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

清末譚嗣同、夏曾佑、梁啓超、黃遵憲等人倡導和實踐了詩歌和散文方面的革新運動。梁延裘等人呼籲提倡白話文。清末民初域外小説的大量翻譯，促使中國文人打破思想封閉狀態，併為他們提供了借鑑和模仿的樣本。

20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科學和民主思潮大量輸入，加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學説的傳播和影響，中國出現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啓蒙運動。新文學運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它是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翼。它的性質與導向、成就與侷限都與新文化運動息息相關。

新文化運動開始後，1919～1926年，李大釗在《國民之薪膽》、《厭世心與自覺心》、《〈晨鐘〉之使命》等文中，闡明瞭一個國家新文明的產生與新文學的勃興之間的關係，認為“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據此他反對“柔靡豔麗”、腐朽沒落的封建文學。陳獨秀髮表《歐洲文藝史譚》的長文，介紹西方進步的文學思潮，並在一篇通信中，針對當時封建文藝“浮華頹敗之惡風”，提出中國文藝應該拋棄“古典主義”而趨向“寫實主義”的思想。胡適在1916年底給陳獨秀的信裏，在批評舊文學腐敗的同時，從“言文一致”的要求出發，首先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概念和改革舊文學的“八事”主張。這些都可視作新文學運動的醖釀和萌芽。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是文學革命的發難之作。他提出文學改良應從“八事”入手，即須方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方法，不做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從不同角度針砭了舊文壇的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流弊，初步闡明瞭新文學的要求與推行白話語體文的立場。他還以歷史進化的眼光，提出了白話文學應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思想。接着，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上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文學革命論》一文，表明了更堅定的文學革命的立場，明確提出“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目標；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從整體上對封建舊文學進行了批評。主張以革新文學作為革新政治和社會的手段。《文學革命論》的發表使文學革命的目標和任務更加明確。《新青年》的文學革命主張很快得到了一些同道和青年的響應。錢玄同在致《新青年》的許多信中從語言文學進化的角度説明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勢在必行，把擬古的駢文和散文家們指斥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説精神上的革新》，探討了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的界説，對於破壞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話散文，破壞詩歌舊韻、重造新韻等問題，都進行了建設性的研討。傅斯年也圍繞“文言合一定製國語”提出了一些設想。

1918年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來概括文學革命的宗旨，力圖通過將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的結合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同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人的文學》，1919年初又發表《平民文學》，提出以人道主義為文學之本。

1919年初陳獨秀撰寫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高舉起科學和民主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學革命的旗幟。李大釗在《新紀元》、《什麼是新文學》等文中認為：“光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光是介紹點新學説，新事實，敍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必須具備“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

1918年冬天，陳獨秀、李大釗創辦《每週評論》雜誌，傅斯年、羅家倫等創辦《新潮》月刊，致力於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和文藝思潮。文學革命的影響迅速擴大。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除了批判各種虛偽艱澀的擬古派文學外，還集中力量批判以黑幕派和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遊戲消遣的封建舊文學。周作人寫了《論黑幕》，剖析了黑幕小説與封建復辟思潮相同的本質；沈雁冰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説》等文中分析批評了鴛鴦蝴蝶派小説“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魯迅在《關於〈小説世界〉》等文中也對鴛鴦蝴蝶派小説進行了批判。此外，封建舊戲曲和變質了的文明戲也是他們猛烈抨擊的對象。這些批判提示了傳統文學“文以載道”、遊戲消遣的思想根源，為新文學創作和理論建設掃清了道路。文學革命的骨幹們還對舊文學各種形式的反抗予以堅決有力的回擊。蔡元培、李大釗、魯迅發文駁斥林紓《論古文白話文之消長》、《致蔡鶴卿太史書》、《荊生》等攻擊新文學的文章；1922年發生了與以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別學衡派的論爭；1925年又發生了與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的論爭。通過與各種守舊派的較量，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倡導變得更加清晰有力了。  

新文學運動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取得了重大的實績。首先是白話文得到了全面推廣，據統計，僅1919年全國出現的白話刊物就有400餘種。

到1920年，一些大型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説月報》等也都開始採用白話文。

1920年1月，當時教育部頒令，凡國民學校低年級國文課統一運用白話文。“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相互推動，迅速擴大了新文學的影響。新文學運動還促進了大規模的文學翻譯活動和外國文藝思潮在中國的傳播。《新青年》先後譯刊了I.S.屠格涅夫、龔古爾、O.王爾德、A.P.契訶夫、H.易卜生等外國作家的作品。《新潮》、《少年中國》、《文學週報》、《小説月報》等刊物也大量登載翻譯作品並介紹西方文藝思潮。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象徵主義、意象派、心理分析派、托爾斯泰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西方思潮在短短几年間湧入中國，並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受不同文藝思潮影響的不同創作傾向的作家又各自組成文學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1年1月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等在北京發起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和1921年6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在東京發起成立的創造社。新月社、語絲社、莽原社、未名社、淺草社、湖畔詩社等文學社團都紛紛成立並顯示了自己的創作實績。  

新文學創作實績的出現要略晚於理論的倡導。

1917年2月於《新青年》2卷6號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後，又於1918年1月第4卷第1期開始發表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白話詩創作，後來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也參加了新詩創作。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魯迅抨擊封建禮教的白話小説《狂人日記》，接着又發表了《孔乙己》、《藥》等，“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魯迅）。稍後，郭沫若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了《鳳凰涅槃》等後來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詩篇，洋溢着浪漫主義的色彩和狂飆突進的精神。新文學創作總的來説帶有明顯的理性色彩和感傷主義情調，同時風格多元。周作人、冰心、王統照、郁達夫、葉聖陶等人都以自己風格迥異的作品呈現了新文學嶄新而豐富的面貌。  

新文學運動存在着一些明顯的弱點，如對待過去的文學作品和西方的文藝思潮缺乏具體分析的歷史批判精神，啓蒙主義的文學觀念導致了過重的功利色彩等。但就其理論主張和創作實績來看，它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學革命，帶來了文學觀念的革新和解放，突破了文言文和僵死的傳統文學格式的束縛，創造了一種具有現代意識和嶄新形式的新文學。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