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觀

《新發展觀》共四章，第一章主要論述了發展與增長的新概念以及其意義，並指出了新的研究問題的方法。在第二章中，佩魯將發展中國家中現有的發展模式以及應用的“一般”理論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質疑，指出了兩者之間是不兼容、不合適的，佩魯對這種觀點的論證運用到了發展過程中對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均衡理論的應用。在第三章中，佩魯表述了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一些理論以及政策，其中運用辯證的方法對在發展過程中的政治與經濟問題進行了論述。第四章是該書的核心，佩魯以嶄新的價值觀重新衡量了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和發展領域的新方法與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之間的價值，作者在這一章中也探討了文化價值與經濟利益之間的潛在衝突。 ^[1] 

1979年8月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舉行“研究綜合發展觀”的專家會議。會議召集了來自各國的十八位專家以及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院和拉丁美洲新聞高級研究國際中心的代表，共同探討國際經濟新秩序和新發展問題。這次會議結束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託弗朗索瓦·佩魯撰寫一本著作以補充報道專家會議的討論成果。1981年佩魯創作出以《新發展觀》為題的報告，該書寫作目的是抨擊以往傳統發展觀的侷限性，並提出適合未來發展的新發展觀，新發展觀必須對未來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指引作用。 ^{[1]  [4]} 

佩魯指出，大部分理論在研究社會發展時，都存在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忽略了人的存在。因此，在經歷了長期的沒有達到預期結果的發展之後，人們充分認識到，新的發展應該依據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戰略。這種新的發展方針與傳統發展模式存在如下一些差別：首先是發展的目的不同，傳統模式通常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新發展觀則以社會——人的發展為中心，認為經濟只是一個手段，經濟增長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並不僅僅是指物質需要或個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而且包括與每個民族的文化價值和傳統相一致的一系列複雜的社會、文化及精神需要。其次是發展的層次不同。佩魯的新發展觀徹底修正了發展的純經濟理論，批駁了以市場、供求關係、經濟動因為其軸心的純經濟增長分析及其數字模型。佩魯指出，經濟增長不一定等於發展。他強調，如果人們不從理性和精神的更深層次上認真思考發展問題，那麼，為發展所提出的任何戰略和策略將會是膚淺的，並且是很難達到目的的。這種思考的更深層次，就是要以一個國家所具有的文化價值作為衡量發展的標準。佩魯指出，各種文化價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長的動機的基礎，並且決定着增長作為一種目標的合理性。一個國家如果脱離了自身的文化價值，它的經濟目標最終會以失敗而告終。第三是發展的戰略不同。新發展觀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改造不應該侷限於經濟空間，而應該擴大到整個社會，它們的發展戰略應該是整體的綜合的和內生的。其中，整體性是指在考慮一個國家或整個世界發展時，在各種具體分析之外，不僅考慮人類整體的各個方面，而且在其內在的關係中考慮必須承認的各個方面的不一致。綜合性是指在發展過程中，各種單位和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單一整體，也就是各個部門、各個地域和各個社會階級之間達到一體化，內聚力不斷加強。內生性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中要依靠內部力量和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和利用。第四，新的發展應該是每個國家現實條件的發展，而不是西方可能輸出的模式。新的發展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相互促進，才能保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沒有新的發展，就不可能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不建立國際新秩序，就不能保障新的發展。作者認為，必須改變現存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4] 

佩魯着重指出，任何社會經濟發展決策不能只從單純注重數量關係的經濟觀點出發。經濟學研究本身也必須改變其觀點和方法，從傳統的機械解釋向熱力學解釋轉變。換言之，經濟學須從研究人與財富的關係轉向着重研究人與人之間以及人類羣體之間的關係，在新的經濟理論中，強調的是行為者、他們的活動，以及在使用他們的產生變化的能量修正其物質環境或抵抗其夥伴活動者的能量作用時產生的水準。因而，在新的經濟理論中，發展被視為人們之間以商品和服務，信息和符號為形式不斷擴大、展開的交往。 ^[4] 

另外，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要求，佩魯對所謂整體的綜合的和內生的新發展戰略作了進一步解釋，他指出，新發展戰略同新獨立的年輕的發展中國家的政策要求是一致的。前者的目的在於改組有弊端的發達經濟、調整這種經濟不太協調的流動改變外國控制和人力資源的浪費。後者則是試圖重新制定新興國家同其周圍國家的一切關係，使這些國家擺脱所受到的控制，加強其內部結合，增強其交涉能力。所以新發展戰略實質上包含三個緊密依存的方面：首先，它認為只有擺脱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約束，才能充分發揮人的才能。這就是人的基本需要與購買力的辯證關係。其次，它要求清除或降低各列強所強加似的結構優勢，尋找進入世界經濟網的各種通道。這是獨立與合作的辯證法。最後，它要求工業與農業之間確立一個適度的平衡，這是內部經濟結構和外部經濟結構的辯證法。 ^[4] 

在該書的結尾，佩魯指出，新發展觀所表達的觀點不是規範性的，他不希望在批判一種增長和發展模式的同時，推行另一種模式。他認為，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去選擇適合自己需要和利益的發展模式，制定適合本國社會歷史實際的發展戰略、方式和手段。 ^[4] 

1981年，該書由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社出版，1987年9月，張寧、豐子義合譯的中文本由華夏出版杜出版。 ^[4] 

弗朗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1903—1987），法國經濟學家，社會經濟學派領袖人物，20世紀具有影響力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佩魯對經濟學的貢獻集中在空間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領域，他創作了許多有關政治、經濟的著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新發展觀》《二十世紀經濟學》《權力與經濟學》《經濟與社會》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