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羅坊

新羅坊僑民中主體部分是商人、海外運輸業者，以及船員、造船工匠。唐代新羅僑民選擇楚州建立新羅坊，首先是因為楚州的地理條件。新羅人的主要職業是造船、航海，和海上貿易，修造船隻和停泊可供航海的大船，必須靠近淮河，以便很容易地通過淮河入海。楚州地處近海，又在淮河之濱，具有通海、煮鹽之利。很古以來，淮河就是我國重要的通海孔道。唐代東鄰朝鮮、日本等國與中國政府的正常交往，往往都從淮河進出。特別是民間文化交流、經濟商貿、交通運輸方面，出入淮河更為頻繁。楚州又處在古運河與淮河交匯處，交通十分方便，成為沿海一帶的交通樞紐、政治經濟中心、商貿中心，成為一個港口城市。楚州新羅坊則是沿海一帶新羅人的社會中心，而新羅僑民區也是以楚州為中心向海州、膠州、登州、如皋等地散開的。楚州新羅坊擁有一批可供航海的水手和船隻，圓仁法師回國的路線便是從楚州出海。當時“日本國朝貢使皆從此間上船，過海歸國”。（圓仁法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

末口是古運河與古淮河的聯接處，是聯繫楚州城與淮河的良好位置，是天然的楚州良港（今天新城以北的兩淮公路即當年淮河故道）。由此向西去是北辰坊（今新城村），向東是下關，均是繁華的商業區，新羅坊處於二者之間是個良好的選擇，據《圓仁法師入唐巡禮行記》記載，圓仁每次乘船離楚州時，總是頭一天晚上將船進入淮河，第二天一早再由淮河出發。

楚州新羅坊的規模是很大的。圓仁法師僱用新羅人的海船，一次就從楚州新羅坊僱用了9條船，並僱用新羅“諳海路者60餘人”。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可以窺知，當年楚州新羅坊規模肯定是很大的，他們造船、修船、航海的技術和能力是具有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的。一次可僱水手60餘人，一共有多少水手？如果加上修船造船的木工、鐵工、油漆等匠人，還有行政管理、信息聯絡及配套服務等方面的人員，當年的楚州新羅坊的新羅僑民一定是非常多的。在這個僑民區內，應當有相當規模的修船造船的場地，還有停泊許多能在海上航行的海船的船塢。因此，它的規模一定是非常大的。

信息是交通航海、經濟貿易的重要條件。楚州新羅坊的信息是十分靈通的，它與沿海一帶新羅人之間信息交流是迅速準確的，相互之間聯繫比較緊密。圓仁法師到了楚州，天台、揚州的書信和來訪者就隨之而來；到了山東，又可以通過書信和人員來往，隨時知道楚州的情況，知道新羅海船出海去日本或去新羅的信息，以便決定搭乘什麼樣的船隻回國。信息交流迅速準確，給開展商貿和交通運輸業提供了良好的服務。這個信息網絡，是新羅人與中國人在這些活動中共同建立起來的。新羅人在沿海一帶的運輸業也很正常活躍，例如，圓仁曾僱新羅人鄭客的車子到密州，在諸城遇上新羅陳忠載炭到楚州的船，便搭他的船到楚州。以後又搭楚州新羅坊王可昌船趕往山東，追上新羅人金珍的海船過海回國。由此可見，新羅僑民在楚州一帶的生產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與唐人一起，創造了楚州的文明，使楚州這個天然良港，成為世界東方大港，與明州、泉州等地方一樣，成為當時東方世界交通貿易中心之一。

新羅人與唐政府如此友好，與兩國睦鄰友好政策有關，同時，也與新羅人張保皋的社會活動有着重要關係。

張保皋是新羅清海鎮的一個平民，來到中國後因作戰有功，30歲時被中國任命為徐州武勝軍小將。他對這一帶僑民的關顧是自然的，文登縣赤山法花院就是他建起來的。後來他回國，被任命為清海鎮大使，與唐政府合作，有效地解決了海賊掠賣新羅人口問題。楚州、漣水等地新羅人與張保皋有着密切的聯繫，他本人也在用商船對日本、對唐貿易中積累了巨大財富。杜牧特地為他寫了一篇傳記，收在《樊川文集》卷六內，張保皋對促進中國與新羅的友好關係作了重大貢獻，受到了韓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尊敬。

現在的楚州新城北水關，即是當年的末口。新羅坊在末口的兩側，是唐代新羅國（位於今朝鮮半島）僑民在中國的聚居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