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

原名：韓建國

筆名：方之

生卒：（1930.1.7—1979.10.22）

妻子：李艾華

出生地：南京

學歷：南京市第一中學

代表作：《內奸》

方之（1930.1.7—1979.10.22），中國現代小説家；原名韓建國；祖籍湖南湘潭，生長在南京；解放戰爭時期在南京讀中學時投身學生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

南京解放時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的機會，主動參加農村土改運動並在南京市郊和團市委擔任共青團領導工作。創作上注重探求與創新，其小説多與現實密切相關，故事性強，對話生動，心理刻畫細緻入微；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尤為成功；代表作《內奸》，被評為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

抗戰期間，在湖南農村避難；抗戰結束後，入南京市第一中學學習，參加共產黨地下組織，在此期間開始文學創作。

50年代從事共青團的工作。方之的處女作《鄉長買賣》，發表短篇小説《章老師》、《兄弟團圓》、《在泉邊》、《曹松山》，中篇小説《浪頭與石頭》等。

1957年後曾在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1957與江蘇的高曉聲、陸文夫、葉至誠等準備組織“探求者”文學社，提出“干預生活”的主張，後受批判並下放農村勞動。但中斷創作時間較短，1958年至1959年與葉至誠合作電影劇本《綠洲》。

1962－1965年間又發表短篇小説《歲交春》、《看瓜人》、《出山》等，都是立足於當時實際的頗具深度的現實主義作品，另有一些作品未及發表，在文革中佚失。

“文革”期間，被下放江蘇洪澤縣勞動，健溝受損；1978年調回南京市文聯，重新開始創作，1979年恢復名譽，發表《內奸》（《北京文學》1979年第3期），引起廣泛重視，獲該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並被譯成多國文字。

1979年10月22日，因患肝癌不幸辭世，他有許多成熟的構思沒有形成文字，一些文學構想和創作尚未完成，不朽之作《內奸》成了方之的絕筆。

創作上注重探求與創新。其小説多與現實密切相關，故事性強，對話生動，心理刻畫細緻入微。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尤為成功。 方之同志70年代末當他重返文壇後，鮮明地提出了搞“防癌文學”的主張，這是他直麪人生深沉思考的結果，也是他一生文學創作經驗的結晶。

這個才華橫溢、勇於探求的作家，一生中處於順境之時甚少，1957年因“探求”受打擊後一直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總其一生，能從事寫作並發表作品的時間並不多，所寫小説不過幾十篇，全部着作加起來不滿一百萬字，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他總是用敏鋭的目光和火熱的心去觀察和聆聽時代的脈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謳歌生活中美好的東西，鞭撻醜惡的東西，寫“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東西。

《在泉邊》（短篇小説集）1956，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浪頭與石頭》 （中篇小説）1957，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內奸》（短篇小説）1979，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之作品選》1981，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説《內奸》是方之最著名的代表作品；這個故事的時間前後長達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兩個將軍，一個女同志和她的兩個孩子，楊偽縣長，土匪頭子，日本鬼子的特務，美國教會醫院的醫生，國民黨反對派及其徒子灰孫，一位清清白白，有頭有臉的人物，以及一個不乾不淨，好吹好炫的商人等，是“反思文學”中相當典型的一個作品。

小説敍述的故事發生在蘇北農村，時間則從40年代初的抗戰時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後跨越了近四十年。

作品以“不乾不淨，好吹好玄”、經歷複雜的榆面商人田玉堂為主人公，通過一系列富有傳奇色彩的情節和生動的場面，在與各色各樣的共產黨人的對照中，揭示了“內奸”這一命名下的複雜內涵，體現了作者對四十年中國歷史的深刻而又別具特色的思考。

這篇小説在藝術上的特別之處，還體現在故事的傳奇性和獨特的諷刺手法上。

《內奸》的作者採用了中國古典話本小説的“説話”方法，一開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後慢慢道來，脈絡清晰，娓娓動聽。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作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了1942年護送楊曙就醫脱險和文革中深陷冤獄，有口難辯這兩個傳奇式的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一起，在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採取的獨特的敍述的語言有關，小説土腔土調的敍述語言與敍述結構和敍述方式相得益彰。

《內奸》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聖潔的言辭與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的體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與安排上。精通買賣，交遊廣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來是一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於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雲天霧地，但作者恰恰在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的諷刺意味，田玉堂本來並不瞭解共產黨，後來在黃、嚴兩位共產黨人的感化下歎服了，併為之冒了風險出了力氣，到頭來被當作“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被當作壞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連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的眼裏，與“好人落難，小人得志”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嘆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 ^[2]  《北京文學》社長章德寧回憶，“1978年年底，中央召開了一次共青團的全國代表大會。領導派我到會上去約稿。原先準備找王蒙。因為我很早就讀過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對他很崇敬。但是他的“右派”問題當時還沒有正式改正，但已經開始公開發表作品了。他説現在自己手裏沒稿，向我介紹了方之，説他手裏有一篇稿子。

於是找到了方之厚這個稿子，已經被幾個地方退過，他這個《內奸》小説分兩部分，寫的是一個商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怎樣幫助共產黨，又從和共產黨的交往中，受到愛國主義影響和教育。

下篇是上篇中的人物在二十多年後的遭遇。當年的黨員領導受到衝擊，累及商人被監禁審查。小説以商人為主角，在解放以後就是空前的。

另外，作者把商人作為正面人物形象來寫，有多名共產黨員圍繞在他周圍，甚至有不光彩的黨員形象與之相輝映，這樣的人物配置，在以前的十七年，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突出”文藝作品中幾乎沒有。”

章德寧小説拿回來以後馬上看了，小説組長趙金九也看了，都認為小説寫得不錯，應該發表，也沒擔心發出來會有多大麻煩。最後《內奸》在《北京文學》1979年第三期刊出了。

《內奸》刊出以後，在文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不斷收到讚揚的評論，在第六期的《北京文藝》上還發表了三篇。

在追查《探索者》“首惡”，準備重判的時候，方之積極地把種種“罪責”攬在自己身上；《內奸》三月份發表厚，《探索者》在南京宣佈平反。

1979年10月22日，方之因病去世；《北京文藝》編輯部向治喪機構發去了唁電，並向高曉聲等人約寫悼念文章，從劉紹棠歷述方之創作蹤跡的文章裏。

1980年，《內奸》還獲得了全國優秀小説獎——由於他已經去世，方之的夫人就來北京替他領獎。

在方之的青春剛剛開放出美麗的花朵的時候，卻受到“反右擴大化”狂風的無情摧殘。但是二十一年的遭遇並沒有撲滅他的心靈之火，他始終不曾忘記作為作家的責任。他的小説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説，是“一團火，一把劍”。

方之把他最後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誌的創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裏的火炬交給後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一個發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電報來要巴金為《青春》創刊號寫稿，受到這種殘酷打擊的並不只是方之同志一個，而是一代的青年。

“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方之回到南京，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很壞了，他訂了個五年的計劃，他説：“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準備一一寫出。後來他病情嚴重，住進了醫院，他向愛人央求：“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方之1979年死於肝癌，享年49歲。

方之妻子李艾華回憶：“‘探求者’是他們幾個青年人一起討論的，當時他們很公開地討論，還去省委宣傳部請示，當時找的是艾煊，艾煊説這些青年挺有積極性。他們自己也覺得沒事，後來方之與陸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沒有太同意他們，當時空氣已經比較緊張，我記得方之從上海回來就跟我説，原話記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麼，他怕，我們又怕什麼，意思是我們是小青年。

到受批判時候，我記得《新華日報》頭條發的，標題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麼》。於是給他們辦學習班，我在單位也抬不起頭。方之很坦然，覺得自己沒幹什麼壞事，還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後來他去八卦洲勞動了三年。在那裏改造，種地，住在農民家裏。也寫點東西，但寫得少。三年後回來，不久又批判他，説方之為什麼要寫《出山》，就是因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運動，他就是首當其衝的。

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他寫了《內奸》，評了個全國獎，但領獎時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領的獎。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麼程度，來我們家是帶着大麻袋來的，書，寫字枱的抽屜裏看到有字的，裝。如果當時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長時間啊，反正有字的就裝。最後我們家一片空白，我記得方之當時説：‘還説我們是知識分子，可我們家連個字兒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