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華宮

日華宮的建造，其目的就是廣求書籍、招賢納士、整理古籍、開展學術研究， 一時成為全國儒學研究中心，對於搶救先秦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功莫大焉,如毛萇研究釋義的《詩經》被稱為“毛詩”即在此所著。《泊頭市志》記載“漢後荒廢，至明成化中，御史王注，得其故址，建別業，種杏樹百株，稱為紅杏園。清乾隆十五年，即其地置行宮，為乾隆帝南巡駐蹕之所，至今遺蹟猶在。目前村中散棄園中假山石數方，並存清朝光緒年間所立“日華宮遺址”石碑一幢”。日華宮雖頹，但劉德築日華宮以待學士，修學好古，為中國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得到了歷代有識之士的高度評價和稱讚。 　漢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春，皇帝頒詔，立五個皇子為王。同時受的封的是：河間王劉德、臨江王劉閼、淮陽王劉餘、汝南王劉非、廣川王劉彭祖和長沙王劉發發這是漢景帝劉啓登基後第一批分封諸侯王。劉德是漢景帝的第二個兒子，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130年，他被封為河間王，相當於今天的任丘、河間、獻縣、泊頭、南皮等縣市區域及青縣西南、滄縣西北、武強、武邑、阜城三縣交界一帶，國都樂成，即今天獻縣河城街村南。

劉德被封河間王之前，秦贏政三十四（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納丞相李斯的建議，頒佈了“焚書坑儒”的“挾書之律”使大量儒家經典付之一炬，項羽火燒阿房宮，又使所有存典籍再次化為灰燼。漢始，高祖劉邦雖然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起自草莽的他，忙於安定秦後戰亂留下的社會秩序和發展農事，沒有真正的重視復興儒學，其後幾代皇帝更是不信“儒教”，推崇“無為而治.西漢前期主導政治的學説是黃老之學書陰陽五行之説。在到漢武帝即位，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改革，為劉德蒐集、整理古籍，提供了寬鬆的政治環境。

劉德封王后，認為“惟學問可以廣明慧德”。於是他在自己的封國內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等優越條件，開始了廣泛蒐集天下遺書的活動。他的招募天下有識之士、名儒碩彥、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宮。為方便羣儒校勘軼籍，研究儒學和著書説，專門建起一座規模宏大的日華宮，日華宮舊址在泊頭市富鎮嚴家鋪村，北距當時的國都樂城15公里，史書載在當時，這一帶“水木清華，川原物瑟”。因為此地是個水清物豐的好地方，劉德才選址於此。古代人對日華宮當時的修築規模，有詳細的描述：“大啓爾宇，新宮嵯峨，文石則採自諸巖洞，大木則從自江河，經營締造宛若鸞坡。著日華之佳號歷千載之弗磨。繄宮之左，清齋相接，瀟灑無塵，吟風弄月，架滿縹緗，以翻以閲。可濡墨而亡憂，可呼茶而消渴。繄宮之右，間庭相列，一望疏欞，允稱修潔。嫋嫋廬煙，晨夕不絕。助高雅之高杯，怡出人之窟穴。計其附宮之館，蓋有廿餘區，專以迓君子之車轍。而且蒔名葩，植異卉，弱柳垂青，喬松挺翠。循碧檻之蜿蜒，眺朱欄之迢遙，既不淺陋以荒涼，亦不纖穠以靡麗。蓋參酌於華樸之交，以聽諸君子之朝遊而暮憩，方其散處”。由此可見，日華宮所有木材、石料都經過細篩精選，採自大江南北，幽山深谷。它不僅建築規模恢宏，嵯峨堂皇，朱欄玉砌，雕樑畫棟，而且古松參天，垂柳嫋嫋，植有奇葩異草，名貴花卉。再者還有供儒者消遣的書房茶室，餵馬放車的馬廄車棚。

獻王劉德在這裏奉善四方飽學之士，齊、魯、燕、趙等地儒者上千人聚集於此，晝夜講讀、校理、編輯從民間求索來的詩書典籍，儒士們“褒衣雍容、彈冠奮袂”，“或翼而翔，或趨以蹌，登降於堂”，一時間日華宮內“殿閣燦爛，古光璀璨，縱橫斷策紛紜”（晉葛洪《西京雜記》）。 　劉德廣搜民間佚書，每得一本好書，就命人抄書一份送給書主，然後將真本留下，並賜獻書者以金帛，所以“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因為前來獻書的人多，使河間國收集到的書與朝廷所收書籍數量相等，在整個日華宮裏，滿滿排列。劉德在蒐集整理、聚殘補缺，傳播先秦文化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搶救輯傳了《毛詩》和《左傳》。相傳《詩經》之學出自孔子弟子子夏，子夏作《詩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荀卿，荀卿傳於毛亨，人稱“大毛公”，毛亨作《毛詩詁訓傳》傳於毛萇，人稱“小毛公”，劉德欲招毛亨為經學博士，毛亨因病謝絕，推薦其徒毛萇，毛萇被招為經學博士，整理註疏了《詩經》。為了區別當時流傳的《齊詩》、《魯詩》和《韓詩》，劉德特在詩前加一“毛”字，謂之《毛詩》，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詩經，而其他三詩早已亡軼。《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相傳為春秋時左丘明所撰，是我國古代一部史學和文學名著，漢朝初年，貫公隨賈誼學《左傳》，劉德將貫公招為河間國博士，才輾轉得到此書，經日華宮羣儒校正核實，釋解箋記，才加工整理成今天傳存《左傳》。劉德從河間人李氏手中得到《周官》一書，該書為儒家經典，共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可李李氏此書，缺少《冬官司空》一篇，他出重金購之許久不得，只好從搜得的《考工記》中擇取相關內容，經過多次刪校增補，輯成全書。劉德不懈的搜求，使大批經典勘誤訂正，校理成冊，其中包括《毛詩》、《春秋》、《左傳》、《周官》、《禮記》、《易》、《樂》、《老子》、《孟子》、《考工記》、《孝經》、《禮古經》等，劉德蒐集、整理、校對儒學經典，可謂“功莫大焉”，而作為羣儒賢集的日華宮，一時成為全國儒學研究中心，可以説沒有獻王劉德的努力，就沒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劉德逝世，按例諡號，當時河間國中尉常麗將其生前五大特點歸納為：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五條，諡官以“聰明睿知”曰“獻”上奏，遂被漢武帝諡號獻王。

漢代以後，日華宮荒廢無存，歷經幾個朝代的一千多年後，明成化年間，御史王注在其故里南側尋得日華宮舊址，在此處“建別業，植杏樹數百株”，當地人稱為“紅杏園”。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帝沿御路過此地，看到東有御路南北通達，西有老鹽河流水潺潺，是一塊風水寶地，遂敕建行宮，名為“紅杏園行宮”。行宮建築規模比日華宮龐大，南北長八十步，東西寬六十八步，四周繞以牆垣，宮內有殿房十幾座，長廊逶迤，曲徑通幽，荷塘菰蒲，平台亭榭，月橋拱架。池邊栽種杏、柳、榆、槐等各種樹木，尤以杏樹最為繁茂。每逢春季，羣芳爭妍，雲霞蔽天，一派勝景。

清光緒元年（1875年），在行宮遺址上建義塾。光緒九年（1883年），獻縣（此時該地屬獻縣）知縣王瓚元又重修“紅杏園義塾”，擴大其規模，佔地面積擴大到63畝。中華民國期間，又將義塾改稱日華學校。如今，昔日風物已蕩然無存，舊址被嚴鋪村民房包圍，只留下一片野草叢生、殘石瓦礫面積不大的低窪地。 　從古至今，歷代達官顯貴文人墨客，或專程憑弔，或途經此地，都留下不少詩詞歌賦。清乾隆皇帝駐蹕時曾寫《紅杏園詩》: 　“渤海經古邑 /芳園駐翠輦 /徘徊尋故跡 /雲昔日華館/三雍曾著稱/五經亦賴顯/崇構早傾頹/土階新拓展/池台取略具 /琴書供靜遣/物力毋殛勞/容膝斯已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