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1948年5月31日，生於前蘇聯烏克蘭的斯坦尼斯拉夫（自1962年屬弗蘭科夫， ^[1]  現為烏克蘭的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

1972年，畢業於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現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 ^[2]  曾擔任德語、歷史學科的中學教師，並在《普里皮亞季真理報》做過記者，專事記者行業後，供職於白俄羅斯《共產主義燈塔》《農村報》《涅曼》等報刊。 ^[3] 

1975年，創作《我離開了農村》，但沒有公開發表，作品記錄了一些離開鄉土者的獨白，其紀實風格已見端倪。 ^[1] 

1976年，成為明斯克一家文學雜誌Neman的記者。 ^[2] 

1984年，在前蘇聯文學期刊《十月》上，發表了以女性的視角審視蘇聯衞國戰爭的非虛構文學《戰爭中沒有女人》（後更名為《我是女兵，我是女人》），該作品受到廣大讀者和評論界的好評；同年，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向她頒發了榮譽勳章。 ^[1] 

1985年，出版紀實文學《我還是想你，媽媽》（又譯作《最後的見證者》《最後一個證人》），記述了二戰前蘇聯衞國戰爭期間倖存者們的回憶。 ^[4] 

1989年，隨前蘇聯作家代表團訪問中國。 ^[2] 

1989年，在《民族友誼》雜誌上又發表紀實文學《鋅皮娃娃兵》，這部作品目的不僅在揭露阿富汗戰爭時前蘇聯部隊犯下的罪行，還從女性的角度挖掘其心理活動，揭示出其中的道德原因，《鋅皮娃娃兵》出版之後，在社會上引起反響，既有讚譽又有詆譭。 ^[1] 

1992年，被阿富汗戰爭的參戰人員及死去娃娃兵的母親聯名告上法庭，接受政治法庭的審判；同年，因《鋅皮娃娃兵》被前蘇聯列為禁書，並在政治法庭接受審判，後因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的抗議而中止，此後電話遭竊聽，不能公開露面。 ^[2] 

1993年，白俄羅斯明斯克特森特拉尼區法院判決阿列克謝耶維奇因沒有如實引用阿富汗參戰人員Головнёвой И. С的姓名，有部分侵犯阿富汗參戰人員的榮譽，需登報道歉並予以經濟補償。 ^[3] 

1997年，創作紀實文學《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又譯作《我不知道該説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悼念切爾諾貝利災難殉難者。 ^[4] 

1998年，獲德國萊比錫圖書獎。

1999年，獲法國國家電台世界見證人獎。 ^[1] 

2000年，因《鋅皮娃娃兵》得罪白俄羅斯當局，受盧卡申科政權迫害，離開白俄羅斯，在國際避難城市聯盟協助下暫居巴黎，後遷居哥德堡和柏林。

2006年，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1] 

2013年，出版《二手時間》，講述前蘇聯解體影響下普通人的生活。 ^[4] 

2014年，獲頒法國藝術和文學騎士勳章。2015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2] 

（參考資料： ^{[1]  [3]}  ）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與個體聯繫緊密，為“小人物”發聲。她關注受創個體的心靈及生命體驗，同時探究如兒童、女兵、娃娃兵等“小人物”的個體創傷，完成對個體創傷記憶的書寫。她關注創傷事件對個體生命的沉重打擊，以及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對於不同個體而言，創傷往往是對心理的一次打擊，打擊常常突然，並伴隨着野蠻的力量，它撕裂了一個人的抵禦機制，以至於個人不可能有效地迴應。創傷首先是關乎個體的，個體也因創傷事件遭遇到無法言説的創傷體驗。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作品中關注不同個體在遭遇創傷事件時的情感體驗，記錄下他們的創傷記憶，同時對個體的悲劇性命運進行探究。 ^[5]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傷見證中，她着重於關注個體的心靈及情感，關注創傷親歷者的情感狀態。她記錄了蘇聯衞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中不同個體的情感流動。阿列克謝耶維奇還通過記錄下不同個體的創傷記憶，完成對創傷歷史的真實見證。創傷記憶首先是關於個體的，它基於個體的創傷經歷以及創傷體驗，並基於個體的多樣性，呈現差異化特徵。此外，創傷記憶是個體親歷性的，具有強烈的情緒化特徵。不同個體創傷記憶的豐富性為呈現歷史真實奠定了基礎。同時，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涉及到20世紀中葉蘇聯衞國戰爭以及20世紀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在其戰爭作品中，她關注個體遭受的戰爭創傷，對個體的命運創傷進行探究。 ^[5] 

獲得諾貝爾獎(5張)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在關注個體的心靈創傷的同時，也將目光上升到集體，記錄下邊緣羣體以及民族的集體創傷記憶，從個體到集體，從微觀到宏觀，把握歷史，記錄苦難與反思。集體創傷屬於社會層面，旨在表現重大歷史事件對於集體內在精神與聯繫的破壞。同個人感知不同，集體創傷往往通過對災難性事件的描述，使特定羣體展開溝通，使集體的創傷記憶得以呈現。集體創傷是指對社會生活的基礎肌理的一次打擊。它損壞了聯繫人的紐帶，損傷了之前人們的集體感。集體創傷緩慢的作用，甚至是不知不覺地嵌入那些遭受它的人們的意識中。所以它通常沒有個體創傷感受的那種突然性，但仍然屬於震驚的一種形式。集體創傷承載着特定羣體的創傷記憶，是對重大災難性事件的見證。 ^[5]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其作品中，也關注到了災難背景下被忽視甚至被排斥的羣體“邊緣人”，她用“邊緣人”探究與社會高度分離的不合羣的人。邊緣羣體處於社會邊緣，受主流羣體排擠，被主流文化排斥。“邊緣”與“中心”是藉由理性劃分的，是由權利建構的，“邊緣”處於理性的壓制狀態。阿列克謝耶維奇將目光鎖定於被社會隔離、排斥的特殊邊緣羣體，書寫他們的情愛以及生死的悲劇性創傷體驗。集體創傷多數通過集體性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是關於暴力和政治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關注邊緣羣體面臨的集體創傷的同時，也上升到民族角度，探究背景下深層次的創傷，作者的創傷書寫無疑具有啓示錄的性質。她在現代性背景下探究科技以及生態創傷，見證民族的集體創傷記憶。 ^[5]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作者力圖打破歷史的宏大敍事方式，將着眼點放在小人物的心靈乃至情感流動的“小歷史”上。她關注邊緣羣體，探究被遮蔽的歷史，而這也正順應了後現代歷史主義的趨勢。她是在寫一部感情史和心靈故事而不是戰爭或國家的歷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從平凡生活中被拋入史詩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們被拋入了大歷史。創傷敍事是對創傷體驗的見證，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創傷事件的回溯。在創作每一部作品中，阿列克謝耶維奇採訪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通過採訪與傾聽見證創傷，並通過非虛構的口述實錄的紀實方式完成對創傷的苦難見證。在創傷敍事中，創傷事件的親歷者的言説至關重要，在回憶與復現的時空呈現中，阿列克謝耶維奇通過多聲部的復調手法，完成創傷親歷者對創傷記憶的多維度敍事，力圖達到創傷敍事的真實性。 ^[5] 

由於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為口述體實錄，用對話、訪談式的結構呈現文本，作品語言呈現出明顯的口語化特徵。採訪者涉及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社會階層，作者保留了講述者不同的語言風格，敍事的語言也帶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徵。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創作過程中採訪了形形色色的人，並以錄音機做記錄，圍繞自己的思想主線，以口述實錄的方式書寫蘇聯與後蘇聯時代人們經歷的苦難，具有創傷的見證意義。在口述實錄的敍事作品中，講述者是作者的採訪對象，此時，作者處於傾聽與受話者的地位，講述者與作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個體對應關係。而在口述實錄文體的敍事的過程中，有作者與受訪者的話語全部都出現的，但大多數口述實錄體的作者一般會有意刪除自己的聲音。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作者話語與受訪者話語均有出現，作者由前期的重視作者話語到後期隱藏作者話語，體現出阿列克謝耶維奇為受訪者發聲的創作傾向。作者有意識地隱藏自我的話語，僅在前言和後記中，作者才發表敍述。將敍事的話語權轉移到受訪者身上，不再顯示自己強烈的思想性和傾向性。作者的缺席，造就了受訪者的話語權利，但作者的隱退也僅是表面的。在創作的過程中，阿列克謝耶維奇使用了近百盒磁帶，保存着近千頁手稿，她作為作者控制着每部著作的構思。話題的確立、談話的發動、話語的走向，乃至行文中每個章節的題目、素材的使用都由作者確定。作為受訪者的人物話語而言，作者的行文構思和篩選無疑屬於更高的層次。作者的創作意圖與思想主旨通過篩選和剪輯出的受訪者話語表現出來。因此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口述實錄作品中，作者話語雖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但作者仍是始終在場的。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講述者通過不斷的回憶復現當時的災難場景，還原歷史的時空圖景，並與處於現實的時空感受交錯，完成對災難性事件的創傷復原。同時，作者關注到講述者的心理時間與意識空間狀態，從而完成對創傷的整體時空呈現。 ^[5]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多聲部的復調手法是其作品的特色之一。她的作品中有着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受訪者作為獨立的個體，不論年齡、職業、階級均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作者不去幹預他們的思想，讓他們可以自由而又平等地説明自己的感受。從這個角度而言，其敍事主體是多元化而不是單一性的，正是由於受訪者“多聲部”的自由發聲，才能使讀者體會到人物內心的複雜世界和歷史的真實。在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主體部分中，其文字幾乎是口語化的語言，幷包含大量的碎片化敍事，作品語言呈現出口語化與破碎化的特徵。在語言形式上，作者有時運用人物之間的對話，有時運用講述者的大段獨白來增強其復調作品的表現力，呈現出獨具特色的復調藝術表現魔力。 ^[5]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對作品的構思中，她沒有采用單一的講述者對創傷事件進行還原，相反讓眾多講述者同時發聲，共同對創傷事件進行多聲部的還原。作品的敍事視角打破了獨白型小説的單一敍事視角，將敍事視角轉變為多元。這樣，作者極大限度地保留了對災難性事件的不同聲音，打破了官方的統一敍事，還原了一個真實而又極富生命力的歷史。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沒有主人公，作者記錄眾多個體的談話，表現眾多創傷親歷者的心聲。她的作品大部分文本用他人的語言創作而成。他者的多元化敍事成為其文本的重要特徵。復調作品的敍事中，有一個問題至關重要，即口述者敍述的事件及內容的真實性。由於講述者受自身記憶變形以及情感因素的作用，其講述內容存在着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讀者往往會懷疑講述者敍述內容的真實性，讀者在閲讀過程中會始終質疑講述者敍事內容的可信性。由於復調手法由多聲部發聲，打破了獨白文體講述者全知全能的角色，其作品的講述者往往處於第一人稱的限知視角，造成了口述者對於歷史的還原往往是僅出於自己的視角。 ^[5] 

她復調式的寫作為我們時代的苦難與勇氣築起了一座豐碑。（諾貝爾獎評委會評） ^[6] 

她自己沒經歷過戰爭，通過採訪真實還原戰爭中的小細節，寫出了最真實的戰爭。（翻譯家高莽評） ^[7] 

因涉及蘇聯歷史上富有爭議的主題，阿列克謝耶維奇常將自己置於險境，她挑戰過往敍事，並重新審視歷史事件對普通人的影響。（《紐約客》評） ^[8] 

（阿列克謝耶維奇）口語敍述的歷史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充斥着面對命運時的無奈、艱苦卓絕的勇氣，以及濃厚的黑色幽默，如同不可磨滅的X光透視着俄國人的靈魂。（《出版人週刊》評） ^[8]