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中國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志》真實地顯示災害的資料，被稱為一份對歷史和後人的答卷。新中國以來，尤其改革開放以來，方誌在各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瑰寶煥發出的青春的活力。在國家領導人的關心下，經過50-60年代一輪修志，尤其從80年代至今的二輪修志，新中國的方誌編修事業取得豐碩的成果，為新中國六十年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源遠流長的地方誌堪稱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瑰寶，它與國史、家譜一起，共同傳承着中華民族豐富而寶貴的歷史文化財富。

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載體和文化傳承方式，方誌在中國歷史與社會發展中一直髮揮着資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在中國文化中有着非同尋常的獨特地位和深遠的文化影響。不但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地方誌也顯示出超越時間、超越空間的寶貴价值。在美國、在歐洲、在日本的許多國立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中國古籍中，有着大量豐富的地方誌史料，為確立漢學研究、推進中國研究發揮了極大作用。

從先秦遠古時期起，我國已經有了圖志的雛形，學者們認為河圖洛書即為起源。而山海經就像是現存最早的方誌。方誌地圖在遠古王朝中已經大受重視，如劉邦就是入咸陽後得到了秦國地圖才得以順利取得天下，地圖上記載了全國的關隘要塞，守備兵力，所以秦地圖也是方誌的原形之一。巴蜀地區的《華陽國志》被認為是第一部地方通史。我國曆史上有名的地方誌還有《越絕書》、《吳郡圖經續記》等等，他們是地方山水人文的古老見證。

史稱國家實現主權管轄為“納入版圖”，即指將某地域上之土地、人民與物產情況全部登記入籍、上報中央，以為永久的轄治依據。嗣後，又通過編修地方誌，把所屬區域範圍內之自然與社會的歷史、現狀作全面而系統的記載，為治者提供借鑑，為他人提供信史。故編修地方誌是國家行政管理的永久定製，也是國家實現主權管轄的重要標誌。作為地方誌的集大成者，是以全國疆域為記述對象的總志（一統志）是由元代忽必烈所創，並於明清年間盛極一時，中國舊地方誌編修事業達到頂峯。一統志體現了中央政府對國家疆域領土的統一管轄和主權標誌，編修一統志是國家主權和統一大業的重要內容。元代起中國開始出現行省制度，作為編修一統志的基礎，各省總志也開始流行起來，並在明代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清代走向了繁榮時期。

杭州人用歷史的故事品味着今天的生活。位於西湖之邊的雷峯塔中，方形地宮是考古界一次石破天驚的發現，坍塌的遺址下面告訴人們一個傳奇的故事。吳越王錢?喜得貴子，於公元977年建造黃妃塔，因塔建在雷鋒山上，故又稱雷峯塔，雷峯塔並把求得的佛螺髻發舍利供奉於塔下。2001年3月11日雷峯塔地宮開始發掘，從中發現了六十件珍貴文物。除《鹹淳臨安志》之外，南宋時期先後於乾道、淳?年間兩次編修了臨安志，這三部志書被稱為臨安三志，它們也是杭州最早的三部定型地方誌。

台灣的媽祖宮廟超過兩千座，媽祖廟信眾多達一千六百多萬人，媽祖文化在台灣盛行的背後，就有方誌的一份功勞。今天媽祖文化影響了世界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不僅是一種信仰，更成為世界華人之間的文化紐帶。

文明傳播的第一次革命性突破，始於雕版印刷術的出現，這種技術使書籍的傳播由寫本時代進入印本時代，印刷技術讓包括地方誌在內的大量圖書得以流傳，印刷術是中華文化傳承的方式，今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每一部古代志書，都隱藏着他們千年流佈的傳奇身世。

位於浙江湖州月河街上的宋樓是清代末期湖州著名藏書家陸心源的藏書樓之一，如今已書去樓空，1906年由於中國內憂外患，宋樓的主人陸樹藩債務纏身，忍痛變賣了藏書以解困局，這些珍貴藏書大多都是中國的地方誌，日本還專門成立了專門收集中國地方誌的機構，來了解並窺探中國的礦產資料等，中國的地方誌遍佈日本、北美、歐洲、大洋洲，至今我們都無法完全知曉中國地方誌究竟被多少國家收藏。

方誌雖然源遠流長，關於方誌的研究也由來已久，但真正建樹方誌學科是在清代完成的，出現了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方誌學派和以戴震為代表的地理學派，而運用近代科學方法指導方誌的編修是從民國開始的，並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湧現了梁啓超等一批方誌學家，特別是一些方誌學的專著的問世，標誌着民國時期方誌學研究達到了一個新水準。本集立意在於以人帶史，以人帶學，以人帶修志精神，主要表現近現代方誌理論研究者、方誌學奠基者以及在編修方誌中所堅持的修志精神和表現出的人格魅力。

建國後，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中，方誌作為真實可信的記載為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社會文化生活建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或者編輯資料彙編，或者為科學研究支撐，尤其在重大水利項目建設、地質勘探、礦產普查、地震預報、氣象預報、重大工程選址等方面，方誌的開發利用工作有着長足的進步，舊方誌在嶄新的信息時代煥發出了勃勃的生命活力。本集將集中於水利工程建設、地震氣象預報方面的實際案例，揭示地方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國民經濟建設，乃至當前三峽大壩工程建設中做出的貢獻，凸顯方誌在中國社會發展過程發揮的鮮為人知卻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新中國建國六十年，尤其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華民族走上覆興之路。隨着社會的發展，方誌的利用空間日益拓寬，今天，方誌在政府決策、國民教育、保存史料、科學研究、文化交流與傳播等方面正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方誌應用到經濟建設、科學技術、城市發展規劃、文化遺產申報、旅遊資源開發、精神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全國方誌的開發利用工作取得長足的進展，地方誌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方誌工作也不僅僅是編修志書，而是已發展成為以修志為主業，包括制度化、法制化建設，志書的開發和利用，方誌信息化、網絡化建設，方誌理論研究、方誌隊伍建設等方面在內的一項重要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方誌已是一項承上啓下，繼往開來，服務當代，有益後世的千秋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