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羅

由於新羅的國號並非來自漢語，故在早期存在不同的漢字標記，如徐羅伐、徐耶伐、徐那伐、新羅、斯羅、薛羅等，其中僅見於中國史料的是斯盧、新盧，僅見於日本史料中是新良、志羅紀。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一詞出現於公元307年。 ^[1]  從史料年代來看，實際上最早出現於公元414年的《好太王碑》中。 ^[2]  公元503年，智證王以“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意，正式確定國名的漢字標記為“新羅”。 ^[3] 

而關於“新羅”一詞的語源，學界也是眾説紛紜。有觀點認為是“新國”之意，有觀點認為是“東方（或東土、東國）”之意，有觀點認為是“首邑”、“上邑”之意，還有觀點認為是“金鐵之地”之意。還有學者考證，徐羅[†sara]、薛羅[†särra]是新羅的早期稱謂，在古韓語中意為“東土”（“伐”為“原野”之意，徐羅伐即“東土之原”），顯示新羅發祥於閼川以東。隨着新羅疆域的擴大，徐羅、薛羅不適合作為國號，取而代之的是斯盧、斯羅[†sira]或新盧、新羅[†sirra]，在古韓語中意為“新土（新國）”。 ^[4] 

新羅還有一個別稱為“雞林”，據《三國史記》記載，該稱呼源於金氏始祖金閼智被發現於雞鳴之林。 ^[5]  後來唐朝在新羅設置雞林州都督府，作為對新羅進行羈縻統治的機構。 ^[6] 

統一新羅時代，新羅以唐朝諸侯國自居，往往會冠以唐朝國號作為全稱，如“有唐新羅國”、“大唐新羅國”等。 ^[7] 

新羅的母體是古代朝鮮半島南部“三韓”中的辰韓。據中國史書《三國志》記載，公元3世紀，辰韓分為十二個“國”（其實是部落或酋邦），其中一個叫“斯盧國”，就被認為是新羅的前身。 ^[8]  據朝鮮半島史書《三國史記》記載，“斯盧國”以今韓國東南部的慶尚北道慶州為中心，由六村組成，分別是楊山村（及梁）、高墟村（沙梁）、珍支村（本彼）、大樹村（漸梁）、加利村（漢祗）、高耶村（習比）。 ^[9] 

《三國史記》記載，樸赫居世居西幹於公元前57年四月十五日被六村推戴為王，國號徐那伐（又作徐羅伐），是為新羅立國之始，早於高句麗和百濟。 ^[9]  但這條記載未必可靠。現代學界一般認為，“斯盧國”遠離大陸，所以其文明發育較遲，形成國家政權的時間也應晚於高句麗、百濟。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4世紀，“斯盧國”長期停留在部落聯盟的酋邦形態，由樸、昔（始祖為昔脱解）、金（始祖為金閼智）三個氏族輪流出任酋長，其酋長頭銜有“居西幹”、“次次雄”、“尼師今”。在這幾個世紀中，隨着來自馬韓、弁韓、中原、高句麗、倭等地的移民陸續遷入包括“斯盧國”在內的辰韓地區，極大刺激了當地文明的發育與社會的發展，“斯盧國”也逐漸擴張，統一了辰韓諸部。到了公元4世紀，作為正式名稱的“辰韓”不復存在，“新羅”之稱登上了歷史舞台，這意味着辰韓原有的十二“國”已被統一於“斯盧國”，並且“新羅”也逐漸取代“斯盧”而成為其名稱的漢字標記，這從4世紀末新羅遣使前秦的記載與高句麗好太王碑的碑文中可以得到確認。 ^{[2]  [10]} 

與此同時，新羅內部也具備了形成國家政權的條件。4世紀後期，金奈勿成為酋長後，使用“麻立幹”（又作“寐錦”）作為君主頭銜，並確立了金氏世襲的政權體制，他就是奈勿麻立幹。至此，新羅才從部落聯盟過渡為國家政權。隨着新羅形成國家政權，其文明化的進程也不斷加速。智證麻立幹即位後，於503年正式定國號為“新羅”，廢棄了之前混用的“斯盧”、“斯羅”、“徐羅伐”等名稱，同時使用來自漢語的“王”取代新羅固有名號“麻立幹”，作為君主頭銜。 ^[3]  此時的新羅不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部落或酋邦，已經發展為朝鮮半島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羅形成國家政權的公元4世紀，周邊分佈着高句麗、百濟、伽倻、倭等國家或勢力，可謂強鄰環伺。4世紀末，新羅受到倭國的侵略，向高句麗求救，高句麗好太王於399年發兵五萬援救新羅，驅逐倭人。到了5世紀，隨着高句麗遷都平壤、重心南移，新羅又在433年同百濟結盟，以對抗高句麗的南下。經過長期的蓄勢待發，一向弱小的新羅在進入6世紀以後終於迎來了第一個興盛時期。智證王之後的法興王時期，於520年頒佈律令，制定百官公服，536年建年號“建元”，此外確立了17官等的位階制度，設置兵部和上大等（新羅的貴族議事機關和白會議的議長）等機構或官職，從而初步構建起中央集權的體制。法興王還採用佛教作為新羅的國教，對鞏固新羅社會秩序、促進新羅文化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1]  6世紀後期，新羅建立花郎制度，用於培養貴族、確保兵源，奠定了其國力強盛的人才基礎。 ^[12] 

對外方面，新羅大肆擴張，512年取于山國（今韓國鬱陵島），532年開始進入洛東江下游，陸續吞併伽倻諸部，到562年完成了對伽倻的征服。550年，新羅聯合百濟攻擊高句麗，翌年取得漢江上游，553年與百濟反目，奪取漢江下游。554年，百濟聖王親征新羅，敗亡於管山城（今韓國忠清北道沃川郡）。其後新羅真興王又揮師北上，佔領高句麗東南沿海的大片土地，於556年設置比列忽州（今朝鮮江原道安邊郡），最遠擴張到今朝鮮咸鏡南道的蓋馬高原，真興王在新開拓的疆域裏四處巡狩，並在今昌寧郡、北漢山、黃草嶺、磨雲嶺四地勒石留念，這四塊碑銘訴説着6世紀後期新羅異軍突起、憑藉自己的力量稱雄三國的霸業。 ^[13-16] 

新羅雖然在6世紀後期一度稱雄三國，但好景不長，高句麗、百濟迅速反撲，新羅所開拓的土地在7世紀以後逐漸喪失。善德女王時期，新羅所面臨的壓力更加劇烈。642年，百濟攻佔新羅西部四十餘城，進而奪取了大耶城（今韓國慶尚南道陝川郡），打開了洛東江流域的門户，並威脅着新羅西部出海口、對華往來的門户——党項城（今韓國京畿道華城市）。善德女王派金春秋前往高句麗求援，高句麗卻要求新羅先歸還原屬高句麗的土地才能出兵相助。於是善德女王一面任命金庾信為押梁州（今韓國慶尚北道慶山市）軍主，嚴防百濟進一步威脅新羅腹地，多次擊退百濟入侵；一面遣使赴唐告急，但不得要領。647年，新羅發生試圖推翻善德女王的毗曇、廉宗之亂，叛亂被金春秋、金庾信鎮壓，而善德女王也在亂中去世。 ^[17] 

善德女王死後，其堂妹金勝曼被擁立為王，是為真德女王，實權則掌握在金春秋、金庾信手中。真德女王時期，新羅一方面改革內政，加強王權，設執事部、倉部、理方府，將實權從和白會議的議長上大等轉移到執事部長官中侍（後稱侍中）手中，極大削弱了和白會議的權限，從而削弱了貴族勢力、強化了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則更加積極地推進親唐外交路線，金春秋於648年親自入唐乞援，並引進唐朝官服作為新羅官服，唐高宗即位後，新羅以真德女王的名義上《織錦太平頌》，並停用新羅自己的年號，開始奉大唐正朔、行永徽年號，金春秋之子金文王、金仁問也先後留唐充當宿衞質子，進一步密切與唐朝的關係。 ^[18] 

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繼位，是為新羅武烈王，新羅的歷史階段由“上代”進入“中代”。 ^[19]  武烈王時期，新羅的外部形勢更加嚴峻，百濟、高句麗頻繁入侵，武烈王繼續向唐乞援，並不斷揭發百濟與高句麗同盟的事實，到660年，唐朝終於應新羅請求派蘇定方率軍滅亡百濟。661年，武烈王去世，太子金法敏即位，是為新羅文武王。文武王繼位之初，延續其父的親唐路線，出兵幫助唐軍消滅百濟殘餘勢力，668年又應唐朝之要求，出兵協助唐軍滅亡高句麗，實現了三國統一。670年，唐朝設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試圖全面控制朝鮮半島，引起新羅的不滿。文武王派兵攻擊駐紮熊津都督府的唐軍，兼併了百濟故地（唐羅戰爭），同時接納高句麗遺民，扶植他們建立“報德國”，以牽制唐朝在朝鮮半島的勢力。此時唐朝陷入與吐蕃的戰爭泥潭中，不得不收縮海東經略，而文武王也採取靈活的外交政策，遣使入唐謝罪。唐朝順水推舟，默認新羅對朝鮮半島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區的控制，於676年將安東都護府撤到遼東。至此，朝鮮半島首次出現統一的國家政權，新羅此後的階段也就被稱為“統一新羅時代”。 ^[18]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中南部後的100餘年間，政治較為安定，社會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並在與唐朝保持宗藩關係的前提下大量吸收盛唐文化，由此步入了第二個興盛時期。681年，文武王死，神文王立，他即位之初，利用岳父金欽突謀反未遂之機肅清了一批先朝舊臣，從而確立了自己的專制王權，隨即實施了一系列改革。他在中央強化了以執事部為中心的官僚體制，在地方構建了九州五小京及郡縣制，在經濟上廢止祿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在文化上模仿唐朝國子監而設立國學，在軍事上設立中央軍“九誓幢”和地方軍“十停”。神文王還於689年試圖遷都達句伐（今韓國大邱），但未能如願。神文王遷都是為了擺脱在金城根深蒂固的舊貴族勢力的羈絆，而遷都計劃失敗則反映了當時新羅王權儘管得到強化，卻依然不能完全凌駕於貴族之上，這埋下了後來新羅統治集團內訌不斷的伏筆。 ^[20] 

到了聖德王時期（702年—737年），新羅發展到了鼎盛階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處於黃金期，與唐朝的交流也達到高峯。景德王繼續推行漢化政策，於757年將九州改為漢式單名，759年又將部分官職、官稱調整為唐風稱謂，進一步同唐朝接軌。 ^[21-22] 

765年，景德王去世，8歲的惠恭王繼位，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君主，新羅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開始浮上水面，貴族勢力蠢蠢欲動，覬覦並挑戰王權。惠恭王即位當年就發生了大恭、大廉之亂，全國各地有96名高級貴族（角幹）響應叛亂，持續三年之久，雖然失敗，但拉開了新羅後期大小內亂的序幕。775年，貴族金隱居和廉相相繼叛亂，亦被鎮壓。780年發生金志貞之亂，惠恭王在亂中喪命，上大等金良相鎮壓叛亂而繼位，是為宣德王。宣德王是奈勿麻立幹的10世孫，他的即位標誌着金春秋一系王統的斷絕。 ^[23] 

宣德王以後，新羅進入“下代”階段。 ^[19]  宣德王在位五年而薨，與他一起平叛的金敬信即位，是為元聖王。元聖王任內着手強化王權，效仿中國唐朝的科舉制度，於788年實行“讀書三品科”，通過對國學學生實施考試來選拔官吏。但是由於骨品制度的根深蒂固再加上渡唐留學生的競爭力遠強於新羅本土學生，這種對科舉的初步嘗試收效甚微。 ^[24] 

809年，上大等金彥昇弒哀莊王而自立，是為憲德王。822年，金春秋後裔熊州都督金憲昌起兵，建立長安國，雖然叛亂很快被鎮壓，但卻被認為埋下了新羅中央集權瓦解、地方豪族割據的伏筆而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836年，憲德王之弟興德王死，新羅發生王位之爭，短短三年內就經歷了三位國王（僖康王、閔哀王、神武王）的更迭，進一步消耗了新羅的元氣。在中央內亂的過程中，地方豪族勢力迅速成長，清海鎮大使張保皋即是其代表，他憑藉在黃海上多年經營的雄厚實力，扶助神武王贏得了王位之爭，因而功高震主，到神武王之子文聖王時，於846年藉口國王不肯納自己的女兒為妃而舉兵叛亂，文聖王派人暗殺張保皋才遏止此亂。874年，新羅景文王平息了貴族近宗發動的叛亂，新羅統治集團百年來的內訌至此畫上句號，但新羅王室的衰微和地方豪族的興起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其後景文王、憲康王試圖重振王權，然而無力迴天。到了新羅第三位女王——真聖女王時期（887年—897年），出現了“諸州郡不輸貢賦，府庫虛空，國用窮乏”的局面，女王便派人到地方催税，結果於889年引發元宗、哀奴在沙伐州（尚州）揭竿而起。 ^[25]  於是，新羅全境終於爆發了農民起義，地方豪族也紛紛自立，新羅中央政府難以收拾亂局，統治秩序迅速崩潰，朝鮮半島隨之再度陷入分裂狀態。 ^[26] 

經過一段時間的混戰，到10世紀初，朝鮮半島中部和西南部分別形成了弓裔建立的後高句麗（後改稱摩震、泰封，918年王建建立高麗）和甄萱的後百濟兩個政權，與保有東南一隅的新羅形成對峙，史稱“後三國”。新羅在“後三國”中處於劣勢，927年國都金城被後百濟軍隊攻破，景哀王自殺。文聖王五世孫金傅被甄萱立為王，是為新羅末代國王敬順王。敬順王在高麗與後百濟的夾縫間苟延殘喘數年之後，於935年歸順高麗。翌年，高麗滅後百濟，實現了朝鮮半島的重新統一。敬順王歸順高麗後，新羅國號被保留了一段時間，金城地區到939年才開始使用高麗國號。940年，高麗正式廢除新羅國號，並改金城為慶州。 ^[27] 

新羅興起於今韓國慶州一帶，4世紀時統一辰韓諸部，形成國家，其疆域僅限於今韓國慶尚北道大部（辰韓故地），5世紀時擴展到江原道南部（被新羅征服的東濊部落“河西良”）。6世紀以後，新羅疆域大幅擴張，向東於512年征服了于山國（鬱陵島），532年開始進軍洛東江下游（今韓國慶尚南道），到562年兼併了當地的伽倻諸部。553年佔領漢江流域，在朝鮮半島西海岸取得出海口，到560年代又北拓至蓋馬高原，達到統一前新羅疆域的巔峯。此時的新羅國土為除開濟州島、忠清南道和全羅南、北道的韓國和朝鮮的江原道、咸鏡南道大部，面積約9萬平方公里。 ^[28] 

7世紀以後，由於高句麗、百濟的攻擊，新羅新開拓的國土逐漸喪失。後來乞師於唐朝，借唐朝之手滅高句麗和百濟，其後唐朝勢力退出朝鮮半島，新羅統一了浿江（今朝鮮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半島中南部地區，以大同江口到永興灣一線與唐朝（後與渤海國）接壤，國土面積約13萬平方公里，此疆域從676年一直保持到10世紀初新羅分裂為“後三國”之際。 ^[28] 

新羅在505年實行州郡制。據《梁書》記載，6世紀前期的新羅有6州（啄評）、52郡（邑勒）。 ^[29]  其數量隨着疆域變化而變化。新羅統一以後，神文王於685年整備為九州五小京的行政體制；景德王於757年將九州改為唐風名稱，並將小京改稱為“京”，部分名稱亦略作調整。以下為統一新羅時代“五京九州”的簡表：

新羅政治與社會的基本制度是骨品制度，也就是一種基於血緣關係的身份制，該制度淵源已久，但真正實現制度化大約是在7世紀。具體而言分為針對統治集團（主要是金、樸二姓）的“骨制”和針對一般臣民的“頭品制”，前者分為“聖骨”和“真骨”，後者則分六個等級，從六頭品降序排列至一頭品。聖骨以後的各等級原則上世襲不變，而且各等級只能內部通婚（因此王室有近親結婚的習俗），所用服飾、房屋、車馬、器具也按等級嚴格加以區別。 ^[30] 

“聖骨”為具有王位繼承資格的直系王族，“真骨”則為旁系王族。7世紀前期，因“聖骨”中沒有男性成員，所以出現了兩位女王（善德女王、真德女王）。而這兩位女王也無子嗣，於是“聖骨”斷絕，武烈王金春秋以“真骨”身份登上王位，此後王位便在真骨貴族中傳承。 ^[31]  新羅末期出現了三位樸氏國王（神德王、景明王、景哀王），雖然他們並非金氏，但因為出身真骨，所以也擁有王位繼承權。此外，上大等、侍中等高級官職也必須由真骨貴族擔任。因此有人抱怨説：“新羅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鴻才傑功，不能逾越！” ^[32] 

六、五、四頭品主要由新羅六姓（崔、鄭、李、薛、裴、孫）構成，在新羅的國家機器中出任中下級官職。三、二、一頭品跟一般平民無甚區別，甚至可能就是平民。在骨品制度之外，還存在着“平人”（百姓）和為數眾多的奴隸與賤民。新羅末期，被排斥於骨品體制之外的地方豪族逐漸興起，最終摧毀了骨品體制以及新羅的統治。 ^[30] 

新羅君主早期的頭銜有“稱居西幹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師今者十六，麻立幹者四”。 ^[33]  據説，居西幹是辰韓對王或貴人的稱呼 ^[9]  ，次次雄是對巫師的稱呼 ^[34]  ，尼師今為“齒理”之意，引申為繼嗣者 ^[35]  ，麻立幹之麻立則為“橛”之意。 ^[36]  中國學者羅新認為這是“官號（居西、麻立）+官稱（幹）”的政治名號結構，是高句麗帶來的內亞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幹”即高句麗之“加”，為內亞草原民族常見官稱）。同時早期新羅君主與其他新羅貴族在稱號上的平等（共同以“幹”為官稱），反映了王權尚未確立，王室還沒有從貴族集團中超然而出。 ^[37]  503年，智證麻立幹採用來自漢語的“王”作用君主頭銜，此後歷代新羅君主皆稱王，不過也混用一些帝制，如法興王建年號（真德女王時廢止），國王有時稱“朕”，命令有時稱“制”、“敕”，王妃亦享有“皇后”之尊號等。 ^{[16]  [38-39]}  另外，新羅早期君主沒有尊號，法興王到真德女王的王號都是生前就制定的佛教稱謂，武烈王金春秋以後採用漢式諡號。新羅君主亦有廟號，但是僅限於太祖“星漢”（具體人物不詳，有金閼智、金勢漢、味鄒尼師今等多種説法）和太宗武烈王，後因“僭越”之嫌而受到唐朝干涉，故不再上廟號。 ^[40] 

新羅早期為貴族合議體制，決策機構是“和白會議”，史載“事必與眾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 ^[41]  531年置“上大等”（又稱上臣，別稱宰相）作為和白會議首腦，亦為百官之首，而百官則按十七等官階排列，分為伊伐餐（又作角幹）、伊尺餐（又作伊餐）、迊餐（又作蘇判）、波珍餐（又作雲海幹）、大阿餐（以上只授予真骨貴族）、阿餐、一吉餐、沙餐、級伐湌、大奈麻、奈麻、大舍、舍知、吉士、大鳥、小鳥、造位。新羅早期還設“葛文王”作為副王。6世紀後期以來，新羅在保留原有官制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中原的典章制度並加以改造，新設諸多官僚機構，從而加強專制王權，到7世紀後期的神文王時終於完成了官僚體制的構建。統一新羅時代，以執事部（829年改稱執事省）作為事實上的決策機關，其長官中侍（747年改稱侍中）分割了上大等的權力。此外還有位和府（類似唐的吏部）、調府（類似唐的户部）、兵部、禮部、倉部、左右理方府（孝昭王後稱議方府，類似唐的刑部和大理寺）、例作府（類似唐的工部）、司正府（類似唐的御史台）、領客府（類似唐的鴻臚寺）、國學（類似唐的國子監）等。每個機構由令、卿（兵部稱大監）、大舍、舍知、史等官僚組成。 ^[42] 

新羅在505年實施州郡制，但似乎不是直接導入的中國製度，而是用新羅固有語言來稱呼，如州被稱為“啄評”，“郡”被稱為“邑勒”，並且州的長官稱軍主，郡的長官稱幢主，軍事色彩非常濃厚。此外，新羅自514年以來，陸續設置5個小京（陪都，景德王時稱“京”），長官稱仕大等（後稱仕臣，別稱大尹）。統一新羅時代，在唐制影響下，將州、郡長官分別改稱總管（不久後改為都督）、太守，並在郡下設縣，其長官稱縣令或小守。新羅還規定“以外州之吏一人上守京中諸曹”，類似人質，是為上守吏制度。 ^[43] 

新羅法興王在520年頒行律令，據中國史書記載，新羅的刑政基本與高句麗、百濟相同，而高句麗、百濟的刑政又受晉泰始律影響，所以新羅早期的律令間接受中國影響。7世紀中葉以後，新羅大量引進唐朝的律、令、格、式，但依然是以“土俗”為主。 ^[44] 

新羅經濟以農業為主，《梁書》記載新羅“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 ^[29] 

據記載，智證王於509年在金城開設東市，置市典以管理，695年又開設西市和南市，顯示出當時新羅國內已經初具商品經濟。據中國史書記載，新羅“市皆婦女貿販” ^[41]  ，使用布、米等展開物物交易。新羅商業更突出地表現在對外貿易上，新羅與唐、日本展開頻繁的貿易往來。828年，新羅設清海鎮，張保皋任清海大使，成為當時唐與日本轉口貿易之樞紐，亦是當時新羅海外貿易繁榮的象徵。9世紀的阿拉伯帝國大臣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所撰《道里邦國志》中提到了新羅，甚至有些穆斯林已經在新羅定居，可知當時新羅人已與阿拉伯世界有了貿易接觸。 ^[45] 

新羅手工業分為官營和私營兩種，官營手工業機構繁多，有朝霞房、錦典、綺典、毛典、染宮、鐵鍮典、漆、皮典、機槪典、瓦塼、瓦器典、物藏典、南下所宮、給帳典等。統一新羅時代，新羅手工業大為發展，能製作朝霞綢、朝霞錦、假髮、海豹皮、金銀器、珠玉等特產。 ^[28] 

新羅將土地分封給貴族為食邑，貴族再向國家繳納貢賦，是為“祿邑制”。689年，神文王廢除祿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由國家統一發放俸祿，亦等於實施國家對農民的直接控制。722年，聖德王下令給百姓分配丁田。但由於貴族勢力的反抗，到757年，景德王不得不恢復祿邑制。統一新羅時代，國家對農民的經濟生活進行嚴格的管理，每三年要登記一次帳籍，其中在日本奈良正倉院發現的西原京新羅帳籍成為研究新羅社會經濟的寶貴史料。 ^[46] 

新羅早期信仰薩滿教（即“巫堂”）。5世紀，佛教從高句麗傳入新羅。528年，法興王在異次頓以身殉教的感召下，正式將佛教定為新羅國教。法興王之後的真興、真智、真平、善德、真德都是以佛教稱謂作為王號，王自居為佛陀的化身來統治新羅，王室成員也普遍取佛教名字，如摩耶夫人、銅輪太子、金龍樹等。武烈王之後，雖然國王不再使用佛教尊號和名字，但仍然尊崇佛教，並且佛教信仰從王室貴族擴散到庶民。新羅湧現了諸如圓光、慈藏、元曉、義湘等高僧大德，形成了涅槃宗、戒律宗、法性宗、華嚴宗、法相宗五派並立的格局，9世紀中葉開始流行禪宗（南禪）。新羅著名的佛教寺剎有佛國寺、尼姑庵、皇龍寺等。 ^[47] 

新羅接受儒學較晚，但不會晚於6世紀，因為在568年真興王北巡所立的碑文中，就引用過“修己以安百姓”等孔子話語。 ^[15-16]  同時，“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理念也被灌輸給花郎徒。 ^[48]  推測新羅是從高句麗、百濟等先進國家那裏接觸了儒學。統一新羅時代，出於強化王權的需要，儒學更加得到重視，神文王於682年正式設立國學，傳授儒家經典九經，當然還有大量留學生直接在唐朝接受儒學教育。到了8世紀時，儒學在新羅已經蔚然成風，因此唐玄宗才會説“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 ^[49]  ，並制詩稱讚新羅“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 ^[50]  然而，儒學在新羅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始終低於佛教，並且主要流行於六頭品及其以下身份的人士中，尚未發展到“以儒治國”的程度，新羅也沒有出過真正意義上的儒學家。

新羅的文學主要分為漢文學和鄉歌兩類。新羅早期無文字，刻木為信 ^[29]  ，大約5世紀左右開始通過高句麗、百濟而接觸漢字，1989年韓國慶尚北道迎日郡冷水裏出土了503年的新羅碑銘，上有231個漢字，反映了當時新羅已經初步使用漢字。 ^[51]  新羅接受佛教促進了漢字的進一步推廣，漢文學也隨之誕生。545年，真興王命居柒夫廣集文士，修撰國史。 ^[52]  這反映出當時新羅對漢字的運用已比較成熟，並出現了一批通曉漢文之士。650年，新羅以真德女王的名義向唐朝上五言詩《織錦太平頌》，為現存的新羅第一首漢詩。 ^[49]  與此同時，強首、薛聰、金大問等文學家也陸續登場。經過長期發展，到新羅末期孕育出了“文章感動中華國” ^[53]  的文學巨匠——崔致遠，他留下的《桂苑筆耕》也是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文集。

不過，新羅語畢竟與漢語不同，於是新羅人創造了吏讀、鄉札等用漢字標記新羅語的方式，前者用於行政文書，後者用於記錄鄉歌。現存的新羅鄉歌有《三國遺事》保存的11首，代表作有《薯童謠》、《處容歌》、《獻花歌》等。 ^[28] 

在建築藝術方面，新羅留下了一些美輪美奐的石塔，如慶州佛國寺的無影塔與多寶塔、華嚴寺的四獅子塔等，同時石窟庵裏的造像也反映出當時新羅建築藝術的水準。

在書畫藝術方面，新羅受中國影響，出現了一批書畫家，如書法家金生、畫家率居、金忠義等。從流傳至今的眾多新羅碑銘可以窺見其書法的成就，而慶州天馬冢和皇南大冢（98號古墓）出土的天馬圖、騎馬人圖和瑞鳥圖則反映了新羅繪畫的水平。 ^[28] 

新羅早期的兵制為“六停”。統一以後，設置中央軍九誓幢，其中三個由新羅人組成、三個由高句麗人組成、兩個由百濟人組成，一個由靺鞨人組成，此外還在九州駐紮十停（漢州駐紮二停，其他州各一停），是為統一後新羅兵制之基礎。新羅還設有駐紮在五個州的五州誓和戍守北方邊境的三個邊守幢等部隊。 ^[54] 

6世紀，新羅為了培養貴族、確保兵源，實行了花郎制度，要求貴族子弟加入花郎組織，灌輸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戰無退、殺生有擇 ^[48]  ），鼓勵他們衝鋒陷陣，為國犧牲，花郎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黃山伐之戰中以身殉國的官昌。金大問在《花郎世記》中稱：“賢佐忠臣，從此而秀；良將勇卒，由是而生。”因此花郎制度被認為在新羅統一海東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統一以後，花郎的軍事性質逐漸褪色，轉而側重於宗教意義，唐人記載新羅“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也”，可知花郎已成為類似儀式吉祥物的存在。 ^[12] 

新羅的主體民族是辰韓人，但並非單一民族國家。在統一以前，國內就“雜有華夏、高（句）麗、百濟之屬” ^[55]  ，此外還包括其兼併的弁韓人的伽倻聯盟，這些族羣在統一前就融合為新羅人。

隨着新羅統一海東，大量高句麗和百濟遺民成為新羅的國民。新羅將高句麗和百濟的貴族安置於五小京，按原有官階授予相應的新羅官階，維持他們的貴族地位，同時將高句麗和百濟遺民編入軍隊（九誓幢）中。其中流亡新羅的高句麗遺民約33萬人，他們是今日朝鮮（韓）民族的一個來源，但不是主源。 ^[56] 

在骨品制下的新羅社會，王室與貴族過着奢華的生活，尤其是在統一新羅時代。當時金城修建了臨海殿、雁鴨池、鮑石亭（內有曲水流觴）等園林建築，供王室享樂。《新唐書》記載新羅“宰相家不絕祿，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豬稱之”。 ^[41]  貴族所居的王京在9世紀後期發展為擁有178936户、1360坊的大都市 ^[57]  ，“城中無一草屋，接角連墻，歌吹滿路，晝夜不絕”。 ^[58]  然而與王室和貴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揹負沉重賦税與徭役負擔的平民與奴隸。隨着新羅貧富懸殊的擴大，最終引發了9世紀末的土崩瓦解。

據中國史書記載，新羅最重視元日，每逢正月初一不僅慶賀歡宴，還會祭拜日月神。 ^[55]  此外，八月十五日也是新羅的一個重要節日，新羅王在這天“設樂飲宴”，還會舉行射箭比賽。 ^{[49]  [55]}  據《三國史記》記載，該節日始於新羅早期儒理尼師今時期，是為女子織麻競賽的“嘉俳”活動而設。 ^[59]  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圓仁亦在日記裏記載了“八月十五日之節”，並稱“斯節諸國未有，唯新羅國獨有此節”，他還轉述一位新羅老僧的話，説此節是為紀念新羅與渤海國打仗獲勝而設。 ^[60]  但此節主要是宴樂慶祝，跟中國以賞月為主的中秋節有所不同。

新羅早期服飾比較單調，史載“朝服尚白” ^[49]  ，官員所戴之冠類似中國古代的皮弁 ^[61]  ，與高句麗、百濟服飾相似。 ^[55]  而國王則戴着一種新羅特色的金冠。648年，金春秋出使唐朝，獲賜大唐衣冠，翌年回國後，真德女王採納其建議，下令將新羅官服改為唐式。664年，文武王命婦女也穿唐服，“自此已後，衣冠同於中國”。 ^[62]  唐朝亦稱讚新羅“中夏軌儀，衣冠素襲”。 ^[91]  但從中國史書的記錄來看，其服飾仍有若干特色，如《新唐書》載新羅“男子褐褲，婦長襦……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彩飾之”。 ^[41] 

新羅多山，也非常崇拜山嶽，中國史書記載新羅“好祭山神”。 ^[49]  新羅貴族商議國家大事，必選四靈地——東青松山,、南虧知山、西皮田、北金剛山，其中三處均為山嶽。 ^[63]  新羅統一後，即效仿中國封三山五嶽，三山為奈歷、骨火、穴禮，為上祀；五嶽為東嶽吐含山、南嶽地理山（智異山）、西嶽雞龍山（雞籠山）、北嶽太伯山（太白山）、中嶽父嶽，屬中祀；此外還有屬於下祀的24座山嶽。 ^[64] 

統一新羅時代，唐朝的大量風俗傳入新羅，流行於貴族階層。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飲茶。據説在善德女王時，新羅就有茶，但並不流行。828年，新羅使臣金大廉在獲唐文宗下賜的茶種，新羅興德王下令種植於智異山。從此，飲茶之風開始盛行於朝鮮半島。 ^[65]  此外，圍棋也在新羅非常流行。唐玄宗聽説新羅人善弈，專門派圍棋高手楊季膺充任弔祭（聖德王）兼冊立（孝成王）副使，擊敗所有新羅棋手。 ^[49]  不過在9世紀後期，一位叫樸求（一作球）的新羅人曾成為唐朝的棋待詔，説明當時新羅的棋藝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66] 

新羅與高句麗有一定的淵源。據中國史書記載，有説法是新羅為公元3世紀魏將毌丘儉破高句麗後所遺留的高句麗難民後代。 ^[55]  雖然此説未必屬實，但也反映出新羅和高句麗之間很早就存在相當規模的人員流動。6世紀新羅的強盛，據説也與大批高句麗人來投奔有關。 ^[55]  因此，新羅受高句麗影響較深，梁元帝《職貢圖》記載新羅“其俗與高（句）麗相類” ^[67]  ，《隋書》記載新羅“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句）麗、百濟同” ^[55]  ，新羅的君主頭銜“居西幹”、“麻立幹”和十七等官階也被認為是高句麗官制影響下的產物。 ^[37] 

新羅早期從屬於高句麗。好太王碑記載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所以高句麗在倭國入侵新羅時出兵五萬相救，而新羅君主也為感謝高句麗再造之恩而首次親赴高句麗朝貢。 ^[2]  《三國史記》也記載於新羅曾派王族實聖、卜好等到高句麗當人質。 ^[68-69]  1946年，在慶州的一處新羅古墓中出土了刻有“乙卯年國罡上廣開土地好太王壺杅十”銘文的銅壺，推測為高句麗的下賜品，也是當時新羅與高句麗密切關係的物證。 ^[70]  1979年，在韓國忠州發現的一塊5世紀的高句麗殘碑中，提到高句麗和新羅兩國君主結為兄弟關係，但又有高句麗賜服於新羅君臣的記錄，顯示出高句麗居於新羅的上位；並提到“新羅土內幢主”，推測為高句麗在新羅境內的駐軍首領；又稱新羅為“東夷”，可知高句麗似乎並未將新羅視為同族之國。 ^[71] 

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標誌着其重心南移。在高句麗的壓力下，新羅又在433年與百濟結盟，以抗衡南進的高句麗，5世紀中葉後逐漸擺脱了高句麗的控制。551年，新羅與百濟聯合奪取了高句麗漢江流域，而後新羅又揮師北上，佔領大片高句麗土地，將疆域拓展到蓋馬高原。進入7世紀以後，高句麗開始反撲，此後兩國間戰爭頻繁。642年，以大耶城為首的新羅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濟奪取，新羅謀求與高句麗合作來對付百濟，但高句麗趁機向新羅索要竹嶺（今韓國忠清北道丹陽郡一帶）以西、以北的高句麗故地，於是新羅轉而請求唐朝出兵相救，並聲稱高句麗與百濟結盟，希望借唐朝之手滅此二國。645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之際，新羅就出兵五萬呼應，佔領高句麗水口城（位置可能在今朝鮮黃海北道平山郡）；655年，高句麗又佔領了新羅33城。660年，唐朝決定先滅百濟，再滅高句麗，新羅亦出兵配合，於660年滅百濟，668年滅高句麗。然而，新羅不願唐朝久駐朝鮮半島，於是又利用起高句麗殘餘勢力來牽制唐朝，不僅在高句麗滅亡第二年就接納了高句麗王族安勝（安舜）及4000餘户高句麗遺民，還派薛烏儒北上援助高句麗遺民與唐軍作戰，失敗後仍繼續收容高句麗遺民。670年，新羅以“興滅繼絕”為由，封安勝為高句麗王（674年改封報德王），安置於西南部的金馬渚（今韓國全羅北道益山市）。680年，新羅文武王嫁妹於安勝。683年，神文王取消報德國，賜安勝姓金，徙居金城。翌年，國王安舜的族子大文率金馬渚的高句麗遺民作亂，神文王出兵平叛，徹底解決了統一海東後的遺留問題。 ^[72] 

中國史書記載新羅國王是從百濟跨海而來，但似乎沒有旁證。 ^[55]  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2、3世紀，百濟和新羅之間就時有戰爭。4世紀末，百濟聯合倭國入侵新羅，被高句麗擊退。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後，新羅才與百濟逐漸聯合，433年兩國結盟，新羅在百濟的支援下襬脱了高句麗的控制。475年，高句麗大舉進攻百濟，儘管新羅應邀出兵1萬來救，百濟都城漢城（慰禮城）還是為高句麗所破，蓋滷王亦死於戰亂中。不過新羅救兵的趕到還是迫使高句麗撤軍，使百濟得以從容遷都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市），保全國脈。遷都熊津後百濟需要強化與新羅的同盟關係來恢復國力，於是百濟東城王在493年向新羅求婚，炤知麻立干將伊飡比智之女嫁給他，使兩國關係升級為聯姻關係。此後六十年間，兩國關係雖然有過波折（如501年百濟設柵於炭峴，以備新羅），但總體而言還是維持着同盟關係。 ^[73] 

551年，新羅與百濟聯手攻打高句麗，奪取了漢江流域，其中新羅佔領了漢江上游10郡，百濟佔領下游6郡。新羅又覬覦漢江下游，於553年奪取了百濟所屬的6郡，554年又在管山城打敗了前來報復的百濟軍隊，殺百濟聖王。從此新羅和百濟間120年的同盟關係徹底破裂，兩國反目成仇。7世紀以後，恢復國力的百濟開始向新羅反撲，此後兩國戰爭不斷，百濟成為新羅的主要敵人。新羅起初尚能抵禦百濟，但同時也遭到高句麗的入侵，可謂腹背受敵，於是漸難招架。642年，大耶城為首的新羅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濟佔領，連新羅通往中原的出海口党項城也受到百濟威脅。此後，新羅積極謀求借唐朝之力來消滅敵國，化解危機。新羅不斷向唐朝告發百濟與高句麗結盟的事實，以加劇唐朝對百濟的惡感。現代有學者認為，所謂百濟與高句麗結盟是新羅捏造的一面之詞，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是新羅利用唐朝對高句麗的敵意來嫁禍百濟的一種外交策略而已。 ^[74] 

660年，唐朝發兵討伐百濟，新羅亦積極出兵配合，於黃山伐（今韓國忠清南道論山市燕山面）與百濟軍決戰，最終殲滅了階伯所率的百濟精鋭，從而實現與唐軍會師百濟都城泗沘（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滅亡百濟。其後三年，新羅又與唐軍聯合鎮壓了百濟復國運動。然而，唐朝復立百濟王子扶余隆為熊津都督，新羅文武王迫於唐朝要求，在就利山與扶余隆會盟，約定新羅與百濟（熊津都督府）互不侵犯。但新羅對百濟故地覬覦已久，於是在670年悍然出兵侵略唐朝熊津都督府，以其地為所夫裏州，到672年完全兼併了百濟故地。 ^[75] 

新羅早期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比較疏遠。西晉太康年間，曾有兩次辰韓朝貢的記錄，據推測很可能是新羅（斯盧國）。377年和382年，新羅遣使朝貢前秦，其中第二次朝貢的使臣名叫“衞頭”，國王被記錄為“樓寒”（即奈勿麻立幹），貢品則是美女。 ^[76]  502年和508年，新羅遣使朝貢北魏，國號被記錄為“斯羅”。521年，新羅朝貢南梁，國王被記錄為“募秦”（即法興王）。549年，南梁遣使新羅，送佛舍利。《梁書》記載，新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 ^[29]  ，準確來説是因為新羅沒有西海岸的出海口所以才不能“自通使聘”，只能通過高句麗和百濟來實現與中國的交往。因此，新羅遣使前秦、北魏是隨同高句麗使臣，而遣使南梁則是隨同百濟使臣。 ^[77] 

553年，新羅從百濟手中奪取漢江下游，取得了西海岸的出海口，從此得以獨立遣使中原。此後，新羅兩次朝貢北齊，五次朝貢南陳，其中北齊武成帝高湛於565年冊封真興王為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這是新羅君主首次獲得中原王朝的冊封。在中國南北朝時代，新羅與北朝的關係以政治聯繫為主，因此才能獲得冊封；而與南朝的關係則以文化聯繫為主，因此有覺德、明觀、智明、圓光等人進入梁、陳求法，梁、陳也遣使新羅贈送佛舍利與經論。 ^[77] 

隋朝統一中國後，真平王於594年遣使入隋朝貢，隋文帝冊封真平王為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進入7世紀，隨着高句麗、百濟日益強烈的攻擊，新羅所面臨的國際格局日益險惡，真平王打算藉助中原的力量來擊退高句麗，遂於608年命僧侶圓光作《乞師表》，向隋乞師。唐朝建立後，新羅於621年遣使入唐朝貢，唐高祖甚為禮遇，並派庾文素回訪，624年冊封真平王為柱國、樂浪郡王、新羅王（同時冊封高句麗、百濟兩國君主）。626年，新羅、百濟上書告發高句麗的南侵，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海東三國調停，高句麗被迫允諾與新羅修好。642年，因百濟侵佔新羅西境，新羅求助高句麗不成，轉而乞師唐朝，請唐朝討伐高句麗、百濟，唐太宗提示三策，但新羅使者不得要領，因此新羅未能如願。645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命新羅出兵呼應，新羅遂出兵五萬至高句麗南界，佔領水口城。648年，真德女王派金春秋出使唐朝，獲得唐朝厚待，金春秋留其子金文王宿衞，並攜大唐衣冠歸國，在新羅全面推廣，從而極大密切了新羅和唐朝的關係。650年，新羅取消自建的“太和”年號，改用唐朝的“永徽”年號，並獻《織錦太平頌》於唐高宗。至此，新羅名副其實地成為了唐朝的諸侯國。 ^[75] 

接着，新羅就圖謀借用唐朝的力量來消滅百濟、高句麗，因此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後，連年遣使於唐，聲稱百濟、高句麗結為聯盟，共圖新羅。唐朝本來就視高句麗為眼中釘，在新羅的不斷請求之下，決定先滅百濟，再南北夾擊，消滅高句麗。

660年，解決了西突厥問題的唐朝終於劍指海東，出兵13萬討伐百濟，武烈王亦被任命為嵎夷道行軍總管，派金庾信領兵5萬與唐軍夾擊百濟，迅速滅亡百濟，其後又同唐軍合力鎮壓百濟復國運動。然而，唐朝在滅亡百濟後設置了熊津都督府為首的五個都督府，實施羈縻統治，令覬覦百濟故地的新羅心生不滿，663年，唐朝更以新羅為雞林州都督府，讓新羅文武王兼任雞林州大都督，更讓新羅對唐朝產生警惕，正如金庾信所説“犬畏其主，而主踏其腳則咬之” ^[78]  ，説明新羅已經有了與唐朝開戰的覺悟。儘管如此，還有高句麗尚未平定，因而新羅並未與唐撕破臉，還於665年迫於唐朝壓力與百濟王子扶余隆會盟於就利山。

668年，唐滅高句麗，新羅亦派兵會師平壤，與唐軍一起入城。此後唐朝設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試圖控制整個朝鮮半島。新羅便開始接納安勝（安舜）為首的高句麗遺民，並援助他們搗亂。670年開始入侵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挑起唐羅戰爭，到672年完全兼併了百濟故地，並屢次襲擊唐朝船隊。674年，唐朝派劉仁軌、李謹行討伐新羅，新羅兵敗七重城（今韓國京畿道坡州市積城面），其北部防線被突破，翌年劉仁軌被召回，李謹行屯駐買肖城（今韓國京畿道楊州市），三戰皆捷。在唐羅戰爭期間，文武王三次遣使入唐謝罪，此時唐朝西部因吐蕃入侵而再次吃緊，唐朝的精力轉移至對付吐蕃，只好順水推舟，收縮海東經略，撤回征討新羅的兵力，於676年將安東都護府從平壤遷到遼東，默認了新羅對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區的控制。 ^{[75]  [90]} 

儘管670年到676年間，新羅和唐朝因共同利益的消失而產生過摩擦和衝突，但兩國的宗藩關係並未因此中斷，新羅仍奉唐正朔、入唐朝貢、受唐冊封，自稱“大唐新羅國”、“有唐新羅國”，並在685年在國都創建望德寺以“奉福唐室”，並立祠祭祀蘇定方、薛仁貴等滅百濟或高句麗的唐將，新羅末年的興德王陵碑依然提到“帝為我滅高（句麗、百濟）”，可見新羅對協助其統一海東的唐朝始終懷有感恩意識。 ^{[79]  [92]}  到了8世紀，唐羅關係全面升温，新羅於733年幫助唐朝討伐渤海國，唐朝也在735年正式承認新羅對浿江以南的主權。這種朝貢-冊封關係比較穩定地保持至唐亡。終唐一世，有據可查的新羅遣唐使達178次之多，頻度居唐朝外藩之首，甚至唐玄宗、唐僖宗幸蜀之際，也有新羅使臣奔赴行在所——成都朝貢。即使在唐朝滅亡後，新羅也堅持不懈地向後梁、後唐朝貢，直到其滅亡前夕為止。 ^[80] 

除了政治上的封貢關係外，新羅在經濟、文化上同唐朝也往來也十分密切。許多新羅人前往唐朝貿易或發展，因此在唐朝登州、楚州、揚州等地形成了新羅僑民社區——新羅坊或新羅所。在文化上，新羅多次請唐朝賜書，最重要的途徑是派遣留學生。新羅自唐貞觀年間開始派遣子弟入讀唐朝國學（國子監），此後兩百多年間，至少有2000多名新羅人留學唐朝。9世紀以後，不少新羅留學生還參加唐朝科舉考試，中賓貢進士，最傑出的代表者是崔致遠。這些新羅留學生回國後往往受到重用，極大促進了新羅對唐文化的吸收。除了留學生外，還有大量留學僧入唐求法，其足跡遍佈大江南北，最有名的當屬修行於九華山、被視為地藏王菩薩化身的新羅王子金喬覺，此外還有經唐朝西行印度取經、留下《往五天竺國傳》的慧超。洛陽龍門石窟也有新羅人開鑿的像龕。 ^[81]  總之，新羅與唐朝持續200年以上的密切而友好的交往不僅冠於唐代中外關係，縱觀整個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史上也可謂是空前絕後。 ^[79] 

新羅早期與倭的關係不詳。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早期大臣、發現金氏始祖金閼智的瓠公就是渡海而來的倭人，還記載了4世紀以前新羅與倭國的和戰（基本上是倭國入侵新羅）。而日本方面則記載新羅王室始祖為日本開國之君神武天皇之兄稻飯命，並且仲哀天皇之妻神功皇后於公元200年親征新羅，迫使新羅國王“波沙寐錦”向日本俯首稱臣。這些記載雖然都流於傳説，不足取信，但也可反映出早期新羅與倭之間的人員流動及軍事衝突。 ^[82] 

4世紀末，新羅遭到倭國侵略，高句麗好太王於400年出兵援救新羅，驅逐倭人。但當時新羅甚為弱小，仍只能屈服於倭國，所以奈勿麻立幹在402年派王子未斯欣入倭為質（後被新羅義士樸堤上救出）。438年，倭王珍向南朝宋朝貢時，自稱“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此後濟、興、武三位倭王也從南朝受封此號，顯示出倭國對新羅等朝鮮半島國家以宗主國自居的事實。5世紀中葉以後，隨着新羅的逐漸興起，與倭國的關係也不再居於被動地位，因此日本史書有新羅（斯羅）“不事中國（倭國）”、“不畏天皇（大和大王）”的記載。當時洛東江下游的伽倻諸部被倭國稱為“任那”，視為“官家”（直轄地），新羅自6世紀以來不斷蠶食伽倻，倭國無力援救，最終伽倻於562年被新羅吞併。倭國咒罵新羅“西羌小丑，逆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並扣留新羅使臣，聯合百濟攻打新羅，恢復伽倻，結果失敗。新羅亦不斷遣使倭國，使兩國關係逐漸緩和。但是到了7世紀中葉，隨着新羅倒向唐朝，與百濟結盟的倭國再次疏遠新羅，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就是651年倭國藉口新羅使臣知萬穿着唐朝官服而驅逐出境，甚至企圖討伐新羅。660年，百濟滅亡，倭國出兵援助百濟復國軍，被唐軍打敗，其勢力也徹底退出朝鮮半島。 ^[82] 

668年高句麗行將滅亡之際，新羅文武王派金東嚴出使倭國，試圖恢復與倭國的關係，此舉被認為是新羅要借倭國以牽制唐朝。此後至8世紀，新羅與日本（670年，倭改國號為日本）往來頻繁，不僅新羅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援，日本亦希望從新羅的途徑輸入唐朝典章文物，以建設律令制國家，同時也通過新羅購入大量唐朝乃至西域物品，根據奈良正倉院所藏古文書“買新羅物解”，日本從新羅輸入的物品有香料、顏料、染料、藥材、綿、絲、絹、鏡、人蔘、松子等。進入8世紀後，唐與新羅的關係升温，新羅與日本的關係隨之降温，並且新羅拒絕對日本行“蕃禮”，因此日本在737年和759年兩次議論討伐新羅，新羅國王也在742年和753年兩次拒見日本使臣。兩國關係在9世紀時逐漸中斷。 ^[82] 

9世紀以後，隨着新羅中央集權的衰微、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力削弱，新羅地方豪族逐漸興起，其中不少豪族勢力幹起海盜的勾當（韓寇），劫掠日本，甚至奪取日本官府貢物，日本清和天皇於870年遣使奉告各大神宮與山陵，哀嘆“彼新羅人、我日本朝久世時相敵來，而今入來境內，奪取調物，無懼沮之氣，量其意況，兵寇之萌自此而生。我朝久無軍旅，專忘警備，兵亂之事，尤可慎恐”，祈求神明佑助，擊退韓寇，從中可知新羅入寇對當時日本所造成的衝擊。 ^[83] 

7世紀末，渤海國興起於白山黑水，起初也曾與新羅修好，新羅授渤海開國之君大祚榮以“大阿餐”的官階。但其後與渤海關係惡化，並在733年應唐朝要求出兵討伐渤海。此後，新羅和渤海的關係並未好轉，新羅於826年在浿江築長城三百里，以防渤海南下。不過，新羅也曾於790年和812年遣使“北國”（渤海），説明其並非完全與渤海絕交。總體而言，新羅對渤海極其蔑視和敵視，在9世紀與渤海人在唐朝發生過爭長事件，新羅稱渤海為“粟末小蕃”、“楛矢國”、“醜虜”，從中可見一斑。 ^[82] 

位於今濟州島的耽羅（乇羅）長期為百濟屬國，百濟滅亡後，其君主徒冬音律於662年遣使稱臣於新羅，新羅冊封為君主為“星主”，從此成為新羅屬國。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