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再

於再(1921.5.23~1945.12.1)， 原名於鎮華，浙江省杭州市人。“七七”事變後，日軍長驅直人，在杭州淪陷前一個星期，他賣了自行車作路費，離開了杭州之江大學附屬中學，經武漢到達重慶，應考錄取民生輪船公司售票員。民國27年(1938) 2月，為了報效祖國，他到延安進人陝北公學第三期學習,結業後被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7月被介紹到國軍五十五師三二五團二營營部當政治指導員，參加保衞武漢戰役。後隨部隊突圍到四川奉節縣，一度幫助萬縣國華中學辦理招生，並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兒童救護傷員、難童、宣傳抗日。

1938年12月20日，由蔡去非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調萬縣河口場小學教書，任特支宣傳委員。9月，調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做徐冰的臨時交通員，並在重慶三聖宮幫助孩子劇團工作。次年10月，到重慶三才生煤礦任會計。

1941年上半年，他組織煤礦職工爭取改善生活的鬥爭，勝利後，離開煤礦，考人私立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鄉村教育專修科學習。於1943年7月畢業，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國庫司科員。不久，通過同學的關係，在遠征軍中冒充一個死兵的名字，充當了二等兵，遠征印緬。抗戰勝利後隨遠征軍回國到昆明，受聘在私立南菁中學任出納和地理教員。

1945年12月1日上午，當軍官總隊隊員野蠻圍攻西南聯大新校舍時，於再和同事正好路過門口，目睹一切，他義憤填膺，冒險上前勸阻，被暴徒打傷。當暴徒正要向校內投擲手留彈時，他奮不顧身上前攔阻，被暴徒推倒，手榴彈同時爆炸，當場犧牲，為四烈士之一。 ^[2] 

於再，杭州人，在杭州滄陷的前一星期，他還在錢塘江附近的之江學校讀書。杭州危急後，他的家庭預備內遷，派人去找他回來，誰知學校的回答是“他早已請假回家了!”那時候他才十七歲，而且又沒有向家裏拿錢，他的家人自然是很着急的，其實因為戰事的關係，學校準先繳一半學費，他早就留下了另一半，再賣掉一輛單車,他就西行到四川去了。

入川后，為了謀生，他考取了民生輪船公司的售票員，他隨身的衣被很單薄，而重慶的冬天又相當冷，每天一清早他就冒着濃霧渡江去售票，要到午後才稍能休息，但因為尚有餘暇可以自修，他覺得還滿意。也許是由於讀書有疑難吧，他寄了封信給中大一個親成，説想與他會唔，但對方得: (一) 不告訴家中他的行蹤; (二) 指導他學習；(三) 介紹他參加抗戰工作。那時還在抗戰初期，青年都渴望為祖國獻身的時候，不久於再便進了十九師，隨軍在湘鄂一帶工作。他所在的政訓隊緊隨在大隊後面，常常隔火線只有一二十里。後來隊伍退到四川奉節,隨後又有大的遷調，於是他便同着一些政訓隊的同志到了萬縣，在一個小學裏教書，同時還做些鄉村的民眾工作，這工作使他和學生、和農民有了密切的接觸，使他愈來愈愛他們，也使他決定了以後工作的目標。

二十九年夏，他回到了重慶三聖宮的鄉下，這時候他變得異常沉靜，終日孜孜於自修，唯一的娛樂，是和孩子劇團的團員，在青山綠疇之間漫步歌唱。他漸漸感到充實自己的需要的迫切,於是暑假過後，便進了北碚的育才學校。課餘之閒， 他除了學習外國語而外，仍然還是不斷的從事於民眾教育工作。

畢業後，他在北碚一個煤礦公司做事，但他不安於那種有點麻木的生活，接着，當“遠征軍”的名字對人還很生疏時，他就投入了駐印軍運輸隊，他被派做庶務的事，但他毫不嫌厭庶務的瑣碎，始終耐着性子勤懇的做。到汀江以前，他的月餉只有幾十個盧比，而印度有些地方物價也是頗不低的，中國的書報又沒有，所以他給國內友人的信上,常向人商量款子要求寄書。

1945年六月，他隨遠征軍歸國，滿心想着繼續為國效勞，豈知到陸軍總部報到了好幾回，都沒人理。因為人家以為他是去領遣散費的。當時，他的許多同隊的，因為發了洋財，在昆明都擺過闊，但他呢，除了一身軍裝，兩條軍毯之外，什麼都沒有。在親戚家寄居了不久，南菁中學缺一出納，就聘了他去。他做出納還兼教幾課地理，工餘依舊自學不輟，直到十二月一日，而在那天上午，為了理髮，他去了聯大，就在聯大門口，他死於軍人之手。

於再未婚，民國十六年六月生，1945年十二月一日晚逝世，堂上還有年高七十的祖母，他的父親，和一個妹妹。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