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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票號博物館

鎖定
中國票號博物館位於平遙縣西大街日昇昌票號舊址,1995年10月18日建館開放。
日昇昌票號前身為“西裕成”顏料莊,財東李大全和掌櫃雷履泰於清道光四年出資30萬兩銀改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存款、放款、匯兑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
票號博物館佔地面積1963 平方米,建築面積2414平方米,三進院落,100餘間房屋。
中文名
中國票號博物館
地理位置
晉中市平遙縣平遙古城內西大街38號 [1] 
類    別
歷史文物博物館
開放時間
旺季 11月1日-4月30日:週一至週日 08:00-18:00;淡季 5月1日-10月30日:週一至週日 08:00-17:00
地    點
平遙縣

中國票號博物館景點介紹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日升昌票號
中國票號博物館日升昌票號(60張)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創建於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滄桑,業績輝煌,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分號遍佈全國30餘個城市、商埠重鎮,遠及歐美、東南亞等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
日昇昌票號創立後,先後有介休、太谷、祁縣相競效仿。她的誕生與發展,有利地促進了全國金融流通,加速了資本週轉,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掀開了中國金融史的光輝一頁。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坐落於“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遙古城西大街的繁華地段。整座舊址佔地2324平方米,用地緊湊,功能分明。但就是這樣一座小小院落,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並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
公元1823年,由平遙西達蒲村李大全投資白銀30萬兩和細窯村掌櫃雷履泰共同創立日昇昌,從此結束了中國鏢局押送現銀的落後金融局面,極大地加速了商業運轉和貨幣流通,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其經營的黃金時期年匯兑總額高達3800萬兩白銀,可謂“日利千金”;其經營網點遍佈除東北西北以外的整個中國,可謂“一紙風行”。然而,更讓我們歎服的是:票號產生的百餘年間,外患頻頻,內亂不斷,日昇昌在風雨飄搖的一百年,縱橫捭闔,雄視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極具現代意義的管理制度。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如今的日昇昌舊址,已開闢為中國票號博物館。人們在這裏所見所聞的是一百多年的過去。儘管日昇昌小小的院落無法與現代銀行的摩天大樓相比,日昇昌僅有的分號也無法與當代覆蓋全國的金融網點相比,但我們可以從日昇昌看到當代銀行的影子;從日昇昌領略到中華民族的智慧;我們可以從日昇昌感受一種鋭意改革的精神,鼓聞一個時代進步的聲音。

中國票號博物館發展歷史

綜述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12張)
清代康、雍、乾、嘉年間,本城當鋪、賬局、錢莊、銀樓等組織已初具規模。嘉慶十八年(1813)重修市樓碑誌載,平遙商號700餘家,其中金融字號有25家。商業金融並重的行業優勢,為票號在平遙創建成為最現實的可能。
嘉慶年間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嘉慶年間,在平遙眾多的商號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顏料莊,總號設在城內西大街,財東是西達蒲村李家。西裕成商號經營多年,在京師、天津、漢口、成都等城市開設有分號。先後在漢口分莊和京師分莊任經理的雷履泰,在經營同鄉、親友少量匯兑銀兩的過程中,借鑑古代飛錢、便錢(或便換)的經驗,克服賬局只營貨幣借貸不經營匯兑的缺陷,逐步總結出一套較為完整的匯兑經營模式。當雷被調回平遙總號任理時,建議東家將顏料莊改為專營銀兩匯兑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
經財東李大全同意,投資30萬兩文銀,於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意在如日東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總經理(大掌櫃)。
日昇昌票號成立後,解決了國家銀行未出現前大宗項銀兩往來的困難,並很快在全國40餘個大中城市設立了分號,票號業務搞得紅紅火火。
道光六年(1826)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遙城多年經營數家商號的介休縣北賈村大財東侯培餘,早已十分關注日昇昌票號的經營狀況。侯趁日昇昌協理(二掌櫃)毛鴻翽與總經理雷履泰發生矛盾退出票號的機會,重金聘請毛並委以重任,先後將蔚泰厚綢布莊、蔚豐厚錢鋪、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細布莊。
新泰厚綢緞莊等5個商號均改營為票號,組成了著稱於世的平遙“蔚”字五聯號。
道光十八年(1838),日昇昌財東和掌櫃議定,由日昇昌票號出資,成立日新中票號,以增加與“蔚”字五聯號的抗衡力量。從此,平遙票號發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號中最早的平遙幫,走過了平遙票號的初創階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豐十年(1860)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在平遙票幫形成的同時,鄰近的祁縣、太谷大財東也爭相效仿。先後有太谷志成信、祁縣合盛元等票號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號中的平、祁、太三幫。正當平遙票號初創不久、穩步發展的時候,道光二十年(1840),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制度逐步由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久,又發生了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隨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火連年,使平遙票號一度進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莊,或遭搶劫或收撤,“夥友人身不得安寧,財產銀錢難以避險”,匯兑業務無法正常進行。平遙票號面對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暫撤分莊,縮小規模,裁汰人員,減輕負擔,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難而上,頑強奮鬥。
咸豐三年(1853),榆次聶店村大財東王棟在平遙南大街又設立了協和信票號;咸豐六年(1856),又與本邑王智村米秉義共同投資,設立了協同慶票號。在咸豐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聯號創始人毛鴻翔等人投資,設立了蔚長厚票號;咸豐十年(1860),祁縣大財東渠氏父子,又在平遙城南大街設立了百川通票號。
平遙票號發展到11家。
咸豐十一年(1861)-光緒十六年(1890)
錢莊票 錢莊票
咸豐十一年(1861)始,平遙票號進入蓬勃發展期。同年,介休縣北辛武村鉅商冀家,看好票號發展勢頭,將在城內東大街經營多年的乾盛亨布莊改營票號,帶動了票號業的發展,成為平遙票號發展的重要標誌。此後30年間,相繼成立的票號還有:謙吉升、其昌德、雲豐泰、松盛長、祥和貞、義盛長、匯源湧、永泰慶等,共計達到20家。平遙票號在各地的分號遍佈全國68個城市和商埠重鎮,分號總數增加到367個。
光緒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遙票號分號。
光緒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稱的漢口,有山西票號分號32家,其中平遙票號分號達16家之多,佔半壁江山。
光緒十一年(1885),在河南開封集中了平遙票號7家分號。
光緒十六年(1890),蔚豐厚票號不遠萬里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分號。平遙票號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分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成為"匯通天下"的主力軍。
平遙票號進入發展期後,業務不斷擴展。由前期以商業放款、匯兑為主和兼辦捐生捐納,大量轉向攬辦軍餉、協餉、賑款、税銀匯解等官款業務,成為清户部銀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與此同時,平遙票號在發展中優勝劣汰,不斷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經不起金融風潮衝擊的票號很快被淘汰。其間,有云豐泰、祥和貞、松盛長、謙吉升、義盛長、匯源湧等6家票號先後倒閉。
光緒十八年(1892)-光緒二十五年(1899)
光緒十八年(1892)後,平遙票號進入鼎盛時期。其表現除規模擴大、形成遍佈全國的分號網絡,為國內外貿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資金和服務外,更主要表現在承擔了清政府財政和銀行的部分職能,平遙票號與清政府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些較大的票號,多有清廷高級官員作後台。日昇昌交好歷任粵海關監督和慶親王、趙舒翹等,蔚盛長交好慶親王,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蔚豐厚交好趙爾巽、袁世凱等。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失敗、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清政府被迫答應賠款2億兩白銀。甲午賠款變為向英、法、德、俄四國借款。借款和賠款,每年償還本利2000餘萬兩,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關道衙門,以備交付各帝國主義在華銀行,這就大大增加了票號匯兑量和經營資本。平遙票號成為匯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將應解英、法、德、俄的8.5萬兩白銀,交平遙票號蔚盛長、日昇昌和祁縣票號合盛元共同承匯;後又交蔚盛長單獨承匯15萬兩白銀。河南巡撫劉樹堂集銀11萬兩,交蔚盛長、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遙票號分別承領匯解。光緒二十五年(1899),廣西巡撫黃樹森籌銀15萬兩,交百川通票號匯解江海關投納。同年,四川總督奎俊籌湊23萬兩白銀,交協同慶等平遙票號匯解江海關兑收;兩廣總督譚鍾麟、廣東巡撫許應驟迫挪湊白銀36萬兩,交協同慶票號匯解江海關查收;革職留任的福州將軍裕祿撥匯英、德借款12萬兩白銀,發交蔚泰厚票號和南方源豐潤票號共同承領,解赴江海關道庫交納;陝西巡撫魏光燾,兩次匯解白銀12萬兩,均交協同慶票號承辦。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三十二年(1906)
錢莊票 錢莊票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佔天津,打進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離京,逃往西安。“國難當頭”之時,平遙票號全力承擔了國家財政職能,對“兩宮”西行的一切費用、軍支等,一概接納辦理。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西逃途中路經平遙時,在協同慶票號總經理趙德溥之子趙鴻猷院落設立行宮,平遙票號聲譽更加高漲,票號東家、掌櫃以及夥友也身價倍增。平遙票號還與祁、太票號多次承辦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庫款匯解和現銀運送,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對此十分感激。商業匯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號的社會政治地位。光緒二十七年(1901),“兩宮”回京後,對山西票號大加讚譽。清廷急令在京開設票號的商人“刻期來京,規復舊業,以便宮民”。平遙票號“無不聞之喜悦”,紛紛赴京復業,並又開展了庚子賠款的新債匯兑業務。這一階段,匯兑數量大,時間要求緊,平遙票號盈利高於以往任何時期,達到了頂峯。在平遙票號發展的鼎盛時期,又有永泰裕、寶豐隆兩票號分別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遙票號累計總數佔全國先後成立的51家票號的43.14%。
民國時期
民國三年(1914),正當平遙票號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創後處於危機之中,祁縣合盛元票號北京分莊涉案。與之數十年風雨同舟、和衷共濟的日昇昌票號北京分莊,儘管力所不及,但出於情面和為了維護數十年的信譽,由分莊經理侯垣出面,為其舉債擔保。合盛元北京分莊經理卻逃匿無蹤。檢察廳向擔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嚇之下,侯垣與夥友攜賬於是年農曆九月初一連夜離京回平。次日債權人告狀,日昇昌北京分莊被立即查封。隨之,北京地方審判廳致函平遙縣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遙總號和東家財產,並迅速派人攜帶該號賬簿到京清理。時任日昇昌總號經理郭樹藏身躲避,財東李五典、李五峯被關押。十一月十二日,已離號的原協理梁懷文為解救財東挺身而出,進京前往審判廳報到。消息傳開,波及全國。日昇昌票號被迫破產整頓。從此,平遙票號開始走向整體性衰落。
中國票號博物館門票 中國票號博物館門票
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響了其他平遙票號。先後有協同慶於民國二年(1913),蔚盛長於民國五年(1916),百川通於民國七年(1918),蔚長厚於民國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寶豐隆等於民國十年(1921)相繼倒閉或歇業。其間,蔚豐厚票號於民國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組為蔚豐商業銀行,後於民國九年(1920)倒閉。日升昌票號在破產整頓中,梁懷文開誠佈公,和盤托出,周旋於眾債權人、商會及北京審判廳、察廳、司法部之間,很快取得各方諒解和信任,日昇昌暫免破產。民國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經債權人同意,由債權作股東,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復業。梁懷文擔任總經理,勉強維持經營,然規模已大大縮小,分莊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餘全部收撤。民國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營錢莊。至此,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合上歷史的最後一頁。歷時一百餘年的平遙票號退出了中國金融的歷史舞台。
辛亥革命時期
錢莊票 錢莊票
票號發展到鼎盛時期,也隱伏着危機的到來。平遙票號危機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袁世凱組成北洋政府,時局發生重大變化。平遙票號也同時受到重創。據天成亨等12家票號戰事損失統計,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寧夏等7處,損失現銀達133.59萬兩,衣物折銀達30.86萬兩。以上除太谷錦生潤、祁縣存義公兩票號損失現銀5.59萬兩外,其餘都為平遙票號的損失。同時,票號在全國信用大危機中的社會信譽損失更是無可挽回。平遙票號大規模遭受損失的消息傳開,外欠則處處倒賬,難以收回;欠外則人人逼提,難以應付。從此,平遙票號一蹶不振,開始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國銀行大舉入侵,競爭更加激烈,票號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國家銀行和各省官錢局相繼成立,分奪票號利權;票號中不少東家、掌櫃又“泥古不變,夜郎自大”,“驕滿頹腐,全無新識與改進勇氣”,進一步加劇了危機的發生。蔚豐厚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面對危機,大聲疾呼,函勸總號並通告各地分號,提出“外間銀行林立,暗奪我之生意,非自立銀行,難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議票號實行大聯合,組織股份銀行,增強競爭能力,以度難關。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總號東家和掌櫃所接受,票號改組終成泡影,成為平遙票號史上一大憾事。

中國票號博物館建築佈局

日昇昌”票號舊址坐南朝北,南北長為65米,東西寬為20米,總建築面積為1300平方米。票號內三進院落,臨街面闊五間,中間為通道,兩邊是鋪面,上面建樓存放財物。前院、東西兩邊各有櫃房兩間,中院東西各建客房三間。正面,為票號中廳,面闊也是三間,是匯兑業務具體辦理的重要場所。中廳上面建有樓房,是存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放物品的場所。緊靠中廳南檐平房三間,中間為走道,東西兩邊為小套間。在後院南邊,有正廳五間,東西兩面各有客房三間。整個院落佈局考究,格式別緻,高牆、大院、深宅。由於職業原因,出於對安全的重視,在院內所有被認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設有鐵絲天網。網上,繫有響鈴,只要臨街鋪面五合堅實大門一關閉,可算得上固若金湯萬無一失。

中國票號博物館建築風格

綜述
日昇昌以創建票號聞名於世。然而,當親眼見到日昇昌舊址以後,就不能不對其建築風格也產生讚歎。日昇昌前臨繁華街市,後通幽靜巷道,佔地1600餘平方米,有大小建築21座,形成一座完整的、功能齊全的商業店鋪院落、其建築風格,既有商業建築的共性,又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日昇昌的建築為深入瞭解和研究歷史文化、商情商俗、建築藝術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旅遊資源。作為商業店鋪,日昇昌總體佈局呈現一種外雄內秀,主從互補,正倒結合,精簡有別,突出實用的自然美感。
中國票號博物館導遊圖 中國票號博物館導遊圖
據初步考證,日昇昌舊址,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建築期,前院、二院,包括中廳為一個建築期,後院、後通道、後大門等屬於另一個建築期。其顯著特徵表現在中廳與掌櫃居室採取了並牆而立的方式,且兩牆高差較大,地面水平不一。但分屬兩期的建築,又能做到巧奪天工,珠聯璧合,自然過渡,融合,顯示出設計者的藝術素養和建築工匠高超的建築技術水平。不同建築期形成的主體建築,採用了中國北方建築對稱均衡的佈局方式。從木結構閣樓硬山頂式鋪面,到單坡大屋頂中廳,再到單坡大屋頂後廳,主體建築一一有序地排列在中軸線上;東、西櫃房,賬(東)、信房(西)、伙房(東)、客房(西)等次要建築,對稱分佈在中軸線兩邊。這種佈局方式,在乎遙古城的許多商號店鋪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和反映。如位於日昇昌舊址斜對面的寶豐隆票號舊址,位於日昇昌舊址東面的蔚泰厚、蔚豐厚票號舊址,都屬於這種佈局方式。不同的是,日昇昌主體建築東側的非主體建築部分,由於佈局合理、安排得當、突出實用,使日昇昌整體建築格局,更加完善。如東書房的建築,填補了空缺;東閣樓的建築,加強了中廳整體美感;東過道的設置,便利丫通行;東廁所的建設,既方便了生活,又補充了與鄰院牆壁形成的缺口;寬暢的後通道,與後大門相連,位於兩院高牆之下,有利於車馬通行,方便了日昇昌票號東掌乘坐轎車及現銀等貴重物品的運送;完善便捷的側面建築,則是一般商號店鋪所沒有的。
綜觀日升昌建築風格,有以下五個特點:
外雄內秀
日昇昌的建築,給人一種外雄內秀的感覺。面闊五間的鋪面,二層木結構覆瓦硬山頂建築,輔以五級青石台階,加上沉重厚實的黑漆大門,使人感到宏偉壯觀。到日升昌後牆外觀賞,則是那種抬頭望不到頂,牆厚估不透邊,比相鄰民居驀然高出一截的深宅大院的不凡氣勢,除了感嘆雄渾,你再無別的選擇。
如果説日昇昌建築的"外雄",具有明顯的廣告目的,那麼其建築的“內秀”,則更側重於藝術欣賞。清代技藝高超的地方工匠,在建築內裝潢方面,一一作了細緻處理,精美絕倫。如日升昌各室內分隔,均用精雕細刻的隔扇完成。門廊前拐角處,裝飾有精美的雕花雀替。工匠把民居中較普遍應用的磚雕、木雕、石雕技術,運用到商號店鋪建築中,增加了商號店鋪的生活情趣,使高大雄渾的建築又透出輕巧和温馨。
正倒結合
日昇昌主體建築,從鋪面方向看,似坐南向北,呈倒座型。但穿過中廳,來到後院,如同調了方向,院落又成為坐北向南,呈正座型。這種正倒結合型商號店鋪,實屬罕見。如前所説,這種格局有整體建築分期完成的客觀原因,但更顯出地方建築工匠因地制宜、構思巧妙的高超建築藝術和素養.非經驗豐富、技藝好的建築大師,是很難做到如此和諧、統一的設計的。
主從互補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日昇昌的建築,主從互補,進一步體現了其建築風格的協凋。以日昇昌前院為例,鋪面高大的硬山建築,在裏院無疑給人以封閉、壓抑的感覺。但東、西櫃房等從屬建築,取低平單坡建築態勢,又形成錯落有致、洞開天地、起伏跌宕的空間效果。又如在中廳前後,與廂房銜接處,留下較為寬闊的明堂,在彌補中廳東西間日照不夠充足的同時,又減緩了主從建築間太大的落差,使人產生一種平緩、舒展的心理感受效果。
在中軸系列建築東側,其他輔助建築設施,宜低則低,宜高則高,宜連則連,宜斷則斷,相互協調,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丁這座商業店鋪的整體美感。
精簡有別
清代中葉,等級森嚴,這一特點也體現在商業店鋪的建築上。日昇昌21座建築中,在精緻與簡陋上,具有明顯的區別。總經理居室,建築較為精緻;小夥計住的櫃房,則要簡陋得多。同在賬房內,主賬先生住裏間單間,副手則住大間,睡通炕。精簡有別,是日昇昌以及其他商號店鋪普遍存在的現象。
突出實用
中國票號博物館 中國票號博物館
日昇昌的建築,突出實用是一個顯著特點。這是商人重利主義原則在建築觀念上的一個重要反映。在日升昌多處建築中,都體現了突出實用這樣一個原則。最為明顯者,如伙房建築。在後院東房中,有設置較好的頂櫃,用於放置乾鮮蔬菜。齊整的牆櫃,則放置灶具、碗筷、油鹽醬醋等。煙道過山牆處,為防止火災,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頭挑檐。

中國票號博物館參觀信息

地址:平遙古城內西大街38號
門票:10元/人
交通:市內乘公交9路、77路可直接到達景區。
開放時間:08:00-18:00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