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卓芬

方卓芬，、倩華、懷庶，生於一個封建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前清秀才，母親是家庭婦女。她6歲喪父，依靠大哥（同父異母）生活，8歲進入惠來縣立女子小學。回來經濟文化落後，封建勢力濃厚。大革命時期，在黨的領導下，當地農會、婦女會蓬勃發展，提出男女平等，打倒封建禮教，反對包辦婚姻等口號，卓芬跟着年長的同學去宣傳，參加示威遊行。從此，革命的火種在她少年心靈中紮了根。

1928年海陸豐農民暴動，同時佔領了毗鄰的惠來縣城。不久革命夭折了，土豪地主捲土重來，殘酷屠殺革命志士，無數共產黨員被殺害，頭顱被掛在城樓上。這血淋淋的事實，深深地印在她的腦海中，使她認識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根本區別。這時不少家長禁止女孩子上學，卓芬被迫停學。她為了求學，反對包辦婚姻（父親生前為她訂的婚約），同大哥堅決抗爭。

1929年春天，卓芬終於爭取到惠來縣立中學一年級插班，在經濟極困難中讀完初中。畢業後（1931年）擺在她面前兩條路：一是向家庭屈服；一是遠走高飛，脱離家庭上高中，擺脱封建枷鎖的束縛。她説服母親，爭取她的同情與幫助，在一個細雨濛濛的黎明時刻，悄悄地從後門溜走，隻身去了汕頭。

1931年秋天，她考入汕頭市立女子中學高中師範，從此擺脱了舊婚姻的糾纏，但經濟上失去了來源，為堅持學業，只有向親友借貸，得到點滴的援助。當時的潮汕，封建勢力很囂張，革命之路不易找到，在女中3年，她只好默默地讀書，看小説。郭沫若、茅盾、巴金的小説，革命浪漫主義對她很有吸引力，為她後來走上革命之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卓芬在大夏交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蘇林、向楓（原名向淑貞）、郭敏（原名丘淑燕）、封梧（原名封宗香），她們都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在她們的帶動下，卓芬參加了學生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和歌詠隊，在校內外進行救亡活動，包括營救"七君子"的示威遊行。她閲讀進步書刊，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生活書店出版的雜誌，以及李達的《社會科學概論》，還有黨的秘密宣傳品《八一宣言》等。這些書刊使她着了迷，如飢似渴咀嚼着。"七七"事變後，上海的救亡工作如怒潮湧起。但由於受到國民黨的限制，一般是在暗中活動。大夏的中共地下黨支部，組織進步同學去租界宣傳，散發傳單，接頭講演、張貼標語，號召市民起來抗日救亡。他們曾被印度籍巡捕追打，但一腔熱血在沸騰，毫無畏懼。

"八。一三"抗戰開始，上海西郊成為戰區，大夏學生多數已回家，黨支部組織留校同學搬到租界，參加救亡工作。卓芬和同學們在一起，到難民收容所慰問難民，監視漢奸活動，到醫院護理傷兵。這年10月，她在地下黨領導下離開上海，到江西南昌開展救亡運動，和平津流亡學生聯合在一起，推動江西省教育廳組織"鄉村抗戰巡迴宣傳工作團"，簡稱"鄉抗團"約60多人，分配到8個行政區工作。1937年冬卓芬實現了她第一個志願，在南昌下鄉之前由劉開基（大夏大學學生，皖南事變時失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她被分配到贛南，後到贛東工作，跑了8個縣，做青年和婦女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在偏僻的農村播了抗日救亡的種子。在"鄉抗團"一年，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阻撓，她和同志們始終堅持了不懈的鬥爭。

隨着時局的變化，1938年11月"鄉抗團"被國民黨政府解散了。卓芬與好友蘇林去皖南找新四軍，11月到達涇縣雲嶺軍部，組織分配她在戰時服務團，後調速記班。翌年春天，周恩來到皖南視察，做了一次很長的報告，速記班的去記錄。周恩來離開軍部時調方卓芬、吳博跟隨周恩來離開雲嶺軍部，兩天後到達金華。周恩來因公務要去浙西，出發之前，利用休息的時間和她們作了長達二三小時的談話，他一一詢問她們的家庭出身、學習、經歷以及個人志願、生活等等。她們都如實做了彙報。當卓芬談到參加革命的動機是為了反對封建家庭，反對國民黨的統治，為了抗日救亡時，周恩來笑着説："你敢於同封建家庭鬥爭，出走參加抗戰，這勇氣很好。但是我們共產黨員幹革命，除了反對封建主義之外，還要為共產主義獻身。革命的道路是漫長的。一定要有經受挫折的勇氣，要有堅持到底的決心。"當卓芬談到她是大夏史地系的學生，只念了半年大學就參加抗戰時，周恩來説："歷史是一門重要的課程，幹革命必須要有中國歷史知識，特別是近百年史，這是不能不學習的啊！"他還鼓勵她們："社會科學和中國歷史都可以自學嘛，學社會科學，學馬列主義必須要先讀《共產黨宣言》，在工作之餘，一定要好好抓住時間。"他還講了許多革命的道理，指明學習的途徑。每句話都打中了周粉的心絃。這是多麼親切，多麼深刻的教導啊！他注視着她們身上的軍裝，沉思一下説："你們穿這樣的服裝到大後方去是不妥當的，會引起特務的注意，要換上便裝才好。"馬上叫副官給她們40元制裝費。

5月初，卓芬到了戰時陪都——重慶，被分配在紅巖八路軍辦事處稽要科，科長是童小鵬。她先後在稽要科、南方局宣傳部、統戰委員會經濟組工作。她在紅巖度過了7個寒暑。

紅巖八路軍辦事處，也是黨的南方局所在地。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機關就設在紅巖。它像燈塔，在黑暗的國統區中放出光芒，給大後方的人們指明方向。它又是個革命的大學校，在周恩來、董必武的領導下，頂住了三次反共高潮，培養了不少革命幹部。紅巖是卓芬一生中受共產主義教育最深刻的地方，在政治上受到較好的鍛鍊，在工作上學到過去未曾學到的知識，如蒐集經濟情報、整理經濟資料、練習寫稿，不時給《新華日報》、《羣眾週刊》撰稿，聯繫地下黨員和進步羣眾，推動大後方的民主運動。特別是在周恩來身邊當個小兵，得到他的教誨，至今難以忘懷。

1941年冬的一天早晨，一個從上饒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女同志來向周恩來彙報，周通知卓芬也去參加。她感到很驚訝，心想為什麼單叫我一人來呢？周恩來嚴肅地説："你是從新四軍調來的，讓你聽聽敵人是怎樣殘殺我們的同志。"當那位女同志談到西四軍被包圍的經過，談到上饒集中營，談到劊子手怎樣用嚴刑毒打來殘害我們的同志時，卓芬忍不住流下悲憤的眼淚。周恩來憤怒説："這就是活生生的階級教育，這就是國民黨反動的政治路線的具體表現，但為了儘快把日寇打出中國，我們現在還不能和國民黨決裂，然而這種階級仇恨我們是不能忘記的。"1939年9月底，卓芬和許滌新在重慶結婚，他們是"八。一三"抗戰後在上海認識的。經過先後半年的接觸，1年多的通信才結為伴侶。他們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志趣，儘管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也曾走過坎坷曲折的道路，但他們始終為共同的事業而戰鬥着。

1946年夏，國民黨政府機關復員上海、南京，中共代表團在南京梅園新村、上海馬思南路設辦事處。卓芬調上海中共代表團，任上海工委財經委秘書。秋天國共談判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退幹部，滌新夫婦被派去香港開展宣傳和統戰工作。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辦了一個經濟資料室，卓芬在這裏工作，蒐集國民黨的經濟情報，為準備接管大城市，編寫一批資料（國民黨四大家族資料，中紡公司，資料委員會有關資料，以及國民黨區的動態資料）；同時為宣傳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和揭露國民黨的經濟崩潰，經常為《經濟導報》、《華僑日報》撰稿。1949年8月她離開香港，先任上海工商局調研室副主任，後調華東局統戰部任工商科長。參加上海五反運動的調研工作。

1952年秋，卓芬調北京任中央工商局調研處副處長，主編《工商行政通報》。1956年全行業合營以後，負責編寫私營工商業改造資料。1960年進入中央黨校理論班學習，1965年畢業。

"文革"期間，許滌新、方卓芬和孩子們都受到衝擊，直到中共三中全會後全家才獲得平反，恢復了工作。

1977年下半年，卓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副主任、黨支部書記，副研究員。參加編寫《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萌芽》。1982年12月離休，1983年~1986年參加"中共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組"工作，編寫經濟組黨史資料。

如今，卓芬已進入耄耋之年，仍不顧年老多病，頑強地為偉大的信仰而奮鬥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