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得水

於得水，原名於作海，山東省文登市葛家鎮洛格莊村人。自幼習武，練就了一身好功夫。

1931年5月，經鄒恆祿介紹。於得水參加了農民協會。

1933年春，經劉振民 於紹先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於得水通過武術會、農民協會等各種渠道宣傳黨的主張，發展黨的組織。他們按照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在牟平、文登、海陽一帶廣泛開展革命活動，積極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建立了黨的秘密聯絡站，並強借或奪取地主和敵軍警的槍支,組織革命武裝。

1933年2月12日晚，鄒恆祿、呂以明於紹先等人在於得水家裏召開黨員會議，被葛家“聯莊會”包圍，於得水憑藉武功和機警脱身。但其全家因此受難，母親被打致死，父親受酷刑，孩子被嚇死。從此，於得水脱離家庭，改名林得勝，隱蔽在文登、牟平、海陽、榮成一帶的廣大鄉村，進行武裝遊擊活動，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為民除害。為躲避敵人追捕，

1934年11月，輾轉到東北。

1935年6月，於得水接到膠東特委的指示，返回家鄉。1935年11月29日(農曆十一月初四)中共膠東特委發動了“一四”暴動。於得水積極參加了暴動前的準備工作，被任命為東路三大隊(特務大隊)大隊長。暴動失敗後，於得水率領部分隊員進入昆嵛山,組建了昆嵛山紅軍游擊隊，任大隊長,並以昆嵛山為根據地,採取分散與集中、秘密與公開相結合的方式,運用多種靈活戰術同敵人展開游擊戰。

1936年2月8日，於得水和大家一起研究決定，在昆嵛山的老蜂窩舉辦黨訓班，學習《蘇聯革命經驗》與《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戰術》等小冊子，對提高部隊整體素質、鼓舞大家的鬥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36年4月，理琪從上海輾轉來到膠東，不久成立了中共膠東臨時特委，理琪任特委書記。同時，中共文登縣委也正式成立，張修己任書記，於得水任軍事委員。於得水率領游擊隊在昆嵛山區神出鬼沒，搞得敵人焦頭爛額。6月12日，於得水、王亮率領隊員襲擊敵人界石區隊，繳獲長短槍20餘支，子彈2000多發，於得水在這次行動中受了重傷。膠東特委機關遷至煙台後，活動經費和生活費用都沒有保障，為解決特委的困難，

1937年春，於得水傷口痊癒，便帶隊攻打壘子鹽務局，不僅繳獲甚多，而且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12月24日清晨，於得水率隊參加膠東特委領導的天福山起義，任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一大隊大隊長。

1938年1月15日，威海起義後，任“三軍”二大隊大隊長。雷神廟戰鬥後，“三軍”西上抗日,於得水帶領二大隊隨軍政委員會機關進駐馬台石一帶,後進駐觀水一帶,在這裏擊潰了大刀會和紅槍會的進犯。於得水和林乎加又率領二大隊一舉攻克福山縣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將原縣保安隊改編為“三軍”第一路福山抗日遊擊隊。7月中旬，於得水按照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和兄弟部隊一起平息了“三軍”二路指揮周雍鶴的叛變。接着在高錦純司令員的統一指揮下,攻擊蓬萊城東門，並獲得勝利。蓬萊戰鬥後，於得水又奉命率部西上，到達黃縣北馬、龍口、黃山館一帶肅清殘敵,鞏固了蓬黃掖抗日民主根據地。

1938年9月18日，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第五支隊，於得水被任命為六十三團團長。率部開赴黃縣和招遠邊界，出色地完成了保護兵工廠和玲瓏金礦,保障五支隊的軍需物資和經費來源保衞膠東中心革命根據地的任務。

1939年秋，膠東部隊為了溝通與山東軍區的聯繫，成立了交通營(即十三團三營)，於得水調任營長。1940年6月，又調任十四團團長。

1941年8月任東海軍分區副司令員兼東海行署專員。領導東海區軍民同日偽頑進行艱苦的鬥爭，橫掃了東海區內十餘股敵偽頑武裝。解放了昆嵛山區，鞏固了東海抗日根據地。

1945年8月，於得水任東海軍分區司令員兼煙台警備區司令員。為粉碎美蔣妄圖在煙台登陸的陰謀，於得水奉中央軍委指示，帶領部隊迅速佔領煙台市。10月1日開始,美軍太平洋艦隊侵入煙台港，於得水參與了同美方代表的談判，粉碎了美艦登陸煙台的圖謀。10月17日於得水奉命派東海特務二團與兄弟部隊一起成功襲擊了佔領崆峒島的國民黨“山東保安三十七旅”張立業部，收復了該島。

1946年1月，於得水任膠東軍區第一分區司令員。1949年4月，於得水渡江南下，任浙江軍區第六軍分區司令員。歷時一年,基本上肅清了當地的土匪。

1950年5月，於得水調任浙江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軍區建築委員會主任。

1957年下半年，南京軍區黨委決定於得水到幹部速成中學學習文化。1958年7月下旬，南京軍區任命於得水為南京市板橋工業區工程建設指揮部總指揮。1961年8月，於得水被安排到地方工作，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於得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於1967年2月26日慘死在獄中。

1979年2月，於得水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2005年5月，安徽省政府在豐碑園為於得水鑄了半身銅像。 ^[1] 

1934年秋，於得水帶領孫寶山等人，利用夾村趕山會的機會，砸了收税機關，燒了税票，把夾村山會變成了反對官衙苛捐雜税的聲討會，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手得水為民除害的事辦得越多，名聲越高，反動派的追捕就越緊。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決定讓於得水暫離膠東，到大連暫避一時。11月，於得水告別親人，跨海避難，在大連碼頭做裝卸工人。因為碼頭人雜，易於暴露、他又經人介紹到高閣花園做工，改名高得勝，不料被日本翻譯--同村人宋文峯認出，幸虧及時轉到宮本木廠做雜工，改名劉二倫，才免遭毒手。以後於得水經朋友介紹，離開大連，到偏僻的錦州小孤山教武術，化名林得勝。在流亡期間，於得水隱姓埋名，結識山東逃亡東北的共產黨員，秘密地尋找當地黨的組織。1935 年春。於得水的父親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終於在小孤山找到了他。父子相見，悲喜交集，抱頭痛哭。當於得水聽父親説，共產黨員呂以明身受折磨，慘遭殺害時，恨不得立即返回家鄉，大幹一場。同年6月，他終於接到中共膠東特委的指示，返回膠東。 ^[2] 

1935年底，於得水參加了“一一·四”暴動，在原計劃受挫的情況下，仍然率大隊行程300餘里，繳獲長短槍80多支、刺刀50餘把、土槍30多支、子彈2000餘發。春雨洗過的昆嵛山青翠欲滴，煙雲繚繞。80多年前，於得水就率領着僅存30多人的隊伍在昆嵛山區繼續開展遊擊活動，他們住石洞、吃野果，在地勢險峻的“老蜂窩”舉行訓練班，沒有槍械就用大刀訓練。於得水率領的這支昆嵛山紅軍游擊隊，是土地革命後期山東及北方沿海僅存的紅軍隊伍。 ^[8] 

“11·4”暴動失敗後，敵人對革命羣眾進行了瘋狂殘酷的屠殺、鎮壓和清剿。於得水帶領僅存的三十餘人，活躍在昆嵛山區，不斷進行着遊擊活動。在這艱苦的環境下，他們還時刻不忘學習，在地勢險峻的“老蜂窩”舉辦訓練班。當訓練班舉辦第二期時，敵人接到情報，率部“圍剿”。於得水帶領游擊隊員與敵人巧妙周旋，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始終堅持鬥爭在昆嵛山上。

由於於得水率領的游擊隊在昆嵛山不僅紮下了根，而且越來越活躍，敵人便加強了對界石這一昆嵛山東麓交通樞紐的控制，經常派出便衣行動，對游擊隊和附近羣眾的威脅很大。於得水請示特委拔掉這個釘子，新任特委書記理琪同意了他的計劃。1936年夏，一天逢集，於得水帶領游擊隊員，假裝找人，騙開敵人哨兵，衝進敵軍哨所大門。此時，衝在前面的於得水被一顆子彈擊中腹部，會些武功的敵小隊長張牙舞爪地撲了上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於得水大吼一聲：“誰動，老子就砸死誰!”揚起拳頭朝敵小隊長猛砸過去，接着又朝他胯下猛踹一腳，敵小隊長“啊”了一聲，便栽倒在地。又一顆子彈再次擊中了於得水的腹部，於得水咬緊牙關，忍着劇痛，左手捂住傷口，右手持槍怒視敵人，堅持指揮戰鬥，直到後繼部隊趕到把敵人擊潰。 ^[4]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踐踏了中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於得水按照黨的指示，到各地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2月中旬，他接到理琪的指示，立即與宋澄到溝於家村會面。當知道理琪已經出獄，並受到山東省委派遣回膠東再任特委書記時，他高興得不知説什麼好。理琪介紹了全國抗戰形勢，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方針和各項政策和省委關於在膠東成立“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的指示。特委研究決定，以昆嵛山游擊隊為基礎，先編成第一大隊，由於得水任大隊長，宋澄任政委。於得水和宋澄當即表示服從組織決定。於得水感慨地説：“今天，我們的旗幟已經公開打起來了，回想苦難的年月，我於作海如果離開羣眾，就像魚離開水一樣，連一天也不能活。我要改名叫於得水!”理琪拍着他的肩膀讚揚説：“好!這名字改得好!”宋澄也風趣地説：“我們就像魚在水裏一樣，呼隆起來了!”大家會心地朗朗大笑。24日清晨，於得水率領30名隊員，帶着30多支長短槍，從昆嵛山區經過一夜的急行軍，到達文、榮、威交界的天福山，參加了威震膠東的天福山起義。 ^[3] 

1945年8月,於得水被任命為東海軍分區司令員，並先後兼任煙台、威海警備區司令員。中央軍委指示我膠東部隊迅速佔領煙台市。於得水率領部隊控制了西沙旺、毓璜頂、海港碼頭，擊沉敵船六七隻，殲敵千餘名，終於把紅旗插上煙台山，解放了煙台市。

煙台解放不久的10月1日，美軍太平洋艦隊的黃海艦隊先後駛人了煙台、威海水域，要挾我軍。黨中央指示，堅決驅逐美軍艦隊。膠東區黨委成立了“煙台黨政軍民統一行動委員會”，組成了以東海軍分區政委兼煙台威海警備區政委仲曦東為首席代表、以東海軍分區司令員兼煙台威海警備區司令員於得水與煙台市長於谷鶯為代表的我方代表團，與美軍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談判。於得水在談判期間部署部隊沿煙威一線構築工事，加強戒備，並一舉攻下了偽軍佔領的崆峒島。經過幾輪談判，我們取得了談判的勝利，迫使美國艦隊灰溜溜地離開了煙台。這就是載人史冊的“煙台談判”。這次談判也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外交談判，已經成為我國外交史冊上的一段佳話。 ^[5] 

於得水對父老鄉親、廣大羣眾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新中國成立後，於得水繼續在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他有一張長長的名單，從最開始的幾十個人後來擴充到近百人。每月領來工資，他都要按這張名單寄東西，上面既有烈士遺孤、掩護過自己的羣眾，也有傷殘在家的老戰友。

“於司令對咱老百姓沒得説，我爺爺就收到過他寄來的《毛主席語錄》、餅乾、罐頭，他還囑咐我爺爺保重身體。”於戰平説。

於得水對父老鄉親、廣大羣眾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新中國成立後，於得水繼續在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他有一張長長的名單，從最開始的幾十個人後來擴充到近百人。每月領來工資，他都要按這張名單寄東西，上面既有烈士遺孤、掩護過自己的羣眾，也有傷殘在家的老戰友。

“於司令對咱老百姓沒得説，我爺爺就收到過他寄來的《毛主席語錄》、餅乾、罐頭，他還囑咐我爺爺保重身體。”於戰平説。 ^[8] 

於得水這個名字，在膠東大地上可謂家喻户曉。在鞏固膠東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他出生人死，英勇善戰，7次負重傷，13次受上級嘉獎。他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至今還在膠東大地上廣為傳頌。

在著名作家馮德英的小説《苦菜花》和《山菊花》中，於震海團長的人物原型就是於得水。這兩於得水部小説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後，於得水的革命英雄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風狂流拍空，雪白映青松；胸膛似石壁，處處有彈孔。一根稻草繩，道高化作龍；從此騎鯨去，雖死亦鬼雄。”這是著名藝術大師賴少其緬懷英雄於得水所作的詩，這首詩形象地記錄了於得水革命的一生。 ^[7] 

於得水之女於淑英回憶（2021年）：

我今年89歲了，這輩子也就見過父親三回。對於我而言，父親於得水是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人。

小時候，我家在村邊上，父親常年在外頭，有的時候回家，都是半夜偷着翻牆回來，天還沒亮就走了，我從沒在家裏見到過他。

1940年，那時我8歲，我第一次見到他。大概五六月份的樣子，我父親捎信回來，説他在鎮上。我媽就給他包肉餡餃子，盛在碗裏，讓我給他送過去。我一手拿着餃子，一手提了瓶酒，走了兩裏地，終於見着他了。當時歲數小，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幹什麼，就知道他不着家，心裏頭挺埋怨的。

再見到父親的時候，是在1956年的南京，他寫信讓我過去轉轉，我買了硬座車票，坐了2天2宿的綠皮火車才見到他，在他家住了差不多一週就回家了。當時我感覺雖説是父親，但是很陌生，直到第三回，我在他家住了差不多1年，才逐漸瞭解他，但沒想到，那也是最後一回見到他。

那是1964年4月，當時他已是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我腰不好，去安徽做手術，出院後暫時在他家休養。剛到他家我真是驚住了，生活艱苦程度難以想象，家裏的“沙發”是用木板拼的，被褥上都有補丁。我看不過去，把身上的錢都給了父親。

父親身上有9處傷，胳膊、腰、肩膀上到處都是，但從沒聽他喊過一句疼。有時候，他和我説：“我的腰不好，你給我按摩按摩。”這就是疼得受不了了。他從來不吃保健品，也從來不格外花錢。他有一個本子專門寫着以前救他的戰友、烈屬家的地址、姓名，省下來的錢，每個月都固定轉給他們。

羣眾的事在他心裏比天大，哪裏出現災情、哪裏有困難，他會馬上去調查、救援。他經常説：“當初在昆嵛山吃不上飯的時候，我們躲在洞裏，敵人在後面追，羣眾還給我們送飯，現在生活好了，怎麼能忘了他們。”

他心裏裝着羣眾，也記掛着家裏人。有的時候，他閒下來會和我説以前的事。我們家裏為革命犧牲了6個人。我舅犧牲的時候，我姥姥哭。他説：“你別哭，我就是你的兒子，以後我養活你。”他説到做到，每個月都給我姥姥、我媽媽寄錢，直到我姥姥去世。

我父親對黨、對革命、對羣眾、對家人，都沒得説，我特別佩服他，也想把他這種精神一直傳下去。我經常和我兒子、孫子唸叨我父親的事，讓他們向我父親學習，聽黨的號召，多為國家作貢獻。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