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南陽縣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原河南巡撫于蔭霖。于蔭霖（1838—1904），字次棠，又字樾亭，室園名為“悚齋”。吉林伯都訥廳太平川（今榆樹市黑林鎮）人，咸豐九年（1859年）已未科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湖北荊宜施道、廣東按察使、雲南布政使、福建台灣布政使、安徽布政使、湖北巡撫，光緒二十六年（1900），任河南巡撫，卸任後寓居南陽，應邀監修南陽縣誌。於公為通審書稿、釐正訛舛、且刊且改而嘔心瀝血，於光緒三十年（1904）病卒於南陽寓邸，清廷追封其為地方巡撫加三級、頭品頂戴並在國史館立傳。于蔭霖有《於中丞遺書》十二卷（《悚齋奏議》、《悚齋日記》、《悚齋詩存》等）行世。《清史稿》有于蔭霖傳，其人物條目入編《中國近代史詞典》（1982年版）等多部辭書。

賜進士出身五品卿銜原刑部主事孫葆田。孫葆田（1839～1911），字佩南，山東榮成埠柳不夜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授刑部主事。光緒八年（1882）改任安徽宿松知縣。光緒十一年（1885），調任合肥知縣。孫葆田為人剛直不阿，為官廉政愛民，有“包龍圖復出”之美譽，其目睹官場昏暗，遂“引疾”辭官，專事學問，歷主山東尚志書院、河南大梁書院。山東巡撫李秉衡上疏陳其學行，清廷賜予五品卿銜。曾兩度總纂《山東通志》，至宣統二年（1910）成書百餘卷。未及刊印，於宣統三年（1911）病卒於濰縣。著有《孟子編略》、《校經室文集》等。

光緒25年（1899），孫葆田應南陽知縣潘守廉之邀，為《南陽縣誌》監定，孫葆田以其淵博的學識、豐富的編志經驗，纂定體例、統籌書稿、精心指導，使這部《新修南陽縣誌》問世後成為近代地方史志中的佳作。

賜同進士出身四品銜在任候補直隸州南陽縣知縣潘守廉。潘守廉（1845-1939），字潔泉，號對鳧居士。山東微山縣馬坡鎮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光緒二十三年（1897）署南陽知縣、鄧州知州，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901、1903）又兩次復任南陽知縣。辛亥革命後，退居天津。他喜好收藏、著述，擅詩詞。在河南任官期間，曾著《載桑問答》、《桑蠶要求》、《南陽府南陽縣户口地土物產畜牧表》等。民國以後，在天津編著《濟寧直隸州續志》、《二十四孝圖説並詩》、《淨土清鍾》等，以《作新末議》行世。

潘守廉初任南陽知縣時，鑑於南陽縣誌失修且二百餘年的舊刻漫漶不可卒讀，加之疆域變化，遂設局重修。潘君一方面訪賢納士、延聘學者，一方面籌資遣人，東赴上海、南下漢口購回大批參考資料，為編修南陽縣誌奠定堅實基礎。期間潘君曾先後兩次調任他縣任職，但其始終掛懷南陽修志之事，以信函書札方式協調修志事。當其第三次再任南陽知縣時，力排當時因庚子變亂、土匪肆擾、民教之爭等時局困擾，鋭意競其事，終使該志告成。

賜同進士出身江西福安縣知縣南陽人張鳯岡、揀選知縣南陽人喬景濂、大挑教職夏邑教諭南陽人任學椿、河工縣丞山東人潘矩健、大挑教職蘭儀訓導南陽人魏廷鑑、八旗官學教習優貢生南陽人雷履堂、舉人南陽人張嘉謀。這些當時名甲一方的學者與諸位知名秀才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或引經據典、資考證期，或採獲舊聞、推表山川，合力編纂出了一部涉年較久遠，分類較明晰，內容較翔實的一縣之全書。

據資料介紹：（南陽）縣故無志，明萬曆中，知縣成遜與教諭宋昂創為之。邑人方九功（萬曆十七年進士，南陽縣人，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稱其事核體簡。清康熙三十年，知縣張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舊志，以屬諸生宋景愈等，重共搜輯，成書六卷，書頗疏陋。自是以後，無賡續為之者。同治十三年，吳若烺知縣事，始與教授宋君合議重修，甫開局而吳君去。迄光緒二十五年，知縣潘公守廉復設局重修，歷時6載，成書十二卷首一卷，名為《新修南陽縣誌》，書稿呈報時任河南巡撫貴陽陳夔龍，陳公披覽是書，嘆其深稽詳考、用力宏深、文章爾雅、斐然可觀，欣然為之序，於光緒三十年刊刻問世。

《新修南陽縣誌》體例較為規範，編排較為嚴謹，其中“前序後跋”對該書的編纂背景、成書經過記述的頗為清楚，是一部難得的善本地情史料書。據《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稿》記載：《新修南陽縣誌》以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為標準，全書大抵集故書而成，一一註明來歷，極合著述之法，堪稱苦心經營之作。

《新修南陽縣誌》第一冊為輿圖，除序言、凡例、目次外，另有縣境區劃和衙署圖40餘幅。其中縣境全圖與分保地圖，不僅製圖精美，而且按方定丈定裏之清晰、準確難能可貴，對全縣的四至八到、山川河流、名勝古蹟、寺廟道觀、驛站集鎮、大小村莊、官道、便道、渡口均一一標註，是研究全縣區劃沿革、地名變遷不可多得的參考史料。另外所附南陽城圖、四關圖、縣署圖、學宮圖、試院圖、學堂圖、倉儲圖等對南陽的梅花古城佈局、各級衙署、兵營、寺觀、街道等都標示的非常清楚，是今人瞭解南陽古城全貌難得一見的珍貴史料。

第二至第八冊為卷一至卷十二，分別為沿革、疆域、建置、職官、田賦、學校、祠祀、兵防、溝渠、藝文、人物、雜記，計十二綱三十九目，全方位的記述了南陽縣自遠古至清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發生、發展、變化情況，包含着諸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史料。

例如田賦志記述的每丁攤派賦税銀兩的計量單位精確到小數點後的14位數，即兩、錢、分、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原字為“洱”右邊加“少”）、漠、灰（原字為“廠”下邊一個“火”）；每户或每丁應納地畝税竟計量到十萬分之一畝，即畝、分、釐、毫、絲、忽；諸多名目的土地分別劃分為四類十二等，即金地、銀地、銅地、鐵地，每類又細劃為上中下三等。由於徭役、税賦都是以人口、地畝數為計算基數，民眾負擔又與税制、税目密切相關，因此田賦志對各個時期的人口、土地數量，税制、税目既有概述又有詳記，客觀反映了各個朝代開國之初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到逐漸加重税賦，直至民眾不堪重負而逃亡或生變的規律。

又如兵防志以詳遠略近筆法，簡記周幽王至秦二世時期的兵事，詳述漢初至清季發生在南陽及周邊的戰事，巧妙論證了兵防志開篇“南陽古兵重，天下有事，受禍最烈，至明季至極矣。”（因避諱清統治者，故説“至明季至極”，實際上該志對清末太平軍、義和團在南陽及周邊的活動記述頗詳）的觀點，客觀反映了南陽自古為中原衝要、兵家必爭之地。該志不僅直記歷代兵事，而且還較為詳細的記述了與之相關的兵防、屯衞、驛站、保甲情況，對軍事機構的官吏指數、兵員數量，修築的防禦寨圩、團練成立及管理機制、乃至一天殺數十人的整飭手段，驛站的沿革、設置數量、方位、相互距離、官吏及馬匹配置等都有詳細記載，更為可貴的就連地方官吏苦於迎來送往也都詳加敍述，比如記述知縣李本澤在編纂縣誌驛站篇時，李知縣想起“南來一差，馬非數十匹則百匹，北來一差，馬非百匹則數十匹，事非報捷則緊急軍情，官非王公大人則官長部屬，或日至或夜至或日夜數至......是差繁如雨，知縣變隸人......”時，不禁舐筆淚下。

《新修南陽縣誌》的十志二表一輿圖，靜心細覽，篇篇都有引人入勝處，章章都有鮮為人知事。由於清光緒時期，南陽縣的疆域涵蓋的南陽中心城區和整個宛城區、卧龍區及社旗、方城、南召三縣的部分鄉鎮，因此，《新修南陽縣誌》所記載的歷史信息對這些地方的編史修志、學術研究、歷史文化開發傳承、工作查考均具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