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語言

全世界近70億人口，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使用7000多種語言。全球語言種類的分佈並不均勻，亞洲人和非洲人使用的語言更加豐富多彩。

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是擁有語言種類數量最多的國家，有839種不同的“現行語言”，數量是歐洲各國語言總和的近三倍。這個國家的文化和部落呈多樣性，所以839種語言均為土著語。

中國人一共説300種語言，在235個國家的民族語言多樣性指數排名上名列第6位。美國人説422種語言，排名第5。排名第二的是印度尼西亞，有707種語言；第三名是尼日利亞，529種語言；印度人則説454種語言，排名第四。

從世界各洲來看，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0%，所擁有的語言種類也最多，有2301種“現行語言”；非洲有2138種“現行語言”，美洲有1064種。；歐洲人口占世界上人口的26%，但歐洲只是286種“現行語言”。 ^[1] 

中國境內的語言關係與語言分類的課題研究由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鄧曉華教授等完成，其成果是：《語言的關係與語言的分類》。

一、南方漢語方言的發生和接觸關係——以閩客方言為例。

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研究，奉行的仍然是傳統的歷史主義演化論理論：認為閩客族的方言文化特質及其地域性變異是北方漢人南遷的結果，其呈現出多樣化的地域性方言變體可以從漢人入閩的時代層次不同來解釋，或者是由於閩客族羣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來源不同。這種理論觀念在中國語言學研究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在研究華南的語言分區時，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即現代福建方言的分區，竟然跟福建史前文化分區完全重合。這使課題組重新認識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史學的觀點——福建漢人社會是中國北方（中原）漢人自六朝以來“衣冠南渡”的結果，並開始懷疑這種觀點的可靠性。與此相對應，地域文化傳統決定閩、客、畲族羣方言文化的多樣性和變異性及地方性。解釋漢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要充分重視地域文化傳統的因素。以往學者往往使用“祖先同鄉説”的觀點來解釋閩、客、畲的族源問題；在研究閩、客、畲族羣方言文化特質時，只注重傳統歷史主義的進化論或傳播論，這種一元化的“線性理論”，很難解釋閩、客、畲族羣的方言文化的多元性現象。本研究認為閩、客、畲之間的族羣互動關係以及族羣文化認同和地域共同文化傳統是決定閩、客、畲族羣文化性質的關鍵。而作為主流文化的“漢文化”入閩，經過“地方化”、“在地化”後，形成了福建境內的三大族羣，這應是解釋福建文化共性和特性的理論根據。閩南族羣是在中原漢人自漢、六朝、隋唐三次大規模入閩後，與沿海的當地土著民族——南島民族發生文化互動關係，經過“南島化”即“在地化”後所形成的獨特族羣。客家則是宋元時北方漢人與當地土著畲族互動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羣，客家話中仍保存着大量的苗瑤語族、壯侗語族詞彙，客家文化中保存着許多重要的非漢族的畲文化因素。而畲族的漢化是通過“客家化”過程來實現的。畲文化是苗瑤、壯侗、客家在不同歷史層面上多元互動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論框架來解釋。閩、客雖都來自中原漢人，但入閩的時間、地域不同，特別是“主流文化”“在地化”“地方化”的過程不同，族羣互動的對象不同，成為分立的族羣，其不同的文化個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適應，可從母文化、自然生態環境及族羣文化互動過程三方面獲得解釋。

客家話有100多個最常用，最具有客話特色的基本詞彙跟苗瑤語、壯侗語同源，反映客話的詞彙系統有跟南方土著民族語言“混合”的特性，從而論證了客家話是北方漢人南遷至閩粵贛交界地區後跟當地土著畲族產生文化互動而融合形成的，而並非傳統學術界所認為的完全是北方漢語的線性“移植”。這説明不能用一元化的理論來解釋畲族及畲語的形成，其形成應是多元的；客家話及畲語有三個來源：苗瑤語、壯侗語和北方漢語，其中苗瑤語的成分更大些。

客話跟苗瑤、壯侗語族的同源詞表明：客話的來源是複雜的，既有外來洞庭苗蠻語言，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後裔的語言。客話的形成是“多元一體”的產物。

隋唐以來，來自洞庭湖區域的苗瑤語族到達閩粵贛交界地區後，跟當地土著的百越人後裔壯侗語族接觸融合，形成了畲族；自宋元以來，北方漢人南遷到閩粵贛交界地區跟當地的土著畲族發生密切的文化互動關係，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話。

從Swadesh 提出的核心詞的角度出發，認為古閩方言並非完全來源於“六朝江東方言”，古閩、客方言亦非完全來源於古北方漢語。閩、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語言與土著居民語言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閩、客方言的音韻系統層面為不同時期北來漢語的層疊；但詞彙則受南方土著語言影響深刻。客方言保存江東方言層次。就譜系親緣關係來説，閩、客關係較近，而客、贛方言關係則較遠。

“漢語非‘漢’”説；反對南方漢語方言形成的古典進化論“單線演進説”。南方文化區包括幾個區域性的文化，構成一個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這是南方漢語形成的基礎。南方漢語的形成既非完全“土生土長”，也絕非完全是“北方遷入”。這是一個多元結構體，是南北族羣經過長期的語言文化的互動過程的結果，南方漢語的形成是中原漢文化區與南島文化區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南方漢語具有“地域共同傳統”，即一個地域內的許多不同的區域性文化，彼此之間的交往對於形成這個地域的共同特徵具有很大作用。南方漢語保存了古南島語底層。

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發生和接觸關係——以苗瑤語族為例。

課題組根據一種語言中的不同的詞彙範疇具有不同的變化程度，即使是基本詞彙的變化程度也不能假定為一種相同的值的理論，認為斯瓦第什的100詞可以用作苗瑤語分類的標準；同時，根據苗瑤語的人文特點，在斯瓦第什的100詞的基礎上，排除藉詞等文化接觸方面的因素，補充到111詞，最後，畫出語言數理種系樹形圖，得出苗瑤語言的分類並計算出每對語言之間的親緣距離程度。這種方法是可以用公式來推導，並可反覆使用和驗證的。比較傳統的分類和其它的用計量方法來研究苗瑤語的分類，認為語言的親緣關係分類不同於語言的親疏關係的研究，詞源統計法並不同於詞彙統計法，前者研究歷時，而後者研究共時。從分類的結果看，跟傳統的分類有着重要的分歧之處：把苗瑤兩分，而傳統苗瑤畲三分；把布努劃入苗語三大方言內，由原來的方言之間分類改變為語言之間的分類，而傳統則苗、布努分立；傳統無法精確計算每對語言的距離程度，憑經驗認為畲跟瑤親緣距離最近，而樹圖則表明川黔滇跟瑤親緣距離最近；數理樹圖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全部12種語言的相互關係，而傳統則只能作每對語言的定性比較，無法作數理分析。

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總是希望通過同源詞的定性分析，從而重建“想象”中的上古音體系，雖然也強調建構各個語言自己的結構系統，但不作量化分析，憑經驗作定性分類，更無法作親緣距離關係程度的數量描述。其結果問題很多，難以完善。運用詞源統計分析法對語言作數理分類，並描述出語言之間親緣距離的程度，這種研究在中國國內仍屬開創階段。這種方法能夠跟計算機和生物學領域的最新發展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