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話

是喬治·奧威爾在小説《一九八四》中的極權政權為遏制人民思想而創造的英語的新語言體系。

奧威爾在小説的附錄，解釋過新語的原則：新語建基於英語，但大量詞彙及文法被簡化、取代或取消，例如“好”（good）是指“喜歡老大哥”（to love Big Brother），而“壞”（bad）則已被“不好”（ungood）取代，結果，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語句表達意見的能力，無法説出“老大哥是壞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説“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這符合英格蘭社會主義（英社）的意旨，因為極權主義政府不會喜歡人有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或言論（犯罪思想，crimethink），因為表達自由、革命等概念的詞語，都已刪除。

相對新語，原有的英語稱為“舊語”（Oldspeak）。依照計劃，會在2050年之前被完全取代。

（以下內容為原書附錄“新話的原則”） ^[1] 

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它的發明是為了滿足英社（英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需要。在一九八四年，無論口頭還是書面，還沒有人能夠把新話作為他惟一的交流工具。雖然《泰晤士報》上的社論都是用新話寫成，但這種技藝只有專家才能掌握。預計到二〇五〇年，新話會最終取代老話，也就是我們説的標準英語。與此同時，它穩步發展，全部的黨員在他們的日常會話中都會越來越多地使用新話的單詞和語法結構。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這個版本，我們可以在《新話詞典》第九和第十版中找到，它只是一個臨時版本，裏面的許多多餘的詞彙和過時的結構，以後一定會淘汰。這裏我們關注的，只是它最新的、也是最完備的一個版本，它可見於《新話詞典》第十一版。　新話的目的，不僅是要為英社的支持者提供一種適合於他們的世界觀和智力習慣的表達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這樣在新話被採用、老話被遺忘之後，異端思想、也就是有違於英社原則的思想，就根本是不可思想的了，至少只要思想還依賴文字，那就會這樣。它在造詞的時候，使黨員希望正確表達的每一種意思都可以確切地、而且往往是微妙地表達出來；至於其它的意思，甚至用間接手段獲得這些含義的機會，都完全不存在。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部分是由於發明了新詞，但更主要地，是取消了那些讓人討厭的詞彙，清除那些還帶有非正統含義的詞彙，可能的話，還要消除那些含義不統一的詞彙。舉個簡單的例子，新話中也有“free”（自由）一詞，但它只能用在“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這條狗身上沒有蝨子），“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這塊地沒有雜草）一類的陳述中，從前“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自由）這種意義上的自由現在不能再用，因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即使作為概念也已經不再存在，因此必定沒有名稱了。減少詞彙遠不止是要取締確實是異端的詞語，據認為它本身就是目的，凡是能夠略掉的詞彙就都不用。新話的發明不是要拓寬、而是要縮小思想所及的範圍，而把詞彙減少到最低程度間接地促成了這個結果。

新話以我們今天使用的英語作為基礎，雖然新話中有許多句子，即使沒有新造的詞彙，叫今天使用英語的人也幾乎認不出來。新話中詞彙有ABC三類，其中B類又稱複合詞。三類詞分開討論比較方便一些，而語法上的特點我們放在A類詞中一起討論，因為三類詞都遵循同樣的規則。

A類詞。

組成A類詞的，是日常事務中必須使用的那些詞，比如飲食、工作、穿衣、上樓、下樓、駕車、種花、烹飪等等。它幾乎全部都是我們已經使用過的那些詞，如打、跑、狗、樹、糖、房屋、田野等等，但與今天我們所用的英語相比，它的數目非常之小，而意義又受到嚴格得多的限定。凡是意思上模稜兩可、有細微差別的地方，都一概刪除。倘若這樣，那麼一個A類詞就只是一種獨立的喉音，表示我們都明白知道的一個概念。這樣，想把A類詞用到文學上，用到政治和哲學的討論中，就完全不可能了。它所要表達的，只是簡單、有明確意圖的思想，通常都是涉及具體物體或者身體的動作。

新話的語法有兩大特點。第一是不同詞性的詞幾乎可以完全混用。它的任意一個詞，既可以用作動詞，也可以用作名詞、形容詞或者副詞，從原則來説，即使像“if”（如果）“when”（當……的時候）這樣非常抽象的名詞也不例外。詞根相同的詞，它的動詞形式和名詞形式沒有任何不同，這條規則把很多古代的形式都廢除了。例如，新話中沒有“thought”（名詞“思想”）這個詞，代替它的是“think”（動詞形式的“思想”），它既可以做名詞，又可以做動詞。這裏沒有什麼詞源學的原則，有時它保留原來的名詞形式，有時又保留動詞形式。很多時候，如果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詞義相同，即使它們的詞源沒有任何關係，也會把某一個廢棄不用。比如，像“cut”（“割”）這個詞就沒有了，它的含義完全包含在動詞兼名詞的“knife”（“刀”）裏面。形容詞的構成就是在動詞兼名詞的詞後面加後綴“ful”（“的”），副詞加“wise”（“地”）。這樣，比方説，“speedful”就表示“迅速的”（代替了“rapid”），“speedwise”就表示“迅速地”（代替了“quickly”）。我們現在用的一些形容詞，像“好的”、“強的”、“大的”、“黑的”、“軟的”，也保留下來，但總數很少。它們沒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因為只要給那些動詞兼名詞的詞加上“ful”就可以表示形容詞的意思了。現在我們使用的副詞，除了極少數本來是“wise”結尾的，其餘一概不用；詞尾“wise”是不變的。比如像“well”就改成了“goodwise”。

此外，每個詞只要加上前綴“un”就可以表示否定，加上前綴“plus”就表示強調，進一步強調就加“doubleplus”，原則上新話每一個詞都是這樣。比如，“uncold”（“不冷”）表示“warm”（“暖和”），“pluscold”表示“非常冷”，“doublepluscold”則表示“非常非常冷”。新話也可以像現代英語一樣，加上介詞前綴比如“ante”、“post”、“up”、“down”等就可以改變差不多每一個詞的詞義。這樣它就可以大大減少詞彙量了。比如，有了“good”（“好”）這個詞，“bad”這個詞就沒有必要了，因為用“ungood”（“不好”）一詞就可以表達我們希望的意思，而且表達得同樣之好，——事實上是更好。凡是有兩個詞天然就組成反義詞的時候，就必須加以取捨。比如，可以用“unlight”（“不光明”）一詞代替“dark”（“黑暗”），也可以用“undark”（“不黑暗”）一詞代替“light”（“光明”），視喜好而定。

新話語法的第二個顯著特徵是它的規則性。除了下面提到的少數幾個例外，所有詞形的變化都遵循同樣的規則。這樣，每個動詞的過去式和過去分詞就都是以“ed”結尾，“steal”的過去式就成了“stealed”，“think”的過去式是“thinked”，新話中其他的詞也是一樣，而“swam”，“gave”，“brought”，“spoke”“taken”等等這些形式就都廢除了。所有的複數都加“s”或“es”，這視情況而定。這樣，“man”，“ox”，“life”的複數就變成了“mans”，“oxes”，“lifes”。形容詞的比較級就都加“er”、“est”（比如“good，gooder，goodest”），不規則形式以及用“more”、“most”表示的形式全部取消。

惟一允許可以做不規則變化的詞是代詞、關係代詞、指示形容詞和副詞。這些詞都和從前的用法一樣，只有“whom”由於被認為多餘而去掉了；用“shall”、“should”表示的時態都不再使用，它們的用法包含在“will”和“would”之中。為了快速簡練的演講需要，也有一些詞形存在不規則變化。一個不容易念或者容易聽錯的詞，就可以説是個壞詞。因此，有時出於聽覺的考慮，會在一些詞中插入一些字母，或者保留從前的形態。但這主要是B類詞。為什麼發音簡便這麼重要，後文便可分曉。

B類詞。

B類詞都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造出來的，這就是説，這些詞不僅有政治的含義，而且是要給使用者具有它所希望的思想態度。如果不充分了解英社的原則，就不能正確使用這些詞。有些時候它們也能夠轉化為老話，或者轉化成A類詞，但這往往需要加上長長的註釋，而且總免不了失去一些言外之意。B類詞是一種口頭速記法，它常常把一整套思想塞進幾個音節中，但同時卻比普通語言更加精練。

B類詞都是複合詞。它們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或者從幾個詞中抽取一部分組成，它的結合的方式很方便口語。這些新詞一般都是動詞兼名詞，它們的變形遵守一般的規則。舉個簡單的例子，“goodthink”（“好思想”）一詞大致就表示“orthodoxy”（“正統”），如果把它當作動詞，就表示“用正統的方式思想”。它的形態變化如下：動詞兼名詞“goodthink”，過去式和過去分詞“goodthinked”，現在分詞“goodthinking”，形容詞“goodthinkful”，副詞“goodthinkwise”，動名詞“goodthinker”。

B類詞的構造沒有任何詞源學的統一方案。它們構成的詞，可以充當句子的每一種成分，可以任意顛倒、刪改，只要便於發音同時又表示了詞的來源。比如“crimethink”（“犯罪思想”）裏，“think”（“思想”）在後；在“thinkpol”（“思想警察”）裏它又放在前面，而這個詞中“police”（“警察”）的後一個音節就丟掉了。要保證發音悦耳動聽，這很難辦到，所以B類詞中不規則形式比A類詞更常見。比如，“Minitrue”（“真部”）,“Minipax”（“和部”）,“Miniluv”（“愛部”）的形容詞形式分別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Miniloveful”，原因是如果發音發成“trueful”,“paxful”,“loveful”就有點不太自然。但原則上B類詞的詞形都可以變化，而且變化的方式也幾乎相同。

B類詞中，有一些詞含義非常微妙，沒有吃透這門語言的人是根本看不出來的。比如，舉一個《泰晤士報》社論中很典型的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換成老話，最簡短的説法是，“思想形成於革命之前的人無法對英國社會主義的原則有充分感情上的理解”，但這麼翻譯並不完整。首先，要完全理解這句新話的全部含義，我們就要明白“Ingsoc（英社）”是什麼意思；此外，只有精通英社的人才能品味出“bellyfeel”的整個力量所在，它指的是一種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盲目熱烈的接受；還有“oldthink”一詞，裏面就夾雜有邪惡腐朽的意思。但是，包括“oldthink”在內，新話中有些詞有特殊的功能，它們與其説是要表達某種含義，不如説是取締某種含義。這些詞為數不多，但它們的含義可以一直引申，最後我們原來用一組詞來表示的含義，都由這一個詞概括了，而這一組詞現在也就可以從記憶中抹去了。《新話詞典》的編撰者遇到的最大困難不是要發明新詞，這些詞已經造出來了，他們的最大困難是要弄清這些詞的確切含義，也就是弄清被它們取代的那一組詞。

正如前面“free”所揭示的那樣，有些曾經有過異端含義的詞，為了方便也保留了下來，但除去了其中不合適的含義。其它有許多詞，比如“榮譽”，“正義”，“道德”，“國際主義”，“民主”，“科學”，“宗教”等等，都停止使用。這些詞，由另外一些詞掩蓋住它們，而這種掩蓋實質就是取消。比如，所有與自由和平等概念相關的詞，都由“crimethink”（“犯罪思想”）這個簡單的詞來遮蓋，而與客觀、理性有關的詞都由“oldthink”（“舊思想”）一詞包括進去。過分的精確會帶來危險，黨員所要求做到的，是具有一種類似於古希伯來人的觀念：他知道得不多，只知道除自己以外，其它民族崇拜的都是“偽神”。他無須知道這些“偽神”叫什麼名稱。或許他知道得越少，越有助於他的正統。他知道耶和華和耶和華的戒律，由此又知道其它名字、其它屬性的神都是“偽神”。黨員的情況與之近似。他們知道什麼行為正確，也含糊籠統地知道有哪些行為背離了正道。比如，他的性生活受到兩個詞的管制，“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性正常”）。性犯罪包括所有性方面的不良行為，亂倫、通姦、同性戀以及其它性變態都是性犯罪，而且，正常的性行為，如果它是以性生活本身為目的，也屬於性犯罪。沒有必要把它們分開列舉，因為它們都同樣是犯罪，按原則都要處以死刑。對於C類詞，它都是科學技術的詞彙，也許還需要給某些不檢點的行為規定專門的名稱，但普通公民並不需要。一個普通公民知道什麼是“性正常”，它就是夫妻之間為了生育進行的性交，而且女方是沒有快感的；別的就都是“性犯罪”。在新話中，人們對異端思想的瞭解，除了知道它是異端以外，就不能再進一步了，因為根本就沒有更進一步的詞彙。

B類詞在意識形態上都不是中立的，大量存在的是一些委婉的説法，比如“幸福院”其實是指強勞營，“和平部”實際是戰爭部，字面的意思和實際的所指幾乎正好相對。另有一些詞則表現了對大洋國社會真實本質的一種坦率而蔑視的看法，比如，“prolefeed”指的是黨施捨給羣眾的那種廉價娛樂和虛假消息。還有一些詞具有雙重的色彩，如果形容黨就表示肯定，形容敵人就表示否定。此外還有大量的詞，它們初看起來只是一些縮略語，它的意識形態色彩不是來自它的含義，而是來自結構。

凡是有可能，任何政治上略有影響、或可能有影響的事物都放到了B類詞裏。一切組織、團體、學説、國家、機構、公共建築，它們的名字總要經過刪削，以一種常見的形式出現，也就是音節要儘可能少，要便於發音，同時又保留詞的最初來源。比如真理部下屬的記錄總局，也就是温斯頓·史密斯工作的地方，就叫“記總”，小説總局叫“説總”，電訊總局叫“電總”，諸如此類。這不只是為了節省時間。早在世紀之初，政治語言的一個特點就是使用經過壓縮的詞和詞組；而且已經發現，使用這種縮略語的現象最顯著的是在極權主義的國家和組織，像“納粹”、“蓋世太保”、“共產國際”這些詞就是例子。這種做法一開始只是本能，但新話卻是有意識地加以運用。人們發現一個名字像這麼縮減以後，附着在上面的許多聯想就都消失了，它的含義因而受到限制，並且有了微妙的變化。比如像“共產主義者的國際性組織”，讓人聯想到的是一幅由人類友愛、紅旗、街壘、卡爾·馬克思和巴黎公社組成的畫面，而“共產國際”暗示人們的卻是一個嚴密的組織、一種明確的教義，指代的像是某種椅子、桌子一樣容易辨認、用途有限的東西。一個人説“共產國際”的時候幾乎可以不用思考，而碰到“共產主義者的國際性組織”，他必定免不了一絲躊躇。同樣，像“Minitrue”這樣的詞激起的聯想就比“Ministry of Truth”要少得多，可控制得多。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有可能，人們就喜歡用簡稱；還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小心翼翼力求每個詞都易於發音，簡直到了不合時宜的程度。

在新話裏面，除了詞義的準確以外，聲音的悦耳最為重要，必要時語法的規則也要服從於它。這也合該如此，因為出於政治的考慮正要求有含義準確無誤、發音短促清楚的詞彙，使發言者能夠吐字迅速，但心裏幾乎沒有任何餘響。B類詞中，幾乎個個相似，這使得它更加顯出力量。這些詞，比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以及其它無數的詞，音節都只有兩、三個，首末的音節同樣重讀。使用這些詞有助於養成急促簡練的説話風格，頓挫有力而又單調乏味，而這正是黨所希望的。黨的意圖正是要使得言談、尤其是意識形態並非中性的問題上的談話儘可能脱離人的意識。日常生活中有時無疑需要思索之後再發言，但黨員響應號召對政治或倫理問題的表態，就應當能夠脱口説出正確的意見，猶如機槍發射子彈一樣全然是自動地進行。他受到的訓練使他能夠適應這種要求，語言本身又給了他幾乎萬無一失的工具，而詞的構成，再輔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發音，——這與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發揮了。

另一點也有很大的幫助，那就是供選擇的詞語非常之有限。相比我們所用的詞彙，新話的詞彙量很少，而且還不斷地發明新方法減少詞彙。事實上，新話的與眾不同之處正在於它的詞彙每年不是遞增，而是遞減。每減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為選擇餘地越少，思想的誘惑越小。最終黨所希望的是，一個人説話的時候只有喉嚨在發聲，而沒有更高等的神經中樞的參與。新話中有一個詞“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瞭黨的這種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鴨子一樣嘎嘎叫”。“duckspeak”與其它許多B類詞一樣，含義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統的觀點，這個詞就只是表示讚揚；像《泰晤士報》用“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來稱呼黨的某位演説家的時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熱烈地恭維。

C類詞。

C類詞只是其它兩類詞的補充，裏面全是科技術語，類似於今天我們使用的術語，詞根也相同，不過仍與平時一樣，很小心翼翼地對它們做了嚴格的限定，刪除那些不愉快的含義。它的語法規則與A、B兩類詞完全相同。C類詞幾乎都是不見於日常的談話或者政治的演説的。一個科技工作者，在為他的專業提供的目錄上，就可以發現他需要的全部詞彙；而對其它領域的詞彙，他就幾乎一無所知。只有極少的詞才是各個領域共同的，我們也找不到什麼詞彙能夠無視科學的具體分支，把科學的功能表述為一種思想習慣，或者一種思考方式，事實上表示“科學”的詞都是沒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義現在都由“英社”一詞整個包含了。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要用新話來表達異端的思想，幾乎毫無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種很低的水平上。要説一些很拙劣的異端思想，説一些謾罵褻瀆的話，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説“老大哥不好”。但在一隻正統的耳朵聽來，這説的不過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謬誤；由於找不到必需的詞彙，它也無法用理性的論證來為自己辯護。反對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語言狀態的東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籠統的詞彙加以命名：這些詞彙堆放在一起，對異端思想只做總體的鞭撻而從來沒有明確的説明。實際上一個人要抱了非正統的目的使用新話，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詞彙轉而翻譯成老話。例如，新話中可以説“人人都是平等的”，但這與老話中説“人人都是紅頭髮的”沒有什麼區別。它沒有語法錯誤，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樣的身高，同樣的體重和力氣，顯而易見是一個錯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經消失，這一種衍生的平等含義已經從“平等”這個詞中刪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於老話仍是一種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話的時候存在一個理論的危險，那就是人們可能聯想到詞的原始含義。但實踐當中，一個精於雙重思想的人是不難克服這一點的，而再過兩三代人，這種可能性就徹底消除了。一個伴隨着新話長大、始終只是使用新話的人，不會知道“平等”一詞曾經有過“政治平等”這一種衍生的含義，也不會知道“自由”曾經有“思想自由”的意思，這就類似於一個不知象棋為何物的人，不會知道“王后”和“車”還有其它的含義一樣。有很多的罪行、錯誤，他是沒有能力去做的，原因只是在於，這些罪行、錯誤全沒有名字，也就無法想象。可以預見，隨着時間的流逝，新話的一個顯著特徵，詞彙越來越少，詞義越來越嚴格，濫用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旦老話被完全取代，與舊世界的聯繫就完全割斷。歷史已經做了改頭換面的書寫，但從前的文獻會有斷片留存，逃避檢查，如果還懂得老話便能夠閲讀。在將來，這樣的斷片即使僥倖留存，也無法辨認、無法譯讀了。老話裏，除非指的是某種技術過程，某種簡單的日常行為，或者本身的傾向就已經很正統（新話叫做“goodthinkful”），它的所有段落都是無法翻譯成新話的。實踐中這就表示，凡是大約一九六〇年以前寫作的書，總體上都屬不可翻譯的了。革命前文獻的翻譯，只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翻譯，不僅語言、而且含義都要做變化。這裏以《獨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話為例：

我們認為下述的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由造物主賦予而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確保這些權利，政府在人羣之上建立，它的權力來自被治者的同意。凡任何時候、任何政府有害於這些目的，人民有權利改變它，廢除它，建立新政府。

這一段要譯成新話而不失去原意幾乎不能做到。最可能的，無非是用一個簡單的詞“犯罪思想”概括整個段落。要完全譯出，那隻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翻譯，把傑弗遜的話譯作對絕對政府的頌詞。

事實上，過去的文獻都大量作了這一類的改造。出於聲望的考慮保留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記憶當然是有利的，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成就必須符合英社的哲學。因而，像莎士比亞、彌爾頓、斯威夫特、拜倫、狄更斯等等，這些作者都屬於正被翻譯的行列；一旦翻譯完成，他們原始的作品，各種殘存的歷史文獻，都要被銷燬。翻譯是一項緩慢而艱難的事業，預計要到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還有大量純粹功用目的的文獻，比如少不得的技術手冊一類的東西，也會如法炮製。而所以最終全部採用新話的時間會訂得那麼晚，要到二〇五〇年，主要就是為了有充裕的時間完成初步的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