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

《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共有6章：第一章，回顧了相關的學術史，介紹研究方法和有關概念，並就探討邊疆治理史、土司制度、中國邊疆學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二章，闡述歷朝治邊的理論、施治及其演變過程，以及歷朝治邊理論的主要內容、歷朝治邊的文化軟實力、歷朝治邊的主要經驗；第三章，分別敍述秦漢、兩晉南朝、宋朝、蒙元、明朝、清朝等幾個朝代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經營及其方略；第四章，探討歷代王朝的施治與西南邊疆的民族關係、西南邊疆漢族的演變、北方遊牧民族的兩次南下等問題，還研究歷朝對西南邊疆交通線的經營和影響，以及元朝的土官制度、羈縻治策向土司制度的演變、清朝的改土歸流及其影響等問題；第五章闡述以下問題：中原王朝的地緣政治觀，中原王朝治邊的重北輕南傾向及其影響，今雲貴地區的地緣政治與歷代王朝的施治，唐宋兩朝治邊與西南邊疆地區的交通，雲南與周邊地區關係的變遷；第六章，探討南越國、蜀漢、南詔、大理國等政權治理西南邊疆的方略與實踐，以及南詔處理與唐朝、吐蕃關係的方略等問題。 ^[1] 

作者提出中原王朝的地緣政治觀，內容既有中原王朝對自身政治利益與相關地域關係的關注，也包括對中原王朝與天下政治關係的認識。中原王朝的地緣政治觀，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在價值觀、天下觀、人地關係觀等方面的政治智慧，具有典型的中國特色，在很多方面與近代西方的地緣政治理論不同。中原王朝認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圍的蠻夷勢力應該服從於己，由此形成中心（華夏文明）與邊緣（邊疆及徼外的非華夏文明）相互關係的思想。通過在邊疆及其以遠地區傳播華夏文化，以及朝貢、冊封這兩種形式，中原王朝與周邊的蠻夷建立盟約及主從的關係，進而形成通行的制度規範。以上述邊疆地緣政治觀為基礎，中原王朝制定並施行“守在四夷”的方略，歷朝對周邊蠻夷通常慎用刀兵，處理爭端時大都採取守勢。同時，形成注重德治與教化的方略，認為對周邊蠻夷施以德澤，經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可取得武力不能達到的效果。中原王朝在治邊方面施用文化軟實力，前提是固守“華夏居中”“華夷有別”“守在四夷”“以夏化夷”的觀念，採取以注重全局、長遠利益為特色的遠交近攻手段，爭取和平解決與周邊蠻夷的矛盾及衝突，實現和諧共存與友好交往。歷史證明，中華文明沒有侵略和稱霸的基因。中國人自古推崇“以和為貴”“協和萬邦”“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和平思想，這些寶貴的思想遺產至今仍閃耀着光輝，應進一步發掘、整理和研究，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充分肯定古代交通線的突出地位和積極作用，將其作為中原王朝實踐地緣政治觀、推行治邊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來研究。《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認為古代的交通要道，事實上是以朝貢活動為中心的中外交往之路；重要交通線的開拓與維護，基本上屬於歷代王朝的國家行為。作者揭示漢武帝開發西南夷（今雲貴地區與川西）的內在動力，是企望開通經過其地實現遠交近攻戰略之交通線的史實。認為在元朝建立雲南行省之前，歷代中原王朝經營西南邊疆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由四川盆地南經西南夷達天竺、安南的重要交通線，為與周邊蠻夷的朝貢聯繫、彼此往來提供必不可少的通道。元朝建雲南行省，標誌着重北輕南的治邊傳統開始改變，同時是中原王朝努力經營、積極開發西南邊疆的肇始。約以元代為界，包括西南邊疆道路在內的重要交通線，其框架結構與功能發生了明顯改變。因周邊強大勢力崛起，中原王朝施用的治邊文化軟實力趨於衰落，中原王朝逐漸看低前代倚重的朝貢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途經西南邊疆的交通線與海路交通線，地位和活躍程度超過了北方的交通線。在交通線的功能方面，由元代開始，從重在滿足朝貢往來的需要，向主要為邊疆與內地、中原王朝與外邦的商貿活動服務轉化。元明清時期，為西南邊疆統治的鞏固與經濟的開發，邊疆的交通線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併成為發展迅速的經濟部門之一。 ^[1] 

該書第一個特點是視野寬闊，研究的難度甚大。主要表現在研究內容時段長、地域範圍廣，涉及的問題多而且十分複雜。從秦漢至清代長達2000餘年，《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不僅對各個時段的治邊方略與施治進行具體、深入的探討，還注意梳理歷史發展的線索，總結不同時段的特點和演變的規律。該書所研究的西南邊疆地區，包括今雲、桂、黔三省和川西南，以及曾隸屬中原王朝的中南半島北部。在以上廣闊的時空範圍內，作者進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表明作者具備深厚的研究功力。尤應指出，《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探討的對象，主要是古代政治制度及其實踐方面的問題，涉及思想史、政治史、統治史、民族史、社會史等諸多內容，必然要關注帝王將相、國家制度與政治謀略，具有重視政治關係、以宏大紀事為基本風格的特點，這些似乎與少數人提倡的逃離政治、留意瑣事等主張不合。事實上，為諮政而究史，對歷史賦予深切的現實關懷，歷來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以司馬遷、司馬光為代表的古代史學家，為人們做出了值得仿效的榜樣。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需要總結政治制度史、邊疆治理史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從過去尋找寶貴的借鑑與啓示。劉延東副總理在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致辭中稱：“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是前人知識、經驗和智慧的百科全書。”客觀來説，人們對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邊疆治理史的研究還遠遠不夠，仍有許多問題未弄清楚，這對妥善應對遇到的現實挑戰是不利的。白鋼先生主張從傳統政治制度中汲取智慧，認為傳統政治制度有不少糟粕，也有很多珍貴的遺產。古代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處理政治關係及制定制度政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應重視研究中國的政治傳統，堅持批判與繼承相結合。迄今對歷代制度的史實考察已取得豐碩成果，應確立以探索政治制度整體運行機制為重點的新方向。“重心應是政體運行機制，即研究歷代王朝如何處理各種政治關係。”白鋼先生的意見精闢且切中要害，可以認為《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是對白鋼先生建議的積極響應和踐行。

該書第二個特點是注重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創新。西南邊疆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關係經歷了發展演變的長期過程。在歷史進程中占主導地位的中原王朝，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統治和經營，必然是作者研究及敍述的主線，該書較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人文單元，西南邊疆自身有其發展演變的規律，該視角即人們所説的“從邊疆自下而上的觀察”。作者就此進行積極的探索，並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兩種視角成功結合，繪製出多幅生動、清晰的歷史畫卷。縱觀全書，作者熟練應用歷史時段、整體史、比較研究等較新的研究方法，並將不同時段的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從整體史的視閾予以審視。歷史時段理論是法國年鑑學派提出來的，中外史學史家對歷史時段理論予以很高的評價，認為年鑑學派掀起的以歷史時段理論為核心的史學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史學理論及其實踐的發展。年鑑學派雖早已解體，但劃分歷史時段進行研究的方法仍長盛不衰，並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對以總結歷代王朝治邊規律為宗旨的邊疆治理史而言，歷史時段的劃分尤其重要。《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熟練應用劃分歷史時段的方法，將2000餘年間歷代王朝治邊的理論、實踐及其演變過程，較為清晰、準確地勾畫出來，並就不同時段內容的特點及彼此關聯進行深入分析，給讀者以有益的啓示。作者還較好地應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如就不同時期中原王朝對西南邊疆道路的經營及其影響，南詔、唐朝治策的差異及其成因進行比較，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該書的第三個特點，是作者對相關問題進行長期不間斷的研究，發揮了持續深入、厚積薄發的優勢。從書末所附作者的前期成果來看，自1984年以來，方鐵在邊疆治理史方面發表重要論文80餘篇，涉及歷代王朝及邊疆政權治邊的思想、治策與措施，歷代王朝、邊疆政權對西南邊疆的統治與經營，對研究邊疆史的視角、方法的思考等多方面的內容。可以説，就歷朝經營西南邊疆及相關的問題，作者已形成較為系統和完整的知識體系。該書在前期豐厚成果的基礎上，經過精心的概括與提煉而完成。在當今世風較浮躁、少數人治學追求短平快的情形下，作者30餘年甘願坐冷板凳、認真刻苦鑽研的優良學風，值得人們學習。作者水滴石穿般的勤奮治學，為《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該書的第四個特點是作者勇於探索，提出了一些富有啓迪意義的觀點。除了精心安排全書結構，採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結合的視角等外，作者還提出中原王朝的地緣政治觀、治邊的文化軟實力等具有創新意義的命題。作者認為中國古人對地緣政治早有認識，並形成一些重要的思想與策略。先秦時諸侯國對地緣政治便有深刻認識，提出“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等應用於戰爭的策略。秦代以後中原王朝又提出“以藩為屏”、“以夷治夷”的思想，進而形成“守在四夷”的治邊傳統，逐漸形成中原王朝的地緣政治觀。文化軟實力是現代具有的概念，指文化與制度方面的影響力。 ^[1] 

2020年12月10日，該書獲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 ^[3] 

方鐵，男，雲南大學民族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邊疆史、民族史、邊疆歷史地理、民族文化。學術兼職有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雲南民族學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元史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四川大學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社會科學戰線》《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西北民族論叢》《地域文化研究》《中國方輿研究》的特邀編委。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