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語法學派

19世紀70年代新語法學派由德國萊比錫大學K.布魯格曼、H.奧斯特霍夫、B.德爾布呂克(1842～1922)、A.萊斯金、H.保羅等人建立。 因為他們對梵語與古希臘語的關係提出了新見解，老一輩語言學家如G.庫爾蒂烏斯等深為不滿，稱他們為“青年語法學派”，含有揶揄之意。但是他們欣然接受了這個名稱，後來人們也就沿用下來。在語言學界，一般叫做“新語法學派”。 　新語法學派的材料和思想，導源於19世紀前期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J.格林和中期的A.施萊歇爾等人。這個學派指出，梵語有些詞形比古希臘語距離原始印歐語原狀更遠，原始印歐語詞根並不都是單音節的等等。新語法學派強調兩點：一是語音演變規律無例外，二是語音變化中的類推作用。 　遠在1822年，格林就提出了語音演變規律，人們也曾看到有些例外情況，1875年K.維爾納提出了補充説明。新語法學派因此覺得,歷史音變已得到了充分解釋。1878年，布魯格曼和奧斯特霍夫在一篇文章中宣稱，語音變化按規律進行，沒有例外，跟自然科學一樣，有其嚴格的規律。他們説,人類語言變化的因素不外乎心理、生理兩種，可是語音變化是緩慢的，不自覺的，所以“語音定律的活動完全是盲目的，依照自然的盲目需要而進行。”他們沒有注意到，語言演變是社會歷史現象。語言不是脱離説話人而存在的實體，語音演變要受社會和歷史兩方面的制約。語言並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有預見性,不能預言有什麼音變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生。

了語音演變的心理因素。類推作用是以某些詞或形式為標準，改變另一些詞或形式來與之看齊。如果這樣，就會產生不遵循語音演變規律的現象。例如拉丁語變為古法語，按規律a 音應有兩種新發展：非重音的 a保留原狀，如“愛”的不定式由拉丁語 amare變為古法語amer，但是在m或n之前的重音a都變成ai,如拉丁語“我愛”amo變成古法語aim，拉丁語"你愛"amas變成古法語aimes,拉丁語"他愛"amat變成古法語aime(t)。這樣,在拉丁語中,同是一個"愛"的詞根,在古法語就有am-和aim-兩種不同的形式。後來法語以aim-為標準進行類推，結果變成現代法語的 aimer、aime、aimes和aime、am-這個詞根形式就消失了。這樣講類推作用，能説明許多音變現象，但是語音演變是複雜的，有的音變並非由於類推，而由於其他原因，例如避免產生同音詞，避免與忌諱名稱發音相似，或者對詞源有所誤解等等。只講類推作用，仍然不能把一切例外都講清楚。

除德國人外，其他國家的語言學家，如丹麥的V.L.P.湯姆遜和維爾納、俄國的Ф.Ф.福爾圖納托夫等都自稱屬於這一派。新語法學派提倡研究活的方言,但受到方言地理學家H.舒哈特和J.吉耶龍 (1854～1926) 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經過實地調查之後，認為語音在空間和時間方面的情況複雜而且變動不居，不能像新語法學派那樣劃出清楚的界線，説什麼地區的方言在什麼時候總是發什麼音，毫無例外。

該學派誇大了語音規律的絕對性，沒有意識到語言和方言在地域和結構上的相對統一性。在語言研究中採用原子主義的方式，孤立地研究語言現象，材料零散，缺乏系統性。該學派研究的重點是語言的個人因素，忽略了語言的社會因素，所以對語言本體的研究難以深入下去。

當然，新語法學派在語言學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它總結了19世紀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的成果，預示了20世紀初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誕生。該學派也被人成為“語言學家的第一個現代學派”。布魯格曼和德爾布呂克合著的《印歐語言比較語法》，以及保羅的《語言歷史的原則》，都是寶貴的語言學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