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產黨

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先驅者們，在20世紀伊始就已經開始閲讀和討論《共產黨宣言》。1904年11月，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首次刊行。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此後，日本政府對涉及共產主義的言論和相關出版物的打壓愈演愈烈。

1945年12月，日共召開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制定了黨的行動綱領和黨章，提出了廢除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國的口號。德田球一當選為總書記。1946年2月召開五大，提出“和平革命”論，認為在美軍佔領下，可以通過和平、民主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1950年1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公開批評這一理論，引起日共黨內意見分歧並導致分裂。同年6月，美國佔領軍勒令日共的《赤旗報》停刊，並禁止日共全部中央委員的政治活動，日共再次被迫轉入地下。1951年10月，以德田球一為首的一派召開第五次全國協議會，通過了《五一年綱領》和武裝鬥爭方針。1955年7月，分裂的雙方共同召開第六次全國協議會，批判了分裂時期的錯誤，選出了統一的中央委員會，基本結束了分裂狀態。1958年召開七大，決定廢除《五一年綱領》，通過了新黨章並提出了新的綱領草案，開始確立獨立自主路線。野坂參三當選為主席，宮本顯治為總書記。1970年7月十一大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五項政策。1976年7月十三大決定將黨的綱領、章程中“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科學社會主義”。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工人階級政權”。自七大以後，日共為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獨立、民主、和平和提高人民生活進行了不斷的鬥爭。該黨主張通過掌握國會多數議席，合法地、民主地建立聯合政府，然後向社會主義過渡。日共最高權力機關是黨的代表大會，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1990年7月十九大時，黨員有49萬人。中央機關報為《赤旗報》（日報）；理論刊物為《前衞》（月刊）。

1946年日本共產黨首次投入選舉，便取得5席下議院席位。到1949年的選舉，日本共產黨一度成長到39席；但是由於日本共產黨主張武裝鬥爭，而於1952年被取締，武裝鬥爭路線也導致日本共產黨失去所有的國會席次。直到1956年，宮本顯治擔任委員長表示迴歸合法後，日本共產黨的實力才逐漸恢復。1960年，日共聯合日本社會民主黨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並領導安保鬥爭。 ^[2]  1979年席次增加到41席，是日本共產黨建黨以來眾議院席次最多的一次。日本共產黨一度有與日本社會民主黨合作的計劃，但是後來並沒有達成；日本共產黨也一直被孤立，在日本國會中的政黨協商往往排除日本共產黨。

在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後，日本共產黨也沒有加入聯合政府，政黨的實力也沒有擴張；而且在日本更改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日本共產黨在單一選區獲得席次的可能性變小；再加上日本週邊國際情勢的改變，導致日本共產黨爭取選票的難度增加。日本共產黨只有九名日本眾議院議員與六名日本參議院議員，以及四千名的地方議員與十席的地方自治體首長。

2008年由於經濟危機和大量裁減臨時工，在日本，共產主義正在逐漸復甦。據日本共產黨稱，一年內黨員增加了1.4萬人，黨員人數平均每月增加1000多名。在一次舉行的沖繩縣議會選舉中，日本共產黨還成為了第一在野黨。日本《東方時報》稱，日共機關報《赤旗報》的讀者，在短短的半年時間裏，也增加了1.8萬人。日本共產黨現有黨員40.4萬。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1日7時許，日本第26屆國會參議院選舉最終結果揭曉。其中，日本共產黨4席。 ^[6] 

2024年1月18日在靜岡縣熱海市召開的日本共產黨大會上，選舉政策委員長田村智子擔任新委員長。田村智子成為日本共產黨的首位女性委員長，將承擔作為國政負責人的角色。田村現年58歲，是國會參議院議員。她從69歲的志位和夫手中接過日本歷史最悠久、有着102年曆史的共產黨的委員長一職。志位自2000年以來一直擔任這一職務，是日本主要政黨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黨首。志位被任命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長，並將在這一黨內關鍵決策機構內繼續對該黨的方向產生重大影響。 ^[9] 

日本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同時也是日本國民的黨。為了民主主義、獨立、和平、提高國民生活和日本進步的未來而努力，對所有的人開放。

2004年，日本共產黨制訂新綱領，主要內容包括：保障社會福利預算、廢除《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修改日本國憲法以鞏固民主主義、堅持三權分立、保障同性戀與少數族羣的權利、反對國家哲學、要求歸還北方領土與千島羣島 ^[3]  。

日本共產黨在領土問題上一向比任何政黨都還要積極。就以日俄爭議的北方領土問題來説，日本官方的基本態度是要收回“北方四島”（即齒舞羣島、施科坦島、國後島和擇捉島，總面積為4996平方公里），而日本共產黨則主張“北方領土”的範圍，應包括整個千島羣島（總面積為1萬零315平方公里）。

例如前些日本關於中國釣魚島的事件，日本國內各式各樣合法與非合法的對華抗議活動，有的是直接將矛頭指向北京，有的則通過批判菅直人政權“放人”的“軟弱”應對措施，進而鼓吹“保衞國土”的愛國主義。參與這項運動的，不僅來自右翼團體、最大的反對黨日本自民黨和當政的日本民主黨，也包括聲稱“對日本侵略史持反對態度”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社會民主黨。

正如1972年日本國內對釣魚島歸屬問題展開論爭時，日共率先站在維護“國益”最前線一般，日共這回也明確表態，要求菅直人政府對北京採取“毅然”的態度，並希望北京以“冷靜”態度處理。

日本共產黨奉行“自主獨立”路線，在黨內設有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及《資本論》等社會主義著作的翻譯，在國際問題上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主張“不結盟、中立、自衞”；在國內反壟斷資本，主張在現行憲法下遵守議會民主原則，通過“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戰線政府，並逐步使它發展為“革命政府”，然後向社會主義過渡。

日共成立於1922年7月，比中共正好年輕一歲，但卻是日本各政黨中最年長者。日共從成立開始就一直在努力反對當時日本的大地主大財閥政治，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戰爭，從而在戰前一直是非法存在。

日共的總書記德田球一就從1928年開始一直坐了18年牢，而另一位領導人野坂參三隻能遠走他鄉，大半個戰爭時代都是在延安的窯洞裏度過，直到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佔領了日本之後日共才成為了合法政黨，而且在1946年戰後首次選舉中還得到了五個席位，到1949年的大選時，日共的議席增加到了35席。

但這就引起了日共和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之間的衝突，1950年1月6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突然發表了一篇論文《有關日本的形勢》，開始了批判日共領導人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議會鬥爭”路線。禍不單行的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可不管共產黨的內部鬥爭，認為既然在打朝鮮戰爭，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縱隊，於是和日共翻了臉，把日共領導人都剝奪了公職，實行預防式逮捕。就是説雖然還沒有抓到你犯罪的真憑實據，但是為了預防你犯罪，先把你抓起來再説。到了1952年還乾脆制定了一個《破壞活動防治法》來專門對付日共。這下野坂參三和德田球一就只能再次遠走中國。

德田球一後來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兩年之後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開了有3萬人參加的大型追悼會，劉少奇主祭，毛澤東親自題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對日共的限制措施一直到1955年簽訂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日本獲得獨立之後才得到解除（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並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中國政府一直認為該合約是非法和無效的），日共也再次放棄了斯大林強加給他們的軍事方針，確認了“議會鬥爭”的行動綱領，這樣在1956年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對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十月事件沒有給日共帶來什麼很大的困難，日共受過斯大林打擊這件事反而證明了日共的先見之明。

一來是日共長期被蘇聯共產黨打壓，二來是日共在歷史上和中國共產黨一直有密切關係，所以在中蘇兩黨發生矛盾和衝突的時候，日共很自然地就站在了中共一邊。1964年左右是中日兩黨關係最好的時期，那時在日共成員中有一個學習中文的熱潮，甚至流行用中文來讀自己的名字，但是兩年之後，這個最好的友人居然變成了中共“四大敵人”之一。

1966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提出存在四個敵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宮本顯治修正主義集團和佐藤榮作反動內閣”。背後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訪華的日共議長宮本顯治在上海拒絕了毛澤東親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蘇論戰中明確支持中共的要求。這樣日共也就成為了和蘇美比肩，甚至比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內閣更加危險的敵人。中日兩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在此之後的8月份，日共從北京撤回日共駐華代表以及《赤旗報》的駐華記者，但日共駐華代表以及《赤旗報》的駐華記者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遭到紅衞兵圍攻，被毆打致重傷，這樣兩黨之間的關係完全斷絕。

在朝鮮問題上也是這樣，在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日共也停止了和朝鮮的交往，在朝鮮綁架日本公民的疑惑露出水面之後，和一貫支持與朝鮮改善關係的社會黨有着血緣關係的日本社會民主黨和日本民主黨在不少場合下很被動，但是一開始就支持追查朝鮮綁架事件的日本共產黨和此事卻無關係。

日共不但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持反戰立場，在戰後的政治活動中還是堅持了這個立場，從過去的反對朝鮮戰爭，反對越南戰爭開始一直到21世紀反對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既反對美國主謀的戰爭，也反對蘇聯或者俄羅斯聯邦所策劃的戰爭，在日本能夠如此旗幟鮮明地長期一貫堅持反對戰爭立場的政黨就只有這麼一個。

日本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始終如一地在重大問題上採取正確立場？長期以來歷任日共書記局長、委員長和議長，繼德田球一、宮本顯治之後的日本共產黨第三代領導人不破哲三日前出版的回憶錄《時代的證言》也許能夠提供一些答案。

不破哲三是日本一位很典型的經過一高進入東大的學歷貴族，但這位16歲就參加了共產黨的精英最後還是拒絕了主流社會的邀請而在共產黨內幹了下來，連續11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日共區別於其他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日共領導層一直是由知識界精英所組成的，日共書記長志位和夫是東京大學畢業，早期的河上肇、宮本顯治等日共領導人也都是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這種現象的由來是因為原來的東京帝國大學是一個連特高警察都插不進手去的特區，即使在戰時，東京帝大里仍然可以公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所以東京帝大的畢業生們多少有點左傾，起碼對馬克思主義並不陌生，出幾個共產黨員是理所當然的。

不破哲三的回憶錄除了本人的經歷之外，有很多非常珍貴的資料，他是為數不多的還在世的見過毛澤東的人，而且就是那次有名的宮本顯治對毛澤東説“不”的會談的見證人。

此後國際形勢不斷變化，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和田中角榮的訪華，使得美國和日本政府不再是中國的敵人，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緩和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但直到1997年，中國曾經的四大敵人中，有一個日本共產黨依然戴着“敵人”的桂冠。

實際上早在1985年中共就曾經通過羅馬尼亞共產黨向日本共產黨表示過恢復關係的建議，但日共方面不肯讓步，堅持要中共認錯並中止和反日共組織的聯繫。直到1998年6月，應中共邀請，日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際部部長西口光率領日共代表團訪問中國。1998年6月8日至6月10日，時任中聯部部長戴秉國與日共代表團共舉行了5次會談，中共與日共實現兩黨關係正常化。同年7月19日至23日，應中共方面邀請，中央政治局委員不破哲三為團長、總書記志位和夫為副團長的日共代表團訪華，兩黨最高領導人在時隔20年之後終於再一次聚首。不破哲三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説：我們的分裂對日本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嚴重後果，本來是朋友卻成敵人，對這段歷史刻骨銘心。

由於日本所處的特殊位置，在戰後兩次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直接戰爭，韓戰和越戰中，日本都起到了美國直接軍需基地的作用。很多人都對反戰的日共在這兩次戰爭中是如何行動的感興趣，在不破哲三的回憶錄中都有提及。

日共始終能夠柔軟地根據形勢而改變自己的主張。日共除了在上世紀70年代宣佈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之外，在2004年還放棄了“先鋒隊”的概念，理由是所有黨派都是平等的，不應該存在“領導黨”的概念。

日共的這種柔軟性是經過痛苦的挫折得到的。本來日共的支持層還應該更加大一些，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反對日美安保協定的鬥爭中，日共拘泥於蘇共對於所謂“託派”的態度，認為指揮運動的為託派分子，自覺地和運動畫了一條界線。從而喪失了一代知識青年的信任，而20世紀60年代的知識青年到21世紀初基本上還是各行業的重鎮，日共説話缺少影響力緣由於此。

接受了那個教訓，在進入上世紀70年代之後，日共開始相當務實起來。不少即使在選舉時不投日共票的人也認為日共是日本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政治力量。有過這麼一件事：在1979年，日共具體測算了在松下公司流水線上工作的女工們每天所做的動作，發現這些動作的頻度已經超過了生理科學所給出來的極限，生理學專家們甚至否認人能夠那麼動作，但是松下公司生產線上的工人愣是做到了，這才是生產線工人肩周炎、肌鞘炎等疾病發病率高的原因。在共產黨把這件事情遞上國會之後，國會通過了有關保護工人勞動強度的法律，當時的自民黨首相大平正芳甚至在國會食堂就餐時特地到不破的桌子邊上來向不破致謝，説：“你的質問太好了。”

但是在豐田汽車公司推廣其“看板式管理”的時候，日共的反對意見就沒有人聽了。日共認為豐田的看板式管理是一種極為自私的管理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實際上僅僅是從豐田公司自身的利益出發，利用豐田公司在產業生產鏈的優越位置強行要求其他零部件提供商以及加工廠家將一部分利益切割給豐田公司的行為。如果聽任這種管理方式繼續的話，豐田公司的利潤會大幅增加，但其他零部件提供商和加工廠家的利潤會大幅度減少，最後影響全社會的經濟活動活力。

但這次日共的建議未被採納，反而被其他政黨譏笑為“落後於時代”。事實上標誌着日本經濟停滯的日本中小企業的衰落現象確實開始於豐田公司開始推廣“看板式管理”的時期。當然日本中小企業的衰落是否和“看板式管理”有直接聯繫在日本還是一個爭辯的話題，但“看板式管理”在日本開創了一個企業的宗旨僅在於利潤，企業的社會貢獻被忽略不計的思維方式，正是這種思維方式才導致了日本產業空洞化，這一點則也是日本學術界的共識。

在這次民主黨內閣出現之後，日本共產黨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提出了“成為建設性的在野黨”的綱領，表示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之中去，這個改變的思想基礎其實從不破哲三的這本回憶錄裏也能找到。不破哲三對於日本經濟始終處於停滯狀態的解説是因為21世紀的日本政壇除了日共之外幾乎可以成為“全員執政黨”，這樣政治對於資本的干預和監視功能就完全消失，資本能夠在毫無拘束的前提下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才是日本經濟缺乏活力的最大原因。

雖然日共的黨綱已經被再三地修改，但是和日本社會的現實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在看得見的將來日共成為執政黨的可能性是沒有的。但是決不能從不可能成為執政黨這一點而否認日共存在的意義，事實上正是有了日共這種“萬年在野黨”的存在，才保證了一種能夠對執政黨實行監督的制約機制的存在，但這種制約機制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則需要日共自己進一步的努力和其他執政黨對在野黨的尊重了。

《赤旗報》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是日本歷史最久、發行量最大的政黨報紙。也是日本共產黨進行黨內外宣傳、組織和集資活動的主要工具。

領導機構為編輯委員會，由日共中央政治局任命。專職採編人員約400人，業餘通訊員1萬多人。除東京外，還通過版面傳真分別在青森市、札幌、名古屋市、大阪和福岡縣等地印刷。主要通過日共黨員義務發行。除刊載新聞報道、評論外，還辟有文化、社會、婦女、生活、體育、娛樂及廣播電視節目等專欄，星期日刊更富有通俗性。平日出對開16版，星期日出20版。

《赤旗報》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發行量最大的政黨機關報紙。

1928年2月1日創刊。初為半月刊，秘密油印發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屢遭政府查禁，斷續出版187期。

1935年2月20日被迫長期停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1945年10月20日復刊並公開發行。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又被美國佔領軍當局取締。

1952年5月1日再度復刊。

地位確立的過程

第一階段是在1927年日本共產黨進行組織再建的時期。其綱領性文件《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對《赤旗》進行了明確的定位，認為《赤旗報》的活動是黨的組織活動的“唯一方法”。

第二階段的起點為1955年7月召開的日本共產黨第六屆全國會議。該會議明確了《赤旗報》的重要性，規定中央機關報的編輯委員由黨中央委員會任命，這表明《赤旗報》的編輯工作必須在黨的指導下進行，黨中央委員會對報紙負有全面的責任。

第三階段則開始於1958年7月日本共產黨第七屆代表大會的召開時期，這次會議是《赤旗報》迅速發展的起始點。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強調了“全黨的努力應該集中到以機關報紙、刊物為中心的活動中”，中央委員會應該“為報紙內容的改善盡職盡責”。在隨後的七屆3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提出了“確立黨的生活及進行擴大黨勢運動”的號召，明確了黨組織生活的三個基準，其具體內容如下：a.黨的支部會議要定期召開；b.全體黨員都要閲讀《赤旗報》；c.黨費和機關報訂閲費要及時繳納。通過以上三個基準可以看出，訂閲《赤旗報》是每個黨員應盡的義務，這也是形成今日日本共產黨員人人訂報局面的根本原因。

第四階段始於1962年10月八屆4次中央委員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日本共產黨制定了“以機關報為中心開展黨的活動”的方針並就機關報的定位問題發表了明確的正式的看法。

《赤旗報》的整個組織被稱之為《赤旗報》“編輯局”而非“報社”，它沒有獨自的經營權，不能進行獨立經營。編輯局是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部門，它和機關報活動局、機關報刊業務部及曉印刷公司一樣同屬於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赤旗報》編輯局的包括記者和編輯在內的所有人員都是黨員。

《赤旗報》分為日刊和星期天版兩個部分，日刊是一種大報的形式，從週一到週日每天發行。星期天版則採取了小報的形式，在週四發行。從版面上來説，日刊《赤旗報》由16個版構成，頭版報道當天發生的重大事件，2版至16版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體育及社會等多方面的新聞。

從總體上來看，日刊《赤旗報》具備了和其他全國發行的商業報紙同樣的版面構成要素，政治、經濟、國際、社會、地方等版面都是必不可缺的。在地方和廣播電視節目預告兩個版面上，都採取了面向特定發行地區的提供當地的廣播電視節目信息和新聞的方式，以13版地方版為例，該版共有10套不同內容，分為“北海道之頁”、“東京之頁”、“關西之頁”、“大阪之頁”、“九州、沖繩之頁”等，居住在東京的讀者能夠閲讀到的是“東京之頁”。與其他商業性報紙略顯不同的版面為5版的國民運動,在這一版面中刊登的是有關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的消息，這在商業性報紙中是無法見到的。《赤旗報》在版面構成上的另一個重要特徵為每週二、四、六的日刊中添加了日本共產黨的“學習黨活動”的共計2版的增頁，以此來介紹各地黨支部的活動情況。

以“大新聞”和“小新聞”為重點 ^[4] 

從日刊的內容上來看，其報道內容與其他商業性報紙有所不同。在對日本新聞的整體內容進行分類時，姑且可以分為大新聞、中新聞和小新聞三類。大新聞是指對有關國內外政治經濟及社會重大事件進行的報道，中新聞則指一般性政治、經濟、社會新聞的報道。小新聞可以看作是對地方社會及市民生活的報道。日本全國發行的商業報紙更多地是關注大新聞和中新聞，在小新聞上着墨不多。而從《赤旗報》的內容構成上來看，它更側重於對大新聞和小新聞的報道。這種內容構成與報道方針和報道手法存在着密切的關係。

作為以宣傳黨的政策主張為報道方針的《赤旗報》來説，在對大新聞特別是政治新聞的處理上，《赤旗報》更多地採取了表明報紙鮮明立場和政治主張的新聞寫作方法。

對小新聞的側重則源於其特有的通訊員網的存在。從報道網上來看，在1946年以前由於《赤旗報》一直是非合法刊物，它沒有專業的報道網。即使在1946年10月20日成為合法刊物以後，由於已經停刊10年，《赤旗報》在新聞的報道方面無法和商業性報紙相提並論。這種狀況使《赤旗報》更注重於來自基層普通民眾的投稿。這一時期，《赤旗報》編輯局強化了全國的通訊員網，在號召普通民眾寫工作中鬥爭狀況的同時，還做成小冊子《通訊文章的寫作方法》以指導普通民眾進行寫作。

黨的公式文獻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日本共產黨の八十年』（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出版局、2003年）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日本共產黨第23回黨大會決定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出版局、2004年）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自由と民主主義の宣言』（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出版局）

黨員著作

不破哲三『私の戦後六〇年 日本共產黨議長の證言』（新潮社、2005年8月）

不破哲三『日本共產黨史を語る』（新日本出版社）

宮本顕治『日本革命の展望』上下（新日本出版社）

宮本顕治『日本共產黨の立場』（新日本出版社）

犬丸義一『日本共產黨の創立』（青木書店、1982年9月）

黨外人士著作

朝日新聞社編『日本共產黨』（朝日新聞社）

立花隆『日本共產黨の研究』全三巻（講談社文庫）

戸川豬佐武『小説自民黨対共產黨』（角川文庫）

小泉信三『共產主義批判の常識』（講談社學術文庫/新潮社）

思想運動研究所編『日本共產黨事典（資料編）』

（全貌社）テリー伊藤『お笑い革命日本共產黨』（飛鳥新社）

離黨人士著作

袴田裏見『昨日の同志宮本顕治へ』 新潮社、

1978年兵本達吉『日本共產黨の戦後秘史』（產経新聞社）油井喜夫『汚名』（毎日新聞社1999年 287頁）

油井喜夫『虛構 - 日本共產黨の闇の事件 - 』（社會評論社2000年 286頁）

筆坂秀世『日本共產黨』（新潮新書/新潮社）

當局文獻

警備研究會『日本共產黨101問』（立花書房）著者の実態不明。公安警察関系者のグループと見られる。 『日本共產黨 - その路線とジレンマ - 』（別冊治安フォーラム 立花書房）

田代則春『日本共產黨の変遷と過激派集団の理論と実踐』（立花書房）

弘津恭輔『共產主義運動の研究』（立花書房）

其他

大野達三『警備公安警察の素顏』（新日本出版社）ISBN 4406015922

塩田莊兵衞『日本社會運動史』（巖波書店）

新華社東京2017年10月23日電：截至當地時間,23日凌晨3時，第48屆日本眾議院選舉的開票結果顯示，日本自民黨和公明黨執政聯盟獲得312個議席，超過總議席的三分之二。在野黨方面，日本共產黨獲得12個議席，而枝野幸男領導的立憲民主黨獲得53個議席，一躍成為最大在野黨。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