基礎條件。

各高校應具有滿足人才培養需要的相對穩定的實踐教學條件；應根據專業特點和需要建設專業實驗室、實訓中心、校內外實踐教學基地等；應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建設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平台 ^[1]  。

根據教育部對本科專業設置的要求，生均年教學日常運行支出不低於1000元，並應根據不同地區不同類型學校的實際情況，合理提高教學經費的投入 ^[1]  。

（1）遵循日語專業教學大綱；

（2）融合語言學習與知識學習，以能力培養為導向，重視語言運用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3）因材施教，根據教學目標和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重視啓發式、討論式和參與式教學方法的使用，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

（4）合理使用現代教育技術，注重教學效果。

評價應以促進學生學習為目的，根據培養方案確定評價內容和標準，選擇科學的評價方式、方法，合理使用評價結果，及時提供反饋信息，不斷調整和改進教學。

評價應注重形成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

教學過程質量監控機制要求：應建立教學過程質量監控機制，各教學環節有明確的質量要求，定期進行課程設置和教學質暈評價。

畢業生跟蹤反饋機制要求：應建立畢業生跟蹤反饋機制以及社會評價機制，對培養方案是否有效達到培養目標進行定期評價。

持續改進機制要求：應建立完善的持續改進機制，確保教學過程質量監控結果、畢業生跟蹤反饋結果和社會評價結果及時用於專業的持續改進 ^[1]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時期的教學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聽、説、讀、寫、譯等能力，“翻譯”能力的培養尤為受重視。由於師資、教學條件所限，學生的日語聽、説水平偏低，與日本的交流也鳳毛麟角。

改革開放後至20世紀末時期的日語教學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重視“聽、説”水平的提高，與前一階段相比，教學目標與重心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種教材、譯著、專著、論文等相繼問世，教學和研究質量不斷提高 ^[2]  。

許多高校嘗試日語與其他專業的複合，“日語+α”模式應運而生。比如，“日語+經濟”“日語+貿易”“日語+商務”“日語+國關”“日語+科技”“日語+旅遊”“日語+法律”“日語+藝術”“日語+傳媒”“日語+計算機”“日語+軟件”“日語+設計”等，課程設置也進行了相應調整。有的高校甚至出現了“日語+α+α”的多層複合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大多依靠高校自身的專業優勢設置課程，沒有統一的課程目標與標準 ^[2]  。

“經貿+漢語+英語+日語”的培養模式，俗稱“三語班”。除正常的經濟類主修專業課程外，開設實用日語、日語閲讀、日語口語、日語經貿談判等實用性較強的日語課程。學生在第六學期進入日本大學留學學習專業課程，實現了培養具有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紮實的經貿知識和基本理論、精通多門外語的複合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2]  。

截至2015年12月，中國有503所高校開設了日語專業，僅次於開設英語專業的922所高校，在專業規模總排名中名列全國第12位。而據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2013年7月發佈的2012年（每三年統計一次）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日語學習人數為1046490人，比2009年增長26.5%，位列世界第一。可見日語專業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小語種”，而是名副其實的“大語種”“大專業。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變化、中日關係的波動，市場對日語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2]  。

日語專業相近的考研方向主要有日語語言文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日語筆譯、日語口譯等。

畢業生主要在國家機關高等院校、三資企業等單位從事對外交流、新聞出版、教學科研和翻譯等工作 ^[6]  。

（資料來源：中國高校之窗，摘錄時間：2020年4月24日）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