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

漢獻帝年間，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鹹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曹操主政時，荀彧提出恢復肉刑，為孔融反對。魏國在漢王朝之下建立時，曹操又想恢復肉刑，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籓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肉刑爭議一直延續到魏明帝之時甚至正始年間。 ^[2] 

漢律從蕭何《九章律》起算，叔孫通增加《九章律》未涉及的內容，有了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有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又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體系混亂，內容繁複。

面對這樣繁雜的法律，後人各自撰寫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衞覬又上奏説：“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他的建議得到採納，然而律文煩廣，事比眾多，離本依末，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2] 

魏明帝時，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範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罪作出判決；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法律本身的混亂給了這些司法官員以可乘之機。 ^[2] 

在範洪、劉象兩人案發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不贊同。當時議者百餘人，贊成王朗者多。明帝因吳蜀未平，又寢刑法改革之議。

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2] 

《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

《賊律》有欺謾、詐偽、逾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

《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

《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

《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系訊》、《斷獄律》。

《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

《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

《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辨，《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

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則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

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

《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

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

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2] 

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製為五刑。

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

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

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

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兇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 ^[2] 

“八議”是封建貴族官僚中的八種人犯罪後,享有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制度。具體包括:一、議親，指皇親國戚；二、議故，指皇帝的親密故舊；三、議賢，指朝廷認為“有大德行”的人；四、議能，指有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的人；五、議功，指為王朝建立過卓著功勳的人；六、議貴，指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以及有一定等級爵位的人；七、議勤，指為國家勤勞服務的人；八、議賓，指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上述八種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員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將他的犯罪情況和特殊身份報到朝廷，由負責的官員集體審議，提出意見，報請皇帝裁決，給予寬宥處理。一般情況下死刑均能免除，其他的刑罰則可以降等處理。

“八議”入律，始於曹魏的《新律》。同晉律一樣，《新律》的編修者陳羣、劉邵等也是當時的名儒。陳羣出於潁川世家,自幼受儒家學説的教育,精通經典,主張崇德布化,其奏疏中動輒引用《周禮》《詩經》。劉邵長期執經講學，對禮樂經典也有研究。《新律》在他們的編纂下，吸收了不少儒家學説的內容,，於“八議”的規定就是儒家化最明顯的標誌。自《新律》確立“八議”制度後，隋唐又加以進一步完善，以後各朝都相沿不改。 ^[3] 

曹魏《新律》的主要特點有：

其一，在法典體例上，把《漢律》中規定刑罰種類和刑法原則的“具律”改為“刑名”，並置於全律之首，改變了在原先的《九章律》中具有總則性質的內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的狀況，也不同於《法經》將《具法》列為最後一篇的做法，突出了法律原則在法典中的統領作用，使法典的體例更為科學合理，被後來歷代封建法典所沿用，稱得上我國古代法典編纂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 ^[1] 

其二，在內容上，在漢代《九章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詐偽、斷獄等九篇，並調整了法典中與篇目不統一的內容，使法典的內容更豐富，結構更合理。

其三，規定了維護皇親國戚官僚貴族等級特權的“八議”制度，將《周禮》中的“八辟”制度正式規定到法典之中，這是禮法結合的突出表現，也是法律儒家化的突出表現。 ^[1] 

此外，還改訂了刑罰制度，減輕了某些刑罰。

總之，《魏律》在法典體例和內容上所作的改革與創新，對於後世歷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