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

8歲時隨家遷居江蘇松江（現屬上海市）；1922年考進杭州之江大學，次年入上海大學，開始文學活動和創作。1926年轉入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與同學戴望舒、劉吶鷗等創辦《瓔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學教員，1928年後任上海第一線書店和水沫書店編輯，參加《無軌列車》《新文藝》雜誌的編輯工作；1929年，施蟄存在中國第一次運用心理分析創作小説《鳩摩羅什》《將軍底頭》使其成為中國現代小説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他主編的《現代》雜誌，引進現代主義思潮，推崇現代意識的文學創作，在當時影響廣泛；1932年起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成為專業文藝工作者；1935年應上海雜誌公司之聘，與阿英合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1937年起在雲南、福建、江蘇、上海等地多所大學任副教授、教授（其間一度旅居香港）。1951年~1952年，滬江大學（現上海理工大學 ^[9]  ）任教。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任教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52年）並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

因言獲罪、因文罹難，上海的老作家施蟄存被打成右派還因為他的一篇文章《才與德》。這篇文章引歷史典故説明“亂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雞鳴狗盜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那麼新中國當然是“盛世”，共產黨員都是有“共產主義道德”的有德之人，應該是很好的。但事實上還有品德壞的幹部影響黨的形象；同時他認為“老子打過遊擊”，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祿，何必以位？僅有德而不瞭解業務，恐怕也不頂事。所以文章最後還是歸結到呼籲“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於是他因“亂世説”、“才與德的謬論”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還挖出他的歷史舊賬——他曾被魯迅命名為妄想在對立的鬥爭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種人”。而如今呢，“歷史給他提升了一級”——“第三種人”變成了第二種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第二種人。這就是姚文元的大手筆。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筆是許多人見識過的。當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寫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發情懷的時候，姚文元出來了，文章寫得雷霆萬鈞、煞有介事、危言聳聽，故弄玄虛又生動活潑，看那文章可以感覺到，他寫的時候一定非常過癮。有學者粗略統計，僅在反右運動中、在上海範圍內，姚文元批判過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蟄存、許傑、徐中玉、魯莽、流沙河等人。

姚文元關於施蟄存的奇文兩例。其一，開篇橫掃一大片式的：“自從右派分子向黨發動進攻以來，他們就把最大的仇恨傾注在共產黨頭上。不論是儲安平的"黨天下"，葛佩琦的"殺共產黨"，徐仲年的烏鴉啼，施蟄存的"才與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語，其劍鋒都是對準了黨的領導。”（《對黨領導的態度是辨別右派分子的試金石》）其二，生動潑辣式的：“如果説，施蟄存是用陰險的冷箭射向共產黨，徐仲年是用仇恨得發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產黨，那魯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滾披頭散髮用流氓手段撲向共產黨和靠近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這是一種向党進攻的新的戰術。”（《魯莽耍的是什麼把戲》）曾有人回憶姚文元小時候寫作文，被他的國文老師笑評為：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驚人），寫一篇作文，就要寫死一個人。這倒像是一個隱喻或讖語？此時的姚文元煽惑性已不可小覷了。那個原來見到施蟄存總是恭恭敬敬喚一聲“施伯伯”的姚篷子的兒子，已是被張春橋賞識的大筆桿子。他定了批施蟄存的調子，後來人或認同，如翻譯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説的，施已從"第三種人"轉變為"第二種人"——反社會主義的人”，或者像文藝理論家以羣進一步發展姚觀點，説施蟄存其實也並沒有“做定”第三種人，“他二十餘年來一貫"做定了"的倒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第一種人”。當時人人都要表態，巴金等作家也曾聯名撰寫批判文章；施蟄存的同事、學生紛紛檢舉揭發施蟄存的種種“罪行”。他也因此告別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轉而從事古典文學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11] 

20世紀80年代，由於現代主義思潮的重新湧入中國，他的文學創作才又重新開始受到重視。

已刊行的短篇小説集有《上元燈》《將軍底頭》《李師師》《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燈下集》《待旦錄》，還出版了一些學術著作和大量譯作。

施蟄存以寫心理分析小説著稱，着意描寫人物主觀意識的流動和心理感情的變化，追求新奇的感覺，將主觀感覺融入對客體的描寫中去，並用快速的節奏表現病態的都市生活，成為中國“新感覺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國最有影響的心理分析小説家，並且通過他主編的三十年代最大的文學刊物之一《現代》，培植出中國現代文學最成熟最完善的現代派，使現代主義進入中國現代文壇並形成氣候，造成中國文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三足鼎立的現象——施蟄存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和對中國文壇的貢獻是不能低估的。 ^[12] 

鑑於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上的貢獻，施蟄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1993年）和“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敬慰獎”。

2003年11月19日8點47分，施蟄存因病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9歲。 ^[11] 

2006年10月，施蟄存被評選為“上海理工大學傑出校友”。 ^[9] 

施蟄存故居：岐山村。從1952年遷回岐山村居住，直至2003年因病逝世。他在岐山村內蟄伏了近半個世紀。

1905年12月3日生於浙江杭州水亭址（水亭子）。

1913年隨家遷居江蘇松江（現屬上海市）。

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

1923年入上海大學，第一部短篇小説集《江干集》自費刊印，撰《蘋華室詩見》首次以施蟄存署名。

1926年轉入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與同學戴望舒、劉吶鷗等創辦《瓔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學教員。翻譯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和奧地利作家顯尼志勒的《倍爾達·迦蘭夫人》。

1928年後任上海第一線書店和水沫書店編輯，與戴望舒等合編《文學工場》《無軌列車》，發表《妮儂》《雨》等小説、新詩。

1930年與戴望舒等編《新文藝》月刊，刊載《鳩摩羅什》《鳳陽女》《阿秀》《花》等小説，心理小説《將軍底頭》。

施蟄存先生人像集(8張)

1932年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發表《創刊宣言》、小説《殘秋的下弦月》、散發《無相庵隨筆》等。短篇小説集《李師師》出版。

1935年應聘上海雜誌公司，與阿英合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主編《文飯小品》六期，編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譯德國小説家格萊賽《一九〇二級》，譯美國裏德《今日之藝術》出版。

1939年任教雲南大學，編撰《中國文學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1943年任教廈門大學，開設《史記》專題課，編撰《史記旁札》等教材。 ^[13] 

1951年任教滬江大學。 ^[10] 

1952年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參加中國作家協會。

1954年《軛下》新版於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編撰《後漢書徵碑錄》《蠻書徵碑錄》。

1963年編撰《雲間詞人姓氏錄》《三國志徵碑錄》《隋書徵碑錄》《魏書徵碑錄》《北山樓碑跋》。

1964年編撰《雲間碑錄》等，續撰《北山樓碑跋》，輯錄《金石遺聞》《宋金元詞十遺》。

友人給施蟄存的書信手札(12張)

1974年撰作《浮生雜詠》，續撰《北山樓詞話》。

1978年撰作《唐詩百話》，續撰《北山樓詞話》。

1980年主編《百花洲文庫》，譯法國象徵派詩人龐維爾、達爾尚、馬拉爾美、孟代思、韓波散文詩編為《法國散文詩十篇》。

2001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施蟄存文集·文學創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詩百話》《北山談藝錄續編》。

2002年《施蟄存日記》由文匯出版社出版。

2003年11月19日病逝於上海。

施蟄存先生著作集(20張)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國文壇，鄉土派、人生派等小説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施蟄存逐漸避開中國作家對他的近距離文化輻射，在對外國文藝的譯介中慢慢潛入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內部，選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説為指針，以修辭綿密瑰麗的語言演繹情節開閡有致的故事，終於成為弗氏思想在中國文壇上的“雙影人”——這是中國文藝界現代主義運動的第一波浪潮。施蟄存和20世紀40年代的“九葉詩派”共同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履痕不及西土而西風自然風行水上的獨特文化景觀。

施蟄存的小説，宛如身着華麗的中式旗袍，在傳統民樂的伴奏下跳着異國的華爾茲。施蟄存胸襟豪放超然，不耽於黨同伐異的文壇紛爭。當編輯，他便積極扶植新鋭；當作家，他又能掙脱俗務（他曾在上海松江縣立中學當教員），黽勉力行，自當楷模，所作雖不多，但大都是精心策劃之作，決不像一般海派作家稍有題材便率爾操斛，所以能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藝界獨當一面，站穩腳跟。他不惟新文學，即古籍校勘亦從容做來，成績斐然（施編輯有《晚明二十家小品》等古書）。

施蟄存的小説成就在二十世紀的小説史上是被遮蔽的；他的為大眾注意，多半導源於1930年代他和魯迅關於《莊子》和《文選》的那場筆墨官司。施因此在文革中受到牽連，而關乎他崇高文學價值的小説創作則長期受到漠視，他的作品在圖書館裏曾經備受冷落。 ^[14] 

《江干集》（1923年）、《上元燈》（1929年）、《李師師》（1931年）、《將軍底頭》（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小珍集》（1936年）、《四喜子的生意》（1947年）

《燈下集》（1937年）、《待旦錄》（1947年）、《枕戈錄》（1992年）、《賣糖書話》（1997年）、《沙上的腳跡》（1994年）、《散文丙選》（1998年）、《雲間語小錄》（2000年）、《北山散文集》（2001年）

《匈牙利短篇小説集》（1936年）、《波蘭短篇小説集》（1936年）、《劫後英雄》（1939年）、《丈夫與情人》（1945年）、《婦心三部曲》（1947年）、《榮譽》（1952年）、《軛下》（1952年）、《征服者貝萊》（1957年、1958年）、《戀愛三味》、《外國文人日記抄》（1995年）

《唐詩百話》（1987年）、《水經注碑錄》（1987年）、《詞學論稿》、《歷代詞籍序跋萃編》、《詞學名詞釋義》（1988年）、《北山集古錄》（1989年）、《金石叢話》（1991年）、《文藝百話》（1994年）、《宋元詞話》（1999年）、《北山談藝錄》（1999年）、《北山談藝錄續編》（2001年）、《唐碑百選》（2001年）、《品唐詩》（2015年）

《北山樓詩》（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