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福康

1935年2月28日 出生於浙江省定海縣。

1952-1956年 在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習。

1956-1978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師。

1978-1980年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進修，獲博士學位。

1983-1984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1984-1985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

1986-1989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1989-1995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1990— 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系統科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

方福康，1935年2月28日出生於浙江省定海縣。1952年畢業於上海繼光中學。中學時期，他對自己未來的設計是學工科，當一名工程師。但當時正是迎接新中國文化建設高潮的時期，黨和國家號召高中畢業生報考師範院校，方福康改變了志願，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1956年7月，他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留校，從事理論物理學、原子核物理學等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方福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在那段極端困苦的時間裏，他也從未放棄過進行科學研究的努力和工作。70年代初期，他被下放到山西臨汾勞動，回校後，曾向著名數學家蔣碩民教授請教，在他指導下學習現代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蔣先生曾留學德國，與世界著名數學家馮諾依曼共過事。“文化大革命”中，蔣先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批判鬥爭，當時的處境也十分悽慘，門庭冷落。方福康虛心上門求教，老先生十分欣喜，對方福康潛心指導，並向他介紹了馮諾依曼（Von Neumann）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這階段的學習使方福康在數學功底上有了一個飛躍。70年代中期，方福康和數學、化學、天文、哲學等系的幾位教師，為了奪回失去的時間，探索世界領先的科學領域，組織了多學科的討論班，閲讀和討論當時的學術前沿問題。這個討論班堅持了10多年，為以後成立非平衡系統研究所打下了基礎。1976年，他與其他同事一起承擔了關於“離子注入理論”的科研項目，並與所在的科研羣體獲得了1977年全國科學大會獎。1978年8月全國物理學會年會上，他介紹了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I.普里高津（Prigogine）關於耗散結構的工作。1978年10月，方福康作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最早公派出國的進修人員，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在I.普里高津領導的索爾維（Solvay）國際物理化學研究所進修，並在兩年之內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他繼續進行非平衡系統的理論研究，創建了北師大非平衡系統研究所，在許多相關研究領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作為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並不滿足於一般的研究，在1985年前後，方福康又將非平衡統計物理中的耗散結構理論和方法推廣到研究一般複雜系統演化方面，開始了對非平衡經濟系統的研究。在他的積極倡導和全國系統科學界的大力支持下，北師大在全國第一個設立了系統理論本科專業，與碩士、博士學科點及博士後形成系列，為系統科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體系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3年出任北師大物理系系主任；

1986年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

1989年至1995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曾擔任世界銀行教育貸款項目中方專家組組長、國家教委直屬高校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國情教育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三屆委員、第八、九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至今仍負責着系統科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的工作，擔任着系統工程學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2019年2月4日，方福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1] 

理論物理、系統科學、複雜性理論及其在經濟、神經計算等方面的應用

70年代末80 年代初，研究方向為非平衡統計物理及耗散結構理論，主要討論非平衡相變及其數學形式。具體工作包括非平衡相變的馳豫時間、Fokker-Planck方程的李代數結構、核化的Schlögl模型、雙穩系統分析、具有飽和吸收的單模Laser相變，核裂變的遠離平衡機制以及非平衡系統的變分分析等。

80年代後期開始，逐步將非平衡系統的研究擴展到社會經濟、教育經濟和生態資源環境等領域，討論這些系統中存在的複雜性和自組織。主要工作包括經濟波動和技術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複雜經濟系統的演化分析、多部門經濟增長模型、R&D部門的最優投資、風險概念分析、經濟系統對稱性分析、人力資源和教育經濟效益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關係、人才流失、自然資源環境系統的突變機制和臨界性分析等。提出了J結構這一類經濟系統的非均衡突變機制，討論了S形的燕尾突變結構在資源環境與生態系統中的作用。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為學習與認知神經科學中的複雜性。關注宏觀學習過程和記憶的湧現機制，嘗試建立基於神經元羣的動力學模型，將高維繫統投影到低維繫統，尋找系統演化的低維吸引子。具體內容包括：視知覺和聽知覺神經過程中的湧現機制、SOM神經網絡發展及應用、Hopfield網絡與聯想記憶、概念形成的微觀機制、神經突觸傳遞過程中的信息量改變等。

早期從事原子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離子注入理論的研究項目中，由於對布瑞斯（Brice）的能量澱積理論的工作與其他同事一起獲1977年中國科學大會獎；70年代末80年代初將耗散結構理論引入到國內，在非平衡相變的馳豫時間，Fokker-Planck方程的李代數結構、化學雙穩態分析、具有飽和和吸收的單模激光相變等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80年代後期將非平衡系統的研究擴展到社會經濟系統，對經濟複雜性的研究形成了明確的研究思路，並在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系統對稱性的分析、經濟系統多因子模型、人力資源經濟和教育經濟效益分析等問題上得到了許多具體結果。他是系統科學學科建設的積極倡導者，為中國系統科學特別是系統理論的研究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方福康的研究工作領域開始是在原子核理論及其應用等方面，這在50～60年代是科學研究工作的一個熱點。對於方福康來説，這一段研究工作對他有兩重作用，一是通過這項研究工作的背景，為其理論研究打下紮實的基礎，二是在具體的核應用領域獲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核理論的研究涉及基礎極廣，方福康就學於張宗燧，蔣碩民等老師，在理論物理、數學上打下了深厚的功底，並受到了由他們帶來的國際著名學者狄拉克（Dirac），馮諾依曼的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基礎的研究工作雖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中斷，但方福康並沒有放棄對科學研究工作的執著追求，在當時還有可能進行的應用領域中盡力繼續其研究。1976年美國核物理應用團訪問中國，這大致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中斷學術交流關係以後美國最早派出的一個代表團，團中包括當時的美國國家科技顧問J.F.吉布恩斯（Gibbons）。方福康等參與了代表團的接待，並與美國著名的桑地亞（Sandia）實驗室理論部主任D.K.布瑞斯（Brice）對口交流。在瞭解了Brice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了Brice能量澱積分佈的應用範圍，並將Brice方程在隨機過程的基礎上重新推導計算，此結果與其他關於離子注入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實驗工作方面的成果，使方福康和他的同事們一起獲得了1977年的全國科學大會獎。這項工作是在特殊條件下完成的，它體現了方福康科學研究的素質和能力，也使他從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停滯狀態中得以較早、較快地恢復。

探索非平衡相變機制複雜性

1977年I.普里高津（Prigogine）由於非平衡和耗散結構的理論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實際上是近代複雜性研究在國際上展開的序幕。一些過去不被人們廣泛關注的概念，如系統的失穩、突變、遠離平衡、分支等等，突然成為研究的熱點，在各種領域中應用，甚至擴展到社會、經濟領域。方福康在1978年的中國物理學年會上系統地將耗散結構理論作了介紹，旋即到I.普里高津的研究所進修，並比較了當時德國的H.哈肯（Haken）學派，日本的鈴木增雄以及美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在這個領域的發展，選擇了關於“非平衡相變與含時隨機漲落”的研究，這是涉及複雜系統自組織機制和突變的最基本的問題。方福康從非平衡系統隨機漲落的角度，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採用了Master方程、Fokker-Planck方程等數學操作，得到了非平衡相變的馳豫時間，含時隨機漲落的局域擴散、以及隨機系統的算子譜分解等實質性的結果，從而對隨機漲落的演化，漲落與突變的聯繫，宏觀自組織的觸發等非平衡相變的微觀機制提供了一種明確的闡述。在相變機制研究的基礎上，方福康對一些典型的非平衡相變進行了探討，得到了有意義的實際結果，如化學中SchlgL核化過程的條件，單模激光系統中雙光子飽和吸收的閾值以及核反應作為一個遠離平衡過程的反應截面的計算等等。方福康在I.普里高津研究所進修期間獲得博士學位，而且建立了與普里高津學派長達20多年的交流與合作。回國以後，方福康繼續在上述的非平衡相變機制與實際系統深入研究，發展了處理非平衡相變的對稱分析方法，並與國內其他一些單位一起開展了數值計算的方法研究。

對於中國這一階段複雜性研究的進展，一位國際上覆雜性研究的代表人物，日本東京大學的理論物理學術帶頭人鈴木增雄教授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中國科學家在非平衡系統理論的發展的早期，就深入地進入到了這個領域，這是十分幸運的”。I.普里高津也曾專門致信讚揚方福康的才華，並肯定他在進修期間的成績。

運用複雜性理論進行經濟系統分析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諾貝爾獎得主和數學大師包括P.安德森（Andersson）、K.J.阿羅（Arrow）、I.普里高津（Prigogine）和S.斯麥爾（Smale）等人，提出了一種經濟系統分析的新見解。開始只是一個大概的框架，認為經濟是一個演化着的複雜系統。在這一觀點提出以後，很短的時間內，對經濟系統複雜性的研究便形成了熱潮。各家所採用的研究路線也不盡相同，如：美國桑塔費（Santa Fe）研究所強調的自適應系統的計算機實施，德國的哈肯學派利用Fokker-Planck方程討論定量社會學，瑞典學派對區域經濟動力學進行研究，美國的R.戴（Day）等人則關注的是混沌在經濟中的應用等。

在諸多的經濟複雜性研究中，方福康與普里高津學派密切合作，形成了明確的思路與技術路線。方福康和他的研究組的工作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們關注的是經濟系統基本規律的探索，特別是宏觀經濟的基本規律。傳統的經濟理論即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處理的是均衡態，它雖然基於不動點定理作了嚴格的數學證明，但考察的只是系統的終態和負反饋行為，然後將其看作一種理想狀態來估測經濟系統的走向等行為。將複雜性研究引入到經濟系統中，則處理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終態，而且可以分析經濟的正反饋增長，泡沫形成及經濟崩塌，越過勢壘的起飛現象，以及經濟中的混沌和途徑依賴等等。雖然其他學派對這些問題有過討論，但這裏給出的是一組完整的經濟圖象，特別是宏觀經濟所顯示的不對稱性週期。其次，方福康和他的研究組對經濟系統的討論劃分了明確的模型描述層次，與流行的將子系統隨機行為耦合方法不同，方福康及其研究組認為，對於一個十分複雜的經濟系統，要想將諸多的子系統通過耦合來給出其宏觀行為，不僅在技術上有極大的難度，而且在概念上也不易弄準確，難以得到有意義的結果。方福康的做法是，將經濟系統研究的難點予以分解，在宏觀的層次上，先着重尋找支配經濟系統決定性的序參量，找到它的正負反饋、起飛、崩潰等特徵量，然後再通過微觀的隨機性質來刻劃這些宏觀有序的突變。這就為經濟系統與原有複雜性基礎研究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結合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