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統

施存統（1899——1970），浙江金華人，社會活動家、經濟學家。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四運動爆發後發起成立新生學社，參與創辦《浙江新潮》，在第2期上發表反封建家庭制度的《非孝》一文，影響巨大。1920年5 月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團中央書記。1945年與黃炎培發起創立民主建國會。1949年後曾任勞動部第一副部長，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第二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等職 ^[2]  。

雙尖山水滋養英傑

巍峨的金華北山由西向東延綿，透迤起伏，到金華和義烏交界處異峯突起，那就是著名詩人艾青曾經謳歌的雙尖山——華金尖、法華尖。在1955年5月號的《人民文學》上艾青發表了長達244行的長詩《雙尖山》，詩中稱雙尖山“像一個古代的騎兵，滿身披掛着弓箭，騎着紫銅色的駿馬，在天邊馳騁”。雙尖山山水灌溉數百平方公里土地，滋養百餘萬人民。葱鬱的雙尖山腳下有一個奇特的“文化圈”，這裏曾出過多位傑出人物，按照村莊位置由東向西，一位是義烏吳店苦竹塘村的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與吳晗老家隔溪相望是傅村鎮畈田蔣村，那裏是中國詩壇泰斗艾青成長的地方，他在詩中寫道:雙尖山的水“流着，流着，經過了我的村莊”“我喝着你（雙尖山）的山泉長大”；一位是傅村鎮柳村的明代文學家宋濂；再往西北，過了大葉荷（大堰河）村就到源東鄉的葉村，新中國首任勞動部副部長施存統（又名施復亮）就是從這裏走出大山的。所以雙尖山又可稱為“四傑山”，因為山有雙尖，隨處可見，山有四傑，十分難得。其實施存統的小兒子就是“與冼星海、聶耳齊名的人民音樂家施光南”（徐沛東語），施存統的夫人鍾復光也是個“不簡單”的女人，施存統舊居陳列室裏有四幀照片可以説明。一張是1925 年在北京（北平）香山碧雲寺鍾復光與宋慶齡守在孫中山靈柩旁邊。那時她還是上海大學的在校學生，因組織婦女運動，到北平參加全國的婦女組織大會，被選為執行委員，就在此時孫中山逝世，她是治喪委員會委員，負責接待外國的弔唁者，所以她為孫中山守靈；第二張照片一身戎裝、英姿颯爽，她是黃埔軍校的女教官，著名抗日女英雄趙一曼就是她在武漢分校的學生；第三張是新中國成立後她與賀子珍在上海；第四張是粉碎“四人幫”後，在全國婦聯會議上與鄧穎超的合影，她是全國婦聯領導人之一。

由此又可以説，雙尖山又是“多傑山”。

在這個“文化圈”裏，盛行“耕讀”遺風，大户人家在給子孫分遺產的時候，留塊陽光充足、灌溉便利的好田獎勵用功讀書的子孫，叫“賢田”，讀書的人多了，大家輪流耕種賢田。有的富裕人家還辦學校，免收學費。如20 世紀三四十年代，金華傅村的傅志雲、傅長春父子就辦了一所育德小學，讓許多窮苦的孩子有書讀。施存統也致力於在家鄉辦學，還請名人于右任題匾:“半耕半讀”，掛在自己家裏。這大概就是這個“文化圈”形成的基礎吧。

葉村坐落在羣山環抱的小盆地裏，盆地北靠巍然屹立的雙尖山，另三面是相對高程不足百米的青山。盆地最南端是個山壟口，口上有一條清溪，溪邊一座古廟，廟神叫洞主大王，所以廟名叫洞殿，整個小盆地就叫洞殿裏，新中國成立後建立源東鄉，共有49 個自然村，葉村屬於大村，300户人家，1500多口人。

“非孝”引發一師風潮

1899年12月施存統就出生在這個“洞殿裏”小盆地的葉村，世代農民，9歲入私塾，習讀“四書”“五經”，兩年後轉人金華長山小學。他學習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績特別優秀，在學校裏一直名列前茅。洞殿裏的村民有着吃苦耐勞、勇敢剛毅、嫉惡如仇的品質。辛亥革命前期，被秋瑾視為革命大本營的華龍會（千人會、九龍黨），曾在這裏頻繁活動，進行過反清革命鬥爭。辛亥革命時期，洞殿裏的長塘徐村有許多人蔘加了國民革命軍。施存統的舅父徐載金擔任浙聯軍二十一團上校營長，因攻克南京有功，晉升為少將。民國3 年，金華大旱，田地龜裂，顆粒無收，民不聊生，嬰兒大批死亡。洞殿裏農民施新金、施光貝、陳國良等以“愛護孩子”為口號首先組織農民起義，得到了義西、澧浦、塘雅、傅村等地民眾的響應，建立了統和黨、華榮黨。金東、義西6個區，40多個鄉，近千個村莊，上萬人蔘加。這就是金華歷史上有名的“甲寅事件”。此時的施存統才16歲，在威靈寺縣立兩等小學讀書。他也積極參加調查，登記死亡嬰兒的名單。

1917 年，由舅父資助他考取位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和其他進步學生一起組織了“全國書報販賣部”和“書報販賣團”，大量銷售《新青年》《星期評論》《少年中國》等宣傳新思想的刊物，還與俞秀松等在1919年出版了《浙江新潮》。

當時，施存統接到母親病危通知，回家後得知母親因過度操勞又缺乏營養，導致雙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又因生活貧困得不到醫治，同時還飽受父親的虐待。施存統曾借錢寄回家給母親治病，父親愛錢如命，不給母親治療，理由是給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費。母親終於過早地離開人世，年僅45 歲。母親的早逝對施存統刺激很大，在回校的路上大哭一場，哭醒了十幾年當孝子的好夢，他苦苦思索，如何推翻封建家庭制度，於是寫了《非孝》一文，發表在1919 年11月7 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2期上。他在文中寫道，在中國曆來主張“孝道”“百善孝為先”“我愛母親，，可是父親虐待母親；我要對母親盡孝，就要反對父親；可是，對父親同樣要盡孝，我又不能反對他。”他認為一味盡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間平等的愛代替不平等的“孝”。他寫此文的心情是“我要救社會，我要救社會上和我母親一樣的人！...人類應當自由的，應當平等的，應該博愛的，應當互助的；孝的道德與此不合，所以我們應當反對孝。”此文一出，立即受到陳獨秀等進步人士的讚揚，稱作者為“可愛可敬的小兄弟”。這篇驚世駭俗的文章被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視為“洪水猛獸”“大逆不道”，發出了“查禁《浙江新潮》”的電報，加此刊罪名為“主張家庭革命，以勞動為神聖，以忠孝為罪惡。”和“非孝、廢孔、公妻、共產”等罪名。當時的浙江省長公署發出訓令，責成教育廳切實查辦。在這種壓力下，《浙江新潮》被查封，施存統被開除，陳望道、夏丐尊等一批新派教員被解聘，並準備變相將經亨頤校長撒職，因而引發了“挽經護校”的“一師風潮”。

復亮、復光攜手投身革命

1919年底，施存統和俞秀松、傅彬然等離開“一師”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1920年初由李大釗推薦，到上海《新青年》雜誌社工作，當時已名揚四海的主編陳獨秀十分器重這個寫出《非孝》的勇敢青年。在上海，施存統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併到工廠參加工人運動。他與陳獨秀、陳望道等在上海澄衷中學舉行了有500 多人蔘加的第一次紀念“五一”的集會。大會以後，施存統參加了以《新青年》雜誌社為中心的籌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集會。6 月，共產國際派維金斯基來上海，不久，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漁陽裏6號陳獨秀寓所誕生，並擬訂了“黨綱草案”，着手創建中國共產黨。該小組有5 名成員，他們是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這就是5 名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最早的黨員。其中兩名是浙江一師校友，這是浙江一師的光榮，在校史上應當濃墨重彩地寫上一筆。《新青年》雜誌就成為第一個黨組織的機關刊物，除宣傳馬克思主義、指導工人運動、推動各地建黨活動之外，還把領導青年運動、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施存統積極參加當時的各項工作，成為站在運動前線的積極分子。

1920 年下半年，受戴季陶資助，施存統赴日本留學。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文化界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有關馬列著作，成立了共產黨的組織。當時我國有許多進步青年在日本留學，在思想上受到影響。施存統帶了一份黨綱草案去日本，既是為了在留學生中發展黨員，也是為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考察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

施存統到日本後，因經濟困難，他未進正式學校，向一位日本下女（服務員）學會了片假名、平假名，開始自學日文，通過幾個月的刻苦學習，達到能借助字典，閲讀日文書刊的程度。施存統不斷地把日本學者對社會主義的研究論著翻譯出來，寄回國內發表，還發表了大量自己撰寫的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他是旅日中國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本來是他回國參加會議.因考慮到周佛海長時間沒有回國，施存統就讓他參加這一歷史性的重要會議.錯過了參加名載史冊會議的機會。他經常與日本進步人士宮崎龍介等交往，更多的是與日本共產黨人山川均等研討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在這個時期，他的學習進步很快，為以後傳播馬列主義的工作打下了基礎。日本政府對於施存統的行動早已加以監視，並於1921年12 月將日共幾位同志和施存統一起逮捕。施存統在東京監獄關押了半個月左右，被驅逐出境。

1922年初，陳獨秀委派從日本回國的施存統重振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5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推選為團中央首任書記。原在北京出版的團中央機關報《先驅》雜誌搬到上海出版，施存統兼主編。《先驅》共出版了25期，他主編了17期，到1923年8月停刊，改出《中國青年》，才由惲代英主編。

因為患有神經衰弱症，施存統辭去團中央書記，1923年到上海大學任教。他講授《社會思想史》《社會運動史》和《社會問題》等。1924年，他接替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他的課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女生蔣冰之（丁玲）就在其中。由於他講課的魅力，獲得了女生鍾復光的芳心，兩人志同道合，遂結為伉儷，為了表達愛情，因施存統又名施復亮。在鍾復光與他探討“如何創造自己、如何有益社會”時，他專門雕刻了一枚“復光復亮”的圖章，並作了一首打油詩:“復光復亮，宗旨一樣，攜手並肩，還怕哪樁?”

1926 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施存統遭軍閥孫傳芳的通緝。黨組織安排施存統夫婦奔赴廣州。在廣州，施存統先後在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政治經濟學。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時，他任政治部主任，鍾復光任女隊教官。

鍾情革命的民主鬥士

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人舉屠殺共產黨，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施存統失望之下退出了共產黨。脱黨後，他曾幻想通過改變國民黨的做法，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一度參加過國民黨的改組派，並與許德珩、陳公博相約:“不罵共產黨，只能幫共產黨”，但終因意見不合而退出改組派。於是，他到大學當教授，鑽進書齋，埋首學問。1933年春，施存統為了擺脱國民黨的迫害，在馮玉祥的資助下去了日本。在日本買了一批革命書籍，返回葉村，在葉村半耕半讀一年左右。這一年，他翻譯了日本大內兵衞著的《財政學大綱》，後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在家鄉期間，施存統看到村裏的孩子讀書難，決心建一所小學，他親自選校址，要求環境幽靜，出入方便，所以定在村西黃牯山下。為了建校，他賣了自家在雅裏畈土質、水利很好的3畝5分良田。

到抗戰爆發為止，施存統出版了《資本論大綱》《蘇俄政治制度》等20餘種譯著，幫助許多青年走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抗戰爆發後，施存統積極宣傳抗戰。

1941年，施存統夫婦住在重慶南山，施光南出生，但夫妻雙雙失業，度日艱難。有人勸他投靠國民黨，去當個參議員。施復亮義正辭嚴地説:“寧可餓肚皮，不投蔣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國民黨同流合污的堅決態度。後經朋友幫助，到中央銀行任經濟研究員。

抗戰勝利後，他與黃炎培、章乃器組建民主建國會，成為在國統區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名著一時的戰士。

1946年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召開“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施存統和章乃器作為民主建國會代表前去參加。國民黨反動派有計劃、有組織地安排了特務打手，破壞了這次會議，郭沫若等27人被打致傷。施存統傷勢最重，胡子昂用自己的小汽車，由鍾復光陪同，，把他送到醫院。周恩來副主席和各界代表都到醫院慰問，各地紛紛發來慰問電信。反動派的暴行不僅沒有達到他們的罪惡目的，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也教育了一些保持所謂“不偏不倚”的中間態度的團體和人們，使他們認識到在獨裁和民主、內戰和和平、愛國和賣國等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是不能保持中立的。施存統在醫院忍受着傷痛，斷斷續續地口述，由鍾復光筆錄，寫了一篇充滿激情的題為《憤怒的抗議》文章，揭露國民黨的罪惡行徑，他在文中指出:“我對於這種事實，不能不對於今天當權的國民黨表示憤怒的抗議！”“我們個人是被打了，但是歷史的車輪還是要向着我們所相信的方向進行的。”

施存統康復後，周恩來考慮到他在重慶不安全，就安排他一家隨新華社遷往上海。但上海各大學被國民黨控制，不敢聘用他，生活無着落，靠共產黨員周庚接濟。後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隨一批民主人士取道中國香港，到達東北解放區。上海解放後他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顧問。

葉落歸根

新中國成立後，施存統擔任勞動部第一副部長，兢兢業業，秉公辦事。他的女婿被錯劃為右派後，他引用京劇《宋士傑》裏的兩句台詞説:“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嚴”，雖然表示同情，卻始終沒有借自己的地位去代為求情。施存統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曾寫信給勞動部長李立三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反省自己當年的脱黨行為，並決心為新中國的建設鞠躬盡瘁。但不幸的是不久就癱瘓在牀了，此時的心情可用杜甫的兩句詩來描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1970年施存統在北京去世。2004年他的骨灰從八寶山公墓第一室取出，與鍾復光合葬在故鄉的雙尖山下。經有關部門批准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