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軍事變革

這是美國官方最早承認和使用RMA這組詞的。新軍事變革的實質是工業時代以來建立起來的現行的機械化軍事體系，向未來信息化軍事體系的整體轉型，即機械化基礎上的信息化。變革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革新”、一個“轉變”。

四個“革新”也就是：

1,革新軍事技術，推進武器裝備的信息化；

2,革新體制編制，重新編組軍隊的結構；

3,革新作戰方法，以發揮信息化裝備的優勢；

4,革新軍事思想，以新的理念謀劃作戰與軍隊建設

一個“轉變”:就是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革新，推動戰爭形態從機械化戰爭向信息化戰爭的方向演變。

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軍事領域興起了一場新的深刻變革，被稱之為“新軍事變革”。1993年，五角大樓藉助克林頓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建設，首次出台《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報告重新設計美軍未來任務，規劃軍力建設。與此同時，五角大樓的將軍們，躊躇滿志地提出實施新軍事變革，創造新的軍事優勢。隨後，世界主要大國相繼響應。 ^[1]  新軍事變革是在信息技術、精確制導技術、航天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以及隱形技術的推動下發生的，其本質是更新武器裝備、革新軍隊體制、創新軍事理論、刷新戰爭形態。 ^[2] 

一，對核武器毀滅性後果和戰爭殘酷性的認識

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和美國的積極促進

三，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2] 

四，來自空間的軍事威脅。

一，信息優勢是新軍事變革的核心

二，創新的軍事理論是新軍事變革的靈魂

三，智能化的武器系統是新軍事變革的支點

四，變革的體制編制是新軍事變革的重點 ^[2] 

一，高技術羣的推動

二，持續週期短

三，發展失衡加劇

四，戰爭形態轉型 ^[2] 

其重要標誌是各類精確制導武器（PGM，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逐步成為戰場的主角。在歷時14年的越南戰爭期間，美軍使用的精確制導彈藥只佔使用彈藥總量的0.2%，當時使用的只是命中精度較高的靈巧炸彈（Smart Bomb）。到了1991年海灣戰爭，美軍使用的精確制導彈藥佔使用彈藥總量的比例增至8%，當時主要使用的是“戰斧”（Tomahawk）式巡航導彈。而這一比例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2001年阿富汗戰爭期間更分別上升到35%和60%。

提高質量、減少數量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軍隊建設的普遍趨勢。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統計，1985年全球兵力總額為2794.66萬，1999年降為2187.59萬，減少607.07萬，減幅達22%。通過裁減數量、調整編制體制、優化軍兵種結構等措施，軍隊規模更趨精幹，戰鬥力普遍增強。

自20世紀60至70年代起，為使指揮控制實時高效，世界主要國家軍隊紛紛着手開發C3I系統（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把情報系統獲得的信息通過通信這條生命線用於指揮部隊和控制武器裝備。80年代後，隨着計算機的廣泛使用，C3I加上了Computer（計算機），變成了C4I。90年代後又進一步發展為C4ISR系統，增加了Surveillance（監視）和Reconnaissance（偵察）。目前這一系統又發展為C4KISR，增加了“Kill”（殺傷）。指揮控制自動化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水平，要得益於Data Link（數據鏈）的發展。它是整個指揮自動化的“神經中樞”。

隨着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內的廣泛運用，作戰領域正逐步由傳統的陸、海、空三維空間向陸、海、空、天、電（磁）五維空間擴展。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表明，誰擁有制信息權，誰就能掌握高技術戰場的主動權。而制信息權又離不開制天權。據統計，美國等國在海灣戰爭中共動用軍事衞星33顆，在科索沃戰爭中共動用軍事衞星50多顆，在阿富汗戰爭中也先後動用軍事衞星50餘顆。

網絡化的聯合作戰將是信息時代的主要作戰樣式，美軍稱之為“網絡中心戰”。俄羅斯軍方的主流觀點認為，未來戰爭將具有立體化、空地結合、海陸空合成同步作戰和精確打擊的性質。英軍強調“網絡化作戰能力”(NEC)，即在數字化通信網絡中將各種武器和傳感器平台有機地連接在一起，在所有的作戰級別上充分利用情報、監視、目標捕捉和偵察(ISTAR)能力。我軍提出的“網絡化集羣作戰”，是以信息技術為支撐，高度分散的多元力量在多維空間上構成流動性很強的作戰網絡，通過靈活多變的“聚”與“散”，動態集中作戰效能，實施並行攻擊的廣域機動作戰。

未來信息化戰爭中，由於軍隊的作戰能力將成指數增長，小規模的高度一體化和智能化的軍隊，即可完成過去由數量龐大的軍隊才能完成的戰略使命，繼續擁有大規模的軍隊和編制兵員眾多的作戰部隊已經沒有必要。

因此，未來軍隊的組織體制在數量規模上將具有兩個基本的發展趨向：

1,軍隊的總體規模將大幅度縮小。隨着軍隊的信息化程度和作戰能力的不斷提升，縮減軍隊規模將是必然的趨勢。擁有龐大的常備軍將成為歷史；

2,作戰部隊的建制規模將更加小型靈巧。未來軍和師的編制將可能最終消亡，旅、營或更低級別的戰術單位將成為主要的作戰建制，並可能出現按作戰職能編成的小型作戰羣或能夠同時在陸、海、空等多維空間作戰的一體化的小型聯合體。

未來軍隊編成的一體化將主要表現為，將打破傳統的陸、海、空、天等軍種體制，按照系統集成的觀點，建立“超聯合”的一體化作戰部隊。未來信息化戰爭是高度一體化的作戰，使用傳統的諸軍種力量實施聯合作戰，已難以適應這種高度一體化作戰的需要。

未來信息化戰爭中，軍隊指揮與作戰手段的智能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這是一次給中國軍隊帶來重大挑戰和機遇的軍事變革。中國應從國情出發，借鑑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經驗，緊緊抓住本世紀頭二十年這個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國家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基礎上，努力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實現中國軍隊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 ^[3]  。

一是新軍事變革極大地衝擊了傳統戰爭理念，改變了現代戰爭面貌，促使各國重新審視安全環境和戰略策略，依據客觀環境和主觀需求積極主動地進行戰略調整。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出於維護其霸權的需要，已進行過三次軍事戰略調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區防務"戰略；1995年，克林頓政府制定了"靈活選擇和參與"戰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應、準備"戰略。俄、英、法、德、日等國不甘落後，為謀求在國際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積極順應世界新軍事變革發展的潮流，紛紛進行戰略調整。一些發展中國家基於維護自身安全的考慮，在戰略上也作出了必要凋整。可以預見，隨着新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各國還會進行新的戰略調整 並促進國際戰略格局進行新的整合。

二是新軍事變革有可能加劇戰略力量對比的失衡，使各國已經存在的差距不僅不容易縮小，反而有可能擴大。可能會誘發新一輪軍備競賽，甚至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軍事系統特別是武器裝備的新的更大的"時代差"，從而對世界和平、發展和安全構成新的威脅。

三是新軍事變革不僅使軍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顯上升，而且會刺激新幹涉主義進一步抬頭，給世界和平與地區安全帶來新的威脅。新軍事變革為運用軍事手段達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風險、高效能、多樣化的可能選擇。如一枚導彈攜帶228枚精確制導反坦克子彈，攻擊敵坦克羣的能力與1000噸當量的核彈相當。現在，高新技術使戰爭的可控性顯著增強，也使軍事手段的運用空間進一步拓展。據統計，冷戰時期發生的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年均為4次，而冷戰後年均卻達10次之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認為,擁有絕對軍事優勢是處理國際危機的前提。自1990年以來，美國對外出兵達60次，佔二戰後對外出兵總數的一半以上。

四是發展中國家戰略選擇的難度進一步增大。新軍事變革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防建設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比如，可以吸收和運用世界軍事科技的成果，推動本國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可以借鑑發達國家軍事變革的經驗，使本國的軍事改革少走彎路。但是，世界軍事發展的強勁勢頭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戰略選擇上面臨兩難困境：如果不順應世界潮流。積極推進本國的軍事變革，大力提高國防實力，與發達國家軍隊存在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國家安全就沒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軍事發展上，就會影響國家經濟建設，從根本上削弱國家的綜合競爭能力。面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發展中國家何去何從，怎樣決斷，是一個關係重大、非常複雜的戰略難題。

1、非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俄）；

2、網絡中心戰（Network Centric Warfare）（美）；

3、快速主宰（Rapid Dominance）（美）；

4、基於效果作戰（Effects-Based Operations）（美）；

5、並行作戰（Parallel Warfare）（美）；

6、瀕海作戰（Littoral Warfare）（美）；

7、網絡化集羣作戰（Networked Swarming Warfare）（中）；

8、全譜優勢（Full Spectrum Dominance）（美）；

9、快速決定性作戰（Rapid Decisive Operations）（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