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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伶

鎖定
於伶(1907年2月23日—1997年6月7日),原名任錫圭,字禹成,出生於江蘇宜興。中國著名劇作家、導演、演員。
1926年赴蘇州第一師範求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1930年考入北平大學法學院俄文法政系。1932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擔任組織秘書,並籌建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分盟,以戲劇、文學活動的方式,展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左翼電影戲劇的創作和理論工作。
1949年以後曾擔任國營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等一系列職務。
中文名
於伶
外文名
Ling Yu
別    名
任錫圭(本名),尤兢
葉富根(筆名)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07年2月23日
逝世日期
1997年6月7日
畢業院校
北平大學
職    業
劇作家、導演、演員
主要成就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
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中國戲劇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中國電影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出生地
江蘇宜興
代表作品
《花濺淚》

於伶人物簡介

於伶 於伶
於伶(1907年2月23日—1997年6月7日),周士觀之婿、周伯理的丈夫。主要筆名有尤兢、葉富根等。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和中國電影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於伶筆名來源

“於伶”這名字,並不是他的本姓本名,他本姓任,原名任錫圭,字禹成,是他的父親從《尚書·禹貢》篇上取“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而來。小時候念五年書塾的時候,用這個姓名,後來,念小學和考入蘇州草橋的江蘇省立二中時也用本名本姓,所以,與他交往深的人都稱其為:“老任”。鄧穎超就這樣稱呼他的,不知道的人會覺得很奇怪。
於伶在蘇州念師範學校時就喜歡讀劇本,南國社的演出劇目,尤其是田漢的作品,幾乎能背出全部台詞。從讀劇本開始他愛好戲劇。雖然他在北平大學法學院唸書,讀的卻是俄文政經系。“九·一八”事變後,於伶投入到抗日愛國的運動中,由於宣傳的需要,他開始學習寫獨幕劇,並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分盟的工作。1932年誕生了他創作的第一部獨幕劇《瓦刀》,署名“任伽”,這是他的第一個筆名。
以後,他被“劇聯”總盟調到上海,從此,連續創作了三十三個獨幕劇,用“尤兢”這個筆名。這個名字很特別,有什麼來歷?承他相告,這外國式的名字,是學習俄文的關係,從外國人名演變而來。他從1934年開始,差不多每天在《申報·本埠增刊》上發表影評文章,也用這個筆名。那麼,為什麼這個筆名沒有一直沿用下去呢?
因為“尤兢”這個名字太響亮了。當時,他創作的《回聲》《漢奸的子孫》等是當時保持最高上演記錄的“國防戲劇”,使他獲得了“國防專家”的聲譽。當上海淪為“孤島”時期,已經不便用這很有聲譽的“尤兢”這個名字公開活動了。也是一種無奈,或者説是於伶在話劇運動中思考的結果。
1938年,從創作四幕劇《女子公寓》開始,他用了“於伶”這個筆名。夏衍曾説:“一個筆名的改變,代表了作者的再出發和新生。”從此,於伶從“國防戲劇”轉入“抗戰戲劇”的創作,用“於伶”這個筆名創作多幕劇,前後共有十七部多幕劇(不包括集體創作五部)。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時代同步,尤其是反映上海“孤島”時期,上海市民抗戰這樣的主題,如多幕劇《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濺淚》《夜上海》等,創造了用話劇表現上海人民抗戰的歷史畫卷,而得到觀眾的認可。
於伶 於伶
為什麼用“於伶”這個名字?原來,“於”字與“禹成”的“禹”同音,又有于姓,不致被人懷疑是假姓。而“伶”字,即是“戲子”的意思,舊社會“戲子”被人看不起,他願意做個戲子。於伶老人説這話的時候,神色很坦然。
他還用過其他一些筆名,如1938年,代主編《譯報》“大家談”專欄的時候,用“葉富根”這個土裏土氣的名字。這個名字也是他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的化名。因為某某根、某某富,往往是勞苦大眾,蘇州一帶農民叫“根”的特別多,他年輕時在蘇州待過六年,還寫過江南農民題材的獨幕劇集《江南三唱》,無怪乎他要使用這個帶有地方色彩的筆名了。
用筆名延為以後的大名,在作家中不在少數。而於伶不僅用筆名改為自己以後的姓名,而且,他的子女,和再下一代子女,也都改姓“於”了。姓什麼已不重要,在老於家。 [1] 

於伶參加革命

於伶劇作集 於伶劇作集
於伶本名任錫圭、任向之,字禹成,1907年2月23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一書香門第。
於伶在蘇州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就參加了蘇州學生的話劇演出,這是他戲劇活動的開始。1930年,於伶考取了北平大學法學院,有感於當時的國危民困,一連寫了3個獨幕劇,抒發自己的激憤,從此走上了戲劇創作的道路。
1932年,於伶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京分盟,次年,又與宋之的陳沂等籌建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左翼劇聯”)北平分盟,還組織了校外的羣眾組織反帝大同盟、學生互濟會等,以戲劇、文學活動的形式,展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
1932年5月,於伶、宋之的組織苞莉芭劇社在北平上演了於伶寫的劇本《瓦刀》。6月都聯合呵莽劇社等演出,兩次演出都受到反動軍警的襲擊,於伶受傷,演出被禁。
1933年1月,於伶由北平被調往上海“左翼劇聯”,參加戲劇運動的組織工作。8月,任三三劇社負責人。同年劇社因與國民黨軍警發生流血衝突,被迫停止活動。這一年,於伶寫了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獨幕劇《臘月二十四》(《太平年》)和《一袋米》,首先在上海演出。
於伶戲劇電影散論 於伶戲劇電影散論
1934年4月,於伶調到左翼文化總同盟工作,在夏衍的領導下,分管“劇聯”等組織的聯繫工作。同年建立了上海無名劇人協會,於伶為負責人之一。為紀念“一·二八”抗戰兩週年,紀念“五一”和支援美亞綢廠工人罷工鬥爭,協會進行了3次公演,同年7月,遭國民黨反動軍警破壞。
1934年冬,在於伶主持下,“左翼劇聯”總結了前一段的經驗教訓,認為為了更有效的鬥爭,應開展建立劇場藝術的運動。於是1935年春,組成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演出了系列中外名著,提高了舞台藝術水平,擴大了話劇影響,使左翼戲劇運動完成了戰略轉移的任務。自1934年4月至1936年底,於伶在從事繁重組織工作的同時,還寫了《夏夜曲》《回聲》《蹄下》《漢奸的子孫》(章泯洪深、張庚集體創作,於伶執筆)、《撤退,趙家莊》(沈西苓、章泯、凌鶴、夏衍集體創作,於伶執筆)、《神秘太太》等11個獨幕劇,為宣傳抗日救亡,鼓舞戰鬥意志,揭露妥協投降的賣國賊,發揮了戰鬥作用。

於伶獨守孤島

夜上海 夜上海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中國劇作者協會決定集體創作劇本《保衞盧溝橋》,於伶參加寫作,並擔任演出委員會主任兼舞台監督。此劇於8月7日在上海蓬萊大戲院上演。8月23日,日本侵略軍把戰火引向了上海,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在於伶等主持下,動員上海廣大戲劇電影工作者,迅速組成了13個救亡演劇隊,開展抗日宣傳工作。
於伶 於伶
11月7日,國民黨當局棄守上海,上海只剩下法、英租界兩塊土地,處於日本侵略者包圍之中,開始了史稱上海“孤島”的時期。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於伶團結了留滬未走的歐陽予倩阿英許幸之、李伯龍等組成青鳥劇社,於1937年末開始演出《雷雨》《日出》和於伶趕寫的《女子公寓》等。1938年中,於伶和阿英、吳仞之李健吾等人幾經波折籌建了上海劇藝社。經過合法鬥爭取得法租界當局的支持後,演出了法國劇作家薩度的《祖國》、R.羅蘭的《愛與死的搏鬥》等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戲。以後,又先後上演了張駿祥創作的話劇《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及曹禺的《正在想》、《鍍金》。通過演出,上海劇藝社的隊伍不斷擴大,還和法租界當局合作開辦了中法戲劇學校,培養了一批日後有名望的編劇導演和舞台美術工作者。
自1937到1941年止,在“孤島”約5年時間內,於伶創作了《血灑晴空——飛將軍閻海文》《滿城風雨》《女兒國》《大明英烈傳》等10多部多幕劇、11部獨幕劇和廣播短劇。其中《夜上海》和以前創作的《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濺淚》在香港、上海攝製成電影。
從《女子公寓》開始,他改用於伶筆名,和以前用尤兢筆名發表的劇本相比,創作水平有明顯提高,並開始從哲理上進行人生觀的探索。

於伶抗日宣傳

於伶詩鈔 於伶詩鈔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於伶和部分戰友于3月間奉命向香港轉移,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同司徒慧敏等組織了旅港劇人協會,有金山王瑩、藍馬等參加,在被稱作“話劇不毛之地”的香港,播下了話劇的種子,贏得了眾多觀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火燒到香港,大批文化人逃離,於伶也於1942年抵達桂林。7月,在桂林寫出《長夜行》,此後,即調往重慶。 1943年,於伶於夏衍、宋之的、金山等人組織了民間職業劇團中國藝術劇社。成為抗戰後期重慶戲劇運動的中心力量。這一時期,他還寫了《杏花春雨江南》、《心獄》等劇,並與夏衍、宋之的合寫了以中國話劇界艱難歷程為題材的《戲劇春秋》。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於伶回到上海,立即恢復上海劇藝社,團結了上海和重慶復員東下的戲劇工作者,演出了轟動一時的《升官圖》(陳白塵著)等。同時,他還創作了《無名氏》,由國泰影業公司拍攝成電影。1947年春,在反動政治迫害和嚴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劇藝社被迫解散。於伶同上海戲劇界一起,進行了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爭自由的鬥爭,並積極支持雪聲劇團改革越劇,演出《祝福》,支援越劇為籌建藝校聯合演出《山河戀》。1948年末,於伶去香港,不久進入解放區。

於伶建國之後

狂歡之夜 狂歡之夜
1949年春,於伶隨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參加接管上海的任務,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文藝處副處長,接管上海的文化、電影機構。後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局長。1955年5月,潘漢年被誣為“潘楊反革命集團”主犯,於伶受到株連。
1959年7月,於伶同孟波鄭君裏合寫電影劇本《聶耳》,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1962年6月15日,完成了歌頌上海人民在抗日救亡中英勇鬥爭的《七月流火》。
在“文化大革命”中,於伶於1966年8月起被囚近10年,精神和身體受到嚴重摧殘。他寫過《長夜行》,“囚心何事起微波?六十生辰夢裏過!俯仰胸懷天地闊,燈高影淡舞婆娑。 [2]  ”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於伶在病勢稍輕之後,即欣然命筆,重新寫作。1983年2月,黨中央正式為“潘楊”冤案平反昭雪,於伶在病中寫了《懷潘漢年同志》的長詩。 [3] 
1996年2月22日於伶90高齡時,上海文化界領導為他祝壽,稱他是:“中國革命戲劇的拓荒者,革命電影事業的奠基人。”
1997年6月7日逝世,享年90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