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學社

學社名稱：新學社，又稱“新諸子學社”

創立時間：2005年6月30日

創始人：徐東、趙丹陽

創立目的：學術討論，思想交流

宗旨：打造國學精品，招納四方才俊。

口號：傳承諸子精神，弘揚優秀文化。

性質：國學網站

所以説時值亂世，就全民信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就推崇詭詐權謀，就無限肯定利己的合理性；時逢盛世，推己及人、厚德立信、仁義忠誠的思想原則就可以得以推行。這難道可以説在亂世時的百姓詭詐，而在治世時的百姓忠誠嗎？一切只不過是因權制變、順應時勢罷了。韓非子云：“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主明察則悉心以事之，主不察則好偽而試之”。尚是平民的劉秀也曾言：“仕宦當得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由此可見，功名大業、榮華富貴、封妻廕子是絕大部分人所追求的，這種追求並不因國家的興衰而有所改變。在清平世界，運用詭詐權謀就會遭人鄙夷，對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身體力行就會受人讚許，那麼權衡之下，連中等智慧以下的人都知道該用忠誠孝悌來塑造自己了。反之，生逢亂世讒言誹謗、邪惡奸詐就會壓倒忠誠正直。（取自《左傳》）那麼不用陰謀詭計恐怕連圖存自保也做不到，更何談躋身宦達呢！這就是所謂的“法宜其事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

經國緯政的道理也是一樣，國家需要休養生息、清靜守虛，就在民間傳播“無為”的黃老的思想；國家需要建立“廉價政府”，就提倡墨家的“強本節用”；國家想要吏治清明，就推行法家的“六微七術”；國家想要發展科技，就鼓勵陰陽家的“順天應人”；國家四維不張（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就尊崇儒家的“詩書禮樂”；國家圖謀稱霸，就吹捧申商的“壹民”理論；國家欲圖上下有別，各盡職能，就推崇名實家的“控名責實”；國家需要對外擴張，就使用兵家的“避實擊虛”、“致人而不致於人”、“先勝而後求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以正合，以奇勝”、“識眾寡之用者勝”；國家想要豐衣足食，就提倡農家的“精耕細作”；政府奉行“大國外交”，就施用縱橫家的“因事制宜”；國家崇尚價值多元，全面發展，就推選雜家的“思慮廣博，多種建樹”。對於治理國家來説，這些思想糾正前代政治流弊的方法不同，雖都有普濟眾生的願望，卻苦於各有優劣。

儒家“博而少要，勞而無功”，道家“長於養性，不可臨危”，墨家“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思”，兵家“窮兵黷武”，農家“重農抑商”，陰陽家“拘於小節”，名實家“苛察繳繞”，縱橫家“尚詐棄信”，雜家“雜而不純”。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説，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遊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慾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麼要這樣説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只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這就是説，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

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説吧，穿着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採用或是捨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

太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只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丹陽議曰：“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説。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隨着應試教育體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異、力求統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傾向在各大初、高、大學愈演愈烈，導致學生、老師、家長三方的壓力空前加大，併產生極大的對抗性情緒。在以“帝王之術”為指導前提，霸控人心為目的，專注於牛毛繭絲、象徵意義、不切實際為內容的應試教育下，老師無法大展駿足，寓教於樂（因為考學要看成績，學校要看升學率，因此老師只能服務於應試，否則則要丟掉飯碗）父子母女之間無法敞開心扉，互相諒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學校，來符合學歷制社會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圖另闢蹊徑，雙方的溝通因子女成績不高而出產生壁壘，難以進行）。更有甚者，部分學生因壓力過大，進而走向仇殺鬥毆、浸淫網絡、盲目早戀的不歸之路。

為全面貫徹“錢學森之問”的破解之道，摒棄各大高校着重比拼論文數量、考試成績的歪風邪氣，一改校園中惟上是從、不能學以致用的狀況，新青年學社社長趙丹陽特提出逐步促進教育體制改革、轉變師生讀書理念的“知學主義”，以期先行治標，徐圖治本。

“知學主義”的內涵：知學主義內涵廣袤，所涉及的領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首先是對施教人員及政府部門提出要求，令其通過對《八觀六驗》、《三禁四不納》、《五圖四不謀》、《七正九不善》、《六義七不振》及“不求全備，不看門第，不計仇怨，量才授課，因人而異”的理論的學習，循序漸進的達到“知人善任”、“知人論世”的水平，在教育教學中，要時刻以“知行合一”為第一要務。

“知學主義”首次把“知人善任”、“知人論世”、“知行合一”三種政學理念與“學以致用”、“學以立德”、“學以致富”三種經世致用的讀書哲學加以融合，這在提法和內容上，都是第一次。

① 知人善任。這四個字，源出於“子產從政”之事，據説鄭國大夫子產參與執政，選擇賢能的人來任用他。馮簡子能夠決斷國家大事；子大叔貌美俊秀而有文采；公孫揮能夠知道四周鄰國諸侯的行動，還能辨別它們大夫的種族姓氏、官職高低、尊貴卑賤、賢愚與否，並且還善於做外交辭令；裨諶善於謀劃計略，在野外謀劃就能獲得成功，在城邑內謀劃就會失敗。每當鄭國要有諸侯之間的外交事宜的時候，子產便向子羽詢問四周鄰國的情況，並且讓他跟他們多做一些外交辭令。之後便與裨諶駕車來到野外，讓他看謀劃計略是否可行。等到回去再告訴馮簡子，讓他來作出決斷。如果決定這件事可行，子產就會把任務分配給子大叔讓他去執行命令，來應酬對付各諸侯派來的賓客。因此子產執政時很少有失敗的事情發生。

以古鑑今，對教育人員的選拔與任用也需要知人善任，在崗位上尸位素餐、蠅營狗苟的人不應委以“教師”之重責，為人師者，應該盡到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應該具有“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的理想，更應具備寓教於樂的文化素養，而不應以貫徹“照本宣科”、“形式主義”為能事。更不能以自身急功近利的態度，促使教育產業化。

② 知人論世。《知人論世》出自《孟子》的《萬章章句下》。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譯文：孟子對萬章説：“一個鄉的優秀人物就和一個鄉的優秀人物交朋友，一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一個國家的優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優秀人物就和天下的優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認為和天下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不夠，便又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吟詠他們的詩，讀他們的書，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可以嗎？所以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時代。這就是上溯歷史與古人交朋友。”

③ 知行合一。

1、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從道德教育的角度上看，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

2、 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説：“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説，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 “良知”的完成。

學以致用：即提倡為了為了實際應用而學習。

學以立德：學以立德，就是要求領導幹部通過學習，進一步提升思想理論素養、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堅定理想信念，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增強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鬥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領導幹部要通過加強學習堅定理想信念。堅定的理想信念來自對科學理論的正確認知和高度認同。要推動領導幹部通過深入學習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從科學理論中獲得信仰，從正確思想中汲取力量，做到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成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

學以致富：源出西方彼得·林奇、約翰·羅斯查得的《學以致富》，這與梁啓超《少年中國説》中那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中“少年富則國富”的思想特別吻合。讀書是為了富國強民。而富國強民的首要條件，即是要通過讀書來達到自身的富裕。

這其中，學以致用是安身立命、報效國家的前提，學以立德則強調自身發展的手段與途徑，學以致富則是最終目的，即通過讀書來利己富國，完成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三者一以貫之，缺一不可。

知學主義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古為今用，與時俱進，科學發展，也是對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鑑，兼收幷蓄。在政治和哲學路線上，做到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又一重大理論突破。

弘思遠益，應權通變。修學儲能，先博後淵。以古鑑今，洞悉風雲大勢所諳；求同存異，不作桎梏腐儒之談。

正如先賢聖人所説：“諸子百家的學説，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只偏好於某一種學説。尊崇清淨無為學説的道家，視懦家學説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説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徵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只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

重實務而薄玄虛、揚清廉而抑費取、貴共治而賤獨專、尊智賢而攘愚奸、求和合而禁兩末、尚廣交而輕鎖國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雲者，古之昏弱對於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説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説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

解放雲者，脱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温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聽命他人，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其一切善惡行為，勢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謂之奴隸，誰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辨此。）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之恆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創造進化論”（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風靡一世也。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存亡之數，可以逆睹。矧在吾國，大夢未覺，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無一不相形醜曲拙，而可與當世爭衡?

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持較皙種之所為，以並世之人，而思想差遲，幾及千載；尊重廿四朝之歷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説哉！於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

嗚呼！巴比倫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世界進化，　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當此惡流奔進之時，得一二自好之士，潔身引退，豈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請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夫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尚存，即無守退安隱之餘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以善意解之，退隱為高人出世之行；以惡意解之，退隱為弱者不適競爭之現象。歐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亞洲以閒逸恬淡為美風，東西民族強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隱主義之根本缺點也。

若夫吾國之俗，習為委靡：苟取利祿者，不在論列之數；自好之士，希聲隱淪，食粟衣帛，無益於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實與遊惰無擇也。人心穢濁，不以此輩而有所補救，而國民抗往之風，植產之習，於焉以斬。人之生也，應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苦鬥之兵，而不可逃循惡社會，作退避安閒之想。嗚呼！歐羅巴鐵騎，入汝室矣，將高卧白雲何處也?吾願青年之為孔、墨，而不願其為巢、由；吾願青年之為托爾斯泰與達噶爾（R. Tagore，印度隱遁詩人），不若其為哥倫布與安重根！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並吾國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餘國，強半與吾有通商往來之誼。加之海陸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謂絕國，今視之若在户庭。舉凡一國之經濟政治狀態有所變更，其影響率被於世界，不啻牽一髮而動全身也。立國於今之世，其興廢存亡，視其國之內政者半，影響於國外者恆亦半焉。以吾國近事證之：日本勃興，以促吾革命維新之局；歐洲戰起，日本乃有對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國於世界潮流之中，篤舊者固速其危亡，善變者反因以競進。

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並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為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説，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知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語云：“閉户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車者，不但閉户，且欲以“周禮”“考工”之制，行之歐美康莊，其患將不止不合轍已也！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自約翰彌爾（J.S.Mill）“實利主義”唱道於英，孔特（Comte）之“實驗哲學”唱道於法，歐洲社會之制度，人心之思想，為之一變。德意志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制度人心，為之再變。舉凡政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於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時物質文明為美備，鹹揭櫫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 vie）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

夫利用厚生，崇實際而薄虛玄，本吾國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弦而更張之，則國力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誦“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於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誑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觀之現象，復拋棄主觀之理性，憑空構造，有假定而無實證，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靈，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在昔矇昧之世，當今淺化之民，有想象而無科學。宗教美文，皆想象時代之產物。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説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

國人而欲脱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士不知科學，故襲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説，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於地，戰鬥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於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罔取近利，未來之勝算，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説，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説，其説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為科學。夫以科學説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較之想象武斷之所為，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宇宙間之事理無窮，科學領土內之膏腴待闢者，正自廣闊。青年勉乎哉！

一禁：驕華俗麗，好高騖遠。

二禁：自矜高貴，驕橫跋扈。

三禁：心氣浮躁，急功近利。

其一，為人盲目自大，目空一切者，不納。

其二，追逐蝸角虛名，蠅頭小利者，不納。

其三，隨波流俗惡搞，喪行敗德者，不納。

其四，只懂唯唯諾諾，毫無主見者，不納。

一，圖身。即立身持正。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

二，圖德。即儉以養德。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三，圖省。即躬身自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四，圖忍。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五，圖雄。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曲，故能成其大私。

一，不謀私——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二，不謀邪——為邪而進勸者，烜赫一時，非終歲之計也。

三，不謀親——大尊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為人子而害親者，至於澌亡。其説見於莽古爾泰手刃生母，而終為皇太極所滅。

四，不謀逸——居安思危。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

《孟子——公孫丑下》有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時下的中國，正處在大變革、大發展、大調整的千古未有之格局，我浩浩中華英才輩出！我行我素，放浪形骸者有之；急公好義，救死扶傷者有之；貪圖小利，醜態畢露者有之；大奸似忠，大為似真者，亦不乏其人！為使社員明善惡，懂是非，不以一家一派之言為名言至哲，本社社長趙丹陽遍觀《八觀六驗》、《反經》、《菜根譚》等一十三部著作，特撰“七正九不善”，以垂鑑當時，諷喻世人。

人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

人有樸呆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人有犯難以為上，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以忠乎？

人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慾，可不恕之以公乎？

人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人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人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此七子者，或‘位卑未敢忘憂國’，或‘萬死不敢易其節’，或‘明察燭私，殞身不恤’，或‘引義慷慨，直陳時弊’，非歷代王朝所言“別有用心，篡權謀逆”八字所能蔑也。韓非子曰：“夫良藥苦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勸也。”信然！

人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

人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

人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人有進邪説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

人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奸乎？

人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人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人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

人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

人有悦主意以求親，悦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乃是：

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

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譭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

九賊當途，可使政衰民疲，此不可不察也。

據社長趙丹陽愚見，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説法。曹操也説過：“有德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德。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然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只有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使之人盡其才，方才可稱雄略之主。若一味求全責備，則腐儒而已。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説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説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疏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奢侈墮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入膏肓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裏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若想使天下得到治理，非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不可。正如三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諸葛亮對蜀國與吳國兩相圖霸，劉禪與孫權“二帝並尊”的評價一般，要“弘思遠益，應權通變”。這也是堅持實踐第一，尊重事物客觀的發展規律，求真務實的體現。

在古往今來的政權更迭中，若治國者不能很好的在一定時期內運用相應的政策，或多策並舉，很有可能發生“七不振”，即七種一蹶不振的歪風。七風齊現，亡徵乃現。當然，此處是‘非曰必亡，言其可亡’。眾所周知，“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作者按：引於韓非《亡徵》）木頭將折，必因蟲蛀；牆體損壞，必有裂隙。然而樹雖然生蟲，不颳風是不會斷的；牆雖然有縫，不下大雨也是不會壞的。從反面來看這個問題，大國的君主，如能運用法術作為暴風驟雨去摧毀那些已有滅亡徵兆的國家君主，那麼他要兼併天下就不難了！

如果歷代為政者均能科學發展，與時俱進，將其施政之術移風易俗的加以時代內涵，並廣開言路，那麼就會出現“六義”。即朝野之間會產生六種正義的力量。

夫人臣蔭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

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嗚呼！直臣、貞臣者，明末鮮有聞；至於聖臣，觀於今日，其可得乎？

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

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

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

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

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

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選拔宗旨：不求全備，不看門第，不計仇怨，量才錄用

考察方案：八觀六驗

（1）八觀。八觀，就是依據人在不同環境的表現來識才。

通則觀其所禮。顯貴之時看其所行的賓禮，即有地位時看是否趾高氣揚，蠻橫無禮。

富則觀其所養。富裕之時看其所養的門人賓客，即富足之後他結交什麼樣的人。

聽則觀其所行。即聽他們所言之後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則觀其所好。即看他業餘時間追求崇尚什麼。

習則觀其所言。習是“親信”的意思。當他身處領導周圍，有一定的發言權時，看他出好主意還是壞主意。

窮則觀其所不受。即窮困之時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財。

貴則觀其所進。任要職之時看其推薦什麼樣的人。

賤則觀其所不為。貧賤時看其是否不為非義之事，儘管地位低下，決不做有損國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擲地有聲。

（2）六驗。六驗，也就是依據人的情感來識才。

喜之以驗其守：使之“得意”是否“忘形”。

樂之以驗其僻：使之高興是否不變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驗其節：使之發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約束。

懼之以驗其持：使之恐懼，看其是否意志堅定，不變信念。

哀之以驗其人：使之失敗，看其是否自制、自強。

苦之以驗其志：使其處於艱苦環境，看其是否有大志。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一國元首僅僅是人民公僕而已，產生元首，是要元首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元首，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

韓非有言：“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那麼“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也是人之本欲。即每個人都應享有正當的、追逐理想、追求自由的權利。個人的價值觀與方法論可以在豐富的社會實踐中求同存異，砥礪修正，而不能被任何人以病態的目標和虛假的理想所強行統一，力爭塑成一個模子，應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為治世理念。明末清初四先生中的南雷先生也有言：“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者，為民賊也。”

《明夷待訪錄》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

因此，天下是非的評判，國家政事的處理。不能只有元首一人説了算，而要聽從學校的公議，學校是高於元首的決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治理天下的設施都將出於學校。學校有議政輔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級官吏必須受學校的監督，而在校學生即未來的官吏，亦應在學校中得到實際的民主政治的訓練。所以，學校除了通過傳遞學術文化以培養經世致用的實用人才之外，還應當培養天下人民的議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礎。

新青年學社秘書長徐東對此評價道：黃宗羲此言，是要“虛君實相”，以學校為國會，為一切權力機構的派生機構，對君權提出了比較完善的制衡與監督體制，與後世的德意志帝國，現今的約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所實行的“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智者言，依於博；

與博者言，依於辨；

與辨者言，依於要；

與貴者言，依於勢；

與富者言，依於高；

與貧者言，依於利；

與賤者言，依于謙；

與勇者言，依於敢；

與愚者言，依於鋭；

説人主者，必與言奇；

説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同智慧的人説話，要見聞廣博；

同博學的人説話，要圓通善辯；

同善辯的人説話，要提綱挈領；

同權貴的人説話，要憑藉家庭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

同富足的人説話，要境界高遠，言辭豪邁，摒棄世俗；

同貧窮的人説話，要動之以利；

同善戰的人説話，要彬彬有禮；

與勇武的人説話，要豪膽果斷；

與愚鈍的人説話，須鋒芒畢露。

與上司説話，必須談奇特的事來打動他。

與下屬説話，用切身利益説服他。（譯文僅供參考）

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為也。

譯文：

辯論是在分別事物的品類，使各不相擾；列序事物不同的情況，使各不相亂。發揮意義，疏通宗旨，使人明白所説的事實和道理，而不以專門從事迷惑人為目的。因此，辯勝的不失去他的立場，辯敗的也能獲得所求的真知。像這樣，還可以去辯論。否則，彼此以虛文互相偽辯，飾浮詞去取信對方，立巧譬以轉移論旨，把人引到迂遠的境地，無法明瞭其真意，這樣就違背了辯論的正確方法。糾纏紛亂，爭論不休，而後停者勝，如此是非混淆，所以我們不去做。

臧克家問：歷觀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成長史，每經變革一次，就會誕生一位才能卓越的領袖，與此同時，經濟與科技也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進躍，思想和行為，也會更加開放與科學。但是為何中國歷史上每經變革一次，就會出現幾位或幾十位厚黑學家，趁機舞潮弄浪，竊據政壇，貽害蒼生呢？不僅如此，提出變革者，往往也身死名敗。遠觀屈原、吳起、李悝、商鞅，近看魏源、嚴復、康有為、譚嗣同，莫不如此。那麼究竟其原因何在呢？

丹陽答：承惠宗長大師詢及，不勝戰慄。其實在下在初中之時曾經對類似的問題——“黃宗羲定律”有過思考，認為一時之間拿出一個妥善的方案，卻亦不易。

有些有志之士分析道，百川東歸海，羣星向北鬥。亂世之中，精英泉湧，以其敏鋭擇主而事，賢才流向英主，以其智慧相佐而成霸業！伊尹曲線見商湯，呂尚渭水釣文王，管夷吾佐齊桓公成霸主，伍子胥助公子光奪位稱王。帝王靠將相而有天下，將相因功勞而拜相封侯。君臣雙雙彪炳後世，名垂青史。因此魏源、嚴復、康有為、譚嗣同等輩，不過是生不逢時，未得明主。倘若屈原、吳起等人，生於貞觀盛世或洪武大治年間，所遇到的是李世民和朱元璋，就不會懷才不遇，甚至身遭敗亡。所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遇到明君聖主，就可以施展抱負，否則就只能歸隱山林。這一觀點一經提出，就被後世以儒家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文化流派，傳播了近千年。連也都還奉為圭臬。那麼果真如此嗎？

丹陽認為絕不盡然，而且覺得此類觀點，危害甚廣，流毒無窮。大家不妨試想，在泱泱華夏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能有劉備與諸葛亮、孫權與魯肅、曹操與郭嘉這番君臣際遇的，能有幾對？簡直是屈指可數！而且這份君臣際遇，也是千年不遇。我們如果一味期盼明君聖主的到來，那麼豈非等同於説，我們的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默默忍受現實，絲毫不能用言語或行動來維護權利或者宣示不滿？更遑論變法革新！

我中華民族有着數千年的文化歷史，而美、英等國的興起，不過是近幾百年的事。如果論起什麼明君聖主，西方政治領袖中能被世界稱道的，也不過寥寥十幾人。令人瞠目結舌的是，西方雖然不常出什麼明君聖主，卻還是雄起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其經濟、科技、軍事乃至文化實力都遠勝中亞各國。對於這一點，在下在不明白之餘，曾經苦思冥想，直至2012年在觀看北京科技大學教授王少鏗所著的《將相的謀略》一書中，才悟出其中的關竅所在。其間奧秘關乎我們子孫後代的生死禍福，丹陽不敢自秘，謹提出供諸位指教。

在打天下時期，帝王與將相的奮鬥目標一致，君臣相依相偕，同舟共濟，臣有過失，可以隱忍，劉邦可以容忍韓信、彭越的要挾，甚至能夠容忍雍齒的背叛。然而大功告成之後情況變了，君主志在保江山，欲其家天下千秋萬代。鐵腕的君主有恃無恐，不懼強臣謀奪他的天下，他們還需要功臣們竭其心力輔佐他乃至他的子孫治理國家，如商湯、周武王、秦始皇、唐太宗、元世祖等。因此伊尹、呂尚、李斯、房玄齡、竇默等得以發揮餘熱，繼續效忠，成就其人生第二次輝煌。那些失去自信的君王則往往取兔死狗烹的國策，誅殺功臣。面對這樣的君主，將相們的抉擇——是去？是留？將決定其前途命運：范蠡遁，而成“三致千金”的陶朱公，富可敵國；文種留，遂成劍下冤魂；張良辭，而得以全身；韓、彭貪，而有俎醢之戮，千古留冤。

有人譴責他們之所以千古留冤，是因為不通“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明哲保身之學，定位失準，方才有此敗局，與人無尤。但是矛盾在於，既然古往今來大家都承認建立國家的目的首在服務百姓，那些所謂“功臣”和“犬儒”竟何以非要明哲保身不可？難道明哲保身可以造福於民，可以提高生產力？都不能！徒保一家一姓之政權耳！既然如此，那麼這些仁人志士被殺的根本，就不在於不會明哲保身。

列寧説：“把希望寄託於人的優秀品質上，這在政治上是不嚴肅的。”英國一位學者指出，誰都有做壞事的可能，從這個角度出發制定制度，並覆蓋和落實到所有掌權者，包括每一名高官，才能使制度真正發揮作用而避免形式化、口號化弊病。

如此看來，正是因為國家缺少對權力的制衡與監督的體制，才導致君臣仇殺鬥毆的種種慘劇，也導致朝野之間腥風血雨，權謀盛行。從而使中國陷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的治亂週期。不容否認，民主制度有諸多的缺陷，但它已經被證明是拯救古今中外弊政敗局的濟世良方。來自體制外的監督與制衡，有利於求同存異、互相協調，從而達到“民為貴，國家次之，君為輕”的格局，使人民大眾成為最終受益者。

正如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所言：“本社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積極穩妥的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那麼圖強變革之源地，首在大學。有鑑於此，新青年學社社長趙丹陽提出了以“七正九不善”、“六義七不振”為人才選拔體系，以“三禁四不納”、“五圖四不謀”為指導思想，以“八觀六驗”為具體操作方案的“四步走”戰略，以期凝聚共識，共克時艱。

其一，通過論壇發帖、微博炒作、郵件代發等方式招募有志之士，在各大高校成立五四青年學習班，宣傳民主知識與普世價值。

其二，把對新青年學社的文化理念與社團綱領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團或個人，擇其地域相近，或立身宗旨與奮鬥目標一致，先行加深瞭解，求同存異，互通有無，共襄盛舉，而後結成學術聯盟，着重提高話語權與維權力量。

其三，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的宗旨，對各地聯盟中的精英人士去蕪存菁，以東西方的文化精髓為紐帶，凝聚共識，形成合力。

其四，面向世界，博採眾長，兼收幷蓄，與時俱進。建樹科學的改革觀，研究出一套能夠把各方團結凝聚起來的改革理念。感召既得利益集團放下利益紛爭，以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重，找準改革的突破口和着重點，最終進入改革新境界，贏得發展新局面。

古來就有“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的説法，詩人曹松在《乙亥歲》中也説：“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二者所述的現象，於今為烈。

為了警惕撬箱子、掏口袋、開櫃子的小賊所做的防守戒備，就是應捆緊繩索，關緊絞鈕，這是世俗上所説的聰明。但是大盜一來，便揹着櫃子、扛起箱子、挑上口袋而走，唯恐繩索、絞鈕不牢固呢。以前認為的聰明在大盜面前不是顯得很愚蠢嗎？如此看來，一家獨大的統治，有不替奸賊大盜做積蓄的嗎？如果為了黨派利益，罔顧百姓困苦，憑着高壓手段與輿論導向，顛倒黑白、混淆美醜、指鹿為馬，任何一個政權都不會長久。惟有民主理念與共和理念的貫徹與實施，才能保證政權對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東方文明中，究竟什麼是民主共和，它都有哪些內涵？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有着特殊國情的中國，能否突破自身政治發展的瓶頸，打破黃宗羲定律，實現這種理念。如果可以，需要多長的歷史時期？

新青年學社前任秘書長徐東，對此曾經做過探究： ‘共和’是一種執政方式，這種執政方式的出現與厲王失去執政能力有關，是對厲王執政空缺的彌補，帶有替補執政的性質，所以‘共和’一詞具有動詞性質。‘共’是二人或多人協同的意思，‘和’字從禾從口，是調五穀以合眾口的意思（古代有調酒器，名‘盉’，專門用來摻和各種穀物釀製的酒，以達到最佳味道。此字從禾從皿，禾指五穀，皿指盛器，造字原理與‘和’相同），所以，如果把政事比作眾人口味，把執政比作調和眾人口味，那麼‘共和’就是兩人或多人協作共事，一起調和大眾口味，以達到滿足天下大眾要求的目的。

中國在漫長封建統治的‘治亂週期’中，經歷了數千年，總的來説，是苦難大於幸福，停滯的力量大於進步的力量。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這樣漫長？歷史，特別是現實，把這個嚴峻的課題擺在人們的面前，迫切地要求回答。遺憾的是，這樣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長期以來遭到了不應有的輕視和冷遇，當然更談不上正確地予以解決了。從建國到文革以前史學界有關這個課題只發表了寥寥可數的十幾篇論文，同其它一些史學課題(如古史分期、農民戰爭等)所提出的論文相比，這個數字幾等於零。這個問題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和研究。就2012年已經發表的全部論文來看，基本上是各抒己見，沒有引起什麼爭論。

筆者綜合范文瀾、鄧拓、傅衣凌、徐旭生四位前輩所做的論述，歸納出原因有四：

其一，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造成地主、高利貸者和商業資本家三位一體，商業資本寄生於封建生產方式之中，不能起分解和破壞的作用。

其二，農業人口增長緩慢，加上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軍閥混戰，外族入侵等，又大大延緩了人口增長的速度，由於沒有人滿之患的壓力，提高生產力的必要性就不大。

其三，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長期存在，權力無邊，壟斷了幾乎一切生產部門，嚴重干涉了經濟發展。

其四，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三者高度集中統一，構成一個超穩定系統；三者的相互作用，一方面造成社會的週期性振盪，另一方面又通過這種振盪使社會迴歸到原始的穩定停滯的狀態。這種超穩定系統具有保守的特徵，不利於創新和發展。

歷史證明，只有實行更廣泛的、更直接的人民普選，才能徹底打破中國的治亂週期，才能使中國的政治制度與世界接軌。

有些人或許會問：但是在什麼時候才能實行全民普選？如果政府一直以‘國家人口太多，經濟文化落後，老百姓的覺悟程度不夠高’為藉口，不肯還政於民，是否也屬於變相的封建專制呢？

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在建國之初，人口基數大，人口素質低，幅員遼闊，但教育資源不平均，一些地方的人還生活在不能自給自足的温飽線之外，這的確是事實。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在人均生活資料、發展資料都高度發達，百姓不再以温飽問題為‘攸關身家’的根本問題時，全民普選的時機才算成熟。

以如今的狀況來看，中國已經改革開放30年了，建國60年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以説已經為全民普選的外部環境奠定了物質基礎與文化基礎。我們離全民普選的距離，已經很近了。

但是，現階段政府的人才標準與選拔制度，與及老百姓對精英的認知程度，社會上、教育機構裏興盛的倫理道德觀念，都不盡科學，甚至可以説與先進的世界文明脱軌。

關於這個問題，新青年學社前任秘書長徐東總結並補充了獨立政治、經濟學家宋趙來、高全喜二位的觀點，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十個問題：

第一，人才標準和具體執行的阻力。學歷不等於人才、資歷不等於人才，出身不等於人才、職稱不等於人才、官員不等於人才、英語加電腦不等於人才。這在高層和學術精英中沒有太大的不同意見，最大的阻力主要來自於社會和下層，尤其是沒有多少知識的羣體中，但這還不是最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主要來自於具體的執行過程。在人才的選拔和招聘中，實際上主流還是沿襲了傳統的人才標準，高學歷、資歷深、出身好、官員背景、會英語與電腦的標準仍主導着人們的潛意識，不注重實踐能力和工作績效的選拔標準還是普遍的，不注重德才兼備還是極為普遍的，開放、公平、公正、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機制遠沒有普及和真正運行開來。

第二，學而優則仕。中國社會仍是“官本位”的社會，官道是目前最為光明最直接的通道，掌握社會的大部分資源，處於社會的最頂層。由於中國還沒有均衡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分配薪酬機制，使許多適合做學術工作的人才紛紛擠上了官場，結果官員做不好，還淹沒了一批學者型人才，可謂一舉兩損啊!

第三，人才的反常流動。當前，在機關事業單位中，公務員高達528萬，事業單位達3000萬，而且基本上只進不出，只上不下，反常的輸入與向上走勢一直保持了幾十年時間。這種局面造成了不合格的人才不僅沒有被淘汰，而且往往滋生庸才把撐大權，排斥優秀人才的怪圈，使優秀人才不能脱穎而出，甚至同化一大批優秀人才。人才的合理流動機制遠未形成。

第四，人才老齡化。中國的優秀人才中，年輕的實在太少。青年才俊往往不能嶄露頭角、英雄無用武之地。官場上，人事大權幾乎完全在上級，而且競爭機制也很不充分，這使得優秀的年輕人才根本沒有空間機會施展，而老齡人才由於精力、知識和時代的侷限性又很難有作為，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學術界的生機。

第五，流失與輸入的失衡。改革開放以來，人才的流動頻繁，出入機會增多。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一種正常的世界性趨勢。但對中國而言，從80年代到2002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有58萬人，而回國的僅有15萬人。人才不僅流失國外，而且隨着跨國企業紛紛登陸中國，人才本土化也開始日漸明顯，外資企業和研發機構爭奪高層次人才咄咄逼人。近幾年人才迴流比較多，也較快，但同時也有隱患，流失的基本上是精英，而回來的則良莠不齊，並且相對數量也在減少。特別是一些掌握關鍵技術和機密的人才流失更是損失巨大。

第六，腐敗是人才的天敵。當今中國的官場腐敗特別是用人腐敗是有目共睹的。官場腐敗直接導致很多優秀人才不滿社會現實紛紛出走它國或者不願與其而甘願流落民間，或者即使擠入官場也往往不得志而難有作為，或者久居官場而被逐漸異化，淪為同類。用人上的腐敗，更是直接排斥了優秀人才與制度之外，使他們投國無門。腐敗使真正之人才被邊緣化和民間化，久而久之，執政當局的人才耗之殆盡，而與之相對立的人才則日漸增多，漸成羣體，其結果是政權的解體已成定局，為期不遠。

第七，人才選用中的向上與排外。有些幹部人選多由上級提名，名為提名，實為走過場，或由上級決定，公眾的提名和參選常常被排斥於外。幹部中共產黨員人選多、民主黨派少，或有民主黨派，也無實權。

第八，分配機制不合理。上海市事業單位將收入分配與個人的崗位職責、業績貢獻緊密結合，與職稱、學歷、資歷脱鈎，實行收入跟着崗位走、貢獻走，是對人才貢獻與價值的科學評價，但令人遺憾的是以後三者作為分配依據的作法仍然佔了絕大多數，這種作法既不利於優秀人才的脱穎而出，擺脱論資排輩的弊端，也不利於實現以追求能力為目標的人才發展模式。

第九，兩點論、兩分法的歷史觀與識人觀尚未建立或很不成熟，評價人才的方法仍然是‘非黑即白’，在君子與小人的極端爭論中徘徊，務實性差。導致領導幹部的平庸化或厚黑化。

第十，道德的權謀性、御下性、單向性嚴重。離普世道德的距離相差甚遠。（筆者按：詳見《趙丹陽 改善道德困境的幾點建議》可用百度直接搜索）

新青年學社社長趙丹陽指出，針對以上十種流弊，迫切需要以《三禁四不納》、《五圖四不謀》、《七正九不善》、《六義七不振》為人才選拔的指導思想，以“不求全備，不看門第，不計仇怨，量才錄用”為人才的選拔宗旨，以《八觀六驗》為選拔人才的具體標準，構建健康、科學、務實的人才選拔理論體系。新青年學社的四步走戰略，是對傳統文化的移風易俗，因地制宜，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是面向世界，博採眾長，以我為主，兼收幷蓄的先進理論成果，是“葛蘭西”（安東尼奧·葛蘭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產黨領袖）思想與中國政治文明相結合的智慧結晶，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推進。

四步走戰略體現了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黨的發展之本、變革之基、力量之源。

新青年學社的先進性就在於大力弘揚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政治文明相結合的理論果實，貫徹四步走戰略，20年不動搖。

而理論倡導之源地，首在“大學”。

新青年學社所提出的大學，絕非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大學（即泛指實施高等教育的學校，指提供教學和研究條件和授權頒發學位的高等教育機關，包括高等專科學校、學院、綜合性大學等。）

《漢書·禮樂志》：“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反經》也説：“有德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德。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然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有鑑於此，新青年學社在新時期內對“大學”的定義為：研究高深學問之學府，凡有才具者，不求全備，不看門第，不計仇怨，皆可入列。這就最大程度的包容了社會中的精英力量。（包括文化程度不高的企業家、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士紳、平民等等）

新青年學社建立網絡大學的目的，旨在招納四方俊傑，通過社會精英向百姓普及先進文化及民主知識，為社會中的有才之士建立可以晉升的階梯，為全民普選的推進奠定雄厚的文化基礎與輿論聲援。

碧霄勁蒼，地覆耀茫，潛鳳出淵，一瀉汪洋。

血灑長空，彩練悠長，金戈鐵馬，萬死千傷。

丹書留世，砥礪輕狂，萬世無道，德衰澌亡。

心憂海內，功震八荒，尊賢攘愚，華夏激昂。

相關社團：雲南省青年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