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學派

日內瓦學派的最初活動可追溯至皮亞傑1921年前後在巴黎比奈實驗室工作期間所進行的關於兒童智力的研究。1950年他發表3卷集《發生認識論導論》，標誌着發生認識論體系的建立。在皮亞傑任教於日內瓦大學盧梭學院（後改為教育學院）並相繼就任該院實驗心理研究室主任及院長期間，在日內瓦大學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如B.英海爾德、A.斯策明斯卡、H.辛克萊·德茨瓦爾特等人，形成了日內瓦學派的基本隊伍。1955年，皮亞傑又在日內瓦大學創立了發生認識論國際中心，邀集各國心理學家及其他有關學科的學者進行跨學科合作研究。至1980年，該中心已出版專題報告集37卷。

日內瓦學派心理學與瑞士心理學家、日內瓦大學心理學教授兼盧梭學院院長讓·皮亞傑（1896～1981）的名字分不開，日內瓦學派的心理研究側重於兒童智力發展的認識活動，皮亞傑以其創造性的研究影響了當代心理學界，他以兒童心智發展為基礎，進而研究人類認識的發生和變化，創立了發生認識論。

日內瓦學派認為，心理學研究不僅不能離開生物學而且不能離開邏輯學，皮亞傑用符號邏輯研究兒童智力的發展，在其認知心理學中引入了數理邏輯的概念，並把源於布爾代數的符號邏輯作為一種工具。

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皮亞傑。他的主要觀點：（1）認識結構及其動態過程，皮亞傑的幾個基本概念：圖式（指人的一種心理機能結構）、同化（原生物學概念，指生物適應環境的一種過程，這裏主要説明人類智力的發展也是生物的一種適應）、順應（原有的圖式不能適應客體時，通過調整原來的圖式建立新的圖式，使認識圖式發生質的變化的過程）；（2）兒童心理發展的研究，提出心理發展四要素：a、機體的成熟因素；b、個體對物體作出動作時的練習和習得經驗的作用；c、社會環境；d、對心理起決定作用的平衡過程（平衡過程是指不斷成熟的內部組織在與外界物理和社會的環境相互作用中不斷調整認識結果的過程，也就是心理不斷髮展的過程）。皮亞傑將兒童認識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知運動階段（0～2歲）；第二階段是前運算階段（2～7歲）；第三階段是具體運算階段（7～11、12歲）；第四階段是形式運算階段（11、12～15、16歲）。

日內瓦學派的研究以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為理論基礎。這一理論是歐洲機能主義的發展。可以説，皮亞傑是瑞士教育家、實驗心理學家┵.克拉帕雷德的繼承者。發生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是：由於科學知識處於不斷演化之中，因而我們不能靜止地看待認識論問題;人類知識的形成,既不是外物的簡單複本(經驗論)，也不是主體內部預成結構的獨立顯現（預成論），而是包括着主體和外部世界在連續不斷地相互作用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一系列結構。客觀知識從屬於這些結構，認知結構的發展標誌着兒童智力水平的提高和邏輯範疇與科學概念的深化。皮亞傑承認自己有某種把認識論心理學化的傾向。他認為每門科學都要研究客體、該學科自身的理論結構和專門的認識論這 3部分內容。而專門的認識論都要依賴於心理學,因為它們全部的（如邏輯）,或部分的（如物理學）是主體對客體施加動作的結果。對運算水平的認知結構的形式表述就是運算邏輯。運算邏輯是科學知識的“基因型”，各種科學知識則是運算邏輯的“表現型”。它們分別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內化和外化的結果。因此，在日內瓦學派的理論體系中，認知結構的發展理論、運算邏輯以及邏輯範疇和科學概念的發生認識論，這三者是統一的，它們構成了兒童（主體）認知功能發展的全貌。 ^[1] 

日內瓦學派雖然注意認知發展的結構方面，但其理論的基礎仍是某種功能的觀點。他們認為機體具有組織和適應兩種功能。智力的本質是適應。認知層次的適應是物質層次的適應的延伸，都是使機體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手段。適應機能的實現須以某種基本的結構存在為前提，而結構又是組織機能的產物。適應具有二個功能側面──同化和順化：同化是主體把外界刺激整合於主體正在形成或已形成的認知格式或結構；順化指格式或結構受到不易同化的刺激的影響而發生的改變。同化與順化之間的調節或平衡化的實現，就是認識上的適應。支配認知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便是這種平衡化的內在趨勢。 ^[1] 

日內瓦學派的理論也受到其他心理學派的影響。 ^[1] 

機能心理學認為心理與意識是有機體適應環境的產物，這與皮亞傑早年在接受生物學專業訓練時所得到的關於機體與環境之間關係的看法不謀而合，這促使他努力在生物學與心理學之間尋找必然的聯繫並進而以兒童心理作為溝通生物學與認識論的橋樑。

皮亞傑贊成格式塔心理學關於知覺整體性的觀點，但他認為他的運算結構與知覺格式塔有本質不同,因為後者只是某種靜止凝固的"完形"，具有非相加性的特點，而運算結構的構造特點和嚴格相加性則是與之相對立的。

精神分析學派對皮亞傑也有一定影響,兩者都重視心理發生發展階段論的思想,但前者以情意為準則劃分階段，後者則不僅把人格和智力理解為平行發展的過程，而且把智力當作劃分發展階段的準則。

皮亞傑還從其他學科中汲取有用的思想來豐富自己的理論。

他運用抽象代數中的“羣”、“格”等概念來形式化運算結構的特徵；

把理論生物學中以C.H.沃丁頓、P.A.魏斯等人為代表的漸成説推廣到認知領域，以建立認知結構的構造論和所謂“智慧的胚胎學”；

他以現代符號邏輯中的“運算”概念作為認知結構的基本元素；

用控制論的模式解釋平衡化的調節機制。

康德哲學對皮亞傑也深有啓迪，他曾宣稱其全部研究都是重新檢驗了康德提出的“範疇”而已，但又強調，奠基於人的感性活動基礎上的發生認識論與康德的先驗範疇論的基本出發點是不同的。

日內瓦學派的研究揭示了兒童認知發展和智力成長的一般規律：①知覺的發展。知覺的場效應在各年齡階段保持相對不變，而知覺活動卻受到智力運算的影響而水平漸次增高。兒童在感覺－運動階段所獲得的恆定客體格式與關於形狀和大小的知覺常性存在着相互作用。②符號功能和記憶的發展。兒童從感覺－運動階段到前運算階段，逐漸發展了延遲模仿、象徵性遊戲、繪畫、心理意象和言語等符號功能。該派尤其詳細研究了意象的種類及其特點，心理意象是模仿內化的結果而非知覺的延伸。前運算階段僅有靜態的再生意象，而運動的和變形的再生意象以及預期的意象須與智力運算互為基礎而發展起來。記憶的結構部分地依存於運算的結構。③具體運算的發展。兒童在獲得反演可逆性和互反可逆性之後，掌握了類與關係的邏輯，能夠進行加法和乘法的分類以及一維和二維的序列化活動；並能在運算水平上掌握數概念以及進行空間和時間的測量。同時,兒童藉助具體運算,實現了對現實世界中關於長度、質量、容積、面積、重量等物理量的守恆性認識。④形式運算的發展。當兒童擺脱了具體事物的束縛，能在純形式水平上進行命題間的轉換，並形成了以可逆性為基礎的轉換以及掌握二元命題的邏輯關係，組成了體現形式運算總的系統特徵結構時,就進入了形式思維階段。兒童這時逐漸掌握一系列典型的形式運算格式，如比例格式、排列組合格式、槓桿平衡格式、概率運算格式、雙參照系格式等，它們大大提高了青少年解決實際問題和進行歸納-演繹推理的能力，使之對時間、空間、運動、物理因果性等的認識達到新的水平。（見認知發展階段論）

日內瓦學派的方法論可在多層次上分析。兒童心理學研究本身就是該派解決認識論問題的方法。皮亞傑還把結構論方法引入認知發展領域並強調結構論與構造論的統一。日內瓦學派的實驗一般不採用複雜的程序設計和統計處理，而主張與兒童進行自然的談話來揭示兒童實際的認知過程，對之作質的分析。稍後，他們也重視對兒童行為的觀察，並與傳統的談話法相結合，形成具有特色的臨牀談話－觀察法。大約從40年代起，該派開始運用符號邏輯對實驗結果加以形式化，由此形成所謂皮亞傑式的運算邏輯。皮亞傑認為他的運算邏輯對實際思維活動的分析描述比傳統的形式邏輯更為準確有效。皮亞傑把對思維的運算邏輯分析稱之為邏輯心理學，它與實驗心理學的關係類同於理論物理學與實驗心理學的關係。有些自稱新皮亞傑學派的研究者，試圖用信息加工理論建立不同年齡階段智力發展的程序模式；還有些學者努力把皮亞傑的理論與測驗方法和因素分析方法結合起來，編制皮亞傑式的量表（R.D.圖登哈姆等）或深入探索各種認知結構之間的發生學聯繫（F.朗焦等）。這些工作豐富了日內瓦學派的方法論，也開拓了皮亞傑理論新的研究和應用領域。

日內瓦學派研究人的認知活動，但不同於認知心理學的內容，其研究成果對認識論、邏輯學、語言學和教育學等產生很大影響。皮亞傑本人也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學者之一。

日內瓦學派的理論與實驗也受到一些批評。如認為他們只專注於兒童認知一般規律的研究而忽視其差別；對思維活動中心理運算的結構化過於武斷；發展階段的劃分有些絕對化；自動調節和平衡化概念缺乏嚴格解釋等。上述批評促進了皮亞傑學派研究工作的深入，如後來英海爾德、辛克萊·德茨瓦爾特和D.博韋就對兒童認知發展的差異以及教育與學習等社會因素對發展的作用加以詳盡的探討。中國有些學者認為，皮亞傑學派的創造性工作儘管提供了關於兒童認知發展特點與規律的豐富事實，但其理論實質仍屬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犯有機能主義心理學生物學化的通病，不過對皮亞傑所強調的人的感情活動為邏輯範疇和心理運算起源的觀點是否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相對立，則存在不同的看法。對日內瓦學派實驗和理論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