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文彬

於文彬，又名士珍，化名餘振芳、於啓明。男，1916年出生，河南息縣人。

1936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考入焦作私立中學高中部，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

1934年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焦作中共組織遭到破壞，11月他離開焦作到北平。

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運動。

1936年4月與關山復等組成新一屆共青團北平市委, 於文彬任書記。5月，又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幹事、市委大學部書記。

1937年被捕。在獄中堅持鬥爭。同年7月27日，由於他的耐心教育，一個看守將他扮成獄卒越獄。8月底到達濟南，在平津同學會國際部工作。10月，被中共山東省委派往冀魯邊區開闢抗日工作，他與河北省津南工委負責津浦路東工作的馬振華取得聯繫，建立了冀魯邊工委，他任書記。參加領導組建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針對救國軍人員複雜、黨的力量薄弱的情況，重點進行了黨的組織建設，在各個連隊建立黨支部，積極發展黨員，保證了黨對救國軍(後改稱為31支隊)的領導。於文彬任華北民眾抗8救國軍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2月9日，在鹽山縣城保衞戰中負傷，3月醫治無效逝世。 ^[1] 

他寧可為抗日拋頭顱、灑熱血，也“決不當封建地主的孝子賢孫”。他就是北京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冀魯邊黨組織創建人之一於文彬。他為發展冀魯邊抗日武裝力量、開闢和建立冀魯邊抗日根據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於文彬，原名餘士珍，化名餘振芳、於啓明。於文彬是其在冀魯邊區工作時的化名。1916年10月，於文彬出生於河南省息縣臨河鄉一個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先後就讀於家鄉私塾、臨河鄉高小、開封省立一中。1927年，臨河大集發生了共產黨領導的抗税鬥爭，這是他首次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

1932年初中畢業後，於文彬考入焦作中學高中部。由於他待人誠墾、成績優秀，在同學中威信較高，被選為焦作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當時，擔任於文彬國文課的老師李常青，是中共焦作中心縣委書記。他經常向同學們講授抗日救國道理，介紹一些進步讀物和蘇聯著名作家高爾基的作品。由於受到老師的感染，於文彬常向李常青借書求教，從中尋求革命真理。他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有一定認識，曾對同學説：“如果紅軍打土豪打到我家門口，我會站在紅軍一邊，決不當地主的孝子賢孫”。他在作文中曾吐露出愛國激情。李常青發現後，便決定將他作為共青團的發展對象，並派焦作工學院學生、共青團員張濱黃與他聯繫。在黨團組織幫助下，於文彬等人很快發起成立了讀書會，利用該會傳播抗日救國思想，組織閲讀進步書刊，如《鐵流》、《毀滅》、《母親》和魯迅、茅盾等人的作品。通過這些活動，於文彬思想覺悟迅速提高。1934年6月，於文彬經焦作地下黨支部書記陳荻羅介紹加入共青團。黨團組織為了提高他們的思想，帶領他們到煤礦實地考察，瞭解礦工的生活和工作，適逢一家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傷了許多工人。他們目睹了工人階級受壓迫、受剝削，毫無人身安全保障的地獄生活，受到了強烈的教育，決心為受壓迫者的解放而奮鬥終生。為了擴大革命影響，於文彬利用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職務，領導和組織各班同學出牆報、演話劇、散傳單、寫標語，宣傳抗日救國，揭露蔣介石的賣國罪行。通過這些活動，使許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10月，焦作地下黨遭到破壞，陳荻羅被捕，李常青脱險到了北平。11月，於文斌也離開焦作到了北平，與李常青一起，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一二九運動爆發後，於文彬按照黨組織決定，參加了東北大學的遊行隊伍，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保衞華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當遊行隊伍到達王府井時，遇到了反動軍警的竭力阻攔，受到高壓水龍頭的衝擊。於文彬和同學們奮力向前，同軍警展開搏鬥。在16日為反對偽“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而舉行遊行示威時，於文彬再次積極參加，並一再質問前來鎮壓的軍警：“抗日有什麼罪？”經過兩次示威遊行的考驗和鍛鍊，於文彬更加成熟了。1936年4月，於文彬同關山復等組成新的一屆共青團北平市委，於文彬任書記。5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了白區的團組織。於文彬於同月轉為中共黨員，並擔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幹事，市委大學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

1937年1月，北平市委書記李雪峯到於文彬處佈置工作時，發現其房東形跡可疑，要求於文彬馬上搬家轉移。但是，一時沒找到房子，推遲了兩天。結果在一個夜晚，特務破門而入，於文彬被捕了。在獄中，他雖遭嚴刑審訊，但始終堅貞不屈，仍利用一切機會做黨的工作，鼓勵一些被捕的同志要經得起考驗，堅持鬥爭。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危在旦夕。7月27日由於於文彬的耐心工作，説服了一位看守，將他裝扮成獄卒逃出了監獄。於文彬出獄後，立即找到了李常青，向他彙報了情況。鑑於他的身份已經暴露，李常青將他介紹到山東省委。8月底，於文彬經天津、青島輾轉月餘到達濟南。山東省委分配他負責平津同學會國際部的工作。

1937年10月，山東省委先後派趙明新、於文彬來冀魯邊組建冀魯邊工委。於文彬、趙明新來到邊區後，與津南工委負責人馬振華、邸玉棟匯合，組建了冀魯邊區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一説魯北特委或冀魯邊特工委）。於文彬任書記。冀魯邊黨的基礎比較雄厚，抗日救亡運動很活躍。早在7月上旬，津南工委負責人馬振華、邸玉棟指示鹽山、寧津、滄縣、樂陵、慶雲縣委，立即組織抗日武裝，開展平原游擊戰爭。根據工委指示，這些縣委先後建立救國分會和抗日武裝。在此基礎上，華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和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於7月15日在鹽山縣舊縣鎮（今千童鎮）成立。於文彬到達邊區時，救國會已發展到13個分會，救國軍早已發展到近千人。他的公開身份是救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實際負責邊區黨的領導工作。於文彬政治理論水平較高，黨性強，工作深入細緻，作風平易近人，經常向幹部戰士講解黨的抗日主張，啓發他們的政治覺悟，教育大家要以頑強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難，團結戰鬥，奪取抗日戰爭勝利，深受廣大幹部戰士愛戴和擁護。10月下旬，救國軍司令劉景良帶少數人投靠國民黨，救國軍一團團長妄圖當救國軍司令，獨攬軍事大權。在這緊急關頭，為了保證黨對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維護革命隊伍的團結，鞏固和擴大冀魯邊抗日根據地。於文彬主持召開了邊區黨委成員、救國會和救國軍負責人蔘加的劉集（屬鹽山縣）會議。他在會上慷慨陳詞，作了當前形勢和團結抗日問題的長篇報告，闡述了黨的抗日政策，號召大家不要鬧宗派、不要搞分裂，要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他的報告使與會人員受到深刻教育，挫敗了這起篡奪兵權的陰謀。

在救國會、救國軍成立的同時，邊區各縣土匪和封建武裝蜂擁而起。救國軍被限制在以舊縣鎮為中心的狹小區域，部隊的給養出現困難。11月，為了擺脱困境，於文彬在鹽山縣盧少剛村主持召開了邊區黨委擴大會議，決定救國軍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靈活機動地開展平原游擊戰爭。會後，救國軍進攻鹽山，攻打慶雲，奇襲無棣，圍攻樂陵，轉戰寧津、東光、南皮，消滅了部分土匪和頑偽軍，壯大了自己，獲得立足之地，聲勢大振。救國軍的迅速發展壯大，使敵人非常驚慌，日軍任命滄縣偽軍頭目劉佩忱為“華北自治聯軍副總司令”。為了加強劉佩忱的力量，日軍還特地從偽滿洲國調來一支部隊歸劉指揮。同月，劉佩忱率部千餘人進駐鹽山縣城東南望樹、五鋪、葉茂李一帶十幾個村莊，準備圍殲抗日救國軍。於文彬和救國軍領導人研究決定，由六團、特務團劃分成若干股，乘夜襲擊敵人，斃傷敵偽軍多人，劉佩忱率殘部逃回滄縣。

同年12月，為了貫徹黨的民族統一戰線，使救國軍迅速發展壯大。邊區黨委在鹽山縣楊小營村召開擴大會議，於文彬主持會議。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接受救國軍參謀王昭明從國民黨那裏領到的部隊番號和委任狀，改華北民眾救國軍為“國民革命軍別動總隊第三十一支隊”。會議認為，這樣既不會改變救國軍由共產黨領導的實質，又便於和那些思想上以國民黨為正統的地方勢力開展抗日統一戰線。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邊區黨委決定“三十一支隊”整編為一、二、三路和一個特務團，各路和特務團的負責人全部由共產黨員擔任。部隊經過整編後，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大為提高，戰鬥力大大加強。

1938年1月下旬，冀魯邊區工委決定解放邊區重鎮鹽山縣城。“三十一支隊”派300多人，攻打鹽山縣城。經過三天戰鬥，城內日軍、偽軍慌忙逃回滄縣，鹽山縣城解放。我軍進城後，開倉放糧，救濟百姓，懲治漢奸，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2月7日，駐滄縣的偽“滿洲國自治聯軍”挺進師獨立旅旅長劉芳庭率部千餘人圍攻鹽山縣城，進行報復。“三十一支隊”指戰員奮力守城，激戰八天七夜，劉芳庭被我軍擊傷，率部逃回滄縣。但不幸的是，守城戰鬥的第三天，於文彬因手槍走火，頭部受傷，緊急轉至邊區後方崔口村醫院治療。因傷勢過重，治療無效，於文彬於1938年3月初光榮殉國。為了悼念這位邊區黨的優秀領導人，冀魯邊區工委、“三十一支隊”司令部在慶雲縣板打營召開追悼大會，以緬懷他的豐功偉績。

於文彬犧牲後，由於當時環境殘酷，靈柩安葬在鹽山縣崔口鎮。全國解放後，中共鹽山縣委又把他的靈柩遷葬於鹽山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