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區

新區，又稱城市新區。關於城市新區的概念，目前沒有統一的定義，梁宏志在其博士論文中定義為在距離上離主城較近，經濟發展落後於主城，但與主城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緊密聯繫並享受各種特殊政策，具有各種城市要素功能的區域。馬書紅在其博士論文提出，城市新區是地處主城的郊區，有明確的發展界限，它的發展是城市向郊區延伸的結果。吳文鑫，楊永春等指出城市新區的建設有兩種基本模式，一是在未開發的空間裏重新建設一個新城，二是由於母城的輻射作用將周邊郊區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同化成一個新區，這兩種模式都是在政府的統一部署下形成。

綜合以上概念，城市新區的開發建設應突出以下四個方面：

（一）城市新區開發是在原有城市郊區的一定區域空間內進行；

（二）城市新區的開發建設要有目的進行；

（三）城市新區的開發建設應以滿足一定的城市功能為要求；

（四）城市新區的開發建設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

近年來，我國各大城市均面臨着交通擁擠、就業壓力增大、生活成本高、效率低以及住房問題日益突出等“大城市病”。為解決城市問題日益突出的矛盾，各大城市均在“城市邊緣的新型社會空間”開闢新的空間區域一城市新區。

設立城市新區、發展新區經濟，一方面是為了解決目前由於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加快，導致的發展空間不足，居住環境質量下降、社會矛盾突出等各種“大城市病”問題；另一方面，發揮好城市新區的經濟功能，能夠促進母城與新區空間結構優化，產業結構調整、轉型跨越發展，培育出新的城市經濟增長極，以此來帶動輻射周邊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均衡發展。因此，設立城市新區、發展新區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 ^[1] 

倫敦新城運動

19世紀初，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己將近有100萬人口。城市的密集一方面達到了不可控制的災難性程度；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一種不尋常的活力。災難總要被控制，1854年，倫敦成立了改善工人住房委員會，1899年霍華德發起成立了花園城市聯合會，並在倫敦郊區建設了兩座新城一1902年的萊切沃斯和1919年的韋林。兩次世界大戰後倫敦受到重創，英國政府開始討論重建城市的方案。1942年，英國皇家學會MARS小組的建築師提出一個規劃報告，將倫敦由原來封閉的城市形態轉變為一個開放的、由兩個相互隔離的部分組成的大倫敦。新城運動的理論源於霍華德的花園城市，和衞星城一樣也是為了解決大城市問題，發展中小城市。新城的特點之一是位於城市遠郊，之二則是低廉的農地價格降低了新城的建設成本，當時在倫敦周邊一共根據這種模式建設了11個新城，解決了將近200萬的人口居住問題。這些城區與倫敦有綠帶隔離，距離大概僅為1個小時的車程，範圍相對獨立，雖然有經濟互補、功能獨立等多點優勢，但因為異地工作、交通不發達等當時存在的種種原因，這種模式被證明確實過於理想化，但絕對是在新城建設的歷史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美國城市更新運動

美國城市化開始於18世紀末期，至20世紀20年代基本實現了城市化。其郊區化在二戰之前經歷了萌芽階段和形成階段，到二戰之後，郊區化進程才大大加快，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城市交通運輸條件進一步改善，1956年通過了《洲際高速公路法，自此開始了長達20年的大規模洲際高速公路建設。郊區化引起了一系列的城市問題：人口就業分散化，市中心區人口和財富大量流失，城市中心區逐漸衰落等。同時1954年《聯邦住宅法》針對城市中心衰落的趨勢，要求對住宅區進行重建，並提出了“城市更新”的口號。城市更新運動的萌芽階段是“城市美化運動”，更多的是解決工業化給城市帶來的過度集聚而導致的污染等問題，不過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依然是採取工業化思維。“規則，秩序，唯美”成為當時城市改建的主要指導思想，但以物質環境改造為重點的城市美化運動由於缺乏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而使其意義有所折扣。郊區化加快後，同時住宅法出台，美國更是迎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城市更新運動高潮，城市更新運動本來計劃加強市中心區的功能，恢復城市中心在整個城市中的重要地位，但大量的拆建並沒有帶來預想的生機，反而帶來了一系列問題諸如消滅了城市現存的鄰里和社區，使城市的社會經濟結構遭到破壞，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矛盾。究其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聯邦政府最關注的首先是在於改變地點，其次才是人。

總之，美國城市郊區化是在高速公路、住房政策、種族歧視等系列誘因作用下，形成的中產和富裕階層紛紛湧向郊區尋求好的居住環境，低收入人羣不斷向市中區集聚，使環境更加惡化、財政税賦減少、社會問題嚴重，這就是美國城市郊區化的教訓。曾經影響和預計將會影響美國城市發展的因素，已經作用於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研究城市郊區化因素對城市建設與發展產生的深遠影響，並注重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制定優惠政策調節、注重城市規劃引導等措施的落實，對我國的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將是十分有益的。 ^[2] 

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以區域整合為特徵的發展階段，我國的城市新區建設結合當前形勢取得重大進展。區域整合要求城市格局要適應城市快速發展的需要，做出新的調整。在這種情況下，以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瀋陽沈北新區、鄭州鄭東新區等為代表的全國各地新城區應運而生，成為拉動各自區域經濟的重要增長極。

1990年4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宣佈浦東開發開放。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以更加主動的姿態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從此浦東發展掀開了新的篇章;本着求真務實的開拓精神，結合上海特點，以國際思路進行建設開發，為建設新興國際化大都市努力開拓。

2009年5月，國務院批覆同意原南匯區行政區域劃入浦東新區。新的浦東面積為1210平方公里，佔全市五分之一左右。以此為標誌，浦東進入二次開發新階段。作為上海重要的交通樞紐，浦東國際機場、洋山港、外高橋港區等多種重要交通樞紐均落户浦東，隨着浦東建設的大力推進，生態環境也大為改觀，“園林城區”、“環保模範城區”和“人居環境範例獎”等生態獎項紛至沓來，浦東也成為上海環境質量最好的區域。

浦東新區不僅成為帶動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增長極，也成為向世界展示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重要窗口和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標誌。浦東新區的建設成功，再次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也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經驗。

毗鄰渤海灣的濱海新區緊緊依託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對內地理位置極為優越，天津港是中國最大人工港、城市配套設施完善。對外與日本和朝鮮隔海相望，依靠海洋線這種得天獨厚的運輸方式，擁有廣闊的發展機遇。

濱海新區不但擁有遼闊的海岸線，而且陸地面積也極為廣闊，包括南港工業區、臨空產業區、海港物流區、中新天津生態城等九大產業功能區和世界吞吐量第五位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天津港，濱海新區目前實施“一核雙港、九區支撐”的發展策略。“一核”指商務核心區，由響螺灣商務區、解放路和天鹼商業區、藍鯨島生態區等組成，“雙港”則為天津港的南、北港區，支持着中國最大的人工港高速發展。

2006年3月，瀋陽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戰略決策，將新城子區與輝山農業高新區合署辦公，組建沈北新區。同年10月，新區經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享有市級經濟管理權和國家批准的開發區管理權限，實行封閉式管理。新區規劃面積1098平方公里，人口40萬。

沈北新區是瀋陽重點推進的四大發展空間之一，是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驗區、新型產業的集聚區、生態市建設的先行區、和諧社會的示範區。沈北新區地處東北亞中心地帶、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地區、東北城市羣樞紐重地，素有東北地區“陸上門户”之稱。

沈北新區被授權在行政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管理、科技創新、土地管理、金融創新、對外開放、農村綜合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試，努力打造服務型、效能型政府，現己成為東北最佳的投資服務區。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在瀋陽北部再造一座“生態瀋陽城”，的目標要求，沈北新區將不斷創新城市發展理念，力爭到 2020年基本建成一座由6個各具特色的功能型經濟區組成，綠化率達到50%，形成輝山、虎石台、道義、新城子4個現代化城市組團，城市規模達到300平方公里，人口達到100萬的創新型、生態型、現代化的新城市。沈北新區是瀋陽市重要的發展空間，它的建設和全面興起將拉動瀋陽的全面振興，使瀋陽得到協調均衡的發展，成為東北老工業基地重要的增長極。 ^[2] 

根據系統科學理論與力學理論，城市新區在一定的地理區域位置和空間結構上，可看作由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所組成的系統一城市新區系統，這個系統在環境外力和自身內力的雙重作用下，實現經濟運行和發展。

動力是促使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的根本原因。經濟發展需要動力，動力強大，經濟發展就加速，動力減弱，經濟就發展放緩，甚至出現衰退。城市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對經濟發展過程產生影響的力量因素，它能夠促使並有助於提高城市經濟質量、經濟數量、改善經濟結構以及經濟效果。動力的作用總是體現在一定的空間範疇，動力的指向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方向，經濟結構的轉變與經濟發展的動力直接相關。

對於城市新區這一系統，它總是受到系統內部與外部力的作用。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著名論斷，它深刻揭示了內因與外因的辯證關係。城市新區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與外部動力的劃分方法，揭示了動力的本質特徵，是動力類型劃分的基礎。

人類歷史上早期的城市，是主要通過人類社會與經濟機體內藴的自然生長力和自發調諧力不斷協調而形成的。城市新區的形成與發展與這些老城市的出現方式完全不同，而是新區資源享賦、區位因素、產業集聚效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政策等眾多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產物。

城市新區經濟的發展路徑以新區的建立和建設為起點。城市新區的設立和建成，是新區經濟賴以立足、形成、生長、聚合的基礎性前提，新區的規劃設計、開發建設，是新區設立後最早開展的主要經濟活動，是這些新區長期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啓動。從哪裏起步、往哪個方向去，是確定發展路徑時必須首先解決的兩個基本問題。城市新區的起步模式，既包括它以什麼方式來開發、靠什麼經濟力量來建設的啓動方式、建設動力方面的內容，又包括它按什麼城市類型來設計、按什麼經濟功能來規劃的發展方向、戰略目標方面的內容。

從城市新區經濟發展路徑的起步階段來看，可以根據城市新區開發建設的動力因素及所遵循的戰略目標，將我國的城市新區按起步模式劃分為產業帶動型新區、大學城文化帶動型新區以及大型公建帶動型新區。

產業帶動型

以產業帶動型為主的新區成長的路徑，應從加快產業集聚、壯大產業集羣規模入手。基於產業鏈的優化和提升，發展高端化的特色產業集羣；通過自主創新能力和創新機制的全面提升，加速產業集羣向創新集羣的轉變；通過進一步密切關聯，加強互動，打造良好、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集羣。

大學城文化帶動型

隨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人員、文化向城市新區聚集，將有為教育、科研、文化活動服務的中介機構、諮詢機構、風險投資機構等逐漸進入新區，形成信息產業的初步彙集。到上述第二階段，這種信息產業將形成羣落，依託科研成果、信息產業的先進製造業、創意產業等也將發展起來，支持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最後，隨着城市各要素的集聚，一個典型的以科教文化為依託的城市新區經濟將得到快速的發展。

大型公建帶動型

以大型公建帶動型新區發展的基本路徑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以政府為主導，直接投資推動或者通過以各種融資方式大力興建市政性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性基礎設施，然後通過完備的基礎設施通過“反磁力”來吸引母城以及周邊人力資源、技術、資本以及產業等經濟要素集聚新區。在政府的引導、協調下，各種產業通過自我整合、自我強化內部力作用下，產業開始縱向延伸產業鏈，橫向拓寬產業鏈。最後通過內力與外力的強化作用，城市新區經濟得到持續快速發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