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

人類活動創造了文明，文明的成果又推動了人類活動的發展。由於人類生活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不同的文化景觀和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態之中，他們在漫長的歷史實踐活動過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學術、宗教和藝術，並在相互交流中自然地形成了世界分屬東西方的兩大文明體系：東方文明淵源於中國、印度、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西方文明淵源於希臘的古代文明，推動了整個人類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

日本文明與中國文明同屬東方文明體系。在歷史上，日本古代文明受到東方的大陸古代文明，特別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影響甚大，近現代文明則接受了配方異質的現代文明的強烈衝擊，這種日本文明的現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鮮見的。但是，不能認為日本文明是外來的文明，是漢化的文明或歐化的文明。應該説，日本原初的文明還是自發生成的文明，而且經過歷史的洗練和提升，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質。原始神道就是在日本島國的自然風土中培育出其“自然本位”和“現實本位”的本土思想，並由這種思想孕育日本文明的河牀。其後產生的原始咒語、歌謠、祝詞、神話、傳説中所表現的言靈思想，也無不是根植於日本本國固有的神道信仰。

日本本土原始文明成因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就是國民性格形成對於文明的自發產生與發展的關係問題。同一民族生活在同一的自然風土、社會條件和宗教文化形態下，這些相同的諸因素作用於民族的文化心理，會鑄造出其相同的基本性格。基本的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必然會對其民族的實際生活甚至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產生直接的影響。尤其是在未分化為階級之前，這種相同的民族性格特徵，自然成為一個民族的共同文明形成之源。從這個意義上説，日本民族性格是形成日本文明特徵的基礎，反過來日本文明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反映。

由此產生的日本文明具有相當長遠的延續性、傳承性和相對的穩定性，併成為引進、吸收和消化外來文明的根基。

因此，我們研究日本文明，首先，要研究日本民族在生活實踐中自力創造的宗教、藝術和學術的成果，以及由這些成果生成的起伏流動的文明精神。正是這種民族的文明精神，在日本文明發展史和對外文明交流史中發揮着主導的作用。

其次，要研究日本在文明交流的衝突與調和中，消化和吸收外來文明的優秀分子、創造性地發展自己的文明的歷史經驗。也就是説，研究日本文明在內外因素的歷史聯繫中，其內在發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體性。這兩者都是研究日本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

古代日本引進中國文明經過近千年的消化過程，至平安時代才完成了本土化。同時還不斷地繼續引進又不斷地繼續消化。從神佛融合、儒學朱子學日本化，到老莊思想變種、禪宗世俗化等等，構建了自己的價值體系。從藝術精神到審美意識的主體性的堅持，到創造獨特的文學藝術的民族形式。比如，文學方面的和歌、物語、俳句、浮世草子等；戲曲方面的謠曲、狂言、能樂、淨琉璃、歌舞伎等；繪畫方面的大和繪、浮世繪等，都是在自己民族的風土中創造出來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文明財富。

明治維新以後近百餘年，經過了兩次文明開化、吸收西方文明至今仍處在不斷消化的過程，還不能説已經完成了本土化的任務。近代的自我從確立到喪失過程又艱難地再確立，就是典型的例子。儘管如此，它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已經發揮並繼續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當然，日本與外來文明——無論是與古代的中國文明或近現代的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從衝突到調和的過程反覆出現過“漢風化”“歐化主義”的風潮和“國粹主義”的風潮，而且具有一定的週期性。這兩種風潮反覆出現的週期，古代長些，近現代短些，其廣度和深度也不盡相同。不過，日本文明發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擺脱了兩種將某一種文明絕對化的極端傾向，建立以“和魂洋才”“和魂漢才”為導向的、與外來文明交流和融合的發展機制，在堅持外在交流的主體性的情況下，保持兩者的平衡而達到融合。這種機制，必須建立在對兩種不同特徵的文明都有自覺認識的基礎上、彼此取長補短才能完成。

日本文明創造性的發展，堅持了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本土文明的主體作用，一是堅持多層次引進及消化外來文明。可以説，在世界文明史上，沒有任何一種文明像日本文明如此熱烈執着本土文明的傳統，又如此廣泛攝取外來的文明、如此曲折的反覆，又如此藝術地調適和保持兩者的平衡，從而創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質的、新的文明體系。正如李大釗早就指出的：“世間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質與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必於是等文化不認其中之一為絕對，悉攝容之而與以一定之位置與關係，始有產出將來新文化之資格。若而民族於歐則有德意志，於亞則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別創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綜合從來之一切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處。愚確信東西文明調和之大業，必至二種文明本身各有澈底之覺悟，而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煥揚光采、發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紹疏通之責，亦斷斷非一二專事模仿之民族所能盡。”

日本文明這一歷史經驗是豐富的，值得總結和借鑑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