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一川

“七・七”事變爆發後，於一川受黨組織派遣，進入國民黨石友三部隊任團政治部主“任開展黨的工作，任共產黨支部書記。積極向部隊官兵和駐地羣眾揭露日軍侵略罪行，號召團結抗日，保家衞國。1939年初，石友三預謀迫害共產黨人，於一川等及時撤出，轉移到太行抗日根據地。

1939～1940年夏，於一川在晉冀魯豫區（後改為太行區）黨校從事管理和教學工作，指導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1940年秋，被任命為中共太谷縣委書記，後又調任黎城縣委書記。1943年，在整風後期的審幹運動中，很多幹部被打成“特務”。當時任地委書記的於一川對此提出疑問，並大膽地向區黨委反映自己的意見。不久，中央指示糾正“左”的做法，他立即主持對受到錯誤打擊的幹部予以甄別平反。1945年秋，在著名的上黨戰役中，太行四分區成立上黨戰役後勤指揮部，於一川任政委，派出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動員青年人伍，組織民工支前，有力地支援了前線作戰，受到上級的表揚。1947年夏，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於一川隨軍南下，開展地方工作，任皖西區黨委副書記。同年底，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向大別山區進攻，劉、鄧大軍主力部隊主動撤往淮北開展外線作戰。皖西區黨委率領一部分部隊堅持在大別山與國民黨主力周旋。當時雙方力量懸殊，環境異常險惡，於一川和區黨委領導皖西軍民積極開展鬥爭，克服困難，牽制了國民黨主力部隊，一直堅持到淮海戰役勝利。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於一川任省委委員、信陽地委書記，領導和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於一川調雲南工作。初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兼秘書長，主管土地改革工作。他和馬耀、王連芳率隊到德宏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後，向省委提出根據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不同情況實行分類指導進行“土改”的意見，經省委集體討論，反覆研究，制定了一些不同於內地的特殊政策：對經濟相對發達的平壩地區，採用急風暴雨式的羣眾階級鬥爭方式進行土地改革；對內地與邊疆的緩衝地區和多民族雜居的山區，採用比較温和的政策和方式，謹慎地進行土地改革；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和平協商土改”；對仍保留原始社會末期氏族制度殘餘、階級分化不明顯的民族地區，不進行“土改”，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從雲南實際出發的做法得到中央的批准後在雲南實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於一川先後任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第二書記兼省財委主任，主管全省經濟工作。他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一方面着重抓糧食增產和儲備，一方面重點抓交通，為發展工業創造條件。由於這兩項工作抓得紮實，為雲南以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1958年，於一川任雲南省省長。1961年，他認真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全省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農村工作方面，他強調加強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大力發展生產。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他曾去找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實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雲南這些年剛剛好一點，剛有點飯吃，不能再折騰了。在黨內鬥爭上，他敢於堅持原則，對廬山會議錯誤批判和處理彭德懷等人“感到不能理解”，對有些幹部的處理，他認為“這是片面地把錯誤集中起來的結果”，是“過火的鬥爭”。在當時情況下，他敢於這樣提出問題，是難能可貴的。1965年，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劃作“於梁集團”），繼而受到錯誤處理，被撤銷職務。1966年下放到鄭州柴油機廠任副廠長，參加勞動。但他從未發過怨言，仍然密切聯繫羣眾，積極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於一川被衝擊，身心受到摧殘。1968年他擔任鄭州柴油機廠革委會主任，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他勇於同“四人幫”的錯誤路線作鬥爭，兢兢業業，努力抓生產，不顧造反派的威脅，盡力保護幹部。1977年底，擔任鄭州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委會主任。1978年10月，任河南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分管經濟計劃和基建方面的工作。1979年1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撤銷了1965年對於一川的錯誤處分。1980年，他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8月，選為河南省顧委委員，省顧委主任。1990年11月19日，因病在鄭州逝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