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詩歌

日本明治維新（1868）以後第14年（1882），自由民權運動達到高潮。日本統治階級一方面採取鎮壓政策，同時勾結封建勢力，發展獨特的資本主義。他們認為必須進行啓蒙活動，向人民灌輸一定程度的“文明開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納入統治階級的政策軌道。御用學者外山正一等 3人，為了適應這種啓蒙活動的需要，出版《新體詩抄》。這本書包括翻譯歐洲詩歌 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創作 6首，文辭“甚為拙劣鄙陋，不堪卒讀”，不能視為近代詩歌的誕生。但是，它對於很久以來有人試圖在詩歌形式上進行改革的設想和實踐，卻帶來很大的希望。以後，陸續出版了一些類似的詩集。這些詩集的產生，也可以説是受到自由民權運動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與《新體詩抄》同年出版的《新體詩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認為是表達民主呼聲的最早的詩作之一。在這之後的1889年前後，北村透谷（1868～1894）發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鷗外（1862～1922）為主翻譯出版的歐洲詩集《面影》，形式上雖説也不夠完整，但文辭大有提高，表現出浪漫主義特色，對近代詩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一般認為，北村透谷推動詩歌朝着近代化邁進了第一步。

透谷以後，國木田獨步（1871～1908）於1897年發表的《獨步吟》，為近代詩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貢獻。透谷和獨步的詩，在自由民權運動遭到鎮壓的“大逆事件”發生後，在黑暗的時代面前，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孤獨與哀傷，或對現實的逃避，同時也間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緒。島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繼承並發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義詩歌推進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詩集《嫩菜集》中，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義方法，為日本近代詩歌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的《初戀》、《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青樹》等，均被譽為近代詩名作。自此，新體詩作為藝術作品全面地發展起來。繼藤村之後，有薄田泣堇 （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 、河井醉茗（1874～1965）、橫瀨夜雨（1878～1934）、兒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詩壇。泣堇、有明把新體詩的發展又向前推進一步。有明的《春鳥集》（1905）把歐洲的象徵主義的方法運用於日本近代詩歌，使之成為當時新體詩的主要傾向。三木露風（1889～1964）的詩集《白手獵人》（1913）就是由於具有這一派詩歌的特點而著名於世。

北村透谷《楚囚之歌》封面在20世紀初的新體詩中，橫瀨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謠風格和節奏，以兒玉花外為中心的明治時代“社會主義詩人集體”表現了社會性和人道主義思想。還有與謝野晶子（1878～1942）的詩集《亂髮》（1901），歌頌戀愛自由和個性解放的激情。她在日俄戰爭（1904～1905）初期反戰呼聲的高潮中，發表名詩《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開辱罵為“亂臣賊子”。她還和丈夫與謝野寬（1873～1935）主辦詩刊《明星》。這都是這一時期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活動。這些活動對形成日本近代詩歌的人民性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詩歌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問題上引起人們的思索和探求。但是，在日本向着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20世紀初，受歐洲文藝思潮影響產生的自然主義文學波及詩壇，致使在藤村以後居於詩壇主流地位的新體詩脱離現實的傾向愈益嚴重。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詩歌的先驅，日本近代大詩人之一。他在1910年發生鎮壓自由民權運動的“大逆事件”以後萬馬齊喑的氣氛中，發表論文《強權、純粹自然主義的終結及對明日的考察》（1909），對脱離現實的自然主義詩歌進行批判，並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後一部著名詩集《笛子和口哨》中，號召革命詩人“到人民中間去”（《無止境的議論之後》），歌頌工人階級的先進人物（《墓誌銘》）。《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詩歌蓬勃興起的嚆矢，引起詩壇的強烈反響。這一時期，還有北原白秋 （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 等人，發表文語自由詩。他們的詩，有的表現對現實不滿和反戰情緒，大多數則是頹廢傾向較重的不健康的東西。

川路柳虹（1888～1959）於1907年發表口語詩試作《新詩四章》，

引起重視。相馬御風（1883～1950）與三木露風等人探索詩歌的革命問題，發表《詩界的根本革新》（1907）一文，表示贊同當時興起的口語自由詩。及至□原朔太郎（1886～1942）與高村光太郎（1883～1956），在口語自由詩的創作上始臻完成。石川啄木也在《可以吃的詩》（1909）一文中，肯定這是“時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自此，在近代詩壇上暫時呈現“文語自由詩”（新體詩）和“口語自由詩”並存的局面。直至1912年以後，象徵詩派運動始同口語詩運動結合起來，口語自由詩更趨成熟，從形式上改變了近代詩歌的面貌。

小巧的、抒情性的、非敍事性的

⒈日本古典詩歌主要是小巧的、抒情性的、非敍事性的。古典詩歌的基本形式和歌、俳句都非常短小，根本不具備敍事功能。所以日本沒有真正的敍事詩。日本古典詩歌的抒情方式是日本人獨有的，其特點是感受性、情緒性、柔弱性、淡雅性。詩人們只是抒發對客觀外在事物的一種感受。這種感受是細膩輕柔的，決無阿拉伯詩歌的那種粗獷狂放，也無中國詩歌所推崇的“風骨”精神。

非説理性、無邏輯性和無思想性

⒉止於表現感受的詩歌，自然導致了詩歌本身的非説理性、無邏輯性和無思想性。日本古典詩歌中沒有哲理詩、格言詩，詩人從不把説明、表達某種思想作為寫詩的任務和目的。日本詩歌只是寫一景緻或表達一種感受，這隻相當於中國詩歌中的“比”、“興”的部分。

超現實性、消遣性和唯美傾向

⒊無思想性又導致了日本古典詩歌具有很強的超現實性、消遣性和唯美傾向。日本詩人們一直努力地使詩與現實保持最大限度的距離。日本詩人們甚至也不在詩歌中直接地披露和反映自己。他們把寫作和歌看成是一種藝術修養，一種高雅的怡情養性的消遣，所以，歷代詩人們關心和討論的不是詩與現實、詩的思想內容等問題，而只是一些在我們看來是屬於藝術形式方面的問題。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日本的古典詩歌是一種高級的語言藝術遊戲。

題材的單純性

⒋與無思想性、超現實性、消遣性和唯美傾向相聯繫的是題材的單純性。日本詩歌的題材絕大多數無非是四個季節、風花雪月、生死離別、戀愛應酬之作，其他題材極不受重視。“貞門俳諧”企圖擴大題材範圍，想以日常生活入詩，結果反而導致庸俗化和非藝術化。可見，題材的單純是由日本和歌的獨特的審美特質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